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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上海市委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工作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石西民
上海是知识分子很集中的城市之一，据初步统计，高级知识分子就达一万人以上。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是上海党组织的重要任务之一。
自从党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来，上海市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空前地高涨起来，在工作和学习中都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学术研究空气日益增涨，大家都在积极地拟订科学研究规划和个人的进修计划，召开科学讨论会。平时分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也开始组织起来。图书馆中读书的人数也大为增多，借阅科学技术图书挤得要排队。少数中医也打开了搁置很久的书箱，温读医书。许多工程技术人员热情地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争取提前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积极性也有了显著的增长。
中共上海市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基本办法，是从教育发动全党，检查知识分子工作着手，制定了上海市两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在制定这个纲要草案的时候，还注意广泛地征求了知识分子的意见。上海市委的两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经过党内讨论之后，于四月间又提交市政治协商会议全体委员会讨论，征求意见。根据这一阶段工作的结果来看，订出一个短期的（两年）工作规划，对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这样的规划，使上海市党组织和知识分子都明确了一定时期上海知识分子工作的奋斗目标、具体要求和具体作法。
知识分子中，有高级知识分子，有一般知识分子，各个知识分子的业务又都不同。因此在拟订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的时候，首先接触到的一个问题是，工作纲要的重点，究竟应放在什么地方？市委研究了中央指示精神，考虑了地方党组织的任务，确定以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潜力为中心。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政治业务学习条件，并且提出比较具体的措施，规定出负责的单位和完成的期限。其它必须由中央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来统一拟订的规划，如科学研究方向，科学研究长远规划，干部培养计划等则不列为重点。在这个纲要中，只适当规定了一些保证的方法。三个月来试行的结果，证明这样确定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需要的。
由于有了一个工作规划，上海市委推动各级党组织按照规划的要求进行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一些多年来未曾解决的问题，现在开始着手解决。例如专家学者的业务时间的保证问题，经过各有关方面按照工作规划所指出的办法，扩大社会活动者的名单，减少某些人过多的兼职，配备行政助手，精减不必要的会议等一系列措施，情况已有很多变化，大多数人的业务时间基本上得到了保证。又如专家学者所最关心的图书资料工作，也开始有了改善。上海两所供科学研究用的图书馆正按照规划要求在扩充和改善设备。国际书店供应外文书籍的工作也有所改进，各高等学校和各大工厂的图书设备都有所增加。无业失业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也已做出了一定成绩。至三月底止，上海已有一万多无业失业知识分子调往外地参加工作，九十多个符合规定条件的旧知识分子参加了文史馆等单位的工作，四十多个著名的老年手艺工人被吸收到手工业管理局当顾问。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发展党员的工作也有了开展，一百一十二名优秀的高级知识分子已被批准入党。在生活条件的照顾方面，市委工作纲要草案规定拨出五百户住宅供著名专家学者居住，其中二百七十多户住宅已开始分配。三千多名高级知识分子的医疗条件有了改善。为了满足知识分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某些不合理的学习编组方法，已开始纠正。所有这一系列工作，虽然还只是开始，但是它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鼓舞和提高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消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信心不足的顾虑。许多知识分子看到从上到下都在认真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非常感动。
为了进一步实现上海市委两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所提出的工作任务，目前市委准备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加强党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在某些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团结知识分子各项政策做得较差的单位，继续批判宗派情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最近一个时期较多地关心改善知识分子工作、生活等条件，已在某些党组织中滋长了一种忽视思想领导的倾向。这些党组织只看到知识分子在党的政策鼓舞下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科学研究热情提高的一方面，以为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而不了解在知识分子热情高涨之下，还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需要党组织来解决。举例来说，目前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向科学进军的思想认识是相当混乱的。许多人不懂得向科学进军是全面的，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既包括学术研究，也包括精通自己的业务，同时，应该从自己的现有水平出发。由于对这一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有不少人就不安心于自己岗位的工作，要求改行，想埋头于科学研究工作，做一个大科学家。又如在科学研究人员中，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应该如何对待和培养新生力量等问题，也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由于某些党组织不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对其中不正确思想和过高要求也不作必要的说服教育；因此，有些可以解决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这种缺乏思想领导也表现在解决知识分子的时间安排问题上，不少党组织只管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的保证，不关心六分之一时间的安排。个别单位甚至庸俗地把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仅仅放在改善生活条件上。以上情况说明了：必须克服党组织忽视思想领导的倾向，做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
其次，要具体研究改善党组织在推进学术研究和业务钻研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目前已经有一些专家反映：“党组织对我们的生活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可是对一个热爱科学的人来说，生活方面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要帮助科学工作者解决学术的，研究方面的方针、任务和做法等问题。”这样的呼声，今后将日渐增多。目前首先要着手来解决这样三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在党内党外进行中央关于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教育，清除阻碍开展学术自由研究、自由讨论的不正确思想，鼓励学术研究。教育党员干部区别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技术、艺术性质问题的不
同性质和不同领导方法，明确认识提倡学术自由讨论的重要意义，避免对待学术问题的粗暴态度。第二，在中央主管部门的总的科学研究规划之下，党组织要推动本单位做好科学研究规划，交流制定规划的经验教训，发展科学研究工作。第三，加强上海科学研究力量的协作配合，调查机关、工厂、企业、社会各方面有一定专长的人才，发掘潜在力量。充分发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上海分会所属的二十多个专业学会的作用，具体解决人力配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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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伟大戏剧家亨利克·易卜生
潘家洵
亨利克·易卜生是挪威最出色的诗人、戏剧家，也是世界上最富于创造性的伟大戏剧家之一。1828年3月20日，他生在挪威东南海滨斯基恩城。父亲是本地大商人，可是在易卜生八岁时破了产，穷得没有力量送儿子进本地的好学校。生活的艰苦和世态的炎凉在这敏感早熟孩子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易卜生在十五岁时候被父亲送到格利姆斯达城药店里当学徒。这座小城是一个造船业中心，本地社会的支柱是一些船厂老板和大商人。这批人大都是贪婪欺诈、势利鄙俗的伪君子。跟这种市侩气息紧密结合的还有教会势力和旧道德传统权威。这些情况在易卜生早年精神生活上不能不发生重大影响，并且后来都充分反映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是在“青年同盟”，“社会支柱”和“人民公敌”几个剧本里。
1848年，欧洲各地同时爆发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大风暴吹到了挪威的小海港，激起了这个药店小学徒的政治热情。那年有两件事对于易卜生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件是，二月间巴黎革命群众进攻皇宫，撵走国王路易·菲力普，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为了这事，易卜生跟朋友举行酒会，发表演说，称赞共和政体为“唯一可能的政体”。第二件是，由于普鲁士想夺取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恩两个省份而引起的第一次普鲁士丹麦战争。这事激怒了易卜生，他马上号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个国家联合起来抵御外侮。他说，要是挪威瑞典不出兵援助丹麦，那简直是天地间最可耻的怯懦行为。为了这事，他写了一首长诗，题目叫“醒醒吧，斯堪的纳维亚人！”
1850年，易卜生离开格利姆斯达到了首都克立斯替阿尼遏（现在叫奥斯陆）。那时他心里充满了争取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战斗热情。他参加过为营救一位被政府迫害的青年剧作家而举行的学生示威运动，也参加过挪威革命党人斯泰恩领导的工人运动。他给这个组织的报纸写文章当编辑。不久，斯泰恩被捕，报馆查封，易卜生也几乎被警察抓去。从此以后，他就集中精力担负起用文艺创作提高人民思想水平的重大任务。
1864年，第二次普鲁士丹麦战争爆发，挪威仍然不出兵援助，终于使丹麦丧师失地。易卜生一怒而离开挪威，在意大利和德国住了二十六、七年，中间只回来过两次。在1885年那次回国时候，他发表过一个演说。他说，当时在欧洲进行的社会改造运动主要牵涉着工人和妇女的将来地位。他虽然没在剧本里正面写过工人问题，可是一直被工人认为是他们争取改善政治经济条件运动中的一个有力的同盟者。在他的剧本里，妇女问题却占了很大的比重。许多剧本的主角都是女人。他创造了将近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他是一个竭力主张妇女解放的作家。他认为要改造社会，首先必须解放妇女；解放妇女的意义就是要使妇女获得自由与和男人同等的做人权利。在政治上，易卜生非常鄙视当时的政党，因此保守党和急进党都不喜欢他。
易卜生写过二十几个剧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挪威历史和民间传说写成的浪漫英雄剧本，如“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海尔格伦的海盗”和“觊觎王位的人”等，目的在于激发挪威人民的爱国情绪，对内争取统一团结，对外争取民族解放。第二类主要是两个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布朗德是一个追求内心完善和精神自由的极端主义者。培尔·金特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唯我主义幻想家。“布朗德”描写的是在当时挪威的生活条件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要求发生的冲突。“培尔·金特”，除了接触到许多实际政治问题之外，主要刻画了在当时一般人身上存在的怯懦、自私、残忍、迁就、妥协等等性格。第三类是社会问题剧本，包括“青年同盟”，“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野鸭”，“海达·高布东”等作品。这些剧本反映的是从封建主义枷锁里解放出来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面貌。它们的角色主要是律师，医生，新闻记者，公务员，教士，艺术家，家庭妇女，少数船厂老板和企业家。易卜生用犀利无比的笔锋，大胆无情地暴露挪威中小资产阶级道德的堕落，婚姻的不合理，家庭生活的虚伪，思想的庸俗偏隘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破产。剧本里被否定的角色往往不是旧社会的所谓坏人，相反地，他们是被称为社会模范或者在一般人看来没多大问题的人物。作者描写的虽然是挪威的一般情况，可是他触到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本质，广泛地提出了政治、经济、道德、家庭、婚姻、男女的相互关系，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等等问题。
易卜生戏剧的思想倾向非常鲜明。他主张争取个人自由，解放个性。他说，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新与旧的冲突是永远存在的；一个真理的寿命至多不过二十年，新事物新思想在萌芽的时候必然会遭受旧事物旧思想的顽强阻挠，因此，拥护真理应该是一个永不停止的战斗任务。易卜生不相信社会可以用点点滴滴的方法改造，他也不相信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以担当改造社会的任务。然而他被自己的思想弱点所限制，不能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因此，他所竭力主张的“精神上的革命”只能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在政治上找不着出路。
易卜生的戏剧是五四时代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当时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胡适之流却利用易卜生贩卖他们的卑鄙个人主义，企图引诱群众脱离政治，反对正在高涨的革命解放运动。在易卜生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确是存在着一些个人主义的倾向，可是同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性质，可以起不同的作用。在易卜生所处的时代，个人主义有它的进步意义，在五四时代，个人主义就变成了阻碍革命的反动思想。
多年的勤苦实践培养了易卜生的戏剧艺术。他是一位伟大的戏剧革新家，给近代戏剧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在近代戏剧方面，易卜生自己的成就和对别人的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易卜生对于近代戏剧的最大贡献首先是，他改革了戏剧的题材和内容。他把与当时人人有关的切身问题搬上舞台，使观众在走出剧院之后，把剧中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继续思索讨论。在易卜生剧本里，讨论问题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其次，戏剧题材内容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戏剧艺术技巧的变革。易卜生不屑利用当时舞台上流行的乔装、谋杀、决斗以及其他惊险场面和意外事件来吸引观众。他的剧本结构严密，情节集中，主题突出，人物不多。他善于采取追溯的手法把过去的事层层揭开，他的第一幕戏往往相当于莎士比亚的第五幕。
1891年易卜生回到挪威居住，1906年5月23日逝世。今天是他逝世五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在纪念这位戏剧家的时候应该学习他拥护自由与真理和反对旧思想旧事物的战斗精神，同时我们还应该学习他在戏剧内容和艺术技巧上的革新独创精神。（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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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大城市将举行“日本电影周”
“日本电影周”将在六月十三日到二十九日在十大城市举行。
在这个电影周里，中国的观众们将看到“没有太阳的街”、“正是为了爱”、“这里有泉水”、“战火中的妇女”和“二十四只眼睛”等五部日本影片。
“没有太阳的街”，是根据德永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以三十年前东京最大的一家印刷工厂的工人的罢工运动为题材；其他影片都是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日本人民的生活的。
将举办“日本电影周”的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和乌鲁木齐。
日本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将在电影周期间应邀来中国访问。
这个电影周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筹委会联合主办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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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学生办的“少年窑厂”
浙江省嘉兴县南汇乡中心小学里出现了一所“少年窑厂”。从事窑厂工作的四十五个小工人是六年级全班小学生。
这个工厂分设计、装窑出窑、制坯、上釉、烧窑等五个车间，工厂的厂长和车间主任是六年级少年先锋队的中队长和优秀的队员担任的。他们还聘请了自然科教师朱振中为工程师。每到课余的时候，孩子们就动手做泥坯，每隔三、四星期烧一次。这个厂从去年十二月建立以来，已经烧过五窑，已生产了一批陶器玩具和火车头等模型。小工人们已把这些产品全都送给了附近各个小学的小学生和前来参观的来宾。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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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明晚将发生月偏食
五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月偏食。
二十四日二十时三十五分，月球开始进入地球的半影，月光变得暗淡；二十一时四十九分，月亮开始进入地球的影子，这叫“初亏”；二十三时三十一分，月球的直径被地球的影子遮住了97％，只剩下一弯很小的光亮，这是这次月偏食最大的食分，叫“食甚”。二十五日一时十四分，月球走出地球的影子，叫“复圆”；二时二十七分，月球离开地球的半影，完全恢复光明。
以上的时间都是指北京时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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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失眠症的“催眠器”
沈阳医疗器械厂给失眠患者带来了福音。他们最近制造成功了一种很好的“催眠器”。
这种催眠器试制成功以后，设计它的技师任冰曾携带它去南京精神病防治院进行了技术鉴定和脑电波试验。二十一名神经衰弱患者经催眠器治疗结果证明，治愈率达到80％以上。其中，患有严重衰弱症的职员唐鼐，经过两个疗程以后，大脑皮质下衰弱了的细胞恢复了健康，并且消除了失眠现象。每个疗程只需要作十五次到二十次，每次需要十分钟就可以安然熟睡。
这种“催眠器”是技师任冰根据苏联的“电睡眠治疗机”资料设计出来的。它的结构和形状很像方型收音机，携带非常方便。今年，沈阳医疗器械厂计划生产二十五台，现在已经开始生产。这种催眠器也可以医治精神分离症、初期高血压、风湿性和病毒性脑炎、妊娠中毒等神经机质性病。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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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学院提升一批助教为讲师
南京工学院自去年年底以来，已有三十名助教被提升为讲师。这些新提升的讲师都是在1952年以前就担任助教工作的。他们通过思想改造和教学改革，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其中很多同志在提升之前就担负了讲师的教学工作，有的还担任了系秘书、教研组副主任和教研组秘书等职务。
（新华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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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民歌合唱团
一个由四十三个农村姑娘和小伙子组成的业余的民歌合唱团，二十日晚在四川省南充市成立。
在成立会上，合唱团为来宾们演唱了当地流行多年的民歌“坐歌堂”等歌曲。
参加合唱团的绝大部分团员是南充市郊河东乡高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其中有六个姑娘曾在去年北京举行的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会农村部分演出中演唱“坐歌堂”，获得优秀奖。现在，高坪农业生产社的青年和少年们几乎人人向她们学会了“坐歌堂”和她们带回来的安徽等省的一些民歌。
合唱团成立以前，团员们在社里展开了田间歌咏活动。他们一面栽秧、打麦，一面演唱“车水歌”、“打麦歌”等民歌。
合唱团准备利用农闲时间向当地老农民学习和搜集各种民歌，通过田间歌咏活动和示范演出向群众推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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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孩子们写作
波兰作家 维隆尼卡·特洛帕契斯卡娅—奥加尔科娃
波兰作家协会儿童文学部在这些日子里显得非常活跃。也许没有一个学校不邀请像阿林和契斯拉夫·岑特凯维支、包宾斯卡娅和布洛涅夫斯卡娅、茹克洛夫斯基和波拉仁斯卡娅这些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到他们那里去。布洛涅夫斯卡娅的诗是他们从课本中熟悉的，尼久尔斯基是他们在他的“顽童的书”中接近起来的，“顽童的书”两年以来成了所有年轻的奇闻探求者的心爱的作品。马伊斯涅尔所描写的天空和海洋吸引了他们，而岑特凯维支作品中的年轻的爱斯基摩人也变成了读者的知心朋友。
现在就我们儿童文学十年来的成就谈几句。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力求扩大自己的眼界，深入我们的年轻读者的心灵。我们的出发点是：儿童们所关心的任何事物都不应当是与成年人们背道而驰的。无论是革命、社会变化、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征服自然……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所关切的。而所有这些，也都在过去十年内的大多数儿童文学著作里面得到了反映。我们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们在这方面做好了没有？在青年读物出版社和波兰作家协会的大会和会议上，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在这方面，就数字之大来说，的确是很空前的。仅在1955年一年，就出版了一千六百六十四万五千六百册儿童文学作品。我们还使波兰读者能够熟悉苏联文学的最优秀的作品，我们尽力扩大题材范围，向儿童们介绍他们在人民民主国家的朋友以及那些散处世界各地的受折磨的他们的兄弟们，向他们介绍革命和为争取社会正义而斗争的英雄。加丽娜·鲁德尼兹卡娅所著“斯巴达克的学生”是学生们最喜爱的读物之一。包宾斯卡娅的“少先队”的主人公是我们儿童们最心爱的朋友。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名字对每个儿童都是亲切和熟悉的，描写这些英雄人物的小说使孩子们接近他们，使孩子们学会热爱和尊敬他们。
在我们的讨论中可以指出很多这样的肯定因素。但我们有没有错误呢？有的。在我们想向儿童们介绍的事物中，我们忘记了心理学，忽略了儿童们所特有的兴趣。我们想让孩子们熟悉成年人的世界，但是我们对儿童们的世界常常是不很清楚、不很熟悉的。也正因为这样，那些被我们称作“冒险的”作品是比较少的。儿童们需要英雄的形象，但他们也要以自己的幻想和感情参加活动。十年来，这种书出得太少了。除了布洛涅夫斯卡娅的“小队”以外，竟没有描写少先队组织的书；我们没有去表现儿童，表现在资产阶级时代作斗争的儿童，可是要知道，那时我们曾经建立了英勇的共产主义儿童组织——“少先队”的。我们在争取儿童的心灵和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方面做得不够。现在我们开始来弥补这个缺陷。我们有不小的一批儿童文学作家。我们的作家中间有些人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用自己的笔为儿童写作的。沃伊捷赫·茹克洛夫斯基就是这样，他已经把自己在越南和中国的游记写成了美丽的书和故事给孩子们看。“青年旗帜报”开始刊登埃日·普特拉曼特为青年们写的中篇小说。现在为儿童和青少年写作的作家将近一百人。他们并不全都是作家协会儿童文学部的成员，但是人们为儿童们创作的兴趣却在增长。这是很好的现象。低年级的儿童们在幼年时期就读尤利扬·土维姆的作品，他的诗是我国儿童文学的最优秀的成果之一。杨·布热霍瓦是一个既为儿童写作也为成年人写作的诗人，他已出发去会见年轻的读者。写了许多取材于学校的作品的雅尼娜·波拉仁斯卡娅也出发了。玛利亚·科夫纳茨卡娅在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朋友，她已经对鸟类的生活观察了许多年，常常带着鸟笼和鸟类生活的美丽故事在学校中出现。甘娜
·雅奴舍夫斯卡娅是很受欢迎的，她的作品用无线电播送到全国最遥远的角落里，而她的诗和童话可以在每个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找到。
至于说到我个人，我开始从事所谓“专业”的文学还不怎么久。在为儿童和青年写了几本不大的作品以后，我写了四卷集的小说“科斯丘什克的士兵”，和以两次大战期间白俄罗斯儿童和波兰女教师为主题的小说“林间山谷”。正是这本书为我打开了读者的心灵。我写小说“科斯丘什克的士兵”写了四年。书是陆续出版的，这使读者等不及了。他们问：为什么没有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呢？在许多急不可耐的来信、问题和请求中都谈到了我的书，因而使我同许多学校、农村和区的图书馆建立起友谊和合作。这种友谊是怎样增长和巩固的呢？首先是孩子们在“科斯丘什克的士兵”里找到了自己的同年人，这些同年人的命运好像成了他们自己的命运。我听到了若干来自我的小朋友们的抱怨，他们责备我为什么让一个英雄受了委屈，或者是没有避免另一个英雄的死亡。
许多小读者在他们的信里还附来了礼物。例如，波兹南州霍杰日的孩子们寄给我一本由他们亲自对每篇故事画了插图的画册。米德季那·格洛戈夫斯卡（兰楚特区）的另一些孩子们同信一起寄来了一个我在小说中曾经写到过的中国英雄的小塑像。这个小塑像是一个学生的姐姐用粘土塑造的。我们每一个作家都收到孩子们的许多这样的小礼物。
我们每一个给儿童写作的作家都收到很多小读者的来信。信是各种各样的：从郑重其事地要求作家在他们的纪念册上亲笔签名直到倾吐自己非常亲切的知心话。例如，包宾斯卡娅在她的命名日的时候，收到临近的山多米什村她的少年朋友的一封信，随信还附来了一些苹果，信里写道：“……因为你们华沙的苹果不多，而作家必须有充沛的精力。”在贝鲁特同志逝世以后，日索夫的一个女学生寄给我一封信。她曾经参加过去年十月我在他们的城里同读者们举行的讨论会。当时我曾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作品“林间山谷”。在我们全民哀悼的时候她想起了作家朋友。她请求我为孩子们更多和更详细地写关于贝鲁特同志葬仪的事情。她对于在报纸上读到的和在无线电中听到的那些还不满足，而想知道得更多些和更详细些。我深为她的来信感动，我给她复了一封长信。
我们同我们的读者合作。书籍在我们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使我们的合作是坦率的和诚恳的。我同兰楚特的儿童们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我准备写一本关于十六世纪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一个残酷的地主的书，他们为我收集材料。那里的人知道很多流传下来的关于这个地主的事情，儿童们很希望我写这样一本书。我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并希望他们给予帮助。现在他们已经供给了我大量的材料。他们从年老的父母和祖父那里收集了一些故事，从当地过去报纸上摘录下一些片断的材料，并且找出了这个残酷的地主当时囚禁农奴的深窖的大门。
我们的儿童常常受到宗教的影响和一些反动的神甫的影响，而学校和教师们在抵抗这种影响时显得还不够有力。因此，文学应该来帮助进行这种反对迷信的斗争。我们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打算参观学校，和家长委员会谈一谈，再到少先营去看一看，在休假中、在无牵无挂的愉快环境中孩子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准备写一本关于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的少先队员和儿童的书。我们能不能写出这样一部不仅使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信服的，而且使他们心神向往的作品呢？能不能写出一部不仅能帮助那些战斗的儿童，而且也能帮助那些还在受到不良影响的儿童的作品呢？我们应该以自己的努力来给以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