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
——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摘要)
茅盾
新人的不断涌现,年青一代的迅速成长,是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文学战线上也和其它战线上一样,大批的新生力量已经涌进我们的作家队伍里来了。例如,这次编选的两年来的文学作品选集,入选的作品绝大部分是新出现的青年作者写的。另一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入选作品的作者共188人,他们全部是近年来开始从事写作的。另据统计,各地文艺期刊编辑部收到的投稿,最多的平均每月在千件以上,最少的也有四、五百件。这样大量的投稿者,70%以上是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的业余写作者。经我们初步调查,建国以来,持续在各种期刊和报纸上发表作品,有一定写作水平的青年写作者在千人以上,其中半数是比较优秀的,许多是有才能的。
我国文学的新的一代的潜在力量是很雄厚的。这些新的作者,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新的声音,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的共同的特色,是对新鲜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对生活和斗争怀着充沛的热情。他们不愧为我们文学事业中的生力军。
可是,这种状况,并不能使我们自满自足起来。即使把老一代的作家和青年作家加起来,我们的文学队伍也还是太小。中国作家协会只有五百多个会员,加上这批新的作者,不过只有一千多个人。我们的队伍所以这样小,是跟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和错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就是这些已经表现出文学才能的作者,也还有缺陷,他们的作品明显地表现出:对生活的理解不深,缺乏独创性和独特的风格,有许多作品留有模仿的痕迹,还不能熟练地运用语言,艺术的表现力不强等等。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沾染着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们对文学事业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创作看成达到个人名利的手段,或者刚发表了几篇文章,就自命不凡、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不问政治,轻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倾向也是相当普遍的。所有这些,都是妨碍青年作者的成长和发展的。而这也正好说明:他们迫切地需要帮助,需要得到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帮助。
作家协会在培养青年作家这个工作中的基本缺点,是领导落后于群众、认识落后于实际。长时期间,我们对于青年作者的力量估计不足,因此没有认真地进行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相反地,在作协的工作中,以及在作协所领导的有些刊物中,却经常对新生力量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冷淡或打击的态度。作家协会在发展会员这个工作上,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在最近主席团批准一批入会的会员以前,作家协会会员中,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只占3.7%。可以看出,青年作者在会员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应该说,不少文艺刊物的编辑部在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其中比较显著的,是“长江文艺”编辑部,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出现了不少比较优秀的青年作者。此外,“剧本”和“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方面的工作也作得较好。但是,整个说来,这个工作还是有很大缺点的。
有一个时期曾经相当盛行的粗暴的文艺批评,也严重地打击了青年作者的创作积极性。近年来,这种粗暴的批评是比较少了,但是,真正热情地科学地分析青年作家作品的有益的评论,还是很少见到。
作家协会一直没有很好地动员、组织、督促老作家来作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老作家的任务,不但是自己创作,而且要努力培养文学的接班人,这是与进行创作同等重要的社会职责。高尔基和鲁迅是我们的最好的榜样,他们就像慈母一样用自己的奶汁哺育了青年一代的作家。我们中间有些作家是很好地学习了高尔基、鲁迅的这种精神的,但有不少作家还对这项工作缺乏热情,他们把帮助青年作家看成额外的负担。
和上述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并存的,还有另一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作家协会办了一个文学讲习所,这个讲习所曾经招收并毕业了三班学员,它在培养青年作家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但是,由于讲习所的前身、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某些领导人员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在学员中间,散播了一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离开文学的党性原则,而提倡所谓“一本书主义”,鼓励青年作者以取得个人的名誉地位,取得个人的“不朽”为创作(一本书)的目的;他们公然提倡个人崇拜;公然提倡骄傲。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文学讲习所的不少学员中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产生了脱离政治的倾向。作家协会主席团对于这种现象也没有能及早地加以检查和纠正。
此外,在帮助青年作者的工作中,还存在着拔苗助长或包办代替的不良倾向。对于刚刚发表过一两篇作品的青年,有时给了过分的揄扬,而不是在肯定他们的成就的同时指出他们的缺点,向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使一些青年作者冲昏头脑,骄傲自满。有时又过于急躁地希望业余的青年作者成为专业作家,因而把他们过早地从原来的工作中调了出来,这样就使原来生气勃勃的新苗日渐枯萎。我们的某些报刊编辑部,常常用包办代替的方法,将青年作者的原稿彻底地加以改写发表。
彻底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充分运用我们已有的经验,积极地帮助青年作者,更迅速地、更大量地培养出我们文学的生力军,这就是我们作家协会和全体作家的迫切的任务。
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反对保守主义,反对对青年作者估计不足的倾向,反对对待新生力量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我们要对青年作者进行全面的帮助,这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关怀和帮助他们。青年写作者首先必须是社会上的先进分子,社会主义的积极战士。必须防止他们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倾向,要使他们一开始写作就明白,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创作劳动是一种严肃的艰苦的劳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只能为人民而工作。只有经常向生活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才能与时代和生活的步调一致,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先进的作家。
作家需要深入地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同时也需要有广博的生活知识。就青年作者而言,首先应当就他所熟悉的生活长期地深入下去,了解这种生活里的一切(就是建立生活根据地),同时,通过阅读书籍、报刊、听报告等等间接方法以丰富他的生活知识。
本位工作和业余写作如何很好地结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优秀的业余青年作者应当同时也是积极完成工作任务的优秀的工作人员。但也不能不指出,有些单位的领导者对于青年业余作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他们不分皂白,把业余写作一律看为不安心工作,一律扣上名利观点的帽子,对业余写作的青年不是采取教育、帮助、鼓励的方式,而是加以嘲笑、加以歧视、加以打击。我们号召有志于业余写作的青年应当尊重本单位的领导,积极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我们也要求各单位领导者对于业余写作的青年要加以爱护和教育,积极地帮助他们成为既是积极的工作者又是坚持不懈的业余写作者。我们还要郑重地告诉业余写作的青年:积极完成本位工作任务和坚持业余写作,二者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问题在于他的创作态度是怎样的。一个业余青年作者的创作态度如果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也就是说,他在计划写作的时候,如果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汲取题材,并且按照自己的写作经验来筹划作品的规模的,那么,他将不但不会感到本位工作和业余写作之间的矛盾,而且将体会到,对于本位工作愈积极愈深入,则题材的来源也愈丰富,看问题也将愈明确而深刻,因而他的写作也就能够逐步提高。那些大声诉苦、抱怨他的本位工作“妨害”了他的业余写作,或者是“束缚”了他的文学“天才”的青年,甚至还未写出过一篇作品,就到处写信,引用宪法条文,要求调离工作,让他专门写作的青年,我们认为是不切实际,好高鹜远的。
许多青年作者不了解一个作家需要有高度的文艺素养和文化素养。他们对于学习文艺理论和古典文学,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对于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也很不注意。他们错误地以为只有文艺批评家才需要理论知识,创作家是不需要的;而不知文艺理论既是指导创作的武器,作家也就有必要学习文艺理论。对于古典文学的不正确的看法,产生了学习上的许多偏差。一种是轻视古典文学,以为没有什么可以学习,另一种是把古典文学当作“窍门书”。学习古典作家的艺术技巧,自然是应该的,但是不应当把古典文学的高度艺术性简单化为可以随便搬用的“窍门”。青年作者还应该具有必需的科学和文化知识,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法,通过什么步骤来进行培养青年作者的工作呢?(一)在各个中等以上的城市中建立文学小组,使广大的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文学学习能够有组织地有领导地去进行。(二)改进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举办短期训练班,以便更广泛地训练青年作者,同时准备条件,创办正规的文学院。各大、中城市有条件时可举办文学讲座。通过各种方式,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对青年作者的辅导工作。(三)每隔一两年召开一次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讨论青年作者的作品,交流创作经验,给青年作者解答创作中的各种问题。每年将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编成选集出版。(四)组织、动员、督促作家从事具体帮助青年作家的工作。作家除根据需要采取为青年作者做报告、讲课、参加座谈会等方式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外,特别重要的是与青年作者建立个别联系与个别地进行帮助(即“带徒弟”)。(五)加强作家协会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使它们有可能用更大的力量进行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六)加强对青年作者作品的评论工作。各地文艺领导机关和刊物编辑部应当热情地关心青年的创作,把组织批评和组织讨论做为经常性的工作。(七)培养理论批评工作的新生力量。作家协会及各地方分会应该成立理论批评组,吸收青年批评家参加。各刊物编辑部应该把联系和帮助青年理论批评工作者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八)作家协会应该配合有关方面组织力量,编写一部简明的汉语文学史和汉语现代文学史以及文艺学的教材。作家协会应该协助有关部门进行中、小学文学教材的编选工作。
最后,为了使得青年的作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希望各省市日报考虑增设每周一次或三日一次的“文学副刊”作为专供青年作者发表作品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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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摘要)
老舍
1955年五一劳动节后,中国作家协会邀集了八个兄弟民族——彝、侗、僮、东乡、维吾尔、蒙古、苗、朝鲜(延边)的十一位同志,和两位熟悉兄弟民族文学的汉族同志,到北京来座谈兄弟民族的文学工作情况。
现在让我们根据这次座谈会所提供的材料,把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情况与问题分项来说:
(甲)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
在有文字的民族里,像蒙古族、维吾尔族与藏族,都有久远的文学传统。
蒙古民族的长篇史诗“格斯尔的故事”的产生,要比成吉思汗出现于历史舞台还早两个世纪!这是优美的富有神奇性的人民文学著作,应当列入世界文化宝库。
产生于十五世纪初期的史诗,由十二首长歌集成的“江格尔”,也是人民口传的巨著,至今还广泛地流传在蒙古人民中间。
在这两大史诗之外,流传在民间的还有许多著作。
今天,新的文学也生长起来。纳·赛音朝克图与巴·布仁贝赫的诗歌,朋斯克、敖德斯尔、玛拉沁夫、超克图纳仁等的小说与剧本都受到读者的欢迎与称许。
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与乌兹别克等民族,在文学遗产上是可与蒙古民族媲美的。苏联刊印的第三、四世纪的“托瓦杜瓦”和第六、七世纪的“气斯塔尼伊利克别克”都是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就有了的宝贵遗产。十二世纪的“库他提·扣贝里克”是维吾尔族的重要史诗。此外,像代表维吾尔与乌兹别克文学伟大历史时期的那瓦伊的长诗,和哈萨克文学之父阿拜依的著作都是新疆的,同样也是构成祖国的文化历史的宝贵财产。
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影响所及,使新疆各民族开始追求民主文学,涌现出不少的作家与诗人。解放以来,在文艺创作上,维吾尔与哈萨克等族都产生了不少比较优秀的作品。诗人铁依甫江和布哈拉等都孳孳不息地进行创作,祖农·哈迪尔等在短篇小说与剧本方面也有很好的成绩。
藏族文学从第九世纪开始兴起,在十二世纪左右发展起来,十七世纪前后是昌盛时期。藏族的文学遗产,就重要的来说就有:“格萨王传”史诗。这部名著在元末明初写成,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民间流传很广,曾被改编为戏曲,还用为壁画题材。
在抒情诗方面,有流传最广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所作的抒情歌。藏民至今还传诵他的作品。在小说中,“米拉日巴的一生”传记小说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这部著作已有英、法、日、蒙古、汉各种文字的译本。藏族的民间文学也是丰富多采的。
现在,藏族涌现出来许多新知识分子,开始在优秀的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反映新生活的文学作品。
延边朝鲜族的新兴文学,在这几年来,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有不少的成绩。剧本与小说之外,作家们也注意到编写民间故事和说唱文艺。
甘肃、云南、贵州和广西都是多民族的省份。许多民族还没有文字,但是保留在口头上的文学是丰富多采的。每个民族都有许多优美的诗歌。
(乙)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从上述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来看,无论是写下来的还是流传在口头上的,都是那么丰富!而且我们所根据的还只是参加座谈的几位同志所提供的一些材料,而不是兄弟民族文学的全部材料。我们有责任去收集、整理这些宝贵的材料,使它们成为全中国的文化财富!
怎么去搜集呢?我们愿提出一些意见:(一)搜集工作必须遵从民族政策。(二)搜集工作是细致的、耐心持久的工作。民
族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都非一时半晌所能了解,而这些正是文学作品构成的重要因素。不细心,不深入了解,我们是会把精华漏掉或把糟粕看成精华,以讹传讹的。为深入了解口头的诗歌,我们也须注意到随伴着它的音乐与舞蹈。(三)搜集工作也是群众工作。搜集工作者应当深入生活,搞好群众关系,“也给也要”才能要到好东西。
整理与研究,也有应该注意的几点:(一)整理工作最好是在当地进行,以便随时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更多的参考材料。整理了之后,和当地人民讨论也有很大的好处。(二)对古典的文学作品,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去分析判断其思想内容,决定取舍。(三)在搜集整理工作中,我们也会遇到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的作品中有些残缺,对这个,不应随便添补!还有:兄弟民族的语言结构和语法有自己的特点,我们也不该轻易发挥整理者的想像力,随便增减。(四)口头上保留的长诗与传说,往往同一故事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这需要极细致的研究与审慎的判断。首要的是就本民族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去考虑问题,而不可主观地以搜集者所属的民族的心理去考虑。
(丙)现在我们谈谈翻译问题:
翻译是个关键问题,没有翻译,就没有各民族间的文学交流。
翻译可分为三类:各民族翻译汉族文学,汉译各民族文学,和各民族互相翻译。
参加座谈的各民族的同志们一致表示,迫切需要翻译汉族文学,以便吸取先进经验。蒙古族、维吾尔族与朝鲜族等已译了些汉族文学的作品,但还嫌不够。通过翻译汉族文学,各民族都有产生新的文学形式与体裁的可能。尤其迫不及待的是翻译文学理论——汉族写的和汉译的苏联的文学理论。没有理论的学习,创作即不易提高,这是个重要问题!这一方面须加意培养翻译工作者,一方面也需要与汉族作家合作。兄弟民族中翻译汉族文学作品的人应有机会与原著者会面,在一起推敲译稿。
各民族文学的汉译工作,已经随着民族政策的实施而渐次活跃起来。像“阿诗玛”那样的优美的长诗的整理与翻译是值得表扬的。对于各民族的民歌的搜集也有了一定的成绩。
关于兄弟民族互译文学遗产和现代作品,在今天的情况下,大概须以汉文为媒介——譬如汉译的苗族文学,又被蒙古族由汉文译为蒙古文等等。这就加重了用汉文作翻译的责任:汉文译得不好,就必定造成辗转翻译,以讹传讹的恶果。
(丁)创作问题:
特别值得我们兴奋的是:有文字的民族,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多民族的文艺已不是一句空话了!新的生活产生了新的文艺,新的文艺鼓舞着新的生活。可是,出席座谈的作家们反映,如何继承民族传统,如何写出地方特色,还是很不易解决的问题。
如何培养新生力量也是重要的问题。这是发展兄弟民族文学最根本的一环。有文字而且有了新文学基础的民族比较容易;鼓励业余作家,举行竞赛与评奖就是办法之一。对没有文字的民族,一方面应注意帮助民间的歌手,创作口头文学,一方面应培养能以汉文写作的青年。组织汉族作家去为兄弟民族服务,也不失为过渡的好办法。
在兄弟民族作家队伍还未壮大的今天,汉族作家去描写兄弟民族的新生活是
有很大作用的。写兄弟民族的生活,首先应当克服猎奇心理。有这样心理的作家是要以最少的劳力,从事物表面上找到异族情调,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动机在猎奇,就不会热诚地去深入生活,而只凭东看一眼,西问一声,便要进行“创作”了。这一定抓不住今天民族生活的重大变化和问题。也会使作者只找特殊的情况,而忽视了这特殊情况与一般的建设祖国的大业有什么关系。这样,就把民族生活孤立起来,而忘记了整体。不看整体,一定体会不到民族间兄弟般的友谊与热爱,也就不会写出有热情的作品来。
在兄弟民族作家心中也难免猎奇心理的作祟,假若他的目的是在写给汉族的读者,满足汉族读者的好奇心。这个苗头已被我们看见了。
在这次座谈会上,兄弟民族作家都一致地表示:须加强作家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也和汉族作家的需要一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创作水平,写出富有党性,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
(戊)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中国作家协会对兄弟民族文学工作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中央的出版机关与兄弟民族地区的出版机关没有密切的联系,也没有互相配合着拟订翻译与出版计划;在兄弟民族中工作的汉族干部没有充分注意翻译各民族文学的重要,因为他们或者根本不晓得民族文学有什么宝藏。这许多事实有力地说明大汉族主义思想是的确存在着的!在文艺战线上,多民族的文艺这一概念似乎还未形成。
就翻译工作来说,在汉译各民族文学的工作中也应当克服大汉族主义的偏见。“阿诗玛”的译文发表了以后,得到广大读者的称许。可是,译者为了怕汉族读者不能了解,有些地方就加以改动,像女郎的长发的美妙形容——“落日的影子”便被改为“菜油”!我们不应该把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与巧妙的想像换上一套汉族的;翻译者有责任忠实于原著。
在民族的古远的传说中难免有些自然主义的、不大美好的描写。有的作品中也许带着落后的不健康的东西。对这些,译者是应在尽量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下加以适当的修正与剪裁的。同时,地方上也不宜固执地不许译者更改原文一字。褊狭地珍视本当遗弃的东西,便近于地方民族主义了。这并不利于发扬民族文学遗产。
就创作来说: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分会的刊物有责任多翻译刊载一些兄弟民族的作品。这便能鼓励用兄弟民族语言创作,也是团结与竞赛的好办法。
怎样提高,是兄弟民族作家们一致关切着的问题。他们希望汉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区去,帮助他们。他们也希望北京的文学讲习所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在这里,我们愿意热情地号召:汉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区去,去体验生活,去写作,去帮助兄弟民族的作家。因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我们去体验生活,未必如愿以偿地写出好的作品;帮助兄弟民族作家,一定会有成绩。我们也要求:各民族地区的政府与文艺团体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据兄弟民族作家们的反映:有的地区领导干部(有许多是汉族的)对文艺工作不大关心,有的地区因不重视文艺而使作家担任许多行政工作,以致无暇写作;或屡屡调遣作家到各地方去,以致不能长期居留一地,深入生活。有的地区文联编制小得可怜,大家顾了组织工作便不能写作,顾了写作就耽误了组织工作。而且,地区的文联和作家协会的联系十分不够,对创作问题不易直接得到作家协会的指示与帮助。
在还没有文字的民族里,目前我们应着重帮助的对象是歌手与艺人。他们保存了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学遗产,同时也是创作者。如何帮助他们,还须详为计划。
急待解决、必须解决的是怎样培养干部的问题。没有干部,无论是搜集还是整理,无论是研究还是翻译,都无从说起。就现有的干部和现有的业余工作者加以调整,我们就有一个不小的队伍。这个队伍一经巩固起来,就能发挥更大更多的力量,成为发展业务和培养新生力量的主干。这个不难作到,可是现在还没有作;追查病源,恐怕也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那儿作怪:有的领导干部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有的或者满足于现况,认为有那么一些点缀也就够了。这种想法来自不重视兄弟民族的文学事业,理应加以矫正。
在民族地区也可能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一切都要本地风光,无须向汉族或其他民族学习。这无疑的是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这一定会阻碍文化交流,故步自封。
在整理研究工作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对兄弟民族艺术的整理加工,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保持它原来的传统与特点,不能违反兄弟民族的习惯。
(己)具体措施:为开展各兄弟民族文学工作,我们打算采取如下的一些措施:(一)推动各文艺团体的各级领导重视兄弟民族文学工作,加强领导,鼓励搜集、整理、翻译与创作。大力地培养搜集整理兄弟民族文学遗产的干部,培养翻译人才与作家。(二)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分会应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绩的作家作为会员。以会员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们应有经常联系、定期学习的组织。(三)商请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民族出版社拟定出版兄弟民族的古典文学和新的创作的计划。协助有关出版社做好汉文文学作品译成各兄弟民族文字和各兄弟民族互相翻译作品的工作。中央的与各地方的文学刊物应多发表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四)选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学讲习所学习。(五)成立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分会。(六)中国作家协会成立民族文学委员会,负责组织发展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七)有步骤地创办各兄弟民族文字的文学创作刊物。(八)中国作家协会号召汉族作家到兄弟民族地区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和帮助兄弟民族作家进行创作。
中国作家协会有责任了解所有各民族的文学工作情况,从而设法鼓舞推动,使各民族的文学工作在搜集和整理、翻译与创作上,都得到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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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摘要)
巴金
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从什么时候起被人称为作家的。我第一次拿起笔写小说,只是因为我有话讲不出来,有感情没法宣泄,有爱憎必须倾吐。我不写就没法安顿我那颗痛苦的心。然而等到我被人称为作家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肩头挑上了沉重的担子,我的责任感也加重了。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更清楚地感觉到我不配接受作家这个称号。如果承认作家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我们就必须拿出好作品来,免得辜负这个称号,免得辜负这个任何人不能不热爱的时代。
创作是一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创作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含着辛勤的劳动,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正确的世界观,还包含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连最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凭空捏造生活;一个从未见过英雄人物的作家,即使搞通了写不写缺点的问题也写不出一个英雄来。生活是创作的泉源。然而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他就没法正确地认识生活,分析生活,他会把全副精力消耗在表面的现象上面,他即使见到英雄人物,他也不会认出英雄气概来。
任何工作都需要强度的劳动,写作也不是例外,但是我们可以造一万把式样完全相同的椅子,或者照一个美观的图样做一百个景泰蓝花瓶,我们却不可以写一篇内容和已发表作品相同的小说。创作里必须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完全摹仿就不是创作了。我并不是说创作不是集体的事业。相反的,我强调地说,创作是集体的事业,而且完全不是作者个人的事业。但是创作是个人的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而且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与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即使是具有同样正确世界观的作家,也会有各人不同的工作方法;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面,也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我说创作是集体的事业,因为任何天才的作家也得依靠当时的社会和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也会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受到影响。作家没有理由要求保留他写出来的每一篇文章或每一本书,相反地他得要求自己严肃认真地使用全副精力从事他的工作。一个作家即使写过十部好作品,但是他写第十一本小说的时候,他还是应当像初学写作者那样拿出他的全副精力。对于作家来说,学习是没有止境的。
倘使大家认为以上的说法还有一点道理,那么请允许我说出我的一个结论来:让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有充分的时间,至少也得有拿起笔写完若干字的时间,而且也得有执笔以前的酝酿、思索的时间。有一个时期,火车站和飞机场已经成了我们几个人(有作家也有音乐家)的会客室了,一天跑两次也是常事。我承认这种工作很有意义,而且我出国访问,外国朋友们也在车站、机场接送。我也认为作家必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是我更拥护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业务活动的办法。作家写作品需要时间,这不是零零碎碎的几小时或几天,这应当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写作也需要强度的、忘我的劳动。草率决不是成功的方法,我们单单看一页托尔斯泰的手稿就知道创作需要着什么样的劳动了。要繁荣创作,要提高创作的质量,就得让作家在自己的工作上多花工夫。作家的学习和改造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改造对每个作家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它们也得跟作家的创作活动结合起来,才可以产生效果。作家离开了创作实践,是不会有进步的。作家必须不断地写作。写作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广大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更多的作品,而且更好的作品。创作是集体的事业。因此对于作家单是责备和期望是不够的;让所有关心创作的人一齐努力,帮助作家完成文学创作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
曹禺
这两天我们每个人的手里有五本书,是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儿童文学的选集。这几本集子使我们每个人都很高兴,不只是因为装订好,印刷好,主要的是因为这五本书的内容闪着社会主义文学的金光。这五本书所选的文章是结实的,有内容的,优美的,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老作家虽然不倦怠地写出好文章来,但绝大部分色彩鲜明、热情澎湃的作品是青年作家们写的。自然,除了这五本集子以外,更有许多优秀的长篇作品得到了群众的热爱。所有这些作品都使我们感到新的真正繁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时代就要到来。
但是,说这样的时代必然来到,并不等于它已经来到了。我们需要作很大的努力,像会议所号召的,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任务担在我们的肩上。
在我们的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我们还不由自主地有时犯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我明明知道写文章万万不可概念化,但是当我对我要写的对象知道得不多或者了解得不深的时候,公式化概念化这股邪气不知不觉就会钻到笔下来了。同时,当我对一个人物,一件事情的思想意义模糊的时候,我就自然而然地求救于某种一定公式的解决方法。在公式化概念化的下面,经常掩盖着思想水平的低下和生活知识的贫乏。我想,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既然是不真实的,那么,如果我要成为一个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作家,我就不应该犯这样的毛病。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倾向会使我们懒惰,使我们渐渐忘记独创的精神,使我们忘记了一个作家应该是有了真正的感受才写出东西的,而不应该是死钉着一个政策或者一个运动的过程,絮絮叨叨地说着千篇一律的故事。凡对一件东西透彻地了解了,这个透彻的了解就会给我们带来自己的独创的看法。这两年出现的优秀的获得人民喜爱的作品,都是无例外地发挥了独创的特点,它们以鲜明突出的英雄形象,合乎生活真实的规律,但又新颖脱俗,引人入胜的情节,和饱满的社会主义热情,教育了我们,使我们长久不能忘记。
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指出来我们写作的缺点不只有公式主义,还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舞台上确实看到一些描写正面人物的生活,因为观众不能再忍受舞台上仅仅是车间、小组会、工作方法的研究、思想分析、无穷无尽的讨论这类东西,于是生活出来了,在台上慢慢地喝茶,包饺子,红领巾不断地唱歌讲故事。我们不是说这些生活的细节不该写,问题在于写了这些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有些剧作者总是过于匆忙地搜集一些生活细节,堆在台上,忘记了应该为了一个目的选择最动人的细节,加以不断的锤炼,使这些细节能够集中地表现出真正的戏来。自然主义的倾向,会使一个作者把许多闻不出一点戏的味道的东西搬上舞台。最近这两年,令人兴奋的是我们舞台上确实出现了一些思想性高,艺术性强的剧本,它们靠了真实的富有戏剧性的人物,撼动人心的戏剧场面,紧张吸引人的气氛,强烈的生活气息,同比较严密的结构,使观众得到满足,感到真正的快乐,从兴奋、快乐、激动的情绪当中,充实地感到舞台上有一种使他抑制不住地向前迈进的力量。
我们的戏剧队伍确实空前壮大起来了。解放以前,中国的话剧作者不过是二、三十个,真是少得可怜。然而今天呢?有一位同志算了一算,老一点的剧作家仍然是十几个,中一辈的就有四十多,青年剧作者有四五百个,业余的剧作者有三千多个。中国两千年来的戏剧史上,哪一个时代能够拥有这样巨大的创作力量?我们今天的剧作里已经产生了令人不能忘怀的,充满了高度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正面人物,在我们的剧作里,共产主义的道德,人民的真实的生活气息和热烈的斗争,已经成为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周扬同志说:我们应该创造出够得上伟大的作品,至少为产生伟大的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础。他的话不但说出人民对我们的要求,也说出我们自己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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