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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服装问题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杨角
近来，提倡把服装改得多样化一些和美丽一些的呼声，已经引起了相当普遍的注意。这里面，体现着人民要求把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愿望，这是应该欢迎和支持的。
要支持新东西生长，总不免要和旧东西斗争。人们不是常讲“不破不立”吗？这自然是一条真理。
旧东西是应该“破”的，问题是要“破”什么旧东西，应该怎样“破”，这就需要研究一下。如果，不加研究，不分青红皂白，乱“破”一气，那就未必能收到好效果，有的时候还会带来坏影响哩。
什么是改善服装道路上必须“破”的障碍呢？这就是许多刊物已经加以批判的守旧思想。这种守旧思想，可以说是一种类似成见、类似习惯势力的东西。有这种思想情绪的人，听到提倡改变服装的意见，就皱起眉来，不加分析地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他们看来，似乎简陋、单调、无色彩就是“工人阶级思想”的最好表现。这是可笑的。
可是，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有些同志，似乎也忘了必要的分析。至少是在对待所谓“干部服”（或“制服”）的态度上就有这种情形。
我们不能否认，大家都穿一个式样的“干部服”，特别是年青女同志也穿“干部服”，这并不是什么合于理想的事，在今天更没有必要把这种状况保持下去。可是，“干部服”是产生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年代，在那个时候，革命的利益使我们鄙薄那种讲求个人生活舒适、讲求梳妆打扮的承平时代的风习。粗朴的干部服成了革命的象征。特别是“女兵”——穿着士兵衣服的年青姑娘的出现，曾经震惊了世俗，她们所代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是引起人们的鄙视，而是引起人们的尊敬。即使在全国解放的初期，它在克服反动派遗留给我们的城市中奢靡腐朽的风气上，也起了巨大的作用。
现在的条件不同了。我们要为新的幸福的生活穿上新装。而且穿一般的花布并不比穿好的灰布、蓝布贵，穿各种女装还可以比穿“干部服”节省一些布料。因此，在服装上再不改革，而且反对改革，就不再是正确的了。有些守旧的观点也确乎可以成为讽刺的对象。可是，有的漫画家，在讽刺守旧思想的同时，对于不必丑化、也不应该丑化的“干部服”本身，却进行了过份的攻击。人民日报三月九日的一幅漫画中，两个大人穿上小得可笑的干部服，一个小人穿上大得可笑的干部服，就是一个例子。在其他报刊上，也有故意把穿“干部服”的人画得“蓬首垢面”，然后加以嘲笑的。这样，就把穿着制服这件事丑化了。还有人干脆批评穿“干部服”是“像尼姑一样的、未老先衰的打扮”。许多人在提倡新服装的同时，连带把穿“干部服”这件事丑化了。这如果不是瞅错了目标，至少也是把目标扩大化了。
新的、更适用的、美观的服装样式应该提倡，但对于穿旧“干部服”，也应该听其自愿。
如果在过去，有的人把原有的各式衣服不穿，另做“干部服”来穿，这是浪费；那么，现在若是弄得有的人已经有了“干部服”而不敢穿，不屑穿，也得忙着做新衣，这不也是超过了我国人民目前的经济水平么？
人们说，苏联妇女的服装现在一般比我国的美观。这诚然是不错的。但是即使在革命成功三十多年之后的苏联，根据权威的说法，究竟也还“没有随时模仿巴黎的时装样式”，“还常常穿着破坏人的线条美的棉袄”。如果我们在提倡改进服装样式的时候，同时提倡朴素和节约，岂不是有更多的理由么？
任何正确的意见，只要不加分析地给以片面的夸大和绝对化，就会变成相反的东西。提倡改善服装也不会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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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业的发展
蒙古 苏尔马热布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帮助下越过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已从封建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在人民民主制度年代中，我国人民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就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本国的工业。
革命前的蒙古遗给我们的只有它的落后的、完全依赖自然的简单的畜牧业，没有任何工业，甚至连一所农产品加工工厂都没有。
但是在人民政权的最初年代，党和政府就非常注意建立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银行、运输业和工业的工作。国家工业的建立和工人阶级的诞生对于消灭国内封建主阶级和私人资本有着决定性的政治意义。
由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英明领导，在人民革命后的35年中，工业变成了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导部门。泽登巴尔同志在谈到我国工业的发展时指出，在比重上几乎占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一半的年轻的民族工业在战后年代的发展中取得了特别重大的成绩。重工业的各个部门，像矿山、金属加工、煤矿和动力这类工业部门都在发展着。
我国工业的发展最明显地表现在工业产值的增加方面。在十四年内工业产值增长了四点六倍。如果按不变价格计算，1940年我国工业的总产值是五千二百万图格里克（蒙币），1954年是二亿九千多万图格里克。
在我国只有社会主义工业，没有一个拥有二十个以上工人的私人企业。工业分为国营的和合作社营的两种。1940年国营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的55％，合作社营占45％。1954年国营企业产值的比重增为81％，而合作社营的降为19％，说明了国营企业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上述这段时期，国营企业的产值共增加了七倍，而合作社营企业的产值增加了一倍。
近数年来重工业——采矿工业、采煤工业、电气工业的企业和生产建筑材料的企业等——不断地发展着。我国的工业企业也掌握了那些为工业和农业所迫切需要的机器和装备的制造。
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密切的经济联系的加强，使得我们能够首先来发展适合我国国民经济要求的那些工业部门。国家为扩建旧企业并建设新企业拨出了很多的资金。仅在最近数年内在这方面就花费了数亿图格里克。扩建了制铬厂、制革厂、机械厂、家具工厂和洗毛工厂；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些矿山企业，并且使它们装备有最新的机器设备。
1954年举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其中指出了进一步加速发展本国工业的任务。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定，五年中工业品的总产值应当增加46％，每年平均递增7.8％。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某些主要产品将有如下的增长：煤产量增加43％，电力生产——42％，建筑用砖——250％，羊皮和兽皮的加工品——49％—92％，奶油产量——16％，糖食——63％。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那莱哈煤矿主井的建设工作，这个矿井一年将出煤六十万吨。扩建乌兰巴托热电站的首批工程已于1955年竣工，并已开始进行第二部分工程的施工。此外我们还正在建筑火柴厂、糖厂、肥皂厂和榨油厂，并扩建肉品联合工厂和建筑材料制造工厂等。
合作社营企业在我国的发展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实现列宁关于合作制的指示的结果。在人民政权年代，除了发展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以外，也发展了合作社营工业。目前在我国共有一百多个工艺合作社，拥有社员八千六百多名。这些合作社生产日用品。
工艺合作社是在三十年代建立的。那时它们一年生产价值一、二百万图格里克的产品。而现在一些巨大的合作社一年就生产价值四、五百万图格里克的产品。1955年工艺合作社完成了上半年计划115％，比去年同时期多生产了17％的产品。
1955年的国家计划已经超额完成，其中工业生产计划完成了104.6％，工业总产值比1954年增加了15.5％，基本建设投资额比1954年扩大了28.6％。1955年在执行五年计划的任务方面取得的成绩，已为五年计划中工业任务的提前完成，创造了现实的条件。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发展工业任务的顺利完成，将使我们在进一步不断地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方面迈进一大步。
（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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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康藏高原上的六年
新华社记者 赵奇
在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生产建设上的优异成绩，迎接进驻西藏高原后的第六个春天。在高原上的各个重要城镇、山峰夹峙的河谷地带、荒无人烟的高寒山区和原始森林里，到处都有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们在辛勤地劳动着，在愉快地生活着。他们是西藏各项建设的先锋。
不久以前，参加交通建设的士兵传出了振奋人心的捷报：他们和各族工人一起，已经把公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那里距离和四川省接壤的金沙江西岸有两千多公里。西藏地区山峰重叠、激流纵横，交通十分困难；长期阻碍着西藏人民的发展。六年来，官兵们为了改变西藏的交通条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无数的铁锤被震裂了，无数的钢钎被磨秃了；“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英雄名言，充分表现了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他们打通了二十几座拔海四、五千公尺的大山，在成百条的激流上架起了桥梁。许多官兵在山岭和草原上，整整过了五年的帐篷生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在拉萨建立的铁木工厂，就曾经为康藏公路制出十万多件筑路器材，以及一些马车等等。这些产品都是西藏过去没有的。
现在，西藏地区的交通条件已经大大的改善了。在五条公路干线上，汽车部队的驾驶员们正在源源不断地把各种物资和建筑器材运到各建设工地。他们常常风雪无阻，有时候甚至日夜行车，几年来，克服了冰冻、坍方、洪水、流砂等重重困难，所行驶的里程可以绕地球好几周。在许多边远的深山峡谷里，士兵们所修筑的驿道和便道上，也来往着驮运藏民生活用品和土产品和特产品的骡帮和牦牛队。
春暖雪消的季节里，拉萨平原和波密河谷的田野上，士兵们正在用拖拉机拉着大型农业机器垦荒、播种。建设祖国的新西藏是他们一致的愿望。远在1950年向西藏进军时，战士们的背包里就装着准备在西藏土地上播种的农作物种籽。几年来，他们曾经用铁锹和十字镐开垦了四万多亩荒地，在许多被河水分割开来的荒滩上栽种了丰美的庄稼，把高原上从来没有生长过的作物品种试种成功。在拉萨，他们建立了西藏的第一个农场；在雅鲁藏布江边，他们种植的小麦，平均每亩收到288斤；在地势高寒的阿里，青稞也得到了丰收。开始进藏时，官兵们几乎吃不上一点青菜，医生也忧虑着官兵们的健康。现在，地里长出了四十多斤重的萝卜和三十多斤重的莲花白菜，他们亲手种植的各种菜蔬都吃不完。士兵们还把许多新的作物品种送给当地的藏族农民，并且传授了生产技术。
每当藏族人民遇到急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总是奋不顾身的去帮助他们。西藏和平解放后，遭受洪水、地震和森林失火等自然灾害的藏族人民，都在人民解放军配合政权机关抢救和帮助下，重新建设了新的家园。驻各地部队还经常帮助藏族人民耕种庄稼、兴修水渠和修盖房屋。他们转移驻地时，就把自己新开的菜园和荒地赠送给藏族人民。部队的医务工作者，常常为藏族人民免费医治疾病。从1952年到1954年，仅驻太昭以西的部队医务工作者就给藏族人民治病八万多人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们在建设西藏的事业中，和藏族人民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许多军民团结的故事和佳话流传在农村和牧场上。在康藏公路线上，藏族民工中就流行着这样的歌子：
“哈达不要太多，
有一条洁白的就好；
朋友不要太多，
认识一个解放军就行。”
六年来，进驻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们实现了帮助藏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决心。大批军官和士兵因为对西藏建设有卓越贡献立了功，有一些官兵为藏族人民的幸福献出了生命。现在，从西藏东部的金沙江岸到西部的阿里地区，从唐古拉山到喜马拉雅山区，到处留下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业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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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农业丰产经验汇集出版
推广各地农业丰产经验的全国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七本，十五日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开始出版。
这套丛书是由农业部粮食生产总局汇编的。其中有水稻、小麦、甘薯、马铃薯、谷子、高粱、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的丰产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都是我国农民近几年所创造的。在“水稻丰产经验”一书中推广了广东省潮安、澄海两县农民兴修水利、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和全面开展农业技术改革，创造千斤丰产县的经验。这书还介绍了广东省揭阳县云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创造全国双季稻最高产量的经验。在“小麦丰产经验”一书中分别介绍了水地和旱地小麦的两种丰产经验。这些经验着重叙述了根据当地特点，找出增产关键，以及改进耕作方法和栽培技术的必要措施。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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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人民踊跃参加义务劳动
四月十五日，在北京永定河引水工程工地和圆明园、日坛等植树工地，有二万三千多人参加了义务劳动。
参加永定河引水工程挖河的有重工业部、纺织工业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中国京剧院等六十多个单位，共一万八千多人，挖土方六千五百多方。参加义务劳动的人们在休息时间，开展了各种文娱活动。中国京剧院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李慧芳、王泉奎等给大家演唱了贵妃醉酒、断桥、打龙袍等节目。
这一天参加植树的有五千多人，共植树两万多棵。
从二月二十九日到四月十五日，首都参加义务劳动的有三十四万三千八百多人次，在永定河引水工程中共挖土方十七万五千多方，完成全部义务劳动工程的70％；在八宝山、圆明园、德清和京通等公路和日坛、陶然亭公园，共植树四十八万六千多棵。
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还有四千九百多人参加了修建北海大桥的义务劳动。
（王履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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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三名反革命分子坦白后受到宽大处理
另一名反革命分子拒不坦白被判处八年徒刑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七日宽大处理了坦白了自己罪行的萧耀荣、熊继昭、司徒道生三名反革命分子，严肃地惩处了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王洪富。被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都免于起诉，仍留原单位，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王洪富被判处八年徒刑。
萧耀荣在1937年10月就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历任伪乡长、自卫大队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职。解放初期，他又曾搜集驻茶陵县城和过境部队的情况向特务分子汇报，同时又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李琐祥等组织了所谓“中共茶陵支部”，企图钻入共产党内。1952年，萧耀荣钻进了中国专卖事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熊继昭1944年在湖南商学院时就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同年秋天担任这个学校的中统党网小组长，先后发展了六个学生为中统网员，监视进步教授和学生的活动，并常向中统湘西区室汇报。1945年秋，熊曾在重庆中统局局本部任助理干事。长沙解放前夕，熊在学生中散布谣言，破坏“迎接解放”运动。解放后又造谣威胁我乡村干部，破坏减租退押。1951年春熊还为另一应予逮捕的反革命分子通风报信，促使其逃跑。1952年，熊混入湖南省水利厅工作。
现行特务分子司徒道生是1953年8月在香港加入国民党“中委会二组”特务组织的。同年九月他领取了美蒋特务机关给他的一笔经费后潜入广州市立第二中学。不久，他就发展了同学麦树标、游国浩加入特务组织，并且向香港的美蒋特务机关送了六次情报。1954年春他曾带领麦树标去香港两次，一方面向特务机关送情报，并再次接受特务训练；同时将人民政府发给的出境通行证交给特务机关翻印。因此，司徒道生被美蒋特务机关提升为“联络专员”。1954年8月，司徒道生由广州来湖南医学院学习时，又进行造谣、挑拨离间等反动活动。
以上萧耀荣、熊继昭、司徒道生等三名反革命分子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都坦白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和反革命罪行。因此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免予起诉。现在萧耀荣、熊继昭仍留原单位工作。司徒道生仍在湖南医学院学习。
另一名反革命分子王洪富，1947年曾任青年党华容县筹备处主席，1948年8月在华容县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并和中统特务分子卢人凤等以检查户口为名，逮捕了所谓“嫌疑分子”三名。解放后，王洪富混入华容县税务局，曾勾结青年党党羽曹海珊等盗卖屠宰税标底，破坏税收。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他拒不坦白，并阻止其他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隐瞒从严”的政策，已将王洪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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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几部青年学习写作的好书
艾克恩
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经常向作家、艺术家、报刊的编辑部写信，要求解答什么是写作的“秘诀”。可是，写作从来没有什么“秘诀”，任何人也没有本领完满回答这问题。然而，这样的要求反映出在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中间，的确存在着急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论写作”“给青年作者”“鲁迅谈创作”“作家谈创作”“关于培养青年作家”几部指导青年写作的书，回答了有关写作的几个根本问题。
高尔基的“给青年作者”，收集了他给青年作者的五十三封书信；“鲁迅谈创作”包括鲁迅给青年作者的二十九封书信，给青年作者的作品写的六篇小引和序，九篇写作论文和谈自己写作经验的六篇短文；“论写作”和“作家谈创作”包括苏联和中国著名作家的四十多篇论文；“关于培养青年作家”选辑了苏联“真理报”
“文学报”和作家有关培养青年作家问题的十多篇论文。这几部书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内容非常丰富而实际，根据各个作家不同的创作道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创作经验，涉及到了作家的世界观、创作方法、生活体验、写作过程、艺术构思、写作技巧等问题。这对于青年作者的写作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指导意义。
这些书以重要的篇幅告诉青年作者怎样去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的问题。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作家的使命是崇高的，作家要通过文学作品教育人，影响生活。因此，作家就应该具有先进的思想，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对于经受斗争锻炼较少的青年作者，首先加强这方面的修养和锻炼，是显得更加重要而迫切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说得非常好，“青年作家只有在长成人、长成一个战士，并且与全国一齐成长着的时候，他才能成为一个作家”。（“论写作”48页）
因此，青年作者们要热情地投入生活和敏锐地观察感受生活。高尔基认为，如果作者“处在生活之外”，“住在无人的荒岛上”，那就“等于掠夺自己”（“给青年作者”39页）。他要求作者全面而深入地观察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看出生活中的本质与主流。
人人都承认生活对于创作就如同水对于鱼、土壤对于花草一样的重要，但实际上却有些人像“蜻蜓点水”式的浮在生活的水面上；有些人虽然投入了生活，却不能洞察出生活的本质与主流。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端正生活态度，提高观察力。
从这些书里，也可以获得正确地对待文学写作的有益的启示。写作是一种严肃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但有些青年作者对创作采取了粗制滥造，急于求成的不严肃的态度。正因为这样，牢记前辈作家们的教导是十分必要的。“夏伯阳”的作者富曼诺夫说：“写作要严格，严格，再严格。求快——这意味着不是往山上爬，而是从山坡上向下滚。”（“论写作”245页）高尔基教导我们：“这是为千千万万的人而写作，因此就不能马虎。”
也有些青年认为创作所以不同于别的劳动主要是依赖作者的“才能”“灵感”等等，因此，幻想着不要花费艰苦的劳动而一镢头挖出个金娃娃来，或者过分迷醉于自己的“才能”“灵感”。这是极端错误而危险的想法。许多著名作家的创作经验证明：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由于作者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和劳力所获得的。
写作是一件困难重重、十分不易的事情。但，这决不是让青年们由此对写作“望而生畏”“知难而退”，恰巧相反，而是让青年们正视并拿出勇气战胜这种困难，正像斐定说的：“能够达到优秀成绩的是那些写作时感觉困难的人，而不是写作时感到容易的人。”（“论写作”207页）
关于如何创造典型人物的形象，也是这些书一再阐述的重要问题。作家们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一再教导青年作者：人物形象必须从生活中摄取，创造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来。高尔基认为要把人写“活”，首先要“从各人物身上，发见并指出语言，行为，姿态，相貌，微笑，眼风等性格的独创的特点”，“人，无论外表或内心都有某种独特的东西”（“给青年作者”73页）。同时，他也指出，虽然作者面对的是读者，“但不可使读者听说教。对于做读者的我，只要给了优美、正确、鲜明的形象就好了；结论让我自己来下。”（“给青年作者”22页）很显然，这些教导，对于克服青年写作者在写作上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偏向，会有很大益处。
这些书对青年写作的指导是具体的、细致的。例如，劝告青年们先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先写短篇，要加强文学语言的修养，使其达到精炼、鲜明而准确，要尽量多读书，不要因微小的成就冲昏头脑，等等，都是接触到了青年写作中的具体而实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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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罗航讯
尼罗河畔的一颗珍珠
冯之丹
开罗，像一颗珍珠闪耀在尼罗河畔。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的前面是莫卡丹山丘，背后靠着尼罗河。很多年来，开罗已经从尼罗河的东岸伸展到了河中的两个岛屿，由几座桥连接起来。
每天黎明，太阳爬上莫卡丹山坡，照亮了沙拉丁城堡，照亮了彩色缤纷的开罗。尼罗河上白帆点点，两岸棕榈树和椰子树一片青翠，三四月里的玫瑰花正红得出奇。四百多个圆堡式的建筑带着它们的插入云霄的塔尖构成开罗市容的特征。入夜，尼罗河岸上的灯火像无数颗星星在闪烁。
七十四年以前，欧洲殖民者的军队开进了这个美丽的城市，殖民者的旗帜插上了沙拉丁城堡，尼罗河被蒙上了一层黑暗的阴影。
七十四年以来，开罗斗争着，埃及斗争着。人民爱开罗，爱埃及；人民为它流血，为它牺牲。在开罗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埃及人歌颂他们的祖国，他们唱着：
“埃及，我们的母亲，
我们的骄傲，……
自由，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和希望。”
在这里，人们把1952年7月23日当作革命的纪念日，因为那一天，埃及军队起来反对法鲁克王朝，遭到埃及人民唾弃的法鲁克王朝——国内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最可靠的支柱——倒下了，七月二十六日法鲁克国王便被迫宣布退位，逃往国外，埃及共和国接着便成立了。埃及人民欢呼自己所取得的初步胜利。
我曾驰车走过尼罗河的沿河大道。几年以前，这里并不存在一条宽阔的沿河大道，这里存在着阻塞道路的英国大使馆，直靠尼罗河的东岸，埃及人行经此处就须迂回绕道。现在英国人眼看着在这样的年代，要想完全阻挡埃及人的去路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们决定让步。英国人把大使馆往后迁移了数十公尺，一条新的大道便开辟在埃及人的面前。
我也曾游历过开罗全市。在它的十几个区中，有两个区是欧洲人聚居的地方，其余都是阿拉伯人的区域。那里有着浓厚的阿拉伯的风味。有许多圆堡式的建筑，有许多街头巷尾的咖啡馆，傍晚的时候穿着阿拉伯长衫的男子们在劳动一天以后到这里来喝一杯廉价的阿拉伯的浓咖啡和吸一筒水烟。还有许多出售精制的手工艺品和五颜六色的泥娃娃的铺子。
开罗市内，有着好几个广场。共和国广场是每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国庆大典的地方。埃及的新宪法草案就是在这个广场上宣布的。有一条七月二十六日大街是纪念共和国的诞生的。解放广场是新扩建的广场。广场上树立着一个未完成的纪念碑。原来法鲁克要给他的父亲建立铜像，现在据说在这个大理石的基础上将树起无名英雄的纪念碑。在市内，还有一些埃及民族英雄的纪念像。英国殖民军侵占埃及时领导抵抗运动的奥拉比、二十世纪初埃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启蒙思想家穆斯塔发·凯米尔和1919年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查格罗尔的铜像，庄严地鼓舞着埃及人民去为民族独立的事业而斗争。
埃及朋友告诉我，1956年1月16日是埃及历史上的一个有意义的日子。那一天，纳赛尔总理站在共和国广场上向全国宣布新的宪法草案，承认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埃及1923年的旧宪法告终了。纳赛尔总理宣布说：“今天我们宣布的宪法是人民斗争的结果，是在长远的年代里人民反对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埃及人民欢迎这个新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有进步意义的。宪法草案第一条庄严地宣布：“埃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埃及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埃及将在1956年6月23日举行全国公民投票以批准这个宪法。
将近一个月来，我也注意到了开罗舆论界的呼声。开罗的绝大部分报刊几乎不断地谴责西方帝国主义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政策，开罗报刊的这种声音无疑是反映了埃及人民以及中近东各国人民的意志的。
开罗报刊几乎一致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在中近东拼凑和扩大侵略集团的阴谋。二月二十六日的“共和国报”指出，巴格达条约归根结底是美国策划的，而美国在策划了这个条约后“却把自己的头埋在沙土里，但是它的身子整个都露在外面。”“共和国报”写道，巴格达条约签订后的一年是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在中东“愚蠢失败”的一年。“鲁兹·优素福”周刊上出现了一幅这样的漫画：一只渡船在大海中复没了，船上的乘客都淹在水中。这幅漫画的说明是：渡船代表美、英在中东的政策，大海代表中东，乘客都是些带着过时的航海地图的西方殖民者。
开罗，这颗珍珠上的光芒曾经由于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暗淡过，但现在它又渐渐地在发出光亮。这颗珍珠不仅对于埃及人民是宝贵的，就是对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来说，也是重要的。当约旦的年轻的国王解除“阿拉伯军团”司令英国人格拉布的消息传来开罗时，各报都以巨大的篇幅欢呼约旦国王的这一行动。埃及国务部长萨达特在“共和国报”上发表专文说，格拉布的解职是“阿拉伯人的骄傲”。
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三国首脑为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最近在这里举行了会议。这个会议受到埃及人民的支持。我见到三月九日上午当三国首脑坐在敞篷汽车上驰过街道时，群众夹道欢呼，这说明了埃及人民称赞三国首脑为加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为维护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所作的努力。这些努力是无疑地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事业的。
在开罗，我深深地体会到埃及人民渴望着建设自己的祖国和渴望和平。开罗，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胜利”。开罗将不会辜负它的命名者的期望，在度过了它漫长的屈辱的日子以后，将走向它的美好和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