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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杨锺健
在很早以前，我是一个主张为科学而科学，不要过问政治的人。由这样一种思想状况转变到有决心申请入党，并且光荣地被批准入党，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是没有内心斗争的思想转变过程。
在解放前夕，我对革命事业虽然没有表示反对，可是也没有积极赞成，更没有投入革命事业中去。我曾参加过不少的爱国活动，但究竟应该怎样爱国，却不甚了了。当然更不会认识到自己多年来所选择的不问政治的做法会产生什么后果。因为对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我就把自己束缚于科学的象牙之塔里面。
中国的解放给我带来了新生。在新鲜而动人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变面前，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我亲身经历了南京的解放，而且永远也不能忘记我所看到的一切。当时，我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如何仓皇逃窜；我看到人民解放军如何有秩序地进城，以及如何为人民欢迎的热烈场面。这是我在新社会中受到教育的第一课。
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尤其是思想改造运动，使我逐步认清了自己过去所抱的态度是错误的，并且体会到了知识分子也同农民一样，有在“十字路口”认识和选择道路的绝对必要。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几年来，根据我在理论学习中的心得，根据我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体会，使我最后确信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我所学习的专业，使我确信地球和生物进化发展的规律，这就为我接受和诚心诚意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准备了较好的条件。
这些认识，使我从纯技术观点的泥沼中解脱出来，并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距我下决心申请入党，还是很远。解放以来，在自己的工作中和思想中都存在着不少的缺点，追究其根源，都是从旧社会带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在作祟。因此，我虽然下了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可是这些思想包袱，常常阻碍着自己的进步。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到共产党员的标准太高，自己缺点很多，没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员。这样，我便只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自己所知给别人，力图进步，努力赶上，此外别无所求。
周恩来总理在今年一月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我是个很大的启发，给了我争取入党的勇气和决心。政府号召我们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在十二年内，要使主要的科学研究工作接近和赶上国际科学工作水平。这就把科学研究工作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当时，对一个已经工作了几十年的科学工作者，当然会激起无限兴奋的心情。由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就更加使我了解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也使我自己更加有信心来响应这一伟大的号召。我曾经这样问自己：“为什么甘于长远的作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而不争取作一个红色的专家呢？”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我决定了要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当一名名符其实的尖兵，要担负起科学大进军的任务。
尽管我作了这样的决定，但有时还很难相信自己。一个长期在旧社会生活的人，一个二、三十年对政治不加过问的人，一个年纪将近六十很难同年富力强的人相比的人，是否能够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尖兵呢？
这时，报纸上登载了一批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被批准入党的消息，都像给我注射了强心针一样。尤其是被批准入党的人名中，或正在申请入党的人中，有的是自己当年的同学，有的是过去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是过去自己的学生。看到人家这种情况，一方面为他们高兴，另一方面也不禁反问自己为什么不向人家学习呢？人家达得到，自己为什么达不到呢？最后我消除了一切不必要的顾虑，认识到一切全在于自己的努力争取。只要彻底地把旧的东西抛弃，而代之以新的东西，以人一己十，人十己百的精神加紧学习，改造自己，是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工人阶级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这样认识后，我争取作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勇气和信心又提高了。
由于党不断的关怀和教育，我终于被批准为共产党员。我不能忘记，当我入党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体系以空前强大的力量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是帝国主义在死亡的道路上作绝望的垂死挣扎的时候；是我国从胜利走向胜利，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也正是全国科学工作者集中在一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制定科学规划，以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使我国科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我应当怎样来努力负起自己的责任，以作到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呢？
我把入党的这一天，看作是我生命史上的一个新生的开始。今后在党的教育和帮助下，我当团结我所能团结的同伴，培养我所能培养的青年，贡献我所能贡献的力量，使我们的科学工作更好地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我把我的感想写在这里，希望跟科学战线上的同志们互相勉励，共同达到这个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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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成立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十日至十三日举行了1956年会员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被选为委员会的委员。被选为委员的还有许多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涌现的积极分子。
会上盛丕华致开幕词。胡厥文作了三年来工作报告。他指出：今年第一季度，配合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民建上海市分会会员人数增加近一倍，目前共有会员1，942人，其中有79％是工商业资本家和代理人以及工商业者家属。
出席会议的一千六百多个会员经过讨论，同意民建上海市分会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对工商业者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在工商界中扩大骨干分子的队伍，协助国家彻底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会上表示要努力做到大会对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学习、搞好企业生产经营和密切联系工商界群众。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柯庆施到会讲了话。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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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第一次竞走比赛在京举行
来自三十五个城市的131名运动员，十四日上午在北京参加了“1956年全国越野跑、竞走冠军赛”中的竞走比赛。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的运动项目。
参加竞走比赛的运动员从天安门广场向西疾行，绕故宫一周，再回到天安门折向前门大街，到达终点先农坛体育场，他们走了一万公尺。
竞走比普通走路的速度约快一倍多。竞走时，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前脚跟着地时，这个腿必须伸直。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则，第一次裁判员予以警告，再犯就取消比赛资格。西安体育学院中等专科学生唐兆铨以52分52秒4的成绩获得了这次竞走比赛的冠军。他是今年才开始练习竞走的。这天他实际是第六名到达终点，前五名因为违反了竞走的规则被取消了资格。
西安体育学院的另一学生杨省修获得第二名。获得第三名的是济南市二中初中毕业学生刘旴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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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大学生合唱团的演出会
五月十三日，首都高等院校九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合唱团，在北京地质学院举行演出会，向同学们汇报合唱团成立以来的活动成绩。
这是我国在去年才成立的第一个大学生合唱团。合唱团刚建立时，只有一个混声合唱队，以后陆续扩大和建立了男声合唱队、女声合唱队，以及民歌队，成为一支有九百多人的学生业余歌咏队伍。
汇报演出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们演唱的歌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现代歌曲中有表现青年健壮有力和欢快情绪的“青年突击队”、“青年的骏马在飞奔”，有非常生动、俏皮的“葡萄熟了的时候”；还有我国各地民歌和苏联、保加利亚的歌曲。
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市大学教师合唱团，和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铁道学院的学生合唱队，也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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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粤剧“搜书院”将摄成彩色影片
粤剧“搜书院”将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艺术片。导演徐韬正在北京和担任演出的广东粤剧团有关人员进行准备工作。
“搜书院”由粤剧著名演员马师曾、红线女担任主要演员。他们虽然在逗留香港期间拍摄过几十部电影，但是参加拍摄彩色粤剧艺术片却还是第一次，都感到非常高兴。这部艺术片约在九月间完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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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市立第三医院用锑剂治疗血吸虫病的效果
屠正峰
从1955年秋季到今年三月上旬，浙江杭州市立第三医院先后用锑剂治愈了二百个血吸虫病人。根据出院较早的九十人连续复查大便的结果，没有发现虫卵。证明锑剂是可以根治血吸虫病的。
这二百个病人入院的时候，大部分都有血吸虫病患者的一般症状：大便中有血吸虫卵；体质瘦弱、无力、头昏、食欲差。有的人则有发高烧、呕血、腹痛、大便带脓血、肝脏、脾脏肿大、轻度腹水、黄疸及严重贫血等晚期症状。杭州市立第三医院根据病人的病情和体重计算出每个人应接受锑剂注射的总药量，定出治疗的日程。病人体质尚好，无特殊病症的，就适当地增加每日用药量，缩短疗程至十五天；病人体质较差的，则减少每日用药量，延长疗程至二十天。假若在治疗过程中，发现有严重呕吐或其他反应，就停止锑剂注射，改用维生素、葡萄糖等药物作辅助治疗，或减少锑剂的药量，延长疗程。由于医务人员严密地注意了病人的病情，随时检查病人体质，特别是细心观察病人心、肝、肾、脾脏的变化，贯彻执行了保护性医疗制度，不仅一般病人都能如期病愈出院，就是患有黄疸、营养缺乏和重度贫血的病人，也保证了安全治疗，病愈出院。
这里有一个例子。国营杭州沟管厂二十七岁的工人梁槐钦，患血吸虫病四年了，经常发烧、腹痛、腹泻、无力，连空手走路也感到气急。工厂曾把他送到杭州市工人保健院治疗，但是在用锑剂治疗的过程中出现了黄疸。按照过去医学书籍上的记载，黄疸禁忌锑剂。医生便停止了治疗，叫病人回厂休养。去年十月十七日，工厂又把他送到杭州市立第三医院。当时，病人大便中有虫卵，肝、脾脏轻度肿大，眼巩膜发黄，黄疸指数十单位，肝功能试验阳性“卄”。经中西医会诊，决定先给病人增加营养，恢复健康。住院九天后，病人精神好转，食量增加。这时，医师又作了一次详细的检查，证明病人肝脏只是受到轻度损害。病人出现黄疸，是血吸虫在人体内放出毒素侵蚀肝脏，使肝脏机能受到损害的表现；锑剂对心、肝、肾、脾脏不健康的人是禁忌的。但是，这个病人的心、肾脏都健康，肝、脾脏还只有轻度损害。如果用维生素、葡萄糖等滋补药物，保护肝脏，同时配合锑剂小量注射，不会因锑剂注射使肝脏受到损害，而可以杀死人体内的血吸虫；同时，还可以借肝脏机能的代偿作用，使肝功能恢复正常，黄疸也就会消失。如果不及时予以治疗，肝脏损害将日渐严重，以至发生肝硬变，病人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经过这样反复的研究，决定当日用1％锑剂0.03克作小量注射。观察了一天，病人没有反应。医师就根据病人的体重定出病人的总锑剂量和疗程，进行治疗。第一天用1％锑剂0.03克作静脉注射；第二天至第五天，每天注射0.04克；第六天至第十天，每天为0.06克；第十一天至第十五天，每天为0.07克；第十六天至第十九天，每天为0.06克；最后两天每天注射0.05克。在注射过程中，病人没有发烧、呕吐等反应。到第十七天，曾作大便孵化三次，没有找到虫卵，血液化验黄疸指数已下降至七单位（正常人的黄疸指数是七—八单位）。三十天后，病愈出院。
杭州市立第三医院使用锑剂治疗血吸虫病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主要是医务人员医疗作风严肃，仔细观察病情，打破成规，谨慎大胆用药。对病人丘闾如的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注射锑剂累积总量达到0.25克的时候，医师发现病人心跳不规律，病人感觉稍有头昏。医护人员就随时注意观察。夜间，发现病人除心跳不规律外，脉搏跳动已降至每分钟五十次，并且有间歇脉出现。医师就立即给病人注射维生素乙、丙和葡萄糖。二小时后，这个无自觉症状而突然发生心脏变化的病人就转危为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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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各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里
供应少数民族特需商品
在贵州省炉山苗族自治县凯里镇的场集上，民族贸易商店的民族特需商品专柜前，拥满了苗族姑娘。她们在选择花线、缎子、染料和按当地式样由成都、贵阳等地工厂加工的各色丝织花边。新从北京运来的轻巧好看的化学项练引起了姑娘们很大的兴趣。这是民族贸易商店最近新增加的三十二种民族特需商品之一。
贵州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国营商业部门今年大部分都设立了专柜，经营苗族、布依族和侗族人民喜爱的特需商品。炉山苗族自治县还供应苗族描花用的白腊和跳舞用的芦笙。
（据新华社讯）
地图上的新路线
标志着公路通车的红色蛇形线条，在桂西僮族自治州的地图上正迅速地向边远山区伸展。
满载新式农具、种子和山区人民夏季生活日用品的汽车，沿着不久以前新修成的公路源源不断地开到云贵高原边缘的睦边县和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县城。从南宁市到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的公路，横贯桂西僮族自治州中部山区延伸到河池县的九墟，和河（东河）田（田州）公路连接起来了。
在今年头四个月中，桂西僮族自治州新建和修复的公路共有五百多公里，一个纵横山区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到今年年底，全自治州每一个县城将都能通行汽车。（据新华社讯）
青海大量出版藏文读物
青海省藏族、汉族的翻译工作者，正在为广大藏族读者翻译藏文读物。从今年一月到现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已经把他们翻译的十七种读物，印了四万七千多册供应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已经出版和正在翻译出版的读物中，有供小学生用的课本，成年人用的文化读本，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章教材”、“怎样建立牧业生产合作社”，各种通俗的科学知识、卫生常识和连环画等。
到去年年底，仅青海省翻译出版的藏文读物，就有五十多种、二十多万册发行到藏族地区。（据新华社讯）
丰富多采的苗族歌舞
湖南民族歌舞团最近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吉首剧院演出了丰富多采的苗族歌舞，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和称赞。这些节目都是歌舞团在自治州农村收集了流行在苗族人民中的歌舞以后，加以整理创作的。他们曾经访问了许多苗家村庄，和当地的苗族人民和民间艺人广泛接触交谈，记录了许多优美的苗家唢呐曲子和山歌，向苗族人民学会了“接龙舞”、“团圆鼓舞”等，还在当地向苗族农民巡回演出了四、五十场。许多苗族农民反映，这些歌舞剧都富有苗家风味。
（据新华社讯）
鄂伦春人学文化
居住在黑龙江省瑗珲县新生村的鄂伦春族，有七十人开始学文化。吴老太太眼花，白天自己学认字，晚上给儿媳妇看孩子叫她也有时间学文化。吴财宝每天出猎前都坚持学十个字。吴彩春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学的也很起劲，她计划到今年年底要学一千五百个字。
（本报驻哈尔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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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帕米尔高原之行
储安平
我在祖国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上旅行了几天。那宽阔深远的河谷，那磅礴矗立的岩崖，那层层不绝直入云霄的高山，以及从山巅到山根的不化的积雪，都给人们一种高原旷迈的感觉。勤劳淳朴的柯尔克孜民族就在这一带世代相传地牧放着他们的马匹、羊群和高原特有的毛牛。
我所旅行的一带正在国境边缘上；我两次投宿的地方都离中苏边境不到一公里。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曾在那一带驻扎了一个边卡大队；这也就给当地牧民带来了不绝的灾难。在解放以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上了脚镣关了两年、解放后才被释出狱、并且担任了那个乡的乡长的吐尔达列说：“我们这个乡本来有二百多户。自从盛世才叛变、国民党来了以后，人民不堪压迫，逐年逃亡外地，到解放的时候，只剩下八十三户了。国民党军队要我们乡每月供应三十只羊，每户每月供应一千五百至三千斤柴，每户每天供应两缸子牛奶。好一些草场的草，三分之二都要供应国民党军队，我们自己只能用三分之一。就是那剩下的八十三户中，有七十多人都被强迫担任了国民党的边卡情报员，探听苏联的军情，并且在本民族中互相监视。那时候大家生活困难，没有粮吃。一只上好绵羊只能换到六十斤小麦，而且还只有向国民党军队才能换到。解放以后，人民在共产党的温暖的安抚下，才陆续回乡。现在我们乡已经有177户。解放的时候，那八十三户共有2，807头大小牲畜，到1955年底，已经发展到8，647头，比1949年增加了两倍多。”
这个乡在1955年2月建立了一个红光牧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新疆全区第一批试办的三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我访问这个社的时候，有些社员坦白地说，他们最初入社的时候，还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那时候大家主要的顾虑是怕入了社以后，牲畜归公，不能自由处理，不能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例如怕过库尔班节的时候不能宰羊过节了，有远客来也不能宰羊款客了。有些坏分子还造谣说：“合作社要用八十公尺布做的大被子睡觉，要用四十个耳朵的大锅（当地最大的锅有四只耳朵）集体吃饭。”可是一年来的事实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击破了坏分子的造谣。过节要宰羊的仍旧可以宰羊，去年过库尔班节，社里就有七、八户宰了羊。社员艾衣库鲁有一个亲戚从苏联来探望他，他仍和没有入社以前一样地宰了一只羊款待他的远来的亲戚。另外一个社员 戈德瓦衣的父亲死后，他家仍旧按照民族风俗宰了一匹马请四邻吃饭，此外社里还给他贷了五十元济急，供销合作社又给他贷了给死者缠身的白布。还有些牧民到附近的农村里去打听了一下，知道农村里的合作社并没有大家在一个大被子里睡觉，也没有集体吃大锅饭的事情。
这一个新疆地区第一期试办的红光牧业生产合作社在第一年生产中的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党和毛主席所指示的合作化道路是正确的，合作社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的。社员阿力格许说，他体会到的合作社的好处很多。他自己有牛有马又有羊，牛马羊吃的草不一样，习惯上不能把它们合群放牧，因此他过去总是顾了这顾不了那，使牲口放不好。在春天接羔的时候，一个人也忙不过来。由于劳动力不够，过冬以前也不能充分割储冬草。可是这些问题在参加合作社以后大都解决了。他现在的分工是放山羊，他说他现在不仅不比入社以前忙，反而感到轻松得多，可以集中精神放好山羊。由于大家分工、各有专责，去年接羔的情况也很好，羊羔的成活率在95％以上（同年单干户的成活率最高的是85％，互助组的成活率是92％）。过去入冬以前无力多储冬草的，入社以后，就有能力多储冬草。这一年来大家的牲口都有发展。阿力格许入社时只有三头牛五匹马二十只羊，现在他有了四头牛九匹马和四十五只羊。他说过去单干的时候，除了依靠自己牲畜繁殖以外，再不能增加自己的牲畜；可是去年他在社里，因为劳动好，又学了兽医，替社里治好了250头病畜，单单在劳动分红方面就分到了十二只半羊羔。他说：“一年来的事实使我充分认识，社就是我的家。离开了社，再没有富裕的道路。”
社主任阿比沙里和其他社员告诉我，去年一年合作社除了放自己的牲畜以外，还代外地的农民放了二百只羊，代国营牧场放了三百只羊。去年入冬以前全社一共打了二十一万多斤草，平均为每只羊储冬草120斤，比互助组每只羊多储十斤草，比好的单干户每只羊多储十五斤草。接羔时期是牧民一年中最紧张的季节。建社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挖土窖育羔的老习惯，改用草帘搭成的小棚圈育羔。白天实行跟群接羔，夜间轮班起来三次接羔。为了照顾小羔的发育，一般都对母畜推迟挤奶十五天（这是指挤给人吃的奶），或者原来一天挤两次的，改为一天只挤一次。此外还进行了改良草地，栽种苜蓿，栽种青稞，打柴打猎，组织妇女抓山羊绒，组织骆驼队给供销社运输货物等，以增加社员的收入。
去年红光社年终分配的时候，社外一些互助组和单干户亲眼看到户户社员的收入都有了增加。二乡常年互助组组长库鲁说：“你们办了一年社，指出了牧业生产合作社是我们牧民过幸福生活的道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明年也要转社。”
在我访问的那一部分高原上，除了去年建立的红光社以外，今年又建立了一个红旗社。当我们翻山到达另外一个草场访问红旗社的时候，红旗社的主任提勒克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们的新社在接羔工作上有些什么样的新进步。他说他们在接羔以前先作出了接羔计划。他们专门搭了一个蒙古包安放羊羔，使人畜分居，使羊羔能自由活动。白天把蒙古包的顶毡掀开，使羊羔得到更多的阳光。把十天以上的羊羔和不满十天的羊羔隔为两群，以免大的把小的踏伤。除了白天跟群接羔外，夜晚轮班守夜，随生随接，以免小羔冻死踏死。剪脐带的时候，也实行了先把脐带结紧然后再剪的科学方法，以免病菌传入羊羔肚里。
提勒克是一个年纪很轻的贫牧。他一直是笑眯眯地接待着我们。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又很文静。我问他：“大家选你当社主任，你愿意不愿意？”他说：“我过去一直不懂得人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的。现在在党的教育下，认识到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大家要我多为大家服务，我是很愿意的。”我说：“办一个社，当一个社主任，都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怕不怕困难？”他说：“困难是有的，但是我不怕困难。在劳动上，我自己可以苦干带头，来推动大家。只是我没有文化，在组织劳动力和制定生产计划上，我便感到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一面请求党的帮助，一面经常和群众商量。我相信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时我们同行的同志问他阿图什县今年新建的将尼奴尔牧业生产合作社向南疆各牧业生产合作社、组提出增产挑战，“你们应不应战？”提勒克迅速而肯定地说：“应战”。这一个初看起来仿佛很柔弱的、然而意志却很坚定的小伙子，他的谈话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
在红旗社里，我们会见了新社员朱凯。朱凯去年曾经和红光社社员沙仁挑过战。沙仁告诉我们说：“去年朱凯劝我不要入社，说入社以后牲畜就要充公了。我因为相信共产党，仍旧决心入社。朱凯就说，你入我不入，各走各的，看谁的牲畜发展得快。”那时他和沙仁各有三头牛十只羊。沙仁入社以后，生活上的困难都有社照顾，一年的结果，牲畜发展到五头牛二匹马二十只羊。但是朱凯因为刁羊摔伤了腿，休养了三个月。他的十只羊只生了五只羔。为了解决一年的吃用问题，他宰了五只羊又卖了五只羊，到去年年底就只剩了三头牛五只羊了。朱凯说：“我认输了，我现在相信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话了。合作社确是好，所以我今年也决心加入了社。”
我在访问红光、红旗两个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都看到了他们那辛勤的生动的育羔劳动。每天清晨和傍晚，牧民们都亲热地抱着自己所接的小羔送到母羊身边吃奶。柯尔克孜牧民有着异常敏锐的记忆力，尽管他们每户都接了几十只小羔，但是他们都能够一一记清楚哪只小羔是哪只母羊生的，毫不弄错。他们吹着轻盈的口哨，呼唤着一只一只母羊前来喂奶。那些小羊羔，一忽儿一凿一凿地吸吮着它们的母亲的乳汁，一忽儿又在草场上乱蹦乱跳，活泼鲜健。生双羔的母羊很多。牧民们顾虑生双羔的母羊乳汁不够，就用牛角做成“奶瓶”，用人工给那些双生羔喂奶。有一个妇女生产组组长阿衣夏，她去年接了二十六只羊，其中有八只生了双羔，一共生了三十四只羔，全部成活，今年她接了七十只羊，成绩也很好。牧民们都知道。牧业生产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牲畜繁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每年一季的接羔育羔工作。
牧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和它所取得的初步成就，给牧民指出了一条幸福的道路。今年那一带有许多牧业互助组都要求转社，很多单干牧民也要求入社。在我离开那儿的那一天早晨，一乡的常年互助组组长托吾提买合木提还特地请我代他向县领导机关反映，要求早日批准他们转社。虽然是在祖国极西的边陲，虽然是在雪峰连绵的高原，但是党和毛主席所指出的合作化道路，也同样像一盏明灯照耀着祖国边陲高原上的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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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七中学的学生们积极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是该校的米丘林小组中的动物组组员们在试验鸡的无性杂交——交换蛋白工作。
郭伟琪摄 （南方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