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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充分发扬了民主的党代表大会
胡耻昌
贵州省都匀县的首次党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是在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中进行的。
在开大会以前，原县委就以十分严肃的态度准备了向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会议开始后，主席团强调要开好大会，一定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原县委委员要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县委书记在作工作报告中，首先作了比较深刻的全面的自我检查；并且表明欢迎代表们大胆提出批评和意见。
在讨论县委的工作报告的时候，代表们把县委一年来领导群众所取得的工作成就，看作是全党的胜利和光荣，因此，毫无遗漏地加以总结和肯定。接着代表们大胆地揭露了原县委在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在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县委不从本县实际情况出发，盲目地提高生产指标。今年县委订的粮食增产指标有两个：向地委报告的是增产62.75％；向群众要求的是增产70％。代表们认为这两个指标都不切合实际。大家一致认为将今年的粮食增产指标，修改为40.7％才切合本县实际情况。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凤麓区代表揭露出来这样的事实：凤麓区原订的生产指标是在去年基础上增产70％，实际上已经很高，但是县委说：“麦冲区已订增产100％了，你们才订70％！”县委这样一说，凤麓区的“千斤区”就出现了。纸房乡党支书蒙敬斋说：“当时，为了避免领导批评我们思想保守，别的社喊千斤的时候，我就喊一千二，别的社喊一千二，我就喊一千五，总之，我们完不成，他们也完不成。”
代表们又指出：县委在兴修水利的指导思想上，同样存在着重量不重质、盲目贪大的思想倾向。县委同区委书记研究水利工作的时候，几乎每次第一句问的总是：你那区一万个工以上的大水利工程有几处。而对于研究兴修更多更现实的小型水利则重视不够，好像认为小型水利无济于事。会上，代表们揭露了县委在迎恩乡亲自掌握兴修的一个大型水库，用去了二万多个工，还不能保证春耕用水的需要。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勤俭办社的方针。
代表们对县委在迎恩农业生产合作社亲自掌握制定的劳动定额方案，也提出了批评。大家批评这个定额方案的指标是偏高的，不但在其他农业生产合作社行不通，就是在本社也行不通。代表们说：我们拿着这个方案很为难，往下贯彻执行，群众不接受；不贯彻执行，领导又要批评我们思想保守。实行这个劳动定额方案就要“劳民伤财”。
代表们不仅对县委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而且对县委委员的思想作风，也都提出了意见。在县委书记管英才同志检讨了自己的骄傲情绪、工作不深入以后，坝固、王司、平浪三个区的代表都进一步地向他提出了批评，说县委书记很少深入到边沿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工作。凤麓区的代表也提出：王司区试办了一个二十七户的合作社，就有十三户退了社，平浪区的粮食统销中的问题，从去年闹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和县委书记不深入不了解情况有很大关系。城关区的代表说：城关区委会离县委这样近，管英才同志来都匀一年多，只去过两次。
大会进入另一个中心议题——选举新的县委会和出席省党代大会的代表。代表们严格地审查了主席团提出来的十九名县委候选人，对他们思想作风方面的缺点和错误，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批评全面深入开展起来后，主席团及时召开了会议，研究代表们的批评和意见，分别作了处理。如对半数代表都不同意作为县委候选人的个别人，就取消候选人资格，提出代表们所满意的优秀党员作为县委候选人；对于代表们一致认为检查不够深入的个别县委候选人，责成他重新检查，并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对代表们提出的其他意见也都一一做了妥善的交代和处理。这样，代表们都很满意，说自己的每条意见都被重视，都有着落。
代表们对审查县委候选人的态度是：对其中错误特别严重的，而又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作深入检查的个别县委候选人，就提议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对错误虽较严重，但有决心改正错误的，代表们仍同意他作为县委候选人，不过指定他向大会作检查，看他检查的深刻与否最后才确定选或不选他为县委委员；对于那些原来就积极工作的县委委员，和从各方面吸收进来作为县委候选人的优秀党员，代表们一致赞同他们作为县委候选人，但对他们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也都提出了批评。代表所以这样认真的审查候选人可以从他们的发言中得到答复，他们说：“都匀县十六万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提高和改善，完全寄托于县委的领导，如果选举了不能胜任的人，就会给党带来很大的损失，给都匀县人民带来损失！”，这样选出来的十九名县委委员，都是代表们所要选举的人。
大会还以同样认真负责的态度，选出了五名出席省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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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幸福的晚年
北京市第一养老院访问记
本报记者 葛娴
人们都很关心，我们国家是怎样妥善安置那些无依无靠、无家可归和无法维持生活的老年人的呢？我在访问了北京市第一养老院之后，就可以告诉人们，这些老年人住在养老院里，生活得都很好。
在北京，同样的养老院有三个。在这三个养老院里，住着一千多个五十五岁以上的孤单的男女老年人和残废者，他们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
在北京市第一养老院住着的五百多个孤老头子和残废者，他们大多数是在旧社会里被遗弃了的劳动人民。其中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做工，直到老年，旧社会仍然使他们一无所得。有的流落街头行乞，有的被摧残成为残废，有的失去了劳动力，无法维持生活。在这些人中，虽然有的人在旧社会里也曾染上了很坏的习气，甚至有过为非作歹的坏行为。但是，由于人民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教养，使这些人有了很大的转变。人民政府在解放以后，接收了国民党的安老所，并使它变为名符其实的养老院以来，社会上的这一群孤苦的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为第一养老院的这些老年人住在新盖的一百五十间房子里，住房是朝南的，阳光可以通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屋里来。
第一养老院的院长告诉我，老人们的生活用品完全是由国家供给的。因为老人们怕冷，所以冬天发给他们的棉衣和棉被都是很厚的。现在已是初夏，老人们都换了服装。我在一间专门住着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室里，看见了九十八岁的老人阎振声。这个老人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地主家看庄园，一生没有过过安稳的日子。解放后他进了养老院，安静的生活使他的心情变得愉快起来，精神也好了。今年一月间，院里为大家又作了一次体格检查，没有发现有营养不良的现象。
在这个养老院里，还有浴室、理发室和一个供文化娱乐用的大礼堂。诊疗室里三百多种药品，足可以治疗老人们的一般疾病。如果病人需要隔离休养，可以住病人疗养室。如果有慢性疾病需要长期休养的，还可以到一个专设的疗养所里去疗养。今年体格检查以后，已经有三十七个老人去疗养了。
每天，老人们喜欢一大早就到院子里散散步、浇浇花。然后，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很干净。曾经在旧社会里当矿工被石头砸断了腿，因而失了业，行乞十年的卞喜才，现在成了全院的卫生模范。卞喜才向我说：“要不是共产党救了我，我这付骨头也寻不见了。”我去访问的那天，卞喜才同几十个老人正在大礼堂里进行编组学文化。最近，院里有八十多个老人报名参加扫除文盲的学习，积极要求学文化。
一到晚上，大礼堂里就热闹起来了，不是唱戏就是下棋。老人曲艺组和老人京剧组既有演唱的工具，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京剧、评弹、大鼓、快板、说书样样都有。丰富有趣的文化娱乐生活，使这些老年人变年轻了，有精神了，也使他们感到生活在集体大家庭里，是很快乐的。
我在第一养老院里还发现：许多老人热情、愉快地劳动着。在一间编包生产室里，我看见了好几个白胡子的老头，他们所编出的草提包也一样细匀、好看。在今年第一季度中，他们为合作社编好了二千多个草提包。他们除编包、糊火柴盒，纳鞋底，养猪和做豆腐之外，还种一部分油料作物。院长告诉我：老人们进行手工生产的收入，60％是归个人，40％是办集体福利。农业生产70％都归个人所有。许多老人都认为，能参加一些适合于自己身体条件的轻微劳动，不但可以调剂精神，还可以使身体更加健康。生产所得，既增加了集体的福利，又增加了个人的收入，所以老人们的劳动兴趣都很好。他们也为能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而感到光荣。院长告诉我：在我们这里是以养好为主的，对一些年纪太大的和身体弱的老年人，还专门有人来照应他们，所以生活在这里，一切都不用自己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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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中等专业教育
全国中等专业教育会议讨论十二年发展规划
全国中等专业教育会议二十二日在北京结束。这次会议讨论了中等专业教育十二年发展规划，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办好中等专业教育等问题。
会议指出，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中等专业教育今后应当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培养工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时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开展，培养农业的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为了适应第二个五年计划对中等专业干部的需要，在最近三年内，中等专业教育要加速发展；同时要积极发展业余中等专业教育。在中等专业教育中，必须认真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努力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教学改革。
会议认为应该发掘潜力，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到中等专业学校任教。会议还讨论了发挥学校现有教师积极性的措施。会议认为，对中等专业学校教师渴望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热情必须加以领导和支持；教师向科学进军，必须从精通本行业务做起，按照国家的需要把进修学习和教学工作结合起来。
会议是从十四日起召开的。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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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
将召开第六次科学讨论会
中国人民大学将在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二日召开第六次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将进行全组和分组讨论。参加讨论的题目共有四十个。其中，有胡锡奎的“关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苏联专家毕尔曼的“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赢利的若干问题”，齐一的“鲁迅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观点”，胡兆量的“论经济地理学界意见的分歧”，陈学易的“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和斗争的基础与特点”，方华、尹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戴逸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等等。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研究生外，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北京各高等学校及政府有关部门的专家及学者也将被邀参加。会议最后将作科学讨论会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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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等地科学普及协会
广泛宣传科学技术知识
沈阳、旅大、鞍山等地科学普及协会的一千五百多名会员，曾经作了2，472次讲演，编写出版了242种通俗小册子和讲稿，广泛地宣传了各种科学技术知识。旅大市科学普及协会为工人举办了六十五个看图学习班，参加学习的工人共有二千二百人，其中90％的工人考试获得了良好的成绩。沈阳农业机械厂工人李绍恭听了“速成看图法”讲课后，改进了二十四行播种机上的播种盒和左右胎具，提高工作效率33％。旅大市科学普及协会向农民印发了积肥、饲料、园艺等十三种农业技术资料共四万五千册，并为农民举办了有关夜盗虫、天文气象、妇幼卫生等多种展览会。农民看了展览后说：“原来夜盗虫是从夜盗蛾变成的，不是什么神虫，只要捕净夜盗蛾就可以防治了”。
（本报驻沈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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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贯彻执行发展少数民族语文的政策
蒙古语族语言讨论会在呼和浩特举行
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二十二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开会。这是由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筹备处和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的。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哈丰阿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是为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少数民族语文政策和更好地开展蒙古语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工作而召开的，会上将讨论蒙古文字的改革和推广新蒙文的问题，还要对蒙古语族其他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文字创立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从北京到呼和浩特来指导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蒙古族人民很早就有改革自己文字的愿望，但是，只有在人民掌握了政权的今天，才有改革文字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一向重视帮助兄弟民族创立文字和改革文字的工作。去年召开的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制定的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初步规划中，曾规定组织第五工作队专门负责蒙古、达呼尔、东乡、保安和土族等语言的调查研究和协助进行蒙文的改革工作。这次会议有蒙古语族的各族：蒙古、达呼尔、东乡、保安、土族的代表参加，对广泛交流经验以及对蒙古语族其他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文字创立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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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推行蒙古语文的成绩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额尔敦陶克陶说，内蒙古自治区使用和发展蒙古语文，推动了各项建设事业，蒙古语文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正不断地提高和扩大。
额尔敦陶克陶在二十二日开幕的蒙古语族语言科学讨论会上，介绍了内蒙古九年来使用和发展蒙古语文的情况。他说，内蒙古现有九万多名蒙古青少年，在高等、中等学校和小学读书，仅蒙古小学就有1，271所。各级学校的蒙古族教员有四千多人，他们都以蒙古语文进行教学。在蒙古族人民中，也一律用民族语文进行扫盲。
九年来，用蒙古文出版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有六百一十多种，共三百五十多万册，特别是用蒙文出版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这是内蒙古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
内蒙古用民族文字出版了内蒙古日报、内蒙古文艺等十多种报纸和期刊，内蒙古的两个广播电台都有蒙语广播节目。
内蒙古语文研究会出版了“汉蒙简略辞典”，还搜集了有关蒙古历史、语言文学以及其他资料一千多件，其中有蒙文“江嘎尔传”及“红楼梦”蒙文译本等版本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年青的作家和诗人们用本民族的语文进行创作，写出了群众欢迎的小说、诗歌和剧本，艺术工作者们用民族语言演出歌剧和话剧，还有不少用民族语言译制的影片。
在机关中使用蒙古语文的范围逐步扩大，一般党政机关和业务部门会议上都使用蒙文蒙语，公文指示一般也用蒙、汉两种文字。（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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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科学院将建立科学情报研究机构
中国科学院准备今年年内在北京建立一个科学情报研究所，搜集、研究、传播国内外科学发展情况和最新成就的资料。这是二十二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的。
这个研究机构今年成立以后，将先出版两种科学文摘和一种报道世界上最新、最重要的科学成就的期刊。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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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民间美术工艺品在上海展览
“浙江省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春节在杭州展出后，现在由浙江省文化局、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和上海市文化局、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主持，十日起在上海博物馆继续展出。展品包括石雕、木雕、泥塑、竹器、瓷器、印花布、刺绣挑花、织锦、剪纸、灯彩等类，共计约七百余件。在展品中，青田石雕“罗盛教”，东阳木雕“红楼梦”，和已故的著名木雕艺人朱子常的几件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极受观众欢迎。全国闻名的浙江竹器工艺品中，竹盒、元宝篮和东阳竹编生产合作社集体创作的如同纱窗一样精致的“花鸟屏风”等，都很令人喜爱。
这个展览会，引起了上海市广大民和工艺美术工作者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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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种奇异的瓜子
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新辟的陈列室中，放着两种奇异的瓜子。一种瓜子叫油渣果，有鸭蛋那么大，每颗重约二市两，剥开壳，里面是两瓣白嫩的瓜仁。另一种瓜子同普通的南瓜子一样大小，但从瓜肚里剖出来就没有壳，吃的时候可省去剥壳的麻烦。
这两种瓜子都富有经济价值，它们除同普通瓜子一样清脆可口外，含蛋白质和脂肪特别丰富，如果大量种植，可做副食品，也可用来榨油。
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负责人对记者说：生长这两种瓜子的植物都是目前世界上稀有的。无壳瓜子是一种南瓜结的子，这种南瓜原产在非洲，1950年，中国植物学家从国外引种到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植物园后，已试种成功。这种南瓜结的瓜和子很多，证明云南气候条件适宜栽培，现已开始推广。大瓜子结在一种多年生的野生瓜里。这种植物长在云南南部的热带地区，1931年被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去年移栽到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植物园内，进行人工培植。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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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匈牙利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
黄操良 胡思升
在匈牙利广大的土地上，不论是在离开城市较近的郊区，或远在边疆的偏僻的山沟里，愈来愈多的农民正在结束自己在十字路口上的摇摆不定的立场，走上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到今年一月一日止，一共有四千九百八十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高级的近四千个。参加合作社的有二十五万六千户，人数占到农业人口的20％左右。合作社所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占到全国土地的21％。如果加上国营农场拥有全国13％的可耕地，那就是说匈牙利全国已经有三分之一还多的可耕地属于社会主义成分了。今年初以来，合作化运动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参加合作社的人数是显著地增多了。
匈牙利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以后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决定发动合作化运动。拉科西同志给农民指出了永远摆脱贫困和过富裕生活的道路。1948年底第一批三百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起来了。当时曾想尽一切办法来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2年，合作化运动有了比较快的发展。参加合作社的已有二十七万多人，合作社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9％。但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强迫命令和违反自愿原则的错误，在一些地方发生了，这给合作化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有害的后果。接着劳动人民党中央揭露了这些错误，并制定了消除这些错误的措施。
但是，自1953年下半年起，在执行劳动人民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方针时，有些人又犯了右倾的错误。这些人违反了党的决议，以反马克思主义的右倾观点来歪曲党的合作化政策。他们宣扬个体农民采用个体经营的方式，同合作社一样也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用各种办法促进个体经济的发展，对合作社放任自流，不给予支持，而且强调农民自由退社。在这种右倾错误的影响下，农村中发生了一定的混乱，有些农民彷徨了，一部分合作社解散了，一部分农民带着他们的土地和牲口，退出了合作社。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合作社和农民，仍旧坚持着党的合作化政策，坚决地走着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5年3月，劳动人民党清算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右倾错误，使农业合作化的运动重新纳上正轨，合作化事业从此稳步地向前发展着，向更大的胜利前进着。
我们在匈牙利看到，接触到和听到的许多活生生的事实，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匈牙利的农业中，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愈来愈显明地表现出来，它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人们，使社会主义在农村的阵地日益扩大和增强着，资本主义的阵地正日益缩小，最后不可免地要走向灭亡。
现在，合作社在生产方面愈来愈明显地胜过个体农民。1955年，合作社的各种主要农作物，每霍尔德（等于八点五五市亩）土地平均都要比单干农户多生产10％到15％，比如以蓄木基州作为例子，全州合作社麦子一霍尔德土地平均生产一千○八十公斤，个体农民只有九百一十公斤。在生产扩大的基础上，合作社的业务欣欣向荣，社员的生活不断上升。一般说来，合作社的农民一年所得，可供他的家庭生活二年。在广大的农村里，许多合作社社员盖起了新屋子，添置各种新式的家具，购买漂亮的服装、脚踏车和收音机。在布达佩斯西南近二百公里的红星合作社的社员，85％以上有了收音机。我们访问了离布达佩斯一二○公里的高尔考曼底合作社的社员纳吉·米哈尔的家庭。他在苏联军队解放匈牙利的时候回到了他的家乡，那时只剩下四堵墙，什么也没有，连屋顶也没有，解放之初，他跟富裕中农做工，那时发下的配给票没有钱购买，生活很困苦，他在1949年就参加了合作社。从此生活就一天天好起来，现在他有一所很好的房屋，在卧房里有全新的家具，漂亮的玻璃花灯，壁上挂着两张油画，其中一张是名画“最后的晚餐”。去年他和妻子共作了五百九十一个劳动日，收入超过四万福林。他很满意地告诉我们：“去年一年的收入一家不工作也可活两年，这样好的收入是我一生从未得到过的。”红星合作社的一个年轻的农民杜孟哥施告诉我们：他一家三人去年共收入五万二千福林，他今年用五万元买了一所新房子。我们问他家里有没有收音机，他简捷地回答说：“当然有”。他还准备买一架机器脚踏车。高尔杜施·雅瑟夫的家庭使我们更加惊讶，他在1953年购买了这座很讲究的住房，去年添置了全套新的家具和设备，有很漂亮的床，有沙发，梳妆台，有质量很高的玻璃柜，有地毯等等。纳吉·米哈尔、杜孟哥施和高尔杜施·雅瑟夫的家庭，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在数十万参加合作社的匈牙利农民中的普遍现象。
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像强力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愈来愈多的农民。参加合作社的人数的比例在比较快地增长着。去年参加合作社的共有六万农户，今年头三个月就已有三万多户参加了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不仅是广大的贫雇农群众，而且也有相当数目的中农群众。在红星合作社和其他一些合作社里，今年以来经常接待着从当地村里前来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农民们，其中有很多是中农。在今年以来参加红星合作社的一九八人中，就有一二○人是中农。
在合作化运动稳步前进的基础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去年作出了加速农业集体化的决定，要求到1960年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发展到农业人口的70％，把现有的初级合作社发展成为高级社。这就是说，到那时，要使社会主义在农业中占据优势，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匈牙利人民还要作很大的努力，而且正在作着各种努力。目前，匈牙利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的关键问题，便是如何争取广大中农群众参加到这个运动中来，抛弃个体经济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现在有些地方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农参加了合作社，但是从地区来说是很不平衡的，一般说来，合作社办得好的地方，参加合作社的中农要多些，合作社办得差的地方，参加合作社的中农就要少一些。总的说来，中农参加合作社的人数还是不多的，中农人数占到匈牙利四百万农业人口的55％到56％，但是参加合作社的中农只有中农人口的10％左右，这就是说，十个中农中还只有一个中农参加了合作社。广大的中农群众为什么对合作社观望不前呢？这和匈牙利广大的中农群众的生活的比较富裕是很有关系的。匈牙利的中农土地和牲口比较多，劳动力也比较多，生活过得比较富裕，根据这里对农村阶级成分规定的标准，具有六、七霍尔德土地到二十五霍尔德土地，有两匹马和几头牛的，算作中农。我们访问了匈南边境上的鲍尔契哥莱村上一家姓克伐其的个体中农，他的房子很漂亮，家里设备很讲究，简直使你不能相信是个中农家庭。他有十九霍尔德土地，约合一六二市亩地，八头牛，二匹马，十七头猪，他表示不愿参加合作社，他率直地说：不参加合作社，我们的生活过得也并不坏。
争取广大中农加入合作社和走合作化的道路，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引导农民，特别是中农走上美好未来的合作化的康庄大道。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采取各种办法帮助办好已经有的和将要建立的合作社，把合作社变成示范的社会主义大企业，使合作社的生产和社员的收入大大超过个体农民。国家现在已决定增加对合作社的投资，提高合作社的机械化水平，并且在各方面来帮助合作社的建设。在五年内对合作社投资已增加为四十亿福林，并且还规定给合作社长期贷款二十六亿福林。几千个或者是几万个生产力很高和极为繁荣的合作社，将像万丈光芒的灯塔一样，照亮着并且引导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自愿地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匈牙利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稳步地前进着，不久的将来，人们将要看到：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农民有了走社会主义的觉悟，农业合作化运动将要在农村中取得全面的胜利，把匈牙利的农村变成更加幸福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农村。（附图片）
合作社的社员们在检修机器准备夏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