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一个保证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党小组
启民
国营天津第三棉纺织厂的党委会号召全厂开展优良质量运动的时候,第一分场织布车间乙班四队的党小组,在党委的直接帮助下,召开了党小组会议,研究党小组如何保证这项任务。会上全面研究了该队工人群众的思想情况,找出思想问题比较严重、长期完不成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指标的落后工人,作为党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重点,作为消灭次布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小组会对过去的工作作了检查。大家认为必须改变过去除了党的小组长以外,党员很少做党的工作的情况。要把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普遍深入而有效,就要发动全体党员来做党的工作。经过这次会议,全组党员不但了解了作为一个党员经常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责任,并且也明确了对落后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必须首先具体了解造成他们落后的情况和原因,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作。
小组会开过以后,全组党员在群众中展开了工作。党员孙鸿昌在对队里思想最落后的织布工人王秀兰进行思想教育之前。首先对王秀兰各方面的情况作了调查,他访问了她的家庭,找和她比较接近的工人了解她的情况,又找她本人谈了话,征求了她对工作的意见和对领导上的意见。把这些情况作了仔细地分析以后,孙鸿昌发现王秀兰所以一个月出了三匹次布,王秀兰的思想所以被人认为最落后,领导上是有责任的。王秀兰家中的人口多,生活负担本来就重,去年十二月她母亲的手被折断,孩子的头被自行车撞伤,又化了一笔医药费,生活就更加困难。可是领导上对她的这种特殊困难,没有及时地帮助解决。王秀兰为了照顾孩子,下班后经常做活到深夜,长期休息不好,上班精力不足。这种情况领导上也不了解。近两年来王秀兰的织布技术有很大提高,她向领导上要求看管十台布机,多增加一点收入,可是领导上没有满足这种合理的要求,这就影响了她的生产情绪。去年第一季度评奖的时候,王秀兰织的布质量很好,就是数量上差零点一,达不到给奖标准,领导上也没有适当的鼓励她,以致使她产生了领导上只要数量不要质量的片面认识和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错误心理。
党小组把这些情况研究以后,立即建议行政上和工会,对她家庭的经济困难作了适当补助;并根据她的技术条件,允许她看管十台布机。同时党小组又动员小孩少、家庭事务少的党员女工在星期天帮她做活。这使王秀兰非常感动。孙鸿昌就抓住这个机会对她进行了思想教育,使她认识这是党对她的关怀,认识消灭次布提高产品质量的意义。党的号召也就很快变成了她的实际行动。从一月份到现在,王秀兰没有出过一匹次布。
另一织布工人刘俊清也是生产不积极、思想很落后的工人。他在工作时间,常常吊儿浪当,不好好看管机器,有时断了经线,或者出了稀纹布,也不及时接线和修理。负责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党员陈玉龙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发现刘俊清的落后和他没有拿到奖金有关。去年第四季度快要评奖的时候,刘俊清突然出了一匹次布,他认为没有希望拿到奖金了,就索性消极怠工起来。陈玉龙就针对刘俊清这种严重的个人打算进行教育,从各个方面去启发和帮助他认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认识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经过这样多次谈话以后,刘俊清逐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后悔自己不该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就消极怠工,影响工作,表示今后决心要积极工作,争取百日不出次布。以后刘俊清不但自己积极认真地工作,而且还主动地帮助技术比较差,干活时比较慌的工人郑丕堂改进操作方法。结果,他们两人一、二月份都没有出次布。
由于落后工人的转变,就大大影响和推动了其他工人的进步,这个队的布的质量在一月份就有了显著的提高。全队一月份只出了五匹次布,比去年十二月份减少了九匹,超额完成了国家产品质量指标的计划。
这时,党小组又及时地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党的工作经验,并集中力量研究了一月份所出五匹次布的原因。发现目前出次布的主要原因已经不是工人的思想问题,而是由于有一部分工人技术操作方法还不够熟练和对机器性能不能全面掌握。针对这种情况,党小组决定二月份党的工作重点是深入群众,发现和总结工人中的先进工作方法,及时在全队传播和推广,从改进技术操作方法来进一步消灭次布。经过党员们的深入了解,及时发现和总结了刘新业和徐永春在消灭次布方面的先进经验。鼓励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在全队的会议上作介绍,同时号召全队工人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这两个经验很快在全队传播开来。结果,使全队次布又从一月份的五匹降低到二月份的二匹。
最近该队全体工人又提出了在三月份全队全月不出次布的保证。党小组也计划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工作,保证消灭次布。
这个党的小组在提高产品质量运动中的作用证明,只要发动了全体党员,只要加强了党组织的个别工作,只要党组织去注意发现、总结和推广各种先进经验,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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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地评选先进生产者代表
应麟
评选先进生产者,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的目的,厂矿企业领导干部都是知道的。既然如此,各厂矿就应当认真地评选出席省、市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
但是现在有着两种不同的评选办法,一种方法是正确的,例如陕西第二棉织厂在评选先进生产者代表时,先由党、政、工、团的负责人和车间干部一起查对了职工群众中所涌现出来的先进生产者的各种材料,并且进行了技术测定和鉴定;然后又利用广播、黑板报和大字报等方式,向职工群众大张旗鼓地宣传先进生产者的先进事迹,发动职工群众对先进生产者代表候选人进行反复的评比。这样,就在全厂掀起了一个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的热潮,有些车间、小组生产上已经出现了新的成就。另一种方法是错误的:西安市运输公司西站运输站“评选”先进生产者代表时,却是由工会主席和生产委员在出席西安市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中挑选了两名,再在先进生产者座谈会上通过一下,就算选出了出席陕西省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这个单位所以采取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原因是工会主席认为已经选过西安市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再来评选一次就会浪费时间,耽误生产。这种做法,固然没有耽误生产,但是也没有对生产起改进和提高的作用,因为全站的两千多职工都不知道有评选先进生产者代表这么一回事。这难道是符合于评选先进生产者代表的目的和要求的吗?
在受到上级一再的批评以后,西安市运输公司西站运输站已经改变了这种简单化的作法。但是在我们的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中,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个别的。这就要求各地的党组织必须切实加强对评选先进生产者工作的领导,督促有关的单位认真地做好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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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工学院采矿研究生研究“大直径爆破”成功
东北工学院采矿系井巷教研组研究生刘清荣研究的“大直径爆破”方法成功。根据本溪南芬耐火粘土矿在二月底给学校的试验总结证明,用“大直径爆破”法,在粘土掘进方面,降低了炸药消耗量31.6%,提高资源利用率44.7%。这个方法在本溪煤矿试验时,对岩山掘进也比“小直径爆破”效率高。
我国矿山一般都采用药包直径在三十二公厘以内的“小直径爆破”,刘清荣把这种炸药包的直径扩大到三十八公厘到五十公厘,爆破能力集中,经过二百多次试验,掘进效率平均提高10%,炸药消耗量平均降低20%。
煤炭工业部基本建设总局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矿山采用“大直径爆破”。(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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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两名研究生在苏联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莫斯科克尔日让诺夫斯基电力研究所的两个中国研究生,最近胜利地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了技术科学副博士的学位。他们的学位论文引起了苏联专家的很大兴趣。在他们进行答辩的时候,研究所的大厅里聚集了许多科学家。
研究生薛世义的学位论文是研究水能计算方法及其在中国河流上运用的问题的。他利用了苏联积累的水利和水能计算的经验,在学位论文中研究了黄河的水文情况。
薛世义的学位论文答辩得非常成功。在会上讲话的苏联科学家、特别是技术科学博士克里茨基指出,学位论文的作者对水能计算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建议。
研究生张有实对自己的学位论文所作的答辩也很成功。他的学位论文是研究中、小河流水利资源的综合利用原则的问题的。据布利兹尼克教授指出,这篇学位论文详尽地分析了最好地利用水利系统进行灌溉和发电的方法。(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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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推广中医治疗经验
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在二十日召开了推广中医治疗经验的会议。
1955年,北京市市属医疗单位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治疗各科病症,取得了很好疗效。北京市儿童医院和北京市第二中医门诊部用黄连合剂、马齿苋煎剂、香连合剂等治疗六十九名急性细菌性痢疾和慢性痢疾的患者,全部治愈。中药红升丹是中医学在外科的去腐生新方面,应用最广的一种药品。北京市第一医院用红升丹治疗慢性淋巴腺结核溃疡和手术后久不愈合的创口,效果很好。应用针灸疗法治疗耳鼻咽喉科的病症、小儿麻痹症、风湿性关节炎等也在一些医疗单位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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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第一医学院试制出一种很好的止血剂
上海第一医学院试制了一种很好的止血剂——明胶海绵。这种止血剂已经在手术中广泛采用。根据临床使用的结果,用这种止血剂,一两分钟后就能止血。这种止血剂最适用于肝、肾、脾和脑部等处。另外,静脉管、动脉管的大出血在不能单独用机械止血法(如血管结扎、缝合、电烙、银夹等)止血的时候,可以配合应用明胶海绵止血。明胶海绵敷在出血的地方以后,大约经过一个月就会被人体组织吸收。
这种止血剂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医师史玉泉、蒋大介等经过近五年的研究,才试制出来的。(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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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将在京举行
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决定今年十月间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并且为此在十九日联合发出通知。
通知中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会联合会和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联合召开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会议,并且选出七百名积极分子参加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评选范围包括:认真从事科学技术讲演,并不断改进讲演方法,提高讲演质量,获得群众好评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积极动员和组织职工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在科学技术宣传工作中获得显著成绩的工会俱乐部或文化宫的工作人员和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工作人员;勤学苦练,在学习中起模范作用,学习成绩优良,并且在提高生产上有成绩的工人和职员。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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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学校教授们活跃的政治生活
在清华大学的礼堂里,二十一日有七百多个教师在专心地静听第一讲党课——怎样争取做一个共产党员。很多头发已经花白的老教授,和年轻的助教一起参加了这样的学习会。
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很多老教授都在积极地学习党章、党纲和党员修养等书籍。他们都严格地要求自己,认真地做好工作。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汪坤仁具体地为年轻教师安排进修时间,耐心地帮助他们。教师们彼此关心政治思想的进步。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主任张任和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张光斗知道讲师丁则裕有入党要求,就用自己积极争取入党的决心和信心鼓励他,现在丁则裕也已正式申请入党,北京农业大学等校的很多教师被邀请列席党的支部大会。他们在会上诚恳地向党提出意见和要求。
教师们政治思想的进步,使生活也特别充实和开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组老教授郭一岑最近参加了学生青年团支部召开的漫谈入党问题的大会,他在会上高兴地谈了自己入党的决心。清华大学数学教研组主任赵访熊教授说:我们和党的距离应该用数学的语言来说——化为零。
现在,北京全市高等学校副教授以上申请入党的有二百多人,讲师有三百五十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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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母亲的控诉
本报记者 季音
在上海石门一路大中里八号的一间小楼上,住着一位年已五十六岁的吴志豫老太太。这位老人最近向“人民日报”写了一封悲痛的呼吁信,要求转请政府替她伸冤作主。原来这位慈祥的老妇人在1952年遭遇了惨痛的不幸:她唯一的爱子鲍哲恩因为要返回祖国,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遭受了种种的迫害,最后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吴志豫老太太在信中要求政府,代她向美国政府提出责问,要美国政府对她爱子可疑的死亡作出负责的交代。
最近,记者访问了吴志豫老太太,她向记者详细叙述了她儿子被害死去的经过。她说:“我的独子鲍哲恩是一个身体健康、天资聪慧的青年人,194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成绩很好。为了使他能够继续学习深造,我们母子两人想尽办法凑起了一千元美金,在1948年1月到美国去留学,进佛罗里达大学继续念土木工程系(他在学校的名字是DANIELT.E.BAU)在学校里,他是半工半读的,一边在校做些事,一边念书。他来信告诉我,1949年他就可以念完毕业。到了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地横渡长江到了江南一带,万恶的国民党政府垮台了,上海也在同年的五月解放了,哲恩一心等着回国的日子,但当学期临近时,学校里突然通知他说:他的课程还没有念完,不能回国,必须延长一年。当时我的儿子很难过,曾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信上的大意是说:妈妈,今年我不能回来了,本来今年我可以毕业了,学校里硬说我课程没有读完,强要我再读一年……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呵!我的儿子在学校成绩一向是最好的,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后,他来信告诉我,他的成绩仍然很好,佛罗里达大学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延长他的学期,不让他回国呢?”
“1950年我的儿子终于毕业了,”吴老太太又说,“他得到了硕士学位,还把毕业后拍的照片寄给了我(现在我仍保存着它)。那年,他向当地美国政府提出了回国申请,但没有被批准,结果,他又被迫留了下来,在学校里教书,一面继续申请回国。”
“我迫切地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好让我们母子团聚,也好让他的技术能够贡献给国家的建设工作。在我给他的信中,我经常把国内进行大规模建设的消息告诉他。有时候还把报上介绍建设工程的文章剪下来寄给他,鼓励他快回来。他对我告诉他的这些消息,非常兴奋,更急于要回国来。他来信说,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了他熟悉的同学,大家都相互传告。有时候我的信一到,大家就赶拢来抢着读……但是他的回国申请遭到了美国政府移民局的拒绝,这时候他曾来信暗示说:他的行动已经引起了当地美国政府的注意。这以后,他写来的信,信封上就经常没有写出寄信的地点。他显然是害怕信件在检查中被发现,因而遭到更大的迫害。这些不吉利的迹象,使我更加为儿子的安全而耽忧。”
“1952年5月,不幸果然发生了。哲恩寄来了一封很奇怪的信,信中说:‘由医生查察,发现有肺病细微(菌)……迫赴疗养院休养,很可能移民局对于中国教授,有所限制,也许属于监视,今后通讯能否,尚成问题,汇款亦生问题,即生命亦生问题,事出唐突,男无法避免,大概国际时局变迁,亦其中——大问题,男坐(失)眠数夜……心中殊痛苦,奈何奈何,但愿上苍保佑你我,后会有期……。’信末又说:‘即肺病细微(菌)一题,亦是?’。”
“这封信写得很短很乱。过去他给我写信常用英文,这次写的是中文,信封上也没有发信地址,可以想像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心情是多么紧张和惊悸。我接到这封信后,真是忧心如焚。我的儿子身体一向是很健康的。出国检查身体时根本没有什么肺病。而且从他的历次来信中,也从没有提到过生肺病的情形。”
“我日夜等着儿子的下一封来信,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信来。想不到那封信竟是我儿子的最后一封信。有一天,邮差送来一封信,是一个叫克勒顿(E·A·CLAYTON)的律师寄来的。他简单地通知我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说。我读完信就昏倒了。后来邻居们把我救醒过来,我悲伤万分,勉力写了封信给佛罗里达大学的校长,要他详细告诉我儿子是怎样死的,他的遗物怎样处理,并且要他们负责把我给儿子的纪念物寄还我。我天天盼望着回信,一直过了两个多月,那位校长没有给我回信,仍由那个律师在1952年9月17日寄来了一封普通平信,信里说:为了安排葬殓费,我儿子的遗物已全部变卖了。留下的一些纪念物,他答应寄还给我,可是后来并没有寄来。这封信对我儿子究竟怎样死的根本避而不谈。”
吴老太太说:“爱子的死去,曾使我悲痛得简直没有勇气再生活下去,我时常整日哭泣,过度的哀痛使得健康受到了摧残,患了严重的失眠症,时常病倒床上。但后来我想,我儿子怎样死的,还没有弄清楚,我不能这样软弱,我要坚强起来。”
她现在每天都要读报,最关心的是中美日内瓦谈判的消息,她说:“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说他们并不阻挠我国的留学生回国,但是从我儿子的遭遇中就说明了这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现在日内瓦谈判还在进行,我要控诉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让我的儿子回国?为什么一再迫害我无罪的爱子不明不白的死在美国?我要求政府将我的控诉转给美国政府,一定要他们对我儿子的冤死负责作出交代!”(附图片)
鲍哲恩给他母亲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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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扯皮”
陈之衍
在某些机关特别是某些工业企业和工程单位里,有一种人不顾整体,专门“扯皮”。当然,他们都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但是人们常常忘记了他们职务的名称,而叫他们是“扯皮专家”。
举一个例子。
事情发生在1955年的一个铁矿里。热火朝天的建设工作正在这里进行。炼钢炉等待着炼铁炉送来更多的铁水,炼铁炉等待着矿山上送来更多的铁矿石。因此铁矿的扩建就成为一件很关紧要的事。现在,矿山的一项重要设备——矿石破碎机已经安装好了,可是就在这时,却发现这台机器的大小牙轮咬合得不紧,需要马上修理,否则,机器开动以后就会发生事故。把机器修理好,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无论甲方(建设单位)或者乙方(施工单位),都有把它修好的本领。
可是,任何简单的问题,一遇到“扯皮专家”,就千百倍地复杂起来了。
甲方的代表振振有词地说:“虽然这是设备上的毛病,但是由我们负责修理,将来修好装上以后再发生毛病怎么办呢?这个责任很难分清,而且在我们修理机器的过程中,施工单位没有事情干,要窝工,既然窝工他们为什么不修理呢?”很明显,甲方的代表是怕自己花费了劳动力,吃了亏,吃亏的事情怎么能干呢?
乙方代表也不示弱:“设备是甲方供应的,出了毛病,没有问题应当由甲方修理,至于我们,情愿窝工也不修理!”话已经说绝了。
谁都看得很清楚,从双方的争辩中,丝毫看不出修理本身有什么困难,困难在于怕自己“吃亏”,怕让了步,会损害自己的“尊严”。他们扯皮的内容,当然不止上面引述的两段话,但是为了节省篇幅,我不想再引用那些烦琐的本位主义的论据了。他们推过来又推过去,僵持了二十多天没有解决问题,双方发挥了高度的韧性,最后幸好找到一条出路,从老远的地方,把原来制造这架破碎机的工厂的人请来了,把机器修好了,这才打破了僵局。
类似的事例,在这个矿山工程中经常发生,他们似乎对扯皮产生了爱好,而对于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不管他们的思想状况是否如此,事实最能清楚地说明问题:这个矿山扩建工程,按照计划本来应当在1955年4月竣工移交生产,但由于这些本位主义者(或者说是有本位主义思想的同志吧)相互扯皮,不得不延长到1955年年底才完工。他们扯皮的代价是丧失了八个月的时间。延缓八个月,对于国家建设事业将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些本位主义者们冷静下来以后想一下,一定会明白的。
再举一个例子。
一个大的厂房工程已经进入安装吊车的阶段。施工部门在这个时候发现了吊车上的垫板不合规格,原来的设计是五分厚,可是实际需要的是一寸厚。这个发现当然是一件值得赞美的事,因为虽然很小但仍然是一个漏洞被堵住了。把这块小小的垫板从五分厚改成一寸厚,对于这个大工程来说,实在也是一件“鸡毛”小事,比起前面所说的修理破碎机的牙轮,还要容易得多。但是“扯皮”照样在这里发生。这个发现漏洞有功的施工单位 (乙方),是“扯皮”的发起人。它的理由是:要改换垫板,非要甲方重作预算,否则拒绝施工。甲方认为工作量太小,可以不作预算。双方一发生“接触”,倒霉的照例是国家,吊车的安装工作停止了,大家“休息”了四天。幸好甲方代表,还不是一个不妥协的“斗士”,到第四天他宣布“投降”了,另外做了预算,乙方带着胜利者的姿态重新进入工地施工。
读者们一定想知道成为争执焦点的更换这块小垫板统共需要多少钱吧!经过调查,证明是人民币一元五角。而停工四天的损失多大呢?这照例是无人过问的。
好,我们对“扯皮专家”的行为已经有一些印象了,可是问题并不只是这样。有些“扯皮”专家还有一套维护本位主义的荒谬的论据和奇怪的逻辑。现在请读者们听一听吧:
“我们反对本位主义,可是本位人皆有之,谁太老实了,谁就要吃亏!”
“社会上有分工,有分工就有本位,维护本位的利益也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
“没有一点本位,就不能完成国家计划!”
由此可见,有些人“扯皮”,是在一种思想支配下进行的。他们把老老实实维护整体利益看成是吃亏的事。他们似是而非地在闹本位主义和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画上等号。甚至有些人这样想:“尽管我有本位主义,但我完成了计划,上级会奖励我,发给本单位奖金、红旗,至于你怎么样国家怎么样我管不着!”
资产阶级思想常常是不贴商标钻来钻去的,可是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这种相互刁难只顾自己的本位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它和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互助没有丝毫共同点。人民不能容忍这种“扯皮”的现象继续存在。“扯皮专家”应当赶快回过头来,走上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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