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一个为新事物开辟道路的党支部
本报记者 章世鸿
新事物的成长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斗争来实现的。厂矿党组织如果要使自己的领导不落后于实际，应该善于抓住每日每时在发生着的新事物，扶植它，为它的成长开辟道路。抚顺老虎台矿区六采区工人庞观祥和技术员周广端提出160米专业队流水作业的采煤法，可使采煤率提高100％以上，这个创举所以能够实现并且迅速推广，是和六采区党支部的努力分不开的。
庞观祥和周广端的建议提出后，党委会十分重视。从支部到党委会分别邀请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开了几次座谈会，专门讨论了这个建议。在肯定这个建议可以实现之后，党支部立即把党的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从两方面来为新事物开辟道路：一方面是和区内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作斗争，使每个干部都来重视这个创举；另一方面是充分发动群众来支持这个创举。
当时离1955年年底只有三、四天，但党委会责成支部立即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元旦后先在第一采煤队试行。根据党委的指示，支部当即召开了支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行准备工作。就在这个会上，以区长（党员）为首的一部分行政干部和技术员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立即改革采煤方法有些“冒险”，理由有三：第一，目前掌子面夹石多，按照一般的说法，出一立方米夹石就要少出四吨煤，因此试行改革能否增产毫无把握，如果不能增产，反被人耻笑，不如等掌子面情况好转后再来试行；第二，工人掌握先进采煤方法需要较长的时间，短期内怕学不会；第三，工人接受新事物的思想怕也不容易在三、四天内打通。采用先进采煤方法，的确有困难，问题在于如何来克服困难，而他们主张在困难面前退却。但以支部书记为首的大部分党员都支持党委会的决定。支部书记反驳了上面三条理由。他指出，目前工人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这是克服困难最有利的条件。何况第一采煤队有光荣的战斗传统，两次得过生产优胜奖状，早在7月份，当时采煤法没有改进，他们就在夹石多的情况下提高了产量，如果我们相信改革采煤方法是能够提高采煤率的，那就不应该担心增产问题；而且只有在困难的条件下试行，才能看出这种改革是否比不改革好；其次，工人应该从实践中去学习，边学边干，不能等完全学会了再干。在三、四天内，可以使技术员先教会他们打深眼、搭棚子、操作次序等3个基本方法，这是可以做到的；至于工人的思想动员工作，那应由全体党员来做，这原来就是党组织的任务。这样，三条理由都站不住脚，害怕困难的人第一次被说服了。于是党内立即进行了分工。第二天，支部又召开了党员大会，做出了决议，每个党员都订出了保证条件。由于全体党员动员群众一起努力，到年底，各项准备工作基本上完成了。
1月5日，开始试行新方法，就发生了问题。由于产量增加，装煤的车皮不够用，各专业队停工时间较多；而运煤的电溜子突然又出了毛病，3个半小时不能工作，结果使第二班攉锹队加班4小时。这时候，一部分行政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对这种采煤法是不是好发生了怀疑，有的说：“这样干，怕半辈子不能完成任务。”有的说：“还不如老办法稳当。”在困难面前，支部采取了坚定的冷静的态度。一方面支部检查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发现电溜子损坏是电线质量不好所致，和改进采煤法无关。车皮不够用是因为产量提高后运输力量跟不上，必须着手解决，这正说明改进采煤法可以提高产量。另一方面，支部立即统计了第一天改进采煤法后的产量，发现尽管发生了事故，但产量仍然比平时提高了将近20％。于是支部召集了第一采煤队全体干部和工人会议，支部书记在会上说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并且宣布了改进采煤法第一天的产量，于是那些怀疑的人也相信先进采煤法的优越性了。
但保守思想不是那样容易克服的。虽然采煤法改革的试验成功了，这个区的区长和副区长却没有认真加以总结，反认为采煤法的改革除了深打眼一点外，再没有新的东西，因此，在试行过程中积极支持不够，对干部骨干力量的配备采取了拖延的态度。这就成了推广先进采煤法的主要阻力。于是支部在初步总结试行先进采煤法的经验后，召开了一次支部扩大会议，讨论对先进采煤法的认识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支部书记详细分析了先进采煤法的内容，从打眼深度、火药量、空顶距离到打眼工具、工种分工和劳动组织等11个方面来系统地说明这种采煤法的革新意义。并且指出，要使这个创举能够全部实现，必须党和行政领导上从各个方面积极支持。经过这次会议的教育以后，两个区长的思想认识有了转变。他们开始用积极的行动支持这个创举了。当党内和领导干部的认识统一后，支部就通过宣传网，向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进一步宣传先进采煤法的作用。
在试行过程中，党支部除调整第一采煤队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力量，反复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动员外，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都分头深入现场了解操作情况，一发现问题就去解决。如试行第三天，各专业队操作中发生了互不合作的现象。一班祝庆春领导的一个打眼队放完炮就走了，有的眼火药还没有炸，他们也不管，给攉锹队的工作带来困难，攉锹工提出了意见，打眼队的工人说：“不是专业吗？打眼的那管攉锹的事。”支部发现了这种情况，立即对这个打眼队的工人进行教育，同时宣传了陈桂所（党员）领导的打眼队在提前完成任务后帮助攉锹队工作的先进事迹，使这个打眼队工人承认了错误，改进了工作。由于实行分段流水作业，工作面加宽，人力分散，两个班长闹情绪了，他们说：“过去领导起来多顺手，现在班长可不好当。”支部一方面教育他们不要用旧眼光去看新事物，指出改进采煤法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着手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和行政一起在班长会议上研究了班长的分工问题，决定每个班长负责一个专业队，分工明确后，两个班长的思想问题就解决了。
在克服一个接着一个的困难的同时，生产成绩蒸蒸日上。试行到第9天，日产量就从620吨提高到987吨，到3月初，已达到1，048吨，并且基本上消灭了停工多和加班加点的现象。现在，第一采煤队的先进采煤法已经深入人心，新的生产秩序已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老虎台全矿区和其他兄弟矿区正在迅速推广这种先进采煤法，并且学习他们大胆突破陈规和勇敢地克服困难的精神。
第3版()
专栏：
介绍“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
荣敬本
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克拉耶夫著的“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一书，是一部比较有系统地叙述集体农庄建设的历史的著作，它在苏联获得很高的评价。
过去，苏联虽然出版了不少关于集体农庄问题的书籍，但大多数只是谈到集体农庄建设中的个别阶段和个别问题。克拉耶夫写的这本书的主要优点，则是比较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各个阶段的实践问题。在这本书里，作者不仅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学说，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辩护士所谓的小农经济“稳固”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等谬论，而且表明了集体农庄制度的优越性。
这本书不同于同类性质的其他著作的地方，还在于它第一次收集了大量的实际材料，通过这些材料说明了苏联第一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立的过程以及在全盘集体化以前时期的各种合作社建设的情况。事实上，最初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合作社是很重要的，它们为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这些问题在过去其他著作中一般是谈得很少或者是轻描淡写的。
这本书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它详细地叙述了苏联解决集体农庄建设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曲折过程。通过这些事例，生动地介绍了苏联建设集体农庄的经验。
在苏联，集体农庄大批建立起来以后，党就指出，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组织上和经济上把它加以巩固。而集体农庄巩固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生产能否发展，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要达到这些目的，就必须大力发展公共经济，正确地组织劳动，贯彻合理的劳动报酬制度，不断地改进农业技术，等等。
农民的生产资料合并起来以后，就形成集体农庄的公共财产。这也就是公共经济的起点。它的迅速增长，是集体农庄巩固的一个主要标志。为了满足农民个人的需要，除了这种主要的公共经济外，还允许庄员经营一定的副业，并握有宅旁小块园地。但重要的是在于必须把公共经济和个人经济正确地结合起来，必须首先保证在农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公共经济的迅速增长。苏联集体农庄公共经济的增长，鲜明地表现在小农庄的合并上，这是集体农庄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小农庄合并为大农庄以后，就更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优越性，为进一步利用机器技术，为更好地使用土地和提高耕作业、畜牧业技艺，为开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集体农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集体化的结果，农民个人的分散的劳动变成了直接的社会劳动。因此，正确地组织和使用劳动也是很重要的。本书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论述集体农庄劳动组织和劳动报酬的问题。作者认为正确地组织和使用劳动，合理地分配劳动果实，对于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初，苏联集体农庄在劳动组织上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大家轮流工作，今天喂马，明天耕田，甚至轮流担任主席，庄员每天要到管理委员会集合后，才知道今天干什么。因此，工作混乱，效率也很低。党和政府考虑并总结了先进集体农庄经验后，提出以固定生产队作为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这种生产队是常年固定的，它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固定的工作地区、固定的生产工具。人员编制按生产原则挑选配备，他们必须负责完成规定的任务。在1931年之后，生产队普遍地发展起来。生产队的建立和发展，迅速地解决了集体农民专业化的问题，消灭了无人负责现象，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贯彻了按劳取酬的原则，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当然，固定生产队这种基本形式并不排斥在执行各种农业工作时创造辅助劳动组织形式的可能性。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作必要的变动和临时的调整，建立如生产小组等这种辅助形式。
除了劳动组织外，在成立了的集体农庄还存在着合理的劳动报酬问题。大家知道，今天苏联的集体农民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是按劳动日计算的。但是劳动日不是一下子就在集体农庄中普遍应用起来的。苏联在劳动报酬问题上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曾经有一个时期，集体农庄按人口、需要、土地或股份的多寡进行分配。这种反映着小资产阶级余毒和不适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最不完善的方法和形式执行的结果，不但违反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而且破坏了物质利益的原则，大大削弱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直接影响了集体农庄的巩固。因此，集体农庄逐渐采用按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采用类似国营企业的货币工资制。这种办法在当时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很快就暴露出，它不适合于集体农庄中只有到年终才能确定收入的这一特点。最后，党集中了群众的智慧，确定了按劳动日进行分配这一唯一正确的形式。20多年来，劳动日一直是集体农庄中支付报酬的基础。
此外，这本书在很多地方谈到农业技术改造的问题。作者指出，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集体化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不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小私有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实现技术改造，同样地，如果不根本改变生产力，也就不能完全摆脱农业的落后状态。因此，不用现代化的机器技术重新装备农业，就不能实现全盘集体化，不能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但是，应该指出，在苏联，并不是先准备好了大批的拖拉机，然后再开始组织集体农庄的，而是集体农庄的建立给运用现代农业机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者列举许多事实说明，农民原有生产资料的简单合并和合理使用，再加上部分的技术改良，那末，这种“手工工场”时期的集体农庄，就能给生产带来极大的好处。这个阶段在苏联集体农庄运动史上、在农业技术革命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说明，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也同样可以走向完全的农业合作化的。当然，社会主义农业不能长久停留在这个时期。“手工工场”的技术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大力展开拖拉机、农业机器、载重汽车、化学肥料和电力的生产，实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只有这样才能大大提高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显示出集体农庄的优越性。
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苏联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已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并且正在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
目前，我国农村已处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今年基本上可以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过两三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由半社会主义到完全社会主义的转变。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的到来，必然出现一个农业生产的高潮。为此，我们更应该认真学习苏联建设集体农庄的经验，把我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为彻底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
第3版()
专栏：
北京图书馆整理出50万册书刊供读者借阅
北京图书馆已经整理出过去装箱存放馆外的50万册书刊，装入新建的六层大书库，供读者借阅。
北京图书馆在一批未编目的藏书中，已经完成了36，000册地方志的简单编目工作，并且还作出分省目录，准备送有关部门供研究上的参考。整理出来的书刊中，有从南京、重庆、昆明等地运来的18万册中文期刊。另外，还初步整理出11万册日文图书和15万册解放前出版的中文图书。
这一大批书刊整理工作是在去年3月开始进行的。北京图书馆计划今年继续整理出140万册图书。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话剧会演十六天
朱树兰
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从3月1日至16日，已经有21个话剧团演出了27个剧目。许多剧目多方面地反映了我们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创造了一些比较有性格的正面英雄人物，和他们怎样同落后的以及反动的势力作斗争。从这些戏中，或多或少地可以感到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正面力量的强大。令人兴奋的是，除了年长一辈的成熟的艺术家之外，话剧战线上已经涌现出了一群朝气勃勃的新生力量。
反映我国人民革命武装二万五千里长征伟绩的“万水千山”，博得广大观众的很高的评价。从剧中可以看出作者的饱满的革命热情和艺术才能，他成功地创造了营教导员李有国、副营长罗顺成等令人难忘的形象，刻划了光辉的革命史迹。饰营教导员、副营长、俘虏等角色的演员塑造了鲜明的形象。另一个受欢迎的反映革命战争的话剧是“战斗里成长”，它写出了两代人的命运，和不同阶级所走的不同道路，鲜明地反映了历史时代的面貌。
几年来，我国工业生产战线上有巨大的成绩，但是反映这一斗争生活的好的剧作还不够多。但是，从已经演出的剧目中可以看出剧作家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多幕剧“瓦斯问题”、“扬子江边”、“同样是敌人”和“初开的花朵”等。都是反对工业建设中保守主义思想的。“瓦斯问题”的特点是：作者企图突破过去描写工业题材的套子，不是纠缠在生产技术上，而是通过两代工人不同的遭遇描绘出新旧社会的不同面貌。“扬子江边”写的是在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机构里，光凭政治热情，不采取科学的生产方式，是不能提高生产量和完成国家任务的。这个戏的导演，以鲜明的对比手法，突出地表现了两种工厂的不同面貌。
在会演的上半阶段中演出的反映农业和防汛斗争的多幕剧有4个：“前夜”、“在激流中”、“渠水长流花盛开”和“搏斗”。“前夜”的作者企图脱出写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中农转变的老框子，描写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到来之前农村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剧本通过刨梨树根的纠纷展开了农民怎样克服私有观念的斗争。“在激流中”所描写的合作社社长一心只想跑生意赚钱，把田地荒废了，以致引起来参观的互助组组员和群众不满的场面，是很新鲜的。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反映兄弟民族的斗争生活也是话剧艺术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康布尔草原上”是一群年轻的话剧工作者的集体创作，它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和革命热情，以及藏族人民的勇敢、纯朴性格。这是一出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形象刻划比较成功的戏。正面人物如工作组刘组长、卡尔泰爷爷和反面人物道布等，都是真实可信的。作者是通过戏剧的冲突树立了人物形象。全剧充满草原生活气息，深深地吸引了观众。“如兄如弟”的作者抓住了现实生活中重大冲突的题材，大胆地揭示了在回族地区个别领导工作人员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所展开的人民内部的、以及敌我之间的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应该特别欢迎的是：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用民族语言演出的反映维、蒙两族人民斗争生活的“喜事”和“我们都是哨兵”。“喜事”描写了维族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它的演出富有民族特色，令人感到亲切。“我们都是哨兵”中显出了蒙族人民反特斗争的胜利。这个独幕剧不但很洗练，剧中的人物也是富有民族性格特征的。这些反映兄弟民族斗争生活的剧作，是我们话剧创作中的重要收获。
培养年轻一代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是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作家、艺术家已经逐渐重视创造为少年儿童服务的文艺作品。“马兰花”歌颂了劳动，描写了善同恶的斗争。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童话剧，是一个新的、可贵的尝试。另一出反映少年先锋队员生活的剧作“友情”，给了孩子们集体主义的教育。
独幕剧是迅速反映现实生活、教育人民的有力艺术手段之一。从已经演出的12个独幕剧来看，充分地说明了独幕剧的可贵的性能。这些短剧的主题和题材是多种多样的。剧作者选择了某一生活的片断，通过人物性格的冲突所展开的戏剧场面，反映了生活中正面力量和反面力量的尖锐斗争。像“刘莲英”中的刘莲英、“东西两峒口”中的老工人吴队长、“归来”中的童蕙云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碰得见的先进人物。就是这样的人们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关不住”中的区委书记、“黄花岭”中的富农是阻碍我们社会向前发展的反面力量的代表。这些形象都是塑造得较好的。根据小说改编的“不能走那条路”从剧本到演出都有着朴实可爱的农村生活气息。比较精练的优秀的独幕剧的受欢迎的程度不在好的多幕剧之下。人们欢迎更多更优秀的独幕剧的出现。
从这些演出中，令人非常兴奋的是许多青年导演、演员们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显著成绩。多数青年导演、演员都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但是他们经历了一定的革命锻炼和艺术实践，他们深入生活，熟悉人民的思想感情，经过了思想改造，因此使他们的演出一般地富于生活气息，往往使观众感到十分亲切。
舞台美术设计，在这次会演中也显示了很大的进步。在布景、灯光、服装等的制作和技术掌握上都有了较好的效果。
这些剧目虽则并不都是优秀的，有些剧无论在剧本上以及其他方面，都还有缺点，例如缺乏完美的结构，缺乏尖锐的冲突，正面人物的塑造依旧是一个问题，表演缺乏应有的艺术加工，但是已有的一些成绩还是给观众以莫大的兴奋和鼓舞，人们开始预感到这已经是话剧艺术繁荣的前夜。
第3版()
专栏：
中印友好协会举行访印文化代表团归国报告会
中印友好协会16日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行访印文化代表团归国报告会。代表团团长吴晗、秘书长严文井在会上报告了访印观感。报告中说，代表团在印度访问的40多天中，和20万左右的印度人民见了面，受到了印度人民的热烈欢迎。代表团的人员分别和印度的作家、音乐家以及法律界人士等进行了接触，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很好的作用。
代表团是在10日回到北京的。
（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
蔡艺墅打破撑竿跳高全国纪录
保持了20年的撑竿跳高全国最高纪录，17日被19岁的运动员蔡艺墅在上海市举行的北京体育学院田径测验会上打破。蔡艺墅的成绩是4公尺3.5公分，比符保卢保持的纪录高了2公分。
在这天举行的田径测验会上，还有3个人分别打破了女子跳远、女子掷铁饼和男子跳远的3项全国最高纪录。女子铁饼全国纪录保持者石宝珠掷铁饼的成绩是46公尺89公分，比她自己的纪录又远了97公分，这成绩也比1952年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三名的成绩远了60公分。
（据新华社讯）
第3版()
专栏：
不许香港被利用作对大陆的敌对活动基地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陈体强
今年1月31日，蒋介石集团的F—86型喷气作战飞机一架，在骚扰大陆时被我空防部队追击逃至香港，在香港启德机场降落。我外交部曾就这件事提请英国政府注意，要求英方将这架飞机和驾驶员加以扣留。本月12日，英国代办处致我外交部照会，竟然宣称已将驾驶员送回台湾，而且根据外国通讯社消息，英国当局正在准备把飞机也运送回台湾去。我外交部已为此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英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一国的政府负有明确的义务，不得容许它管辖下的地方被用作对一个和它处于和平状态的外国合法政府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同时，遇有一国发生内争，而在交战状态没有被正式承认的情况下，第三国政府不得以任何行动来妨碍该国的合法政府为恢复国内统一与秩序所采取的措施，并且不得给予叛乱者以任何协助。国际法关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英国国际法学家奥本海写道：“如果图谋颠复外国的活动系采用武装敌对出征队的形式，……国家（按指当地国）就有防止和镇压的义务”（奥本海：“国际法”，劳特派特编订，第7版，第1卷，第260页）。世界许多著名国际法学家参加的国际法学会于1900年在纽查特尔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在叛乱时期外国对于已建立的并经承认的政府的权利和义务”的公约草案，该草案第二条规定：
“第一节：任何与一个独立国家处于和平状态的第三国，对于这个国家为恢复其国内和平所采取的措施，负有不加以干涉的义务。
“第二节：它负有义务，不得对叛乱者供给武器、军火、军事货物和财政援助。
“第三节：第三国特别被禁止容许在它的辖境内组织一个反对一个已建立并经承认的政府的敌对武装出征队”。又，1928年2月，美洲国家在哈瓦那召开第六届泛美会议，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内争时期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公约”，公约第一条规定：遇有一国发生内争，其他国家应遵守如下的义务：
“第一，使用一切办法防止它们领土上的居民（不论是本国人或是外国人）参加其事、募集人员、越过边境、或从它们领土乘船外出，以便发动或促进内争。
“第二，将每一个越过它们边境的叛乱部队解除武装严加以拘留。……在叛乱者手中发现的武器得由给予避难的国家的政府加以夺取和收缴，以备于斗争结束后交还发生内争的国家。”
以上这些便是国际法学者所普遍支持的并经国际实践所证实的国际法原则，而英国政府正在践踩这些原则。
把这些原则适用到目前的案件上来，首先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政府经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并和英国政府处于和平状态之中，而且英国照会指出目前不承认存在交战状态。既然如此，英国政府只有对它所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负有上面所讲的那些义务；它对蒋介石集团并不负有任何义务，因为在国际法上蒋介石集团是没有任何法律地位的。根据上面所举的条文，英国当局至少有义务把蒋介石集团的飞机和人员拘留，使他不能继续对中国的合法政府进行武装敌对活动。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它却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竟把蒋介石的飞行员送回台湾去。英国政府的照会企图为它的行为辩解说：“正常的国际惯例是：如果军用飞机侵犯别国领空，并且在对后者不怀有敌对意图的情况下，或者在不承认存在交战状态的情况下降落时，该飞机和乘务人员应准予返回。”任何稍具国际法常识的人，一望而知这段话完全是强词夺理的。大家都知道，任何军事飞机都必须属于一个国家。蒋介石集团既然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地位，它的飞机也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属于任何国家的合法飞机。如果一定要说出它是属于哪一个国家，那就必须说它是属于英国政府所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照会说，这种飞机和乘务人员应当“准予返回”，也必须认为是准予返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这是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否认有交战状态存在的必然逻辑结论。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还不承认有交战状态存在，而却把飞行员送回到蒋介石那里去，它就完全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其次，英国政府的照会宣称，它“无意让香港被利用为对任何人进行敌对活动的基地”。这句话是说得很好的。然而英国当局所作的是什么呢？它所作的正是把香港开放给蒋介石集团用作攻击大陆的敌对活动基地。实际上，英国当局不但仅仅是“让”香港被这样利用，它甚且是鼓励了蒋介石集团来这样利用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严重的情况。
什么叫做利用一个地方作为“敌对活动的基地”呢？如果一个国家容许私人在它的辖境内组织队伍、招兵买马、贮藏军火，并从这辖境内发动对另一国家的武装进攻，当然毫无疑问地，它的辖境可以说是被利用作为敌对活动的基地了。但是，如果一个武装出征队不是从这个国家出发，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出发，但是在进行了敌对活动之后退到这个国家的辖境内以逃避追击，并且在这个国家的辖境内进行休养整编和修补武器，然后从这个国家辖境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再度对原来被袭击的国家进行敌对活动，那末根据什么逻辑可以说在后一情形这个国家的辖境不是被利用作为敌对活动的基地呢？一个国家容许一个武装出征队从它的辖境出发和容许它在辖境内获得庇护以便保全和加强它的实力，对于被攻击的国家来说，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呢？实际上，英国当局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飞机和飞行员所给予的协助，正是使香港发生了基地的作用。不管英国当局嘴里说的是什么话，它的行动对蒋介石集团是一种不可能再明显的鼓励。因此，英国照会的任何花言巧语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即：在这个事件中香港正被用作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庇护所。
除了让香港被用作对中国大陆的敌对基地一点而外，英国当局的行为显然也是无法和上面所举的其他各项国际法原则相调和。让蒋介石的飞行员返回台湾，就是容许在英国辖境内的人“从它们领土乘船外出，以便发动或促进内争”。把蒋介石飞机送回台湾去，就是“对叛乱者供给武器”，英国当局这样做，是对上述条款的明显的违反。在一般情形下，国家对于境内私人从事这些活动疏于防范，便须负起国际责任。而在本案中，从事这些活动的不是任何私人，而是英国当局本身，这种对国际法的违犯，比起私人行为不知更要严重多少倍。
那末，英国在这事件中应该怎么办呢？哈瓦那公约第一条第二节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将每一个越过它们边境的叛乱部队解除武装并加以拘留”，叛乱者的武器“加以夺取和收缴”，以备将来交还中国政府。这正是英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态度。
总之，英国政府关于蒋介石飞行员的处理是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按照国际法，香港英国当局的行为构成了一个国际不法行为。正如奥本海教授所说：“无疑地，如果外国政府与合法政府处于和平状态而援助了叛乱者，它就作了一个国际不法行为”（前书，第二卷，第660页）。对于它的国际不法行为，一个国家是要负完全的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