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工地上的段长
介绍共产党员丁万臣的领导作风
本报记者 刘衡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的职工们在草原上修建了集二铁路以后,已经纷纷来到包头。他们正在赶修包兰路和两条通往矿区的路。那天下午,我到了第二工程段,想访问访问段长丁万臣。一问,他不在家。司机王五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下边就是他的谈话:
你找丁段长吗?得等到天黑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天到晚不落屋,老在工地跑。要是他领导的工程在一个面上铺开,他清早去,黑夜回。要是他领导的工程成一条线,嗨!他常常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哪里睡。白天,局里打电话找他,老是找不见,就叫我开上吉普车子到工地到处撵。
我到工地撵他,不是一回、两回、三回、五回了,已经是数不清有好多回了。有的时候,是白天领导同志叫我去。更多的时候,是黑夜我自己要去——天黑了好一阵,怎么丁段长还不见回来呀?他不是说了要赶回来睡觉吗?立刻,我想起了他那条害过关节炎的腿,一走累了,连个小坡坡都上不去。我在屋子里怎么也坐不住了!
我为什么这样关心丁段长?是因为丁段长实在关心我!
去年冬天,我们从上(板城)鹰(手营子)线回集二线。因为吉普车要是由火车运,运费太大,就由我开着走。可是,丁段长他不坐舒舒服服的软席卧铺车,偏要坐我的车子。我劝他坐火车。他说:“要是吉普车抛了锚,丢你一人在山沟里哭鼻子吧!”
一路上,我们走的不是山,就是水,人跟车子一颠老高。有时下到河里,车子息了火,开不动了。丁段长脱下鞋袜,挽起裤脚,站在冰冻的水里,跟我一块儿使劲地推……
我说丁段长对我关心,其实他对大伙儿都关心。他一到工地,就要看看大伙儿工作怎样,玩的怎样,住的怎样。他经常去看伙房,对炊事员说:“吃好饭才能干好活。任务完不完得成,你们也有责任!”刘玉成——就是那位胖胖的炊事员,原先并不怎么样,一来到二段,嗬!很快就成了劳动模范,这次还当了三局的先进生产者。报社的记者叫他谈谈他自己的先进事迹,好!他倒夸起丁段长来了。他说:
“伙食搞得好,自己努力干是一回事,丁段长不住地来打气,也是一股力量。”
啊,你以为咱选丁段长当铁道系统的先进生产者,光是因为人家待咱好吗?不对!不对!人家当先进生产者是因为对国家有贡献。
丁段长原先是铁路工人。打一解放,他当钉道队长,工程队长,副段长……不管他当什么,他领导的工程总是提前完成任务,他领导的人也就变成了走在时间前边的人。
1954年4月,咱们二段在集二线50—110公里处修路基。有天夜里,我开上吉普车又到工地找他。问了好多人,跑了好多路,才找到他,原来他刚刚钻进一个帐篷,在跟十几位工人聊天。像这样的聊天会,我碰到过好几回了。丁段长就爱开这样的会。他说:“段上办公室的会可以开得少一点,应该把会搬到工地上开。”我去的时候,正碰见丁段长在讲话。他说: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咱们修铁路,有个修铁路的老规矩,叫做‘先通后顺’。根据这个老规矩,咱们二段要修七条便线,二十多座便桥。等钢轨铺过去,火车开过去后,再修正线正桥。今天我来,就是想跟大伙儿商量商量,看看是不是可以把修便线便桥的工程取消……”
丁段长还没说完,大伙儿“轰”的一声嚷开了:
“工期太紧哟,来不及!”
“火车轰隆轰隆开过来,在我们门口停下了,那才叫好看!”
丁段长说:“我提这个意见,还有好几条理由。一条理由是:咱们是在草原上修路。草原风砂大、天气冷,有很多不利的条件。可是,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草原十分平坦,用不着开大山,过大河,修起正线正桥来比较容易,不像别的地方,非做便线便桥不行。另外一条理由是:原先钉道队说是‘七一’铺轨进二段。因为钢轨供应不上,他们的工期要往后挪。我们正好抓住这个机会,赶修正线正桥。我还盘算好了,我们可以先做大的工程,万一临时来不及,小的工程搭个枕木垛垛,火车也过得去。”
小伙子们的脑子都转了,他们的路也就变了:
“取消便线便桥,这个主意实在高!少做多少冤枉活,少花多少冤枉钱!”“困难再大,也能克服!”“只要供给我东西,保证按时完工!”
一提起“东西”,大伙儿都向丁段长要水管。原来修桥用的七百节水泥管道,计划由成品厂做四百,二段的工人自己做三百。丁段长说:
“这个问题很大!成品厂还没支起摊子,一时打不出水管来。虽说水管按时交不了货,是人家成品厂的责任。可是,火车到时过不去,就变成我们的责任了!”
半天半天,大伙儿都没作声。丁段长想了想,又说:
“我看这样好了。我知道咱们工人阶级不爱光出笨力,爱的就是做技术活。做水管的技术就很高深。要是我们自己不只打三百,而是打七百节水管,保险大伙儿都会变成技术专家!”
说得大伙儿都笑了:“丁段长,你不用给我们做宣传了。不说只加四百节水管。再加四百,咱们都挺得住!”
从开过这会,丁段长更忙了。有一天,我送他到工地去。跟他一块儿坐车的还有工区耿主任。他们两人先是小声地讲着话。讲着,讲着,就大声吵起来了。
耿主任说:“计划是法律,不能变更!你这不是打乱施工计划了吗?”
丁段长说:“计划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正的,这样我们可以多省些钱!”
耿主任说:“能够多省些钱,谁硬要多花钱?到时火车过不去,等着挨批评吧!”
丁段长更发急了:“谁说火车到时过不去?大伙儿信心都大,你为啥情绪不高?再说,即使火车过不去,钉道工作停个两三天,挨批评又有啥要紧?我们可以给国家算个账:是火车停两三天的损失大,还是修那么多便线便桥的损失大?”
两人走一路,吵一路。究竟以后怎样解决的,我闹不清。过了几个月,就因为丁段长缩短了工期,节省了修便线便桥的工料费86,732元,他当选了光荣的铁路工作者。
发奖大会上,大伙儿拍巴掌欢迎丁段长上台讲话。他说:
“其实呀,这份光荣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咱们二段全体职工努力挣来的。要是大伙儿不紧赶快干,光我一人吹破了嘴,我还能把正线正桥吹起来?
“至于我的经验——大伙儿一定要我谈,我就谈吧!我的经验就是我爱在工地跑。
“我在工地一跑,我就看见了取消便线便桥的有利条件。我在工地一跑,我就看得见:虽然工期紧,任务重,工人还是经常窝工——这是因为咱们的工作老配合不好呀!我就想:与其窝工,停手不干,不如把七百节水管全部拿过来自己做。我在工地一跑,我就看得见施工当中的确有很多困难,我就搬到工地去住,帮助大家解决。
“我在工地跑,看的多,经的多。谁好谁坏,心里一比较,就把事情看清楚了。比方,我到了五工区。我看见他们扎钢筋老绑不牢,立刻我就想起了八工区扎钢筋的好办法。我就让五工区的人坐上王五儿的吉普车,到八工区‘留学’。我看见五工区的水管没打好,立刻,我就想起六工区打的水管不露砂子,不出麻子。我就叫六工区的领工员王培英到五工区去传授经验。我看见工人抬土抬到目的地,喜欢把土筐放下来,然后再抬再倒。立刻,我就想起了‘悬空倒土法’的先进经验。我说:‘你们到了目的地,不让土筐落地,就倒土,不是又省时间,又省土筐吗?’我看见工人盖的泥巴房子爱漏水,立刻,我就想起牧民盖房的好经验:‘在房顶糊一层牛粪,糊一层牛粪好比涂了一层油。’
“你们说,要是我不到工地跑,这些我都看得见吗?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就不晓得我该怎样去领导,更不用说出‘点子’,找‘窍门’了。”
丁段长的话一点不假!光拿我来说吧,我这个吉普车就经常变成了“留学”车。有些人说也怪,你叫他“留学”,他还不愿意。就像学了别人的乖,丢了自己的丑似的。丁段长就要说他们:“向先进看齐有啥丢丑的?老掉在别人屁股后面比什么都丑!”原先七工区打水管打得最坏,丁段长硬要他们到六工区“留学”。结果,他们打的水管,比他们的师傅——六工区还打得好。
我这个吉普车不光送人“留学”,还送许多人到工地去。丁段长到工地,有时是一个人坐车,有时他还把别的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叫了一块坐车去。有的人本来不想去,被丁段长一叫,就不好意思不去了。
可是,人心就不一般齐。有的领导人呀,不管丁段长怎样叫,硬是不肯去……
王五儿正说得起劲,忽然房门开了。一位通讯员进来告诉我,说是我想访问的丁段长已经从工地回来了。我赶紧跑到段长室去。
丁段长向我摆了摆手,叫我不要做声。原来他正在打电话:
“喂,老马!怎么搞的?我到你们工地去了好几天,什么都看见了,怎么就是看不见你?”
他打完电话,告诉我:这电话是打给一位工区主任的。这位工区主任不爱深入工地,因此,他自己常常变成了提前完成任务的障碍。他曾经反对取消便线便桥,也反对过多揽水管的活……
我看着丁段长说话的脸,一时不晓得该说点什么才好。突然,我记起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的一段话:“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因为共产党员丁万臣用他多年的工作经历证明了这话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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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第一机床厂职工的业余文化学习
集思
北京第一机床厂职工业余文化技术学校,自1951年冬季创办以来,除“三反”运动时期曾一度停课以外,一直坚持了教学工作。在四年多的时间内,职工入学人数日渐增多,职工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在1951年,全厂只有30.7%的职工参加业余文化技术学习,绝大部分读的是初小班,约占62.3%,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仅占20%。现在,入学人数已经达到了全厂职工总数的61.5%,占应参加文化学习职工的87.8%,其中,初小班只占11.1%,初中班上升到83.1%,初中以上程度的职工占全厂职工总数的43%。同时,还有不少职工参加了业余中级技术学校、业余基础知识训练班学习。由于全厂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职工们的生产技术不断地得到改进。有的职工学习了几何中轴对称知识以后,很快地把这些知识运用到调整机床刀具卡活上,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生产废品。
第一机床厂的职工业余文化技术学习能够坚持下来,并且获得成绩,是和党的密切关怀,和行政、工会、青年团组织的重视分不开的。厂的党组织、行政、工会和青年团一直把认真组织职工学习文化技术知识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来完成。他们不仅抽出专人参加业余学校的领导工作,而且分别负责业余学校的其他具体工作,在经费、教学设备、教学组织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总之,尽一切可能满足广大职工学习文化技术知识的要求。他们还根据生产的需要和其它客观条件,作出职工业余文化技术学习的规模和进度的全面规划,使工作有所遵循。例如在新的规划中,要求在1956年完成扫除文盲和初小班的教学任务,到1959年将一般参加生产的职工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初中毕业程度。要求将一部分低级技工提高到相当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的水平。
充分保证职工业余文化技术学习的时间,是保证职工业余文化技术学习正常开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第一机床厂会议多,积极分子的兼职也多,不仅挤掉了职工的业余学习时间,影响了职工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有时也妨害了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该厂在1955年曾两次调整了职工生产和业余活动时间,有计划地精减了会议,减少了积极分子的兼职,增加了职工学习文化技术的时间。现在一周除了只有两天的业余时间用作党群活动外,其他四天的业余时间都用作文化技术学习。党群活动每次一般为一、二小时,个别的会议,如支部大会至多也不超过两个半小时。这样可以使职工集中地分配使用一天的时间,每天早上七时上班,中午休息一小时,下午四时下班。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到七时十分固定地组织职工参加业余文化技术学习。七时十分以后,职工可以准时离开课堂回家。
改善职工的学习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该厂的党组织和行政方面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帮助教师改进教学,一方面鼓励参加学习的职工积极学习。同时还注意从各方面改善职工的学习条件。过去编班不细致,各班程度不齐,既影响了教师教学和总的学习进度,也影响了学员的学习情绪。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党组织和行政就研究解决组织职工学习班次的问题,既使同班学习学员的程度大体整齐,又使学习班次和生产班次的时间和行政组织能适当衔接。现在,一般都以课程为单位分别编班(如某一职工语文达到初中程度,便编入初中语文班学语文,数学只有高小程度,便编入高小班学数学),并且以生产轮班顺序组织学习班次,为了教学上的方便,又将一些班次人数太少、上课时间相距不远的班次适当合并在一起,这就保证了学习进度和学习效果。
随着学员人数的增加,该厂除配备专职教员外,还从厂内和社会失业的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妇女)中,聘请了一些兼职教员,以补业余文化技术学校教员的不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对于从社会上聘请的兼职教员,分配给他们适当的课程,使他们能得到相当于正规学校同等级教员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教学,并且组织他们认真备课,督促他们认真修改作业。对聘请兼课的厂内干部则保证给予一定的备课时间,并且按上课时数给予报酬。此外,还注意了对教师们的政治思想指导,认真进行教学检查,对教学方面有成绩的给予表扬和必要的物质奖励,对于教学工作中有缺点的也适当给予批评和帮助。1951年创办业余文化技术学校的时候聘请到厂的四位女教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锻炼出来的。现在她们都成为教学工作中比较有成绩的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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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南工学院等高等学校
一批助教被提升为讲师
华南工学院、华南医学院、华南师范学院等三所高等学校有131位助教等,在今年先后被提升为讲师。他们大多是解放以后才在高等学校毕业的,有不少人已经独立开课两三年。华南师范学院的五十三名新讲师中,有些在科学研究工作上还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历史系的吴勋夏、生物系的梁倩华、俄语系的冯汉军等都写了科学论文,参加了该院最近举行的科学讨论会。 (南方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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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新训练了五千多名接生员
二月中旬以来,贵州省各地训练了五千多名新法接生员,加上原有的六千六百名,全省已经有一万一千多名接生员,其中少数民族妇女占三分之一。惠水、炉山两个民族自治县,已建立了四十二个接生站,许多少数民族妇女都懂得了新法接生的好处。
全省计划今年训练两万名接生员,达到乡乡有接生站,要求90%以上的产妇用新法接生。
(本报驻贵阳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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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市一片欢欣景象
大喜日即将来临的拉萨市,一片欢欣景象。平原上刚落过了一场小雪,各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仍在紧张愉快的工作着。为了迎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而赶修的一座大礼堂,已经在布达拉宫前面耸立起来,屋顶上飘着劳动竞赛的红旗。在那密密的建筑架上,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和粉刷墙壁。为接待中央代表团修建的三幢楼房,已经有两幢基本完工,开始进行室内装置和油漆工作。
罗布林卡到大昭寺的马路,正在铺修路面。市内八角街的道路和排水沟,都已经翻修完毕。围绕市区的林廓路,也正在由藏族民工加宽铺平。现在,拉萨有成千的藏族工人为西藏人民的大喜事赶工,出色的藏族画工,正在赶绘主席台和彩门上的图案。
西藏各地的三百多个民间艺人即将会集拉萨。在拉萨的文工团、文工队,正连日赶排戏剧和西藏歌舞。各机关的工作人员赶制着献给中央代表团的彩花。拉萨市内的高大彩门架也开始陆续树立起来。
这些天来,几百名藏、汉族工作人员,正在为迎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和中央代表团到达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四月五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处处长阿沛·阿旺晋美对准备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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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青年作者张永枚的诗
袁水拍
张永枚是近年来出现的值得注意的青年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有“新春”和“海边的诗”两本(湖北人民出版社)。从这些作品看来,作者的才能是显著的。有个别作品曾经配了曲,在地方举办的文艺会演中得了奖。
他的诗大都以部队生活为题材。“新春”写抗美援朝的斗争,“海边的诗”写海防部队的生活。作者于1949年参军,是军队中的文艺工作者。六、七年的时间不算短,尤其对于一个青年来说。部队战斗生活对于作者的创作,无疑是有很大影响的。和战士们生活、战斗在一起,也和人民群众接近,使他能够熟悉战士和革命群众的生活,比较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使他能够相当真实地写出战士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面貌;使他所抒发的思想感情能够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一致。某一些叙事诗、抒情诗中的人物形象和抒情的主人公的形象,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这些诗表现了人民的先进的革命的思想感情,有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艺术上也是相当优美的。
短篇叙事诗“年轻的卫生兵”、“屋檐下”、“春天的早晨”中的志愿军战士形象,抒情诗“骑马挂枪走天下”、“‘五眼井’水”、“还乡曲”中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形象,都是描写得比较好的。它们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忠于祖国、热爱和平、热爱人民的精神品质,以及勇敢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这些人物形象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战士以外的其他正面人物的形象,在某些作品中也是比较生动的。
在一些用第一人称写的抒情诗中,简直分不清作者是在写战士还是在写自己。
“还乡曲”(“解放军文艺”,1955年4月号)中的主角是“我”。但是,这个“我”又代表着许许多多的战士。这个战士过去是个贫苦的青年农民,参军后离家六年。当他探亲回乡的时候,看到了家乡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社会的面貌,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家乡亲友几年来的进步,激起了诗中人物——“我”的爱国主义情绪的更加高涨。这种情绪也感染了读者。
诗开头写战士回乡一路见闻,有细节的描绘,这些描绘结合着回忆过去苦难生活的抒情,相当细致地刻划了人物的性格、心理:怎样手捧家乡河水“一滴一滴慢慢咽”,怎样想起从前渡河受地主剥削船钱,现在看见河上已架了石桥,高兴得“走一走,站两站,一块块石头摸摸又看看”……对于战士将要到达家门口的兴奋的精神状态,也有生动的描写:
走着走着心直跳,
我的家拐弯就来到!
低声说句:我回来了!
试一试口音变了多少!
乡音没改人可变了,
紧一紧布带正一正军帽,
擦一擦奖章抿嘴笑:
这就是六年前的庄稼佬!
诗的结束部分写到战士和他的亲友们一起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简洁的几行,却使人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不能不受到感动。
故事讲到掌上灯,
感谢毛主席教导我们成人!
一样的容颜一样的声,
人们已不是从前的人……
主题思想在一般不好的诗作中往往容易表现得概念化,在这里却没有这个缺点,只觉得这一些话和其他的许多对人物、环境、气氛的描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主题思想在这里不是赤裸裸地生硬地附加上去的,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当然,还不能说作者在这一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应该说,我们的诗人还不是成熟的。艺术水平在他的几十首作品里并不是平衡的。在某些篇章中,作者恰恰在这一方面显得不大成功。例如“海边黄昏的山歌”。诗的大部分描写渔民和盐民的劳动生活,写得很形象,很美,但是从这些描写里并不能充分显著地看出他们的劳动的社会特征来。因此,作者在诗的最后一节里所交代的
“渔民盐民都欢欢喜喜地”“走着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的话,就有些生硬的感觉,还没有和前面的描写充分地融合在一起。就在“还乡曲”这一首诗中,末尾所写的战士决心重返边疆捍卫国家一节,在艺术上也还有粗糙的痕迹。
作者某些诗中的议论性的结尾(例如战士的保卫国家的誓言)没有能够和前面的部分结合成和谐的整体,使作品松弛,不够含蓄。一些表面上看来是强烈的字眼,却并不能使结尾变得更为有力。但是在另一些诗中又表现了结构方面比较精炼的优点,例如“屋檐下”这一首就是这样。内容写志愿军战士夜晚露宿在朝鲜老百姓家门口,早上主人发现以后亲切地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见外”。篇幅相当经济,情节的展开是紧凑的。最后一节充分地揭示了主题思想,却并没有多余的话。
大嫂的眼泪润湿了眼眶,
半天才说出了话:
“朝鲜的房子就是你们的家,
这大的风雪为啥住在屋檐下?……”
经济和精炼当然不是简陋粗疏。就拿上面这首诗来说,作者描写战士怎样露宿,怎样被埋在雪堆里,朝鲜妇女怎样扫雪,战士怎样被发现,还是相当细致生动的:
呀!雪堆沙沙作响,
一下子垮了下来,
一块雨布顿时揭开,
露出三个志愿军战士!
志愿军立刻站起,
身上蒸发着水气,
他们勒了勒皮带,
向大嫂行了军礼。这些对环境和人物行为的细节描写是具体的,感性的,构成一种仿佛身临其境的感觉。“蒸发着水气”,形象地提示了气候条件和过夜的经历。勒皮带和行军礼,又概括地表现了志愿军的礼貌和军纪——人物的精神品质。
作者在民族形式的采用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成绩。在作者的较早的一些诗中,这种采用有时显得比较呆板,而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就显得相当流利了。民歌的节奏(或者基本上是民歌的节奏)使某些作品具有亲切的韵味,群众化的风格,诗的美感。“还乡曲”就是一个例子,“海边黄昏的山歌”也有这个优点:
黄金的沙滩渔鹰在叫:
出海的人们回来了!
带着胜利的微笑,
抬着渔篓挑着挑,
大鱼小鱼千万条,
直蹦跳,白漂漂。
哎哎哎哎,
海边的黄昏霞光万道,
海边的黄昏热热闹闹,
出海的人们回来了!接着的一段写盐民的劳动,节奏是相同的,有“盐粒堆得雪山高,亮晶晶,白皎皎”等句,节奏和韵律都是优美的。
当然,作者无论在思想方面艺术方面,还有待于提高和改进,思想深刻的作品毕竟较少,艺术上也还显得粗糙,有冗长多余的句子和段落。目前这两本集子只是作者的初步的收获。但是,十分可喜的是这些作品显著地透露了这位青年的诗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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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档案的命运
英韬
乱七八糟往里送
打下埋伏自己用
干脆烧它一把火
漂泊流落各西东
风吹雨打无人问
十天倒有九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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