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武汉市代表荣慕蕴的发言
我出生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幼年时代，我伯父我父亲方开始搞面粉厂和纱厂，由于封建习惯，不重视子女，故我读书不多。我二十一岁与我爱人李国伟结婚，他是唐山工学院土木系毕业的，那时做陇海铁路工程师。我结婚不久，我伯父和父亲认为他的工作发展不大，要他到汉口来办工厂，我当时并不赞成，以为在铁路上当工程师是用其所学，还曾一度劝阻过。但是意志不坚，终于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于1918年来到汉口，这是我剥削生活的开始。
从这时起，我们一直过着优裕的生活，认真说起来，便是剥削的生活。那时我们毫不惭愧地，以为办厂是养活了工人，我们将本求利，用知识和技术来发展事业，我们享受一些，是应该的。我看到了各大城市一般资产阶级的高度奢侈生活，觉得我赶不上他们，还有些委屈。
反动政府垮台的前夕，我们还造成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到香港去开了个纺织厂。那时伪政府外汇枯竭，我们有一批机器到了交货的时候，结不到外汇，我们恐惧定金损失，妄想避入殖民地势力范围内，保存一部分实力；而实际这一部分事业，与国内脱却了联系，使国家和人民的资金至今陷于冻结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我爱人最所痛心，觉得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而我呢，同样对不起祖国，没有帮助爱人纠正这些错误。
1949年初，我们由汉口迁居广州，到了下半年，又由广州迁到香港。在那个时期，我们要逃避反动政府的勒索，同时也恐惧共产党的到来，我们益发感到前途的渺茫，不自觉地陷入于消极和腐化的生活，几乎每日以雀牌为消遣；而我子女陆续前往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留学，也是我们认识不清充满着崇美思想所造成的。我们不但不能掌握命运，简直堕落于腐朽的深渊了。
我们的子女至今未能回国，在1955年3月，他们来信说思亲情切，渴望早日返回祖国为人民服务。但是从中美签订遣侨协定后，我们去信催回，至今未见回信，想来是怕美帝迫害所致。这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残忍面貌，不仅阻碍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不能早些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并且使他们受尽了精神上的痛苦。我们以前的错误行为，深深的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又对不起子女，真有说不尽的悔恨和惭愧。
从我个人来说，1949年中是一个转捩点。那时国内好的消息连接而来，各地解放后，毫不停步地向着恢复秩序和经济建设方面推进。我们在港，也时常接触到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我们逐渐明确了全国解放的真实情况和社会革命的好处。那年十二月，由党和进步人士到港来动员我们回汉，我们就毫不迟疑地由香港北上，经北京、天津、上海而回到汉口。
当我到达北京，看到伟大的庄严灿烂的首都，较之过去大大的改观了，天津、上海也发现了从来未有过的蓬勃气象。回到汉口，在武昌下车，就有厂内的工人，留汉的好友，同了厂内的腰鼓队秧歌队过江欢迎我们，情绪热烈，使我衷心万分感动。我开始认识到我们新中国的新气象，我兴奋，我热爱，这是我思想上第一次转变。
不过那时的转变，是肤浅而缺乏基础的。我们看到祖国一日千里的进步，我们心悦诚服地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但是看到自己的企业，机构臃肿，周转困难，又不禁忧虑重重，觉得前途渺茫。但是政府对症发药，用加工订货的办法，来解决了我们基本困难，获得了收支平衡，而且渐有利润。同时我爱人看了天津、北京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又于1950年到东北观光，提高了认识，确立了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经营的信心。就在1951年提出申请，被批准了将我们宝鸡的纺纱、织布、面粉、发电、机器和造纸六个厂，与陕西省工业厅公私合营。
从抗美援朝运动起，通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我认识到党和政府的各项措施，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到1953年，政府宣布了总路线和总任务，接着我们从事的全部企业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我参加了市政协民主妇女小组的学习，明白了国家社会主义改造要结合到个人思想改造；又因我爱人于抗日内迁时期，曾折断过腿骨，行动不便，组织上特别照顾，要我与他常在一起，因此我幸运地能参加许多会议。去年年底，更随同参加了北京近郊的视察，我增长了不少见识，认识了很多崭新的事物，大大地提高了我的思想，我觉得我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了。
同时我的思想转变，完全是逐步转变的。过去我思想模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悔恨。特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当我看到多多少少的青年人，离开了家乡，为保卫祖国而上前线，而我的儿女呢？由于我过去对新社会认识不够，竟送我的儿女，也是祖国的儿女，到美国去，以为得到所谓安全的防空洞。但是今天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后，陆续回返祖国，而我的儿女依然流浪于美国，欲归不得，既没有对祖国贡献力量，也没有使我们家庭团圆，回忆这些事情，更使我痛恨过去不正确的思想，也使我认识到由于我不能掌握命运，也牵累到子女同样不能掌握命运。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在政府的协助下，争取在国外的子女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为人民服务。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使我澄清了头脑，看出了前途，再也不愁爱人年老体衰而烦闷。毛主席对工商界英明的指示，像早晨的太阳照耀着我，使我有了光明的方向，使我欢欣鼓舞地接受改造。只有国家富强了，我们个人才能也得到幸福，而况年老者政府还有安排；我更清醒地体会到，国家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对于年老人的照顾抚慰，是同样的无微不至的，我觉悟到以前的顾虑是多余的。今后我们应该有坚强的信心，紧紧地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保证：
1、集中思想，虚心学习，开好这次大会。
2、加强学习，做好“五好”工作，并帮助爱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3、在工商业者家属的改造工作中，争取做一个骨干分子。
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贡献出我一切力量。
上海市代表徐爱凤的发言
我是一个烟纸店的家属，企业里没有职工，我也参加店里工作。这一次被推为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界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又觉得惭愧。我过去对党及社会主义前途认识不足的，像我的先生，他解放后就参加了同业公会、工商联，各项工作，我非但不鼓励他，并且叫他不要这样起劲。1952年有朋友介绍他参加民建会，我就不同意，我思想上认为参加党派不好的，还是无党派好。后来通过他的帮助，叫我参加点里弄工作，才初步认识政府政策，通过普选，婚姻法宣传、学习，才明白我们妇女翻了身，当了家作了主。共产党和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国，也解放了我们妇女，今天我们光荣地能到北京来参加这样伟大会议。
在上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我的思想还存在顾虑，大户可以公私合营，我们夫妻店是否可能，一月二十一日全市批准公私合营，我们夫妻店也在内，那时真的我说不出的高兴，布置店堂，大扫除都不觉得疲劳。
但是在清产核资中，夫妻户暂不清点，我思想上搞不通，公私合营帽子已带上了，为什么仍是穿经销、代销的衣裳呢？我听了报告，参加了小组讨论，我明确了清产核资为了定股定息。但是：（1）我们夫妻店资金都只几百元，没有多少可拿，经、代销可以拿手续费，多做多得，更可发挥积极作用；（2）我们夫妻店家店不分，店在前面家就在后面，一面做生意一面管孩子，丈夫出门进货，妻子在家里做买卖；（3）夫妻店大部分开在里弄居民集中地方，居民要什么，我们就进什么，适合居民需要；（4）交易零星，从信纸信封、线、针，零星细小东西都应有尽有，经营品种多，因此我们夫妻店采取代销、经销的形式，不清产核资，非常恰当、正确。
我们夫妻店为商品流转而劳动，把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供应广大居民的消费需要，所以我们应处处为消费者便利着想，能使他们满意。
我们认为不缩短营业时间，备齐品种，扩大推销，是搞好业务的基本原则，服务态度和善，经营作风良好，也是搞好业务的主要因素，我店就这样的，所以生意很正常而有盈余，我们还要进一步以实际行动来迎接经销、代销。
济南市代表崔永和的发言
我是工商业者家属，本身又是资本家。一贯受的是欧美帝国主义教育。解放前我害怕共产党，对于马列主义，更是不去研究。解放初期，我抱着好奇心理和筹划如何应付当前环境，以对抗心情，开始阅读理论书。由于水平低思想顽固，虽然知道些名辞，但本质毫未得到改造。这时我爱人苗海南又被任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我就开始骄傲起来，以旧眼光看新事物，以官太太自居。不但不认识剥削的可耻，反而更帮助爱人加紧剥削大犯五毒。经过了伟大的“五反”教育，我思想上起了大的波动，开始时我对职工对我们的揭发，口服心不服，认为这不是是非问题，而只是共产党政权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替他们撑腰，我们是“在人屋檐下，不敢不低头。”因此对一切坦白书，我就往大处写，甚至作了假坦白，希望混过关去再说。
“五反”后，我开始逐渐改变这种观点，认识到这只是工人对我们的教育，而不是要彻底消灭我们。同时我也逐渐认识到剥削的可耻和过去的一些罪恶，想到自己过去半生完全是靠剥削生活对人民毫无贡献，而吃的好、穿的好，甚至受到特别高的教育，当日自以为光荣和幸福，今天就越觉得可耻。在此心情下，就越抬不起头来，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认为资产阶级“百无一是”愧不如人，特别是因为自己具有历史包袱和阶级出身所限，心中顾虑更多，自己把自己看作是垃圾箱内的废物和毒药，对自己宣布绝望，认为此生已矣。
这时我已开始比较系统的学习，日久天长，在理智上我已被马列主义的真理所征服了。思想上也把过去抗拒的心理，一变而为向往和服膺真理了。特别是通过生活的观察，看到祖国的各项伟大的成就——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我崇美亲美的思想。根治黄河规划和五年计划，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作为一个中国人民，我不能不为自己国家日益强盛而感到骄傲和欣悦！作为一个曾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中国妇女，我能不愿为这个可以引以自豪和光荣的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当我正在跃跃欲试的时候，低头一看资产阶级的“金枷玉锁”仍缠在自己身上，心中便泛起了暗影。这时个人便有了一种“国家有前途，个人无希望”的矛盾心情，这一种交织的感情支配下，我一直在彷徨苦闷着。我的爱人的思想，比我明朗，但我怕影响他的情绪，永不向他暴露出我内心苦衷。同时我也为他担心，怕他到社会主义这一关上过不去。但我表面上故持镇静，不但照常安排好家务，而且在文牍工作和业务上都尽心的帮助爱人搞好工作。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爱人，他不但鼓励我学习，而且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新事物，都无保留讲给我听。因此越发使我对新社会向往，但我也越发的为自己阶级出身而感到痛苦，我心中蕴藏着两个极端的矛盾——自卑和自傲，悲观与乐观，消极和积极，而得不到解决。这充分地说明了个人和国家前途不能结合起来的苦闷，矛盾不能统一的苦闷。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对工商业者作了亲切指示后，我们都恍然大悟，认识了自己也有光明的前途。特别是主席开了支票，只要我们放弃剥削，努力改造，就可以逐渐锻炼自己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也有机会改变成份，光荣地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这给予了我们以莫大的鼓舞，我的思想豁然开朗，充满了乐观心情。回济南后列席山东省工商联代表会议，听到了首长们的报告和通过小组座谈，大家互相自我批判过去的罪恶和剥削的可耻。我的思想又进一步的提高，比较深刻的检查了自己过去的剥削可耻行为。在此基础上，我开始改变了过去的灰色人生观。从此走出了防空洞，热烈的投入社会主义高潮的激流中。几个月来，无论参加任何工作，我始终精神饱满，心身愉快，和以前大不相同。假如说我是一棵干枯了的草的话，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我开始又恢复了，重新获得了生命，在共产党的春风化雨下，我才润泽起来，变青翠了。在群众的土壤和肥料的培养下，我才得到成长。过去我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资产阶级观点，以为“金钱万能”，今天回想起来，不禁好笑，金钱买不到幸福，更买不到青春。相反地，现在我正走向与“金钱万能”两极端的一条路上，我却获得了一切，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我不但获得了青春，而且要青春长驻，作个长生不老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开始找到了幸福之鸟。
一个人最愉快的事情是搞通思想，我在半年前情绪低落的时候，不但自己陷入岑寂狭隘的小圈子，而且也见闻不广，友谊毫无，每天冷冰冰的过着消沉的生活。自从我愉快的投入改造高潮各项运动后，我对一切新事物都有了浓厚的情感，也建立了许多新的友谊。我住在厂内五年之久，过去的四年半，我见了工人却低首而过，非常尴尬，内心中隐藏着说不出的滋味，因此非常的不自然，工人对我也有相当的距离。自从去年冬天，在一个不正式集会的劳资座谈会上，我的爱人主动的检查出他在解放前一度邀请伪警备司令部镇压工人罢工的事情后，工人同志们纷纷的向我爱人说出了心中的话，他们说：“苗经理，咱们厂的劳资关系很好，我们对你唯一不原谅的就是1948年那件事，现在你谈开了，没有什么了。”从此他们对我们改变了看法。当然这是党的教育，工人同志的主动团结，诚如陈云副总理的话：“工人阶级是讲理的。”真的只要我们肯承认错误，工人兄弟们大公无私，决不斤斤计较的！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和宽宏而自惭渺小！最近半年以来女工同志们和我非常要好，大家打打笑笑闹成一片。每星期六我和我爱人都参加她们的跳舞晚会，她们也不拿我们作宾客，毫不见外。她们照相（团体像）都主动约我参加，最近本厂女工同志赴郑州支援新厂，我也参加到送行的队伍中，和她们一道到车站。我真感到无比的光荣，同时在和她们结交后，看到她们那种勤苦的劳动，愉快的情感，和坚持着学习的精神，更对我有了很大的启发。我越和女工同志们在一起，就越感觉到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的可爱与光荣！回想我在旧社会中，诚如邓大姐所说的：“由于某些独具的便利条件，能够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我曾在燕京大学肄业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四年，所花的外汇，那一些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呢！可是我为人民究竟作了些什么？不错，在旧社会里，我曾大露头角，才二十四岁女孩子就当济南仁丰纱厂接收主任委员和常务董事，以及伪国大代表，但这只不过为旧社会作了点缀品和反动派的帮凶，为人民招来了损失。对我个人来讲，从前每日里勾心斗角，利欲熏心，不但天真丧失，毫无青春光彩，而且每日里患得患失，忧心忡忡，虽然个人积累了许多资金，结果又被金元券一扫而光。将旧比新，真是地下天上。现在，我仍然过着养尊处优的倚附生活，在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革命高潮中，能不自疚！
听了各位首长的指示和各位大姐的发言后，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个人改造和企业改造是不可分割的。放弃剥削不等于思想改造的完成。思想改造是无止境的。政府对我们的要求是要把工商业者变为社会主义企业干部，陈云副总理的“打开天窗”，更可以看出党的诚恳，党对我们要求越高，就越看出党对工商业者的重视和关怀，我们就应当感到光荣。作为党和毛主席最小最弱的儿女来说——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和家属们，我们不但不应该自外于人民，而且还要在这和睦团结祖国的大家庭内，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样就为个人、儿女、国家和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的道路上奠平路基。
我谨把个人所订的三个计划述之于下：
（1）作为工商业者家属：我愿尽上力量帮助丈夫作好他自己的改造工作和推动山东省全省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工作。同时更把我思想转变的过程，现身说法的向各位工商业朋友介绍，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这样对公对私可能都有点滴好处。
此外我将在妇联领导下作好各项工作。
（2）作为知识分子来说：我将努力学习理论，充实自己，并争取就业，以便在工作岗位上得到锻炼。
（3）作为旧社会出身的人来说：由于历史关系，社会关系，我在国外有许多朋友，甚至台湾南洋都有熟人，解放后我未和她们联系，在反动派的谣言下，他们可能为我的安全担忧，今后我将化消极为积极，设法和她们联系，报告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祖国的美丽前景，以便为和平解放台湾，及国际和平事业中贡献出螺丝钉的力量！
总之，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工人同志的督导下，社会的推动下和各位姊妹的帮助下，我是有信心，有决心的和我爱人一道，努力改造，逐渐锻炼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这次全国工会主席赖若愚同志?会，并讲了话，更予我以莫大的鼓舞和兴奋！工人同志向我们伸出了帮助之手，工人阶级的光荣大门也在敞开了！各位姊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让我们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大踏步地跟着祖国一道前进吧！上海市代表杨鉴清的发言
我参加这个会议，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这一次会议，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是破天荒第一次。我们来自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姊妹们，有的是工商业者，有的是工商业者家属，大家欢叙一堂，来开这样一个大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求得彻底的解放，这是解放以前所不可能有的事。我们回想过去亲戚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不是敷衍拉拢，就是勾心斗角，谈长说短，无聊极了。现在来认认真真的讨论我们自己的事情，认识我们的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应该说，对我们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情。
同时我也感到非常惭愧，虽然解放已经几年了，也参加了学习，但是我的进步不大，工作不多。当解放初期，大家都讲妇女翻身了，我也和大家一起讲妇女翻身了，对翻身的体验，我实在是很不够的。我记得在1950年，开始参加妇联组织，我们学习的时候，有一位同志叫我杨鉴清，我当时就呆住了，我实在已经把我杨鉴清一个独立的人忘记了，变成了依附于丈夫的一个人。
几年来，我看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不断的起着变化，抗美援朝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拆穿了美国的纸老虎，扫除了我们的恐美崇美心理，在国际地位上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国内经济由恢复到大规模建设，到处可以看到工厂、铁路、水库等等建设起来，生产不断提高，出产了很多新产品，物价稳定，黄色戏剧，歌场舞榭已经被淘汰，健康的文娱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学校学生年年增加，物质和文化生活逐步提高。这些巨大的变化，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热情劳动所取得的成果。但是我却安于坐享其成，并没有想到自己应该贡献我一分力量。
去年全国工商联开会，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开始体会到：我的翻身感不强，安于依附生活，正是因为我是资产阶级出身，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只晓得小时候靠父母做小姐，出嫁了靠丈夫做少奶奶，将来老了靠子女做老太太，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的统治压迫下，资产阶级内部你争我夺，互相倾轧的情况下，是靠不住的，何况这种舒适的生活，是建筑在无数劳动人民的贫穷、痛苦、悲惨、流离的生活上得来的。因此只有推翻旧社会、旧制度，逐步消灭剥削，才可以使得大家过着繁荣幸福美满生活。而用我们每个人的劳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光荣的事业，应尽的责任。因此，在上海全市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我也投入了这个伟大的运动中间，参加了活动，当我看到批准全市私营企业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时候，大家热烈的庆祝，我开始感到参加了工作的兴奋和愉快。
两个月以前，我参加了民建总会召开的工商界家属工作汇报会议，列席了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见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听到了各位首长的重要报告，并且能同各地方、各阶层的姊妹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我们中间还建立了亲密诚恳的友谊，更使我扩大了眼界，感到处在这样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间的温暖，这次对我的教育很大，也更鼓励了我今后参加工作的热情。回到上海后，向广大的工商界家属姊妹们汇报了我到北京参加会议的经过情况，大家都体会到党和政府对我们家属的重视和关怀，感到兴奋和愉快。我感到在家庭中处理家务，在社会上和大家一起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这个共同目标来做一些工作，精神上的愉快，是远胜过我不劳而获得的物质享受。
我听到了邓大姊的报告，感到妇联如此亲切的爱护我们，教导我们，真像回到了娘家一样。
听到了陈云副总理的报告，每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感动，几次想控制我自己的情感，最后还是流下了眼泪。现在的政府，真正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为国家做了好事。现在，我更明确了我们的前途，只要我们和政府同心协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商界是有光明前途，我们家属也有光明前途。陈云副总理还讲“我们这一代曾受了帝国主义欺负，难道让后一代还受欺负吗”？这两句话，深深的感动了我，党和政府首长，不辞辛劳的处处为国家为人民着想，办事情，是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繁荣富强的国家，使我们的国家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负，人民过富裕的生活。我虽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家属，过惯剥削生活，但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热爱我们的国家，要国家富强，要大家都过好的生活，难道我还愿意再留恋过去的剥削制度，过可耻的剥削生活吗？难道我愿意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民过贫穷痛苦生活吗？我只有一句话，要和全国人民一同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社会道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一辈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
但是我是旧社会生长起来的妇女，有很深的旧思想意识，要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决不可能把旧的思想意识，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今后，我要在妇联和民建会领导之下，加强学习，改造思想，在思想上，行动上，“破除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彻底胜利，妇女才能取得彻底解放，我一定要在这伟大事业中，贡献我的一切力量。
重庆市代表杨琪恕的发言
我叫杨琪恕，是重庆公私合营川江轮船公司副经理（资方）黄明安的爱人，我的娘婆二家，都是世代剥削职工血汗的资产阶级家庭。娘家是聚兴诚银行的老板。婆家搞的名堂就更多了，凡是能赚钱的生意，如盐号、钱庄、匹头、煤矿、轮船……等，都一一做过。在这种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我，看的是钱用的是钱，满脑袋装的也是钱。因此，后来当我以杨家“千金小姐”身份许配给黄家的“大少爷”黄明安时，不单是双方家长感到“门当户对”、“亲上加亲”（我们是姑表姐弟开亲的），而我也感到满意，认为黄家底子厚，名气大，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可以快快活活的享受一辈子了。
结婚以后，黄家“少奶奶”的生活，的确比起当“大小姐”时是更优裕、更舒服了。住的是花园洋房，吃的是鸡鸭鱼肉，穿的是新花样洋货，出门有汽车，过河有专轮，上坡有滑杆，里里外外还有一、二十个“佣人”服侍。可是当时我还是不大快活的，因为我的爱人黄明安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精明能干”，而是一个胆小怕事、一窍不通的“大少爷”，三岁前没出过房门，十七岁时还有奶妈照料，更没有在什么有名的学堂毕过业，于是婚后半年，我就鼓励他到上海美帝国主义所办的圣约翰大学去读书，希望他在那儿混一张毕业文凭回家，将来才好把黄家的祖业撑持起来。可是他仍然不争气，刚读两年多就休学回家了。但女人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退一步想，和爱人共同想法来继承祖业。
我们这个腐朽的资产阶级家庭，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丑恶事情，既投靠过帝国主义，又勾结过国民党反动官僚，但最后得到的都是些悲惨的结局。
还在我嫁到黄家以前，黄家就已经勾结法帝国主义做起生意来了。当时黄家每年送四、五万两银子给法国人，使经营轮船业务的聚福洋行伪装与法国人合伙，轮船上挂起法国国旗，招牌上加上“法商”二字，认为这样既可以应付军阀，又可以借法帝国主义的牌子在中国内河航行，赚更多的钱。我嫁给黄明安后，对于家里这种拍洋人马屁的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常常叮咛黄明安要好好应酬和恭维这些法国人。为了讨好法国人，我们自动把南岸别墅的房子佃给当时的法国领事住家，以便进一步的拉拢关系。同时，我们这批女眷，又经常陪那位领事太太玩，当她认我的婆婆作干妈的时候，我在旁边便马上助兴说：“好得很”，要婆婆认了这门干亲。这样卑鄙无耻投靠法帝国主义的结果，并没有保住聚福洋行的命运，最后聚福洋行被法帝国主义分子以假作真，将假合约拿来算老账，敲去了三分之一的股本还不放手，几乎把聚福洋行搞垮。直到后来法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垮了台，我们又才勾结中国的反动官僚把法国人赶走，把法国旗子拿下来，将法商聚福洋行改名为强华公司。
依靠帝国主义的路走不通，我们便反过来勾结反动政府。在勾结反动政权上，我也成了爱人的积极支持者之一。拿解放前我爱人经营的三才生煤矿来说，当时被卢作孚经营的北川铁路和天府煤矿所控制，卢作孚叫北川铁路不运三才生的煤，想吃掉三才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大力筹备资金，自建轻便铁路，才能挽救这个企业的命运。这时，通过我娘家哥哥杨晓波的关系，使我们认识了战犯徐堪，并通过徐堪去走孔匪祥熙爪牙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和孔匪干儿子郭锦坤的门路，以便利用他们的势力去活动一些资金来渡过难关。我自己呢，也想办法“走内线”，经常陪徐堪、陈行等的“姨太太”打牌，或请她们到我家来吃饭，以联络感情。陪她们打牌当中，我和我爱人都是“只输不赢”的，而且输得不露痕迹，好让她们赢了高兴。以后，我爱人又以送“包袱”的方式来拢络他们，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挽救三才生煤矿的命运了，谁知后来真的找他们具体想法解决资金上的困难时，他们都反脸不认人了，还官腔十足，拍桌打掌的把我爱人骂了一顿，所以三才生煤矿最后终于被卢作孚吃掉了，气得我爱人几乎投河自杀。
聚福洋行被法国人诈骗和三才生煤矿被大鱼吃掉，打破了我这辈子想赚大钱的梦，特别是听见旁人讥笑黄明安是“败家子”时，心里更是丧气，越发感到爱人无能和前途渺茫了，于是我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可是事实并不如我的愿望，单是大儿子就叫我生气，功课不好，常常留级，而他在家里却是要吃啥就吃啥，要买啥就买啥，还把汽车开到街上闯祸。儿子的不成器，使我更加痛苦，认为这辈子完了，没啥想头了。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们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下，命运是很悲惨的。
虽然这样，但解放后我还不懂得资产阶级只有在新社会里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道理。解放初期，我和我爱人对共产党的政策都抱怀疑态度，尤其是我，更认为共产党要整“有钱人”。“五反”运动开始，我心里马上想到：“土改搞地主，五反搞资产阶级，果然共产党整到有钱人面前来了”。所以整个运动当中，自己的情绪是抵触的。但后来事实教育了我，我爱人所经营的企业虽然犯了盗窃国家资财的严重“五毒”行为，可是由于坦白交代的结果，最后仍然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使我感到共产党真是按政策办事，实事求是，开始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特别是通过爱人所经营的企业强华公司被政府批准了公私合营的事实，更给了深刻的教育。强华公司由于一贯经营管理不善，一天天走下坡路，不得已于1952年申请公私合营。但在清产核资当中，才发现公司已经资不抵债，快破产了。这时，我和我爱人都感到非常恐惧，怕破产后吃官司，更怕从此失业，一家人今后生活无着。因此，我爱人每天回家来是以酒浇愁，痛哭流涕，我也一天提心吊胆，坐卧不安。在这种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挽救了我们，批准了强华公司与合众公司合组公私合营（强华是在移债作股的基础上参加合营的），同时仍然叫我爱人担任副经理的职务。去年，中央的正式委任状又发了下来。当黄明安把委任状拿回家里来的那天晚上，我高兴得连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在旧社会，一个破产的人不但是家破人亡，还要吃官司、坐监牢，严重的在逼得走头无路时只好自杀。可是在新社会里，党不但救了我们，而且照样的信任、培养和教育他，叫他作副经理，而他也在公股代表的领导和教育下，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渐变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我的子女们在国家的关怀和教育下，也一个个长大了，一个个变好了，连解放前那个叫我时常生气的大儿子，现在也转变得勤俭朴素，成为国家的干部。小的两个儿女，一个在东北工作，一个在北京念大学，都成为光荣的青年团员。他们不但自己努力工作和学习，还时常写信回来开导我们要改变生活习惯，早日放弃剥削，好好接受改造，做到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看到儿女们这样幸福和进步，我从内心里深深感谢共产党。体会到旧社会资产阶级家庭里的作孽钱只会使儿女不上进、腐化堕落。唯有在新社会里，他们受到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学会了新的技能和本领，今天才有可能好好为人民服务。儿女们如此进步，当父母的也应该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儿女争取光荣和幸福。不然，既对不起国家人民，连自己的儿女都会瞧不起自己了。因此，今后我还要进一步地进行思想改造，把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光明前途紧密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争取作一个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积极分子。
宁波市代表戴新安的发言
我是浙江省宁波人。我的丈夫是开小型布厂的。
我所能向各位首长、各位姊妹汇报的，仅仅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我有七个儿子、七个女儿，他们个个身体健康，而且在学校的教育下，学业良好。十四个孩子中，三个大的都是青年团员，都已成为国家的干部，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几个小的当中，有三个也已挂上了红领巾，成了光荣的少先队员。
过去，在我参加居民工作或工商界妇女学习活动中，常常听到姐妹们说，孩子太多，家务太忙，没有时间搞社会工作，也不能安心学习。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是根据我个人体会，这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
在目前来说，孩子和家务的确还是妇女较重的负担，不要说在我们年轻的中国，就是在苏联，现在他们的国家也还在多方面考虑减轻妇女繁重的家务操作。我们必须担当起这个重大的责任，把祖国下一代教育得更好，把家务安排得很好，使我们亲人安心从事生产经营。那么，我是怎样使孩子、家务与参加学习、参加社会活动之间，不起矛盾呢？经验告诉我：只有以身作则，用鼓励方法，教会孩子们劳动，让他们懂得劳动光荣，一方面培养他们的劳动习惯，让他们参加家务劳动。同时也使自己能抽出相当的时间，可以从事社会活动和参加学习。
我的四个较大孩子，都已离家工作或学习。留在家中的还有十个，年龄都是相差一岁光景。在家的最大是十六岁，最小的还只有一周岁。有的读中学，有的读小学，有的在幼稚班。我的孩子们，从小我就教他们帮助做轻便的家事，我自己也什么都做，我对孩子教育是采取说理的方法，因为打骂是得不到效果的。比方我为了巩固孩子们的劳动热情，就每个星期和孩子们一道开一个家庭会，检查每个孩子的工作。比方烧饭的，饭烧得怎样；扫地的，地是否经常干净。那个工作好，就称他模范，如分糖吃的时候给他多分一点。像五岁的那个，别的事派不上他，就派他开门。他一听到有人敲门，就赶快去开，结果评上了开门模范。用这样的方法来鼓励孩子，收到一定的效果。我家还有一个年近七十的婆婆，我待婆婆很尊敬、很体贴，孩子看在眼里，他们也知道对长辈应该尊敬，所以他们对爸爸妈妈都很好。十六岁、十四岁的两个女儿，都尽可能把一天家务安排好才上学去。我们宁波人都有火缸（炖东西用），我的女儿为了早上能减轻我的劳动，同时不让上学的弟妹迟到，总是在头一天晚上把粥煨在火缸里，第二天一早只要烧点水洗洗脸，现成的粥吃些就各自上学去了。我起身只要预备婆婆和我的早饭、洗衣服、拖地板这些事。孩子们常和我抢着做这些事。孩子们说：妈妈你吃力了，我们来做，我也怕耽误他们的作业，不要他们做。有时他们功课忙时，甚至把脏的衣服藏起来，留在星期日洗。我家孩子虽多，但清洁卫生也很注意。孩子们除了各自打扫自己房间外，还分工打扫吃饭间、厨房、走廊。像现在这样天气，每星期洗澡的，小的就由姊姊帮他们洗。
由于我对孩子不溺爱，鼓励他们劳动，使我有时间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我从1951年开始就搞居民会工作，当了三年宣教委员，后当选为妇女主任至今。居民工作有时很忙，因为我的孩子们都能动手做饭，我有时整天在外工作也不必惦挂家里。孩子们都懂得妈妈开会和学习是要紧的，大的说妈妈你放心去吧，弟妹们我会管；小的说，妈妈我们不噪不哭，你早些回来。像这次我到北京来开会，我虽然也想念我的孩子，但我却没有丝毫不放心的地方，因为我临行前已替他们把工作分配好，早饭由十六岁的女儿负责，中饭由十五岁的儿子负责（他是读二部制的），晚饭由十三岁十二岁的轮流负责。十六岁十四岁的两个女儿负责管理弟妹们冷热衣服，我把他们每个人的厚薄衣服，放在他们每人自己的衣箱里。我动身那天，孩子们都对我说：妈妈你放心去开好会，我们一定乖乖地等你回来。所以我能积极为居民区搞工作，脱产参加宁波市工商界政治学习班，以及参加这次大会，孩子们也是我的助力之一。我家庭的收入不多，由于我们做到精打细算，日子过得还好，因此，我的丈夫不必为一家十多口的生计操心，能够专心从事生产，他能及时完成国家任务，而受到有关领导的表扬。我们的布厂本来只有十一台脚踏机，十四个工人。公私合营后，经过经济改组，我的丈夫现在是宁波市第七棉织厂的总务供销科科长，厂内有一百多台布机，二百左右工人（摇纱工在内）。规模大了，我丈夫曾顾虑，怕工作搞不好。我劝他只要努力学习，在公方代表的领导下，尽自己能力为国家工作，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次邓颖超大姐亲切地对我们说：要在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好家务，教养好孩子，全家人共同不断进步，而建立这样的家庭，也就是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必要的支持。我一定要永远记着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