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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共产党员的崇高责任担当起来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戴芳澜
在我年青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时代。生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都希望祖国赶快富强起来。当时听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先进”的国家，我就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到美国去求学。可是一进美国就碰上这个国家的移民局对中国人的歧视和侮辱，使我对美国开始产生很不好的印象。在美国住了几年，更使我发生了怀疑：像这样一个国家，在国外压迫弱小民族，在国内歧视有色人种，残酷剥削工人，能算得上“民主”和“先进”吗？中国难道也应该走这条路吗？如果不走，又有什么更好的道路呢？回国以后，亲身受到军阀战争的摧残、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种种的迫害，又看到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我深深感到这个社会非改变一下不可，但是如何改变，我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于是只好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埋头于自己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
对共产党的正确认识我是在解放以后才开始的。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受了反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我不但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是不合适的，而且认为是可怕的。抗日战争以后，接触了进步青年，听到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比较以后，我开始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但当时我仍然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集团，共产党一旦掌握政权以后，难免也会腐朽起来，因此对共产党尚无信心。解放以后，由于同共产党员有了直接的接触，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员忠于革命事业的高贵品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才真正开始改变我对共产党的不正确的看法，而相信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政党的政党。接着我又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及许多社会活动，我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了。这时，我才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共产党是最先进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建设起自己的自由、幸福、富强的国家。而使我最感动的是党和国家对科学工作及科学工作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旧社会，我既须设法使自己活下去，又要艰苦地为自己创造工作条件，而现在却得到了这样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在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我深刻体会到，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这一号召，首先就要把过去推动自己工作的主导思想——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抛弃掉，而代之以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我年岁渐大，余年不多，应该趁精力还强健的时候，对社会主义事业多作一点贡献。加入党以后，在党的直接监督下，可以时时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检查自己，这无疑问的将会加快自我改造的速度，同时也就能使自己多为人民和国家作一些工作。因此我决心申请入党。
但在申请入党的时候，我曾有过这样两个顾虑：第一个顾虑是过去我和群众的关系还好；入党以后，我和群众的关系是否会同以前不同，是否会疏远呢？我所以产生这个顾虑是因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和党员比较疏远，他们对党员有很多顾虑。经过党组织的帮助，我才认识到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固然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对党不够了解，不愿主动接近党员有关，但主要是有些党员不善于去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都有着不少缺点。因此，入党以后，只要我能主动地去团结群众，把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所起的作用就会比非党员更大，和群众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第二个顾虑是害怕入党后会议增加，将会影响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后来了解党组织正在注意精简会议，今后会议将会大大减少。同时，过去有些会议所以开得时间长和不解决问题，主要是会前准备工作做得不好。这是可以改进的。同时，党组织也保证一个搞科学研究工作的党员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业务工作上。从我自己来说，入党后不但不应该削弱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应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我应当努力的方向。
还有人问我，你加入党以后，是否会有人说你投机？我说我却没有这个顾虑。因为科学工作者追求真理是不顾一切的，而有这种顾虑的人是由于他们对待个人比对待真理还要看重得多。
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光荣的。但是一个人究竟能不能享有这个光荣，主要地不在外表，而在他的实际行动。我决心不断地努力，使我真正能把共产党员的崇高责任担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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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忘了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段先萍
目前，在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开展春耕生产运动中，忽视党的政治工作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偏向。
最近，我到江西省的清江、奉新、靖安等县的一些合作社去过，发现很多合作社既没有专人负责政治工作，也没有建立起政治工作的制度。干部们普遍认为，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自己会积极劳动，用不着干部操心了。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在合作社的生产方面和社员的思想方面，都还有不少问题。比如清江宜春乡坪南合作社有的生产队，为了增加本队田里的肥料，不惜损害整个社的利益，把社里结实累累的油菜都翻掉了。这个社的领导干部也没有采取说服教育方法，而是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规定谁要翻掉油菜田，就罚谁。在这种强迫命令之下，大家虽然不翻油菜田了，但是还不懂得生产队和整个合作社利益一致的关系。
又如这个县的团溪合作社，好多社员都不愿参加合作社的改选大会。社的领导干部也没有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而简单地规定谁要不参加改选大会就罚谁。社员们虽然到会了，但谁都不发言，因为大家并不了解社委会的改选和自己究竟有什么关系。
这说明，放松党在合作社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不应该的。所有的做农村工作的同志，所有合作社的干部，都应该很好地学习和领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一个按语中指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因此，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会，应该具体地帮助合作社的党组织加强政治工作，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并且教育干部学会采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努力把合作社巩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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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万多中医师参加医疗和教育机关工作
现在全国已有一万多个中医师在各类公立医疗、教育机关和政府卫生部门中担任着医疗、医学教育和卫生行政工作。
各地有学术经验的老中医大多被政府卫生部门聘请到负责的工作岗位上。上海市的著名中医章次公和秦伯未已来北京担任卫生部的中医顾问。北京市的著名中医施今墨和袁鹤侪现在都是北京医院的顾问；八十六岁的老中医萧龙友也结束了他的私人诊务，政府负担了他的全部生活费用，让他在安静的条件下专门从事中医学术的研究工作。其他如天津市的陆观虎、赵奇凡，武汉市的陆继韩、蒋玉伯，重庆市的吴棹仙、张锡君、胡光慈，西安市的景莘农、王新午等都分别担任了当地中医院院长、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中医门诊部和大医院的中医科主任等职务。
这一万多个中医师中，极大部分是1954年卫生部开始纠正歧视中医的错误观点以后陆续被吸收到政府卫生部门和公立医疗机构来的。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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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针灸疗法原理实验室建成
研究中医针灸和中药为什么能治病的实验室已经在上海初步建成。
这个实验室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系统内科教研组主任邝安堃教授和其他教授设计和装置的。
邝安堃等准备从人体的神经系、内分泌系、血球和血清成分等四个方面来探测针灸为什么能治疗疾病。他们已经试制了可以从手臂上的血管变化观察神经系活动的体积描记器和作蛋白质电泳分析的各种仪器。
邝安堃从事各种刺激在人体上的反应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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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善技术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
重庆市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从事业务和研究科学技术的时间和环境，比以前更多更好了。三、四月份以来，不少厂矿企业为工程技术人员精简了不需要他们参加的会议，给工程师们配备了副职或助手，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业务和技术研究工作。重庆铁路管理局最近为技术人员设立了技术馆，馆内设有电务、工务、机务等科学技术书籍，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重庆钢铁公司、重庆水泥厂等单位，都为工程技术人员们增添了技术资料和图书设备，尽量予以借阅方便。他们还专门聘请了俄文教师，组织技术人员学习俄文。
重庆市工程技术人员的生活条件也有许多改善。重庆机床厂已经开始为工程师们新建一批经济、适用的宽敞住宅，七月初以前就可以全部建成。重庆钢铁公司最近调整了技术人员的工资待遇，对家庭人口特别多的工程技术人员，今年公司还发给了补助金。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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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修建第一条儿童铁路
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将修建在哈尔滨市南岗公园周围。
这条儿童铁路有两公里多长，哈尔滨儿童铁路修建委员会决定争取它在“六一”国际儿童节通车。哈尔滨市数万青年和少年将以义务劳动参加这条铁路路基的修筑工程。
准备在这条儿童铁路上行驶的两台小火车头，已经有一台由林业部森林工业机械厂工人用业余时间检修好了。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工厂的工人也正在以业余时间利用废料为这条儿童铁路制造三节游览式的小车厢和一节了望车厢。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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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套的儿童乐器
北京市乐器厂出产的第一批成套的儿童乐器，受到儿童的热烈欢迎。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的托儿所、幼儿园还远道前来采购。
这种成套的儿童乐器，是给三岁到七岁儿童设计制造的。它可以供十六个儿童组成一个小乐队，集体弹奏一些简单的曲调。这里有中国的古乐器——木琴、木梆，盛行于新疆的维吾尔族中的铃鼓，以及西洋乐器中的沙球和板铃、响筒等。
北京市乐器厂根据各地保育工作者的意见，在去年年初便开始对儿童乐器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先后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征求了专家、教授的意见。
现在，这个厂对适合于七岁到十五岁少年儿童使用的乐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现在正准备试制。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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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座林业职工医院
黑龙江省呼玛县新建一座林业职工医院。这个医院占地面积4，626平方公尺，今年国庆节前即可竣工。医院建成后共有一百五十张病床，还有爱克斯光机两套和其他电气设备。
（本报驻哈尔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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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茶叶价格暴跌，六十万茶农生活受威胁
在采摘春茶的季节里，台湾茶叶价格暴跌，六十万茶农的生活受到威胁。
台湾报纸说，今年台湾每斤春茶的价格是伪台币五角，这个价格只有去年茶价的三分之一。而采摘每斤茶叶的工资和伙食费就要四角，其他运费等还未计算在内，茶农们不但得不到利益，而且要亏本，因此今春二次采茶已普遍被迫停顿。
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对出口茶叶征收苛重的营业税、港工捐等，增加了台湾茶叶的成本，使台茶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造成输出困难，是台湾春茶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台茶历年占台湾出口物资的第三位。但1955年台茶输出比1954年减少了45％，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锐减。据估计，目前台湾积存的茶叶约在一千万磅以上，其中一部分已因积存太久而腐烂。台湾报纸说，目前台湾茶农生活遭受严重威胁，处境困难。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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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喇嘛教的中心——拉萨
新华社记者 包小白 格来
在喇嘛教的中心——拉萨市，每天早晨和黄昏可以看到排成一列的市民，绕着八角街在转经念佛。在大昭寺的门口，陆续不断地有人去叩长头、烧香和点酥油灯，其中有从青海、四川、内蒙古等地远道而来的。到了傍晚，布达拉宫顶上和大、小昭寺里就响起了悠长的佛号声。一个叫做吐丹仁青的市民对我们说：“我是一个信佛的人，自西藏和平解放后，我们藏民的宗教生活一贯地得到了尊重和如愿的关怀。”
我们最近访问了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活佛。他在布达拉宫的一所他自己的经堂内接待了我们。屋内佛阁里供奉的九个佛像和金光闪闪的经塔，两侧的佛阁里放满了用黄布包着的成套经卷。赤江活佛赞扬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严格地执行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他说，由于这样，大大加强了藏汉民族的团结。他还特地讲起了一件事情：在修筑康藏公路的时候，德庆附近有一座名叫“丹曲里”的佛塔挡住了公路的路线。当时西藏军区的一个负责人来征求他的意见，能不能把这座塔迁移一下。他当时的回答是这座塔在经典上有悠久的历史，迁移了会使当地人民不满。结果，公路绕着塔另辟了一条路线。赤江活佛说，这虽是一件小事，但足以说明进藏人员如何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有事采取协商的态度。
赤江活佛是拉萨小学的校长，他说：“学校的学生根据他们的志愿，可以自由地去当喇嘛，不会受到任何干涉。信奉佛教的学生每天还有固定的念经和祈祷时间。”
赤江活佛提起他曾到祖国内地参观，朝拜了各地著名的寺庙。他看到这些寺庙同样受到国家的保护。他说使他感触最深的是佛教徒的政治地位解放以后大大地提高，也能够参与国家大事了。他自己在最近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中，就担任了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主任。
赤江活佛完全同意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所说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将来要在西藏实行的民主改革是两回事。他说，实行民主改革是要使落后的变成先进的，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还访问了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第九十六代的继承人噶丹赤巴·土登滚噶。他原来住在乡下，因为他主持的噶丹寺的喇嘛近年来逐渐增加，宗教事务也逐渐繁多，他就搬到拉萨市来住。土登滚噶对中央代表团这次向拉萨各大寺院布施表示感谢，他指出这件事情就具体说明中央对喇嘛们的生活的关心。他说，青藏、康藏两条公路修通以后，运来的物资增加了，布施也多了，喇嘛们的生活也得到提高。他说，今年一个季度各地到噶丹寺来朝拜的人数，比过去增加了两三倍；今年参加传召的人数有二万多，比去年增加了五千人。
我们随着中央代表团到各寺庙访问的时候，这些寺庙充满着一片宁静的气氛，各个佛殿都打扫得非常整洁。许多佛殿点起了千百盏酥油灯，摆设了用?粑面搓成的“多玛”食神。喇嘛们正常地过着他们的宗教生活，许多寺庙的藏经处堆满了新刻的印经板。中央代表团中信仰佛教的团员，到了拉萨以后，参拜了各大寺庙。代表团团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噶喇藏在解放以前就渴望到拉萨朝拜，终未成功。这次，他兴奋地说：“已经达到了我个人多年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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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对“元曲选”的评价
戴不凡
“元曲选”是1616年由臧晋叔编刊的一部杂剧（13—14世纪最流行的戏曲形式）剧本选集。它包括100本作品。这些剧本科白俱全，内容完整，在文字上都经过校勘整理，并附有音释，是比较便于阅读的。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元代杂剧剧本留传下来的不过130多本，“元曲选”一书就收了90多本。单从保存戏剧文献的意义看，臧晋叔搜罗选集的工作，也是很可贵的。
迷信古本的学者们，向来轻视“元曲选”。像吴梅就以元刊本“古今杂剧”来证明臧晋叔把剧本“弄得一塌糊涂”（见“元曲研究ABC”）。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古今杂剧”和“元曲选”都收的剧本，基本内容并没有什么差别。曲文略有出入，不见得就是臧晋叔“妄删瞎改”的结果。（剧团和演员为了适应本身的条件，把剧词和内容稍加更动；或者在演出中丰富了原著，这都是极平常的事。）何况我们又无法证明“古今杂剧”一定就是作者的原本。对比一下出自“词山曲海”——李开先之家的“汉宫秋”第三折的曲文，不难发现“元曲选”的文学性还是比较高的。“古今杂剧”只有主角的科白较详，这是一种相当于京戏“单片儿”一样的本子，像关汉卿的“调风月”，读起来就非常费劲。出于“御戏监”本的“元曲选”，有如京戏的“总讲”，是完整的舞台演出本，比看“单片儿”方便得多。当然，“古今杂剧”也是一部有价值的文献，但是抱着版本愈古愈好的想法，以科白断烂不全的版本来贬低“元曲选”，那和教人不住高楼大厦而去住破落的古庙，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像严敦易先生那样，因为“元曲选”的来源是“御戏监”本（内府本），从而否定这部书的价值，（见“文学遗产”78期：严敦易“论元杂剧”）这更是不妥当的说法。我们如果稍为认真看一下“元曲选”的内容，那么，就不会像严敦易先生那样，说“元曲选”中“没有激烈的，反抗的，以及民族性的思想意识，”“不大看到使蒙古王朝惊惶忿怒的大胆直率的呼声，以及更丰富和更强烈的合于历史环境的人民性的表露”；同时却把“小张屠焚儿救母”这个作野蛮残酷宗教宣传的坏戏，视同珍宝地捧出来，颠倒是非地说这才是“比较更接近于生活和真实的现实”的作品！——因为，根据上述逻辑，这是唯一出于“民间”而不是出于“内府”的剧目啊！
事实上，“元曲选”中的大部分剧本，都以它强烈的人民性和完美的艺术描写的有机结合而脍炙人口。这些剧本往往善于通过栩栩如生的形象，特别如李逵、窦娥、包公……这些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正面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作者们对生活中的不义者的不可调和的战斗精神，强烈地表现了他们挣脱残暴的封建统治以及要求合理生活的正当愿望。作者们往往无情地鞭笞和嘲讽像王钦若（“谢金吾”）这样的败类、杨金吾（“陈州糶粮”）这样的贪污横行者、崔甸士（“萧湘雨”）这样的人民叛徒；作者们又往往以家人父子一般的热切关怀，来对待被统治受迫害的人物，诸如被严密管教的张倩女（“倩女离魂”）、被遗弃的张翠鸾（“萧湘雨”）、死里逃生的伍子胥（“伍员吹箫”）这些不幸者的命运。作品中对于祖国历史、传说中许多具有典范作用的正面人物，如诸葛亮、杨家将等，往往流露了热烈向往和歌颂的心情。虽然，这些对生活的看法和愿望，是我国长时期封建社会中的人民所共同具有的；但是，在人民受着残暴的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下的元朝，这些对生活的看法和愿望就不能不具有更大的鲜明性和积极意义。
因此，在阅读“元曲选”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像某些人那样，不从作品的形象中去探索剧本的人民性和现实性，而采用一种简单化的方法来对待这个复杂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元曲选”的人民性和现实性，不过是表现在若干带有隐射、暗喻性质的词句上；或者某些直接议论到民生疾苦的字眼上，以及在少数剧本中描写了“衙内”“羊羔儿息”（高利贷）这些元代社会生活面貌的一鳞半爪而已。这种看法，不仅无视许多没有上述那些“特殊”字眼的剧本的巨大意义，而且也不可能真正接触具有“特殊”字眼的那些剧本的全面意义。不去研究作品中的“人”，而只去寻找一个人物的片言只语，事实上就证明他们是用反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的，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作品的全部内容。因为，现实主义的作家永远是通过人物的创造，来反映生活，表现他们对生活的看法的。
以“窦娥冤”来说，关汉卿在这本不朽的名著中，创造了一个有全民意义的善良妇女典型——窦娥的性格。窦娥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的人；张驴儿的一切迫害就没有能改变她。她是正直不屈的，在太守面前“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可是并没有屈打成招。在生死关头，她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窦娥是为了救别人性命才勇敢地自我牺牲的。这个在不可抗御的暴力面前坚定不移，勇于自我牺牲的悲壮性格，事实上正是元朝人民勇敢不屈的壮烈精神的真实具体的概括。迫害窦娥的桃杌太守、张驴儿、赛卢医等人，是以野蛮、横暴、贪婪、无赖为其特征的。窦娥和桃杌太守集团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正是元朝封建统治下的我国社会一幅生动的写真。“窦娥冤”不是元朝故事，但是关汉卿却从人物性格的冲突中，无比真实地反映了元初社会的黑暗现实。窦娥身上具有很多令人喜爱的品质。可是这么一个善良可爱的人却会“莫来由犯王法”，却会被桃杌太守等活活杀死。关汉卿显然是用含冤莫伸的窦娥性格，来揭发“王法”及其执行者的滔天罪行的；因此，他才有可能喊出：“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对昏天黑地的封建统治的这种猛烈抨击和抗议；因此，他才会采用带有幻想色彩的“六月雪”，安排窦娥的父亲做官回来公正地处理了这件冤案，来表达他对生活的信念：不义的统治必将失败，正义的人们必然会胜利。关汉卿在剧本中宣判了迫害善良者的桃杌太守集团，不正是符合元朝高压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生活的人民的利益，不正是当时人民对合理生活的愿望的反映吗？从这里来看，“窦娥冤”的人民性，与其说在于直接描写高利贷如何剥削人民，不如说它是以在高利贷压榨下的痛苦无告的人民的观点，来观察和描写生活；与其说在于剧中有“但来告状就是我衣食父母”这样讽刺太守的词句，不如说它反映了被这种太守们统治得走头无路的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它的更高度的人民性的表现，还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坚毅不屈、正直善良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形象——窦娥，通过窦娥的形象，丰富而生动地揭开了中世纪人民优美的思想感情境界。
我们不能因为“元曲选”中有许多剧本写的是历史故事，就认为这是作者想“逃避现实”的表现，贸然断定它们缺少人民性和现实意义。像马致远的“汉宫秋”，里面丝毫找不出什么“暗喻”或“影射”现实的东西，在爱情问题上作者还把皇帝作为使人同情的形象来处理，可是这些丝毫不影响“汉宫秋”是个出色的悲剧。马致远描写了既善良又软弱的汉元帝的真挚爱情；他的目的是通过这种令人同情的爱情遭受毁灭，鞭笞像毛延寿那样的奸人，嘲笑在有关国家荣誉的时刻，“似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的满朝文武。“久以后也不用满朝文武，只凭佳人平定天下便了”，汉元帝的愤慨，实质上正体现了作者本人对历史上那批“只会中书陪伴食，何曾一日为君王”的无能官员们的愤慨。马致远把传说中已经出塞的昭君，改为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的昭君，目的显然是创造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女性形象，来反衬只会“干请了皇家俸”的、辱国丧权的文武官员的可耻面貌。马致远竭力描绘汉元帝思念昭君的痛苦，这同时也就有力地嘲讽了满朝文武官员的腐化无能——他们连皇帝的妃子也保不住，何况国家和人民呢？马致远在处理昭君出塞的故事时，显然带着一种悲愤的心情。因此，“汉宫秋”中虽然没有出现人民，也没有描写元初的现实，但是我们却能真切地听到马致远时代人民评论历史的声音。
当然，对“窦娥冤”、“汉宫秋”还有待于更好地分析，这里我想着重说明的是：元人杂剧的人民性和现实性，表现形态往往是比较复杂、曲折甚至是相当隐蔽的。如果用简单化的方法，不从分析作品形象所流露的思想倾向入手，那是不可能真正看出它的人民性和现实意义的。
在谈到“元曲选”中许多优秀剧本的思想性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它们的艺术性，是和强烈的思想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却不可能探索甚至是有意地回避作品的思想内容，只是孤立地去欣赏元人杂剧的艺术。甚至在解放以后还一直被人奉为定论的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王国维研究元曲之功是不可抹杀的，但是他认为元曲的好处只在文章，而文章之好只是在于“自然而已矣”（“宋元戏曲史”），却不能说明元人杂剧的真正价值。即以王国维所欣赏的“汉宫秋”中汉元帝的下列唱词来说：
……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
，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
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
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
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响，猛听的
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那载离恨的毡车
，半坡里响！它的好处实际上并不止在于“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汉元帝是当着威风浩荡的文武百官面前，在目送他的爱妃走向匈奴，在发抒他满腔离愁别恨的。这个场景是可以发人深思的。如果这批养尊处优的文武百官不是腐化无能的脓包的话，那么，怎么会让皇帝的妃子出塞呢？汉元帝又怎么会挨受这般沉重的痛苦，招来如此的凄凉呢？这些刻画入微、淋漓尽致的唱词，事实上正是对毛延寿以及无能官员们最生动的斥责和嘲骂。从这里来看，我们读元人杂剧时，说它们的好处只在于文章“自然”，那不是像“买椟还珠”一样吗；“小张屠焚儿救母”文章也是“自然”的，可是它却是有严重毒素的。撇开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单独地去欣赏文章，显然是有害的。
“元曲选”不仅选收了王实甫、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德辉等著名作家的作品，而且也选收了不少无名氏的重要作品。关于这些杂剧作者，不问是有名或无名可稽的，留传下来的史料都很少，他们的生平还有待研究。不过，进步的元代杂剧作者的思想感情总是有着同当时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相通之处的。有人认为元朝没有科举，士人缺少上进的道路，终身沉抑下僚，于是 “大率假仙佛任侠里巷男女之辞，以舒其抑塞磊落不平之气。”（引自吴梅“词余讲义”序）换句话说，他们能写出许多不朽的剧本，好像仅仅是由于个人牢骚发泄的结果。这种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元朝一方面把原属金朝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和南人（原属南宋的人民）列为被统治的下等人，另一方面，所谓“九儒十丐”，更把知识分子贬到被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去。汉族知识分子不但没有上进的道路，而且所受的压迫，在当时是最剧烈的。“不得志”的剧作家们自己就处在同统治阶级最尖锐对立的地位上，因而他们对被统治的生活，感受格外深刻；对被压迫者的心情，了解得更为透彻；于是，他们发泄“不平之气”时，实际上就不只是个人的牢骚，而成为整个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了。另外，历来也有许多学者津津乐道杂剧作家们如何“留恋风月”；他们说，关汉卿就自称是“郎君领袖，浪子班头”。当然，我们不必为古代作家生活的不严肃一面作掩饰，但是，必须指出，“行院”生活决不是关汉卿的全部生活；同时，“行院”又是封建制度压迫妇女最野蛮残酷的所在，像关汉卿这样有良心的作家，同黑暗的“陷人坑”有较多的接触，自然会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生活的真相，体验被压迫者的痛苦，同她们的心情打成一片。应当说，跟广大人民思想感情的紧密结合，这正是关汉卿创作的泉源。
从上面所说的来看，不论是对版本、对内容、对作者，如果我们不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方法来看“元曲选”，那么，决不可能好好地研究甚至阅读这部杂剧文学的宝库的。在“元曲选”重印出版的时候，这是值得提供读者们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