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部分高等学校今年试行国家考试制度
从1956年起，部分高等学校将开始试行国家考试制度。国家考试及格的学生，由国家考试委员会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授予所学专业的专家资格，并且由校、院长发给专家资格的毕业文凭。全部课程考试成绩为“优等”和“良好”，国家考试成绩又为“优等”的学生，按照国家考试委员会的决定在毕业文凭上注明“成绩优等”。
实行国家考试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毕业学生的质量。高等学校学生在学完了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全部理论课程和实习作业并且所有考试和考查都及格后，才能参加国家考试。毕业学生在国家考试时将按照所学专业的教学计划，进行指定课程的考试和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的答辩。国家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或学习已经结业而不能如期提出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的学生，由国家先行分配工作；但是他们在结业后三年内可以向原学校申请再参加一次国家考试。
国家考试由国家委托的国家考试委员会进行。国家考试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的由校外教授或专家担任。
高等教育部在五月十五日发出了高等学校国家考试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已经国务院批准。（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小学校里的少年农业实验场
沈阳市城南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十三日在校园里成立了一个少年农业实验场。实验场共有一亩半地，参加实验场的共有九十七名同学。场长、总技师、站长、技术员、会计等都由同学分别担任。实验场设有家畜饲养站、农业作物试验站、花木培植站。
在少年农业实验场成立大会的这天，同学们戴上了红领巾，穿上了节日的服装来到了学校，带领着来宾们参观了自己建筑的洁白的家畜饲养圈和圈内饲养着的小羊小兔。在作物试验站开垦的土地上，同学们培植和嫁接着各种黄瓜、芸豆、西红柿以及向日葵、花生、蓖麻等油料作物，在校园的周围，同学们还培植了杏树、苹果树以及许多美丽的花卉。
少年农业实验场今年计划在培植向日葵时，采用移花授粉法，使向日葵盘由三两半重提高到六两重；芸豆和土豆嫁接后，使土豆长得像芸豆那样一串串的。（本报驻沈阳记者）
第3版()
专栏：
全面修缮古代的档案馆
在北京的一所古代的档案馆——皇史宬现在已经清理出来，准备修缮后在这里陈列我国古代珍贵的历史档案。
这座古代档案馆在故宫以东，是明代嘉靖十三年开始建造的，主要建筑为正殿和东、西配殿。正殿的全部建筑都是石头结构，窗户也是石头制成的，有五个宽大的石门直通殿内，殿内建有一公尺多高的石台，放置着最近收集起来的一百五十三个原有的大金匮。整个建筑便于泄水、通风，并防止档案受潮湿。它是世界历史上稀有的古代保管档案的建筑物之一。
这座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档案馆曾经保管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的御笔、实录、圣训和秘典等。明代也存放过“永乐大典”的副本。但在反动统治时代里，这座稀有的古代档案馆遭到破坏。现在，国家档案局计划进行全面修缮，使它恢复原来的壮观。（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广东发现第四纪古生物化石
在广东省著名的风景区高要县七成岩东南端，最近发现了一批古生物化石。根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贾兰坡教授和其他一些专家的鉴定，这些化石属于第四纪的古生物，是研究距现在一百万年到几十万年这个期间南方古生物的演化、确定这个岩的地质年代，以及探索距现在一百万年到几十万年这个期间当地的气候情况的最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批化石中，目前已经辨认出的有猪、牛、羊、鹿、箭猪、貘、剑齿象、虎、猴子等动物的牙齿，有龟甲、螺蛳，还有一部分动物的骨骼。
（南方日报编辑部）
第3版()
专栏：
云南筹建热带植物园
盛产热带植物的云南省正在筹建一个热带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派出的一个勘查组已在最近到达云南南部的热带地区，他们将在中国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勘查和选择一个理想的园址。
植物园面积初步确定为五千市亩，园里除了计划培育云南省内已发现的二千多种热带高等植物外，还准备从国外引进一部分热带植物品种。云南省目前已经开始栽培的金鸡纳、咖啡、剑麻等十多种有经济价值的热带作物将成为植物园今后培育和研究的重点。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山东农学院同农民的联系
张保义
山东农学院几年来，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指导下，在学习和总结农民群众的农作经验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农学院联系实际的一个方法，是有计划地派教师驻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他们和社员生活在一起，向社员们讲解农业科学的道理，使社员懂得了庄稼怎样才能长好，有了虫害怎样除治，家畜应该如何防疫等等。同时，农学院把农民的各种农作的经验，经过选择，吸收到教材里面，使教学内容丰富起来。
历城县沙河乡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学院联系实际的一个据点。沙河乡的农民喜欢种水稻，但是水稻种得很稀，产量很低，每亩最高的产量只有四百斤上下。曾经有人怀疑水稻产量不高的原因是没有实行密植，但是当地的农民说：水稻在南方能密植，在北方就不一定能密植，因为北方没有南方的土质好。北方水稻密植，容易倒伏，倒伏下去，就不结粒。农学院的讲师魏鸿德和农学院植物栽培系教研组的同志一起研究了这个问题，对这里的土质、耕作基础以及气候条件等作了分析，认为可以密植。但这须要改变过去的旧种法，要实行培育壮苗栽培法等。于是，沙河乡的社员 们按照农学院告诉他们的办法，进行了密植。水稻的行距、墩距由过去的一尺改为七寸，每亩种到一万一千多墩。结果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了579斤。水稻密植的成功，不仅使农民更相信了科学，也使农学院的水稻栽培教学内容丰富起来。此外，农学院还对沙河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直接传授了一些科学知识和作了一些耕作技术的指导工作。
农学院平时有许多教授、讲师和学生到沙河乡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去观察各种作物生长的情况，访问农民，实际参加耕作。同时还常常邀请合作社社长、劳动模范和农民到农学院来参观、座谈，让农民提出农业生产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一次，沙河乡合作社副社长马茂林来农学院参观，就问他们：小麦看着是熟了，剥开却没有粒；玉米棒子只中间有粒，两头是空的，这是什么病？农学院就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的研究，玉米棒两头不结粒，不单单是受粉不好，还由于玉米开花的时候养料和水分不足；小麦不结粒不仅因为旱、虫灾害，而且还因为病害。这就使农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丰富起来。
山东农学院联系实际的另一种方法，是有计划地到农民中去作调查。蔬菜栽培系李家文教授，领着教研组的讲师和实习生，到济南市郊北园调查农民的蔬菜栽培方法的时候，发现莴苣长得很好，茎特别肥大。为什么他们能把很不容易长得肥大的莴苣茎培植得这么好呢？他们怎样防止了莴苣茎只向细长发展（农民叫“窜”）的现象呢？李家文教授向农民作了调查。一位叫张勤的老菜农说：“旱了窜，涝了窜，瘦了（施肥少）也窜。”这个简短的答案，使研究了近二十年蔬菜栽培的李家文教授得到了极大的启发，从此更引起了他向农民学习的兴趣。
李家文教授在济南市郊北园作调查的时候，还看到农民把芸豆架起来同芹菜间作。根据以前他自己试种密植蕃茄失败的教训，分析了芹菜喜湿怕热、芸豆喜阳不怕热等长成期的特性，又根据苏联的屏障栽植法、种间互助的原理进行了研究，证明农民把芸豆和芹菜间作是合乎科学道理的。于是他就进一步试验了蕃茄和甘蓝隔畦间作的办法，结果每亩产蕃茄八千八百多斤（高于当地农民的一倍多），还产甘蓝三千多斤。后来，他又实行了分期施肥、根外追肥和多留果穗等办法，使每亩蕃茄的实际产量达到二万五千多斤，丰产田达到二万八千多斤，甘蓝每亩的实际产量是六千多斤。
山东农学院从农民那里学习了很多丰富的农作经验，丰富了教学内容。仅仅在济南市郊北园调查的时候，他们就从农民中学到了七十四项书本上找不到的经验，他们已经对这些经验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三年来李家文教授编写了一百四十多万字的调查材料。
第3版()
专栏：
用假手绘画的美术创作者
一幅“光荣的先进工作者”的油画挂在黑龙江省第一届职工业余美术创作展览会上，引起了参观者的普遍兴趣。
这幅画的作者是一个用假手绘画的美术创作者戴书田。
戴书田现在是齐齐哈尔市国营建华公司的职员。他在1950年，在一个工厂化学试验中发生爆炸，两只手腕被炸断。他在健康恢复后，安上了两只假手，坚持写字锻炼。开始几个月因过于疲劳，两手经常发炎发痛，假手移转总不灵活。他用左假手托住右假手一笔一画地写，经过半年左右的锻炼，最后学会了写字。
戴书田很快又对绘画发生了兴趣，并且在美术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学会了绘画。
从1953年开始，戴书田负责这个公司的文化宫生产技术宣传组的工作。去年起他在其他组员合作下，共画了五百六十多幅连环画、一百五十多块标语牌、出版了二百多次黑板报。（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陈毅等参观日喀则小学
中央代表团团长陈毅，副团长桑吉悦希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代书记张国华等人，十四日参观了日喀则小学。这个学校的少年先锋队员，在校门口亲手把自己的红领巾系在客人们的脖子上。藏族副校长恰贝向客人们介绍说，这所学校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两周年纪念日成立的，学校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日喀则市手工业工人和郊区农民的子弟。连同这所学校，现在日喀则地区共有小学十五所，学生一千人。
客人们来到了一班教室，这是这所学校最高的一班，几十个学生正伏在课桌上练习藏文。恰贝向客人们说，孩子们学藏文学得很快，全班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写草书了。张国华接着说，过去，这里没有开办小学以前，要学会写藏文要六年到十年的时间。校长又向客人们说，今年下半年，学校里要开设一中学班，这个班的一些学生要直接升到中学班去。陈毅夸奖了这些学生，并对恰贝说，将来日喀则地区还要办大学，和更多的中学和小学。
客人们被带到学校的少年先锋队俱乐部里，这个学校在今年四月间建立了西藏地区的第一个少先队组织，俱乐部里有图书、手提琴、风琴以及各种玩具。恰贝说：“现在全校有七十五个队员，这几天又有一百五十多个学生申请入队。”
客人们还参观了少先队建队的照片，和学生的作业。
参观完毕以后，小主人们为客人表演了舞蹈——“欢迎中央代表团”，并且向代表团赠送了他们利用课余时间赶制出来的礼品，还有托代表团转交给毛主席的信。陈毅向这个学校赠送了礼物，并送给每个学生一个北京产的小玩具。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谈谈运用学
许国志
运用学这门学科在目前还很不成熟。它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由于战争情况的要求，许许多多各门各类的科学家被请来解决不属于任何专门学科的问题。他们把他们各自本行中的经验搬来尝试解决那些新问题，因此积累了不少经验。战后，一些运用学的工作者便从事于运用学在工商业、交通和运输等等方面的应用。运用学有它自己的问题和方法，但是还缺少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这门学科的内容。
比如说，一个机关里的交通车在上班、下班的时候要接送职工，而职工们却散居各处。一个显然的问题就是应该先到那一家，然后再到那一家，如是等等，排成一个次序，使得交通车所走的总距离是最短。如果他们都住在一条路上，这问题便简单，可是事实往往不是如此。如果只有张王两家，那么也好解决。算一下，先到张家后到王家要走多少路，再算一下先到王家后到张家要走多少路。两者一比，我们便能得出结果。假想再添一个赵家，那便有六种不同的可能走法，分别是：先到王家再到张家最后到赵家，先到王家再到赵家最后到张家等等。这样计算的手续便比较复杂。很显然，一个交通车决不止接送三家。如果这样扳指头死算，实在太不经济。因此必须借重一些科学方法。
现在让我们继续讨论一些例子。
在大量生产中，在工业建设中，往往碰到成品或者是材料的试验问题。大多时候，将要被试验的试件数目很大，而能够做试验的场所也可能有好几个。每一类试件的性质不同，每一试验室的设备及人员的经验也不一样，因此某一类试件在某一试验室需要的操作时间也就各异。假如有三个试验室。第一室同第二室同时能试验二十五件，第三试验室五十件。我们有四类试件，它们的数目分别是：第一类十五件、第二类二十件、第三类三十件、第四类三十五件。在第一试验室里面，各类试件需要的单件试验时间分别是：第一类十分钟、第二类五分钟、第三类六分钟、第四类七分钟。在第二试验室里面分别是：八分钟、两分钟、七分钟及六分钟。在第三试验室里面分别是：九分钟、三分钟、四分钟、八分钟。各类试件的总件数恰好等于三个试验室能够同时操作的件数。问题是如何分配工作，使得总试验时间最短。
我们可能作下面这样看起来似乎很合理的分析。但是它并不能给我们正确的答案。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试验中间，第二类试件在第二试验室里面的单件试验时间最短，只有二分钟。同时第二类试件也只有二十件，我们自然把整个第二类都放在第二试验室。这样，第二试验室还有剩余力量，因为它同时可以操作二十五件。在其余的三类中间，在第二试验室里面单件试验时间是第四类最短，六分钟。同时第四类如果在其他试验室里面，将分别需要七分钟或者是八分钟。则我们当然把五件第四类的试件放在第二室。在剩余下来的试件里面，第三类试件在第三试验室里面需要的时间最短，四分钟。同时第三类也只有三十件，所以我们把它都放在第三试验室。现在第三试验室还可以再做二十件。但是在剩余的试件里面，第四类在第三试验室较为经济，八分钟。因此放二十件第四类的在第三试验室。剩余下来的放在第一试验室里面，分别是第一类十五件及第四类十件。这个看起来很合理的分配，总共需要试验时间五百七十分钟。但是真正好的分配只需要五百三十五分钟。怎样求出这最好的分配呢？这就要用到运用学了。但是因为分法的原理和叙述，都较为复杂，而且要用到一些数学，所以我们在这里无法详述。不过我们可以把答案写在下面，以作参考。第一类的十五件都放在第二试验室，第二类的二十件和第三类的三十件都放在第三试验室，第四类的二十五件放在第一试验室，其余十件放在第二试验室。
这一个特殊问题，在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中的重要性，每个人都会看得很清楚的，我们不再强调说明了。这里想加以说明的是这代表着运用学中一大类型的问题。它们在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中，到处都是。往往那里牵涉到的数字很大，因此省下来的不再是几十分钟，而可能是成千整万的人民币，或者是几百吨的宝贵原料。在这里提一提“水泥配合”的问题是有助于理解的。不同标号的水泥，便可能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强度，凝结的速度等等。在不同的应用中，对各种性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如果我们不惜工本，总是用最好的水泥，这样，问题也简单。显然我们是不愿这样做的。因此我们便要配合水泥，使得产品的性质在要求的范围以内，同时成本最低。这里也就要用到运用学了。
在运用学中，还有一大类型的问题可以通过下面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只潜水艇通过一条河道。如果它的潜水长度比较河道短，那么在通过的时候，它总得在什么地方浮出水面。一只飞机奉命去侦察潜水艇。因为河道很长，为了有效侦察起见，往往是选择河道的一点来往返飞行侦察。在那侦察地点，如果潜水艇潜入水底，它便能逃走。否则就有被侦察到的可能。但是因地形不同，被侦察到的概率也随地而异。飞机不能天天总在一点侦察，这样潜水艇掌握了这情况以后，便在那一点潜入水底，因此便能逃走。所以飞机必须天天变换侦察地点，以收变化莫测之妙。同样潜水艇也必须天天变换它出水入水的地段。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没有办法晓得对方的战术。问题是飞机应该选择那些地点进行侦察，无论潜水艇在那些地段出水入水，它侦察到潜水艇的概率至少是某一个固定值。同时潜水艇也应该设法选择一个战术，在某段入水，在某段出水，使得无论飞机选择那些地点侦察，它被飞机侦察到的概率至多不大过某一个固定值。用了较复杂的数学，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至少在理论上。在这里那两个固定值相等，也就是说，如果棋逢敌手的话，这场战争的谁胜谁败已经为地形所固定了。
这个例子联系着一个原理，那就是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这个定理的内容我们来简括地叙述一下。当局甲、乙双方对于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战术，没有办法晓得，也没有办法控制。但是自己却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战术。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想甲、乙双方都各有两种战术可以采取。甲方可以做这样一个分析：如果自己采取第一种战术，乙采取第一种或第二种战术的结果分别是怎样？虽然甲没有办法晓得或控制乙采取那一种战术，但是甲至少能够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坏的结局是什么。甲打算采取第二个战术的时候，也可以做同样的分析。但是甲可以选择自己的战术，因此他自然在那两个最坏的结局里面，选择一个最好的。这就是“最小最大”定理的命名的来源。乙也可以做同样分析，得出一个结果。问题是甲、乙双方在做了同样分析以后所得到的结果是否相同。“最小最大”定理的内容就是证明，在某种情况下，甲、乙所得的结果是相同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飞机侦察潜水艇问题的复杂性了。飞机可以选择任意沿河道的地点侦察，也就是说，飞机有无穷多的战术可以采取。潜水艇也是如此。这样要进行分析和计算，就非常复杂了。在这一类的问题里面，许许多多都得要利用电子计算机去进行计算。因此找出简便的计算方法，就很重要了。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一些运用学的内容，以及它对国民经济和国防的实际意义。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科学研究。我们会遇到许多问题，例如产品系列化，铁路车站的分等，新的城市的规划，车站的设计和选择，交通系统间的联系，交通工具选择的原则等等。在这里，运用学的方法是有助于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的。
第3版()
专栏：
兄弟般的情谊
黄操良 胡思升
从踏上匈牙利国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生活在匈牙利人民无限热爱中国人民的真挚的感情里。构成这种动人友谊的每一个情景，将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无论是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蔡贝尔岛上的工人，无论是已经坚定地走上合作化道路的阿尔弗德大平原上的农民，无论是站在各种不同岗位上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直接和间接接触过的新闻工作者、托儿所工作人员、文化工作者等等有着不同职业的人们，都一致地像关怀自己家园的建设一样，殷切地关心着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巨大步伐。给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近来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的飞速发展，在匈牙利人民中间引起了普遍的喜悦和兴趣。我们刚进入匈牙利最早的生产合作社之一——解放合作社的大门，这个合作社的主席劈头就说：“从收音机的广播里，知道中国农业合作化以这样快的速度前进，我们很高兴，但同时也很惊奇，可是仔细一想也觉得不奇怪，因为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是富有革命传统和革新精神的”；不仅我们访问过的合作社的社员和不少农民对中国农业合作化表现出理所当然的关怀，我们接触过的其他人们也不例外。因此经常发生这样动人的插曲，我们对匈牙利同志的访问最后变成了他们对我们的访问，而其中的主题之一，一定是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四月二十日一个晴朗的上午，去文化部了解匈牙利文化生活的情况，当我们还没有合拢我们的记录本，他们有的同志就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中国农业合作化的进展情况了。此外，在有关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其他问题上，譬如中国党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政策等等问题，也是经常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听到匈牙利同志谈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匈牙利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方面的关怀，是十分令人感动的。瓦罗斯城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的炼钢工人关心中国炼钢工厂的建设和炼一炉钢的时间；好几个匈牙利同志听我们说起中国将在十月一日前自己制造出第一辆汽车的时候，连忙拍着我们的肩激情地说：“好！”“好！”；党的工作人员十分详细地询问中国团结、教育知识分子以及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步骤和具体办法；布达佩斯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则关心中国影片的质量和数量；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是，从文化部的干部一直到年已半百的老农民，都关怀中国的文字改革，很多人关心中国什么时候用拼音文字书写。后来我们了解到，匈牙利同志所以如此关心中国的文字改革，是因为有相当多的人想学习中文从而更多地了解中国，但是现在，正像匈牙利同志所说的：“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会这么多彼此不同的符号，实在是太困难了”。
匈牙利人民所以迫切要求了解中国人民各方面的生活，这是因为匈牙利人民懂得：有着六万万人口的中国是和它并肩向着同样伟大目标前进的兄弟。当然还应该估计到，在中匈两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以前的一段长时期里，我们两国人民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和来往，如果说在解放以前的匈牙利也出版过有关中国的书籍的话，那么这些书籍是既不能反映中国的实际生活，又不能有助于对中国的真正了解的。而现在，虽然我们在匈牙利只作了短促的逗留，就已经感到匈牙利党和国家作了重大的努力来使本国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报纸和杂志经常刊登有关中国的论文、通讯、图片和新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专门有一位懂中文的匈牙利同志研究中国的报章杂志，撰写有关中国人民生活的文章；在布达佩斯的报摊上，到处都可以看见题为“中国”的图文并茂的小册子，这是访问过中国的匈牙利记者摄影和撰写的，听说不久就要出版第二册了；在学者的家庭里，他把上面满是批注和划线的毛泽东选集匈文版拿给我们看；在大学里，毛泽东选集已作为每个学生学习理论的必读参考书；在文化部的办公室里，匈牙利同志列举着已译成匈文的中国古典和现代的文艺著作：施耐庵的“水浒”、白居易、屈原、杜甫的诗集、诗经选集、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等；在布达佩斯大学里，有讲授中文的课程，现在有三十多位匈牙利学生；匈牙利同志还告诉我们：在布达佩斯和各城市的文化馆里，经常举办有关中国的讲座：如中国的工人运动史、中国的戏剧文学、音乐等等；去年，在布达佩斯建立了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博物馆。这些事件使人们深深地相信：匈牙利人民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亲兄弟看待的。
这种兄弟般亲密关系的又一证明是：凡是我们去访问的工厂、农村、机关、文化宫、俱乐部，都把中国人当作久别重逢的兄弟来接待。几乎每一次的会见都打破了预定时间表的规定。在海威斯州费尔斯塔尔加妮镇和农民的会见，是中匈两国人民兄弟般友谊的真挚表现。我们预定晚上九时从该镇回海威斯州首府艾格尔城的。时针早已走过九时了，对中国人民怀着友好感情的热情而好客的主人，一次又一次恳切地留我们再待十分钟，如果十分钟不行，五分钟也是好的，我们也一次次地走出大门又被挽留下来，他们那种恳切的表情和依依不舍的神情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心。这些不仅热情而好客，而且特别善于富有民间色彩的歌舞的居民，一次次地给中国客人表演歌唱和舞蹈，连六十二岁的老太太也上台表演她年青时拿手的舞蹈了，等我们回到州的首府，已经快近午夜，副州长和州的工作同志还在等待同中国客人交谈和联欢，他们不仅拿出最名贵的酒，而且用匈牙利招待客人最尊敬的做法和中国客人一起歌唱和舞蹈，副州长亲自领头唱民间歌曲，并拉中国客人一起跳民间舞。在这一次有象征意义的会见中，我们交流了那么多不平常的友情，我们彼此的心一整天都在中匈两国人民友爱的温暖中激动。当我们双手紧握着准备告别时，匈牙利同志异口同声地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热爱伟大的中国人民啊！”从这一句简短而又朴素的话里，使人清晰地看到这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酷爱自由和友谊的国家在解放十一年来日益发展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胸怀。
在匈牙利到处可以听到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去访问是我最大的向往”。这句话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匈牙利人民热爱中国人民，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的一种真情。一位匈牙利同志把这种普遍的向往概括成“想去中国的人很多很多，不想去中国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访问过中国后回国的匈牙利同志，都成为中国情况的热情的宣传家，有人形容这些同志是“白天讲、黑夜讲，还是讲不完”，我们也听说了许多有关这些热情的宣传家的事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同志为中匈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
匈牙利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兄弟般的深厚的友谊，不仅将对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发生有利的影响，而且将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和壮大、对整个进步人类保卫和平的事业起重要的作用。愿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像松柏一样常青，像多瑙河和长江一样常存。
第3版()
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本报四月二十七日刊登的小品文“何副厅长养病记”，对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安厅副厅长何明同志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以后，公安厅分党组召开了会议，作了初步检查。分党组承认在对待何明同志的错误有着非原则性的迁就。分党组对于何明同志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事先虽有所察觉，但由于片面强调“照顾身体”，没有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错误被揭发以后，分党组也没有进行严肃处理。这样实质上就是为何明同志的错误辩护。为了从这件事情里面吸取教训，分党组决定今后通过各种具体措施，加强对公安厅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领导工作。分党组鉴于何明同志经过几次检查，对于自己的错误已有初步认识，而这些错误事实是发生在病中的，加之其中某些事实事前经过组织上的同意，分党组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分党组不拟给何明同志以纪律处分，只责成他作深刻的自我检讨，保证今后在实际行动中彻底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