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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搞好生产是巩固合作社的关键
马超骏 欧阳默
山西忻县芦家野场乡高级社在1月17日正式成立以后，党支部为了迅速地、有秩序地领导社员转向大生产运动，立即整顿了生产组织，宣布了今年的生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今年每亩土地平均产量要提高到426斤，比去年每亩平均产量增加151斤。其中有500亩金皇后玉米每亩产量要达到1，000斤。全社6，318亩土地，共可增产粮食944，000多斤。全年按做95，000个劳动日计算，每个劳动日可分到1.8元，比去年多分6角多。
这一计划对大部分社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也有一部分新社员抱着怀疑的态度。比如他们认为新社员杜富恒过去在村上种庄稼是数一数二的好手，平均每亩也只能收到320斤左右，全社的平均产量怎么能一下就提高到426斤呢？至于要500亩玉米达到亩产1，000斤，就更不可想像了。因此，有的新社员说：“计划好是好，就怕达不到”。党支部就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采取个别访问谈话和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做了深入的宣传。党支部首先向他们宣传了永丰社增产的事例。这个社在1954年就有2亩玉米创造了每亩产量1，000斤的纪录。1955年虽然有严重的旱灾，也有几亩玉米每亩产量达到900斤以上。至于每亩产量四、五百斤的就更多了。既然初级社可以办到的事为什么高级社还不能办到呢？其次，还向大家宣传了高级社的优越性，说明这种优越性集中地表现在要进一步增加生产，增加社员的收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有计划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实现计划的措施，这就是要多打井，多施肥，多种高产作物。只要能够这样办，现在的增产计划一定可以完成，而且还可以争取超过。经过这样一番宣传以后，部分新社员对增产的疑虑打消了。
可是，当支部提出全社今年要打水井60眼，扩大灌溉面积1，800亩的时候，部分社员又产生了顾虑，他们虽然知道打井是防止旱灾保证增产的最有效的办法，可是他们被困难吓住了。有些社员说：“要木料，没木料，要石料，没石料，花钱多，得利少。”党支部为了解除这些社员的顾虑，又做了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党支部以去年久旱不雨，青苗大批枯死为例向大家说明，当时为了抗旱抢苗，发动大家挑水浇地，花了多少劳力，不但没有完全避免大量减产，还耽误了中耕加工。如果把这些劳力在农闲时候用来打井，既不会在天旱时由于挑水浇地误了农时，又可以保证庄稼丰收，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怎么能说“花钱多，得利少”呢？党支部还向大家算了一笔帐，一眼井能浇30亩土地，可增产3，000斤粮，不上三年，即可收回打井的全部资金。如果只怕眼前多花一些钱，多费一些工，哪里会有更多的粮食，更幸福的生活呢？至于没石料的问题，支部决定采取以下两种办法解决：一种办法是开石山，并由转业军人卢全喜等介绍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开石山的经验。另外一种办法是挖敌人过去修筑的碉堡和拣碎石。
在解除了社员的思想顾虑，展开打井运动以后，党支部又立即进行积肥的思想发动工作，以便达到每亩施肥32担的计划。当时，开展积肥有一个主要障碍就是没有大量的肥源。当党支部根据别的地方的经验提出用玉米秆沤肥的时候，又遭到了部分社员的反对。这些社员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害怕玉米秆沤了肥料没柴烧；二是不相信玉米秆能沤成肥料。党支部就决定社里要用煤炭兑换社员的玉米秆，保证社员烧火不会发生困难；又特地作了玉米秆沤肥料的实际试验，组织社员参观，解除社员不相信玉米秆能沤肥料的思想顾虑。这样做了以后，所有社员都信服了。大家一致认为只要有水又有肥料，增产没问题。
为了进一步发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党支部认为必须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于是，党支部就对打井和积肥的各种活作了分类排队，分析研究，按照活的轻、重、难、易确定了不同的工分报酬。比如井下的工一个记20分，井上的工一个记7分到9分，拣碎石1000斤记10分工，进城拾肥料，开始是60担记十分，以后根据肥料来源逐渐减少的情况，改为拾50担拾40担记10分。这样，就对很多活路实行了计件包工制。这就使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在按劳取酬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了。由于这个党支部及时提出了生产计划，及时解除了社员各种思想顾虑，及时开展了增产运动，就使这个高级社通过生产迅速地巩固起来，使增产计划的实现有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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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上海、沈阳等地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
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许多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正在逐步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保证高级知识分子每周能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许多高等学校已经订出各种制度，调整了教师们的社会活动时间，精减了不必要的会议。东北工学院还规定了每星期一、四下午是教师接待各部门人员的办公时间，其他时间不得找教师接洽事务。金属研究所和林业土壤研究所有关行政方面的会议也都集中在每星期六下午召开。
北京清华大学最近新设了一个可容纳200人的“教师专用阅览室”，室内有各种技术科学书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书，供教师们备课和查阅科学文献。北京大学图书馆也为教授们专辟了阅览室，教授们还可以按照电话借书办法随时借书。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也增设了教授讲师的阅览室，教师们可随时到图书库内翻阅图书和科学研究参考资料。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馆准备在今年内补订200种外文期刊和3，000种外文书籍。
北京大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将增加110人，达到原有教学辅助人员人数的一倍。复旦大学各系已经配备了科学研究秘书，并且准备给老科学家配备助手和增加实验室人员。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各研究室加强了秘书工作，减轻研究室主任的一些行政事务。
许多高等学校还采取了许多办法，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北京清华大学实行了“优待通用证”的办法，教授、副教授等拿着“优待通用证”到校医室看病、到食堂吃饭和到消费合作社买东西，都可以受到优先和其他适当的照顾。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对教师们吃饭，以及理发、看病、购买东西等也订出许多项照顾的办法。中国医科大学给教授和部分讲师增加了住宅面积，增添了必要的家具，并且正在安装浴室。东北药学院在食堂里给教授讲师设立了专席，他们在吃饭时不必排队买饭菜，并可以根据菜单点菜，由炊事员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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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歌颂劳动和斗争的组曲
——读中国作家协会编的“短篇小说选”——
蓝翎
舆论界经常责备文艺创作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这种责备起了提醒和督促作家的作用。但是，要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从目前文艺创作实践的实际出发，不能够忽视近两年多来已经出现的好作品。最近，中国作家协会编辑的五本选集，收集了近两年多来所出现的比较优秀的作品。这可以帮助我们实事求是地去了解文艺创作的实际状况。
“短篇小说选”是这几个选集中的一个，包括37篇作品。它的作者有大家已经熟悉的老作家，也有从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和兄弟民族中出现的年轻的新作家。
这个选集突出的特点是作家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着新的生活，歌颂先进的人物在劳动、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对于现实生活里最重要的变化都有所反映。
其中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从农村生活的几个重要方面反映了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引起的巨大变化。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就是在文艺创作中最早的一篇反映了农村生活中所产生的新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指出了土地改革以后农民中间分化的趋势，指出了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危险性，它可以导致一部分人贫困破产，而另一部分人蜕化变质，使农民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而只有党才能引导他们共同走上光明幸福的大道。李古北的“农村奇事”以比较富有风趣的幽默笔调，讽刺了在小农个体经济长期所形成的自私观念的圈子里痛苦地翻滚着的落后农民登山。登山不仅不相信人民政府对农民的真正关怀，反而想趁机欺骗政府，沾公家的便宜，结果落了个啼笑皆非的下场。当然，最主要的还是那些表现为新生活而斗争的新人物的不平凡的事迹和充满愉快欢乐的幸福生活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画出了新人物的群像，他们热爱劳动和新的生活、积极热情、富有进取心、勇于和落后和保守势力作不妥协的斗争。他们是新生活的建设者，建设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像美丽的花朵一样开在每个人的心灵中。峻青的“老水牛爷爷”写了一个人可泣可歌的光辉的一生。老水牛爷爷在战争的年代里是一心一意为群众而出生入死的英雄，在建设新生活的时候，他又为了保护家乡广大群众的生命和财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水牛爷爷虽然为了堵住堤上的漏洞而淹死在潍河里，但是他的事迹变成了传说，永远活在潍河两岸人民的心里。西戎的“宋老大进城”里的宋老大由于亲身体会到农业合作社在各个方面的优越性，因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和合作社结合起来。个体经济所曾加给农民的东西像身上的尘土一样被抖掉了，而贯串在他整个生活中的基调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欢乐情绪。由于农村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特别是妇女的地位改变了，风俗习惯也改变了。康濯的“春种秋收”、刘真的“春大姐”、高晓声的“解约”都生动地表现出了农村男女青年在共同的政治生活和劳动中产生的自由的爱情，表现了他们思想情感的纯洁和道德品质的崇高。
表现工人的作品在这个选集里比较少，应该说是一个弱点，这是由于大部分作家还不太熟悉工人的劳动和生活，而文学创作在这方面又缺乏像反映农村生活的创作那样良好的传统。但是，从选集里，可以看到令人欢喜的现象。有的老作家已经开始努力地去了解工人，并描写他们。同时，从工人中间也出现了有才能的年轻的作家，费礼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作品“一年”是对劳动的热情颂歌。它反映了工业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工人高涨的劳动热情、追求新事物的坚韧的毅力，人人都追赶着时间前进。南丁的“检验工叶英”里女工叶英的形象是很动人的。她像在各个战线上出现的新生力量一样，热爱自己的工作，敢于大胆地坚决地和落后保守势力作斗争，而她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正是体现在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和对落后保守势力的斗争里。高延昌的“我的朋友”表现了工人的朴素、谦逊的作风、真诚的友谊和同志的爱。魏巍的“老烟筒”描写了一个思想比较落后的老工人如何经过痛苦的斗争而摆脱了自私的观念。这些作品的出现是值得重视的。
作家们也用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人民的战士，他们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为了祖国建设得更富强，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如果说刘白羽的“扬着灰尘的路上”是动人地写出了志愿军战士如何用高度的聪慧、机智、勇敢战胜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那么，他的“远方来信”就进一步揭示出了战士们这种精神力量的源泉。战士们共同地热爱一张婴儿的照片，甚至并不知道它是从那一个国家寄来的，然而他们都愿意为它而奋勇地和敌人战斗，他们所要保卫的就正是这人类的未来。战士们对于敌人有一颗像钢一样刚强的心，对于代表人类的未来的婴儿却有一颗像母亲一样慈爱的心，这就是他们崇高的灵魂，也是令人尊敬的真正原因。和谷岩的“枫”描写了志愿军战士在血的战斗中所结成的崇高的友谊，它正“像一团红色的火焰”一样，照耀着战斗的道路。王公浦的“绿色的底层”里所描写的侦察员们，像灵敏的触角一样，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以百倍的警惕和潜伏的敌人作斗争，保卫着祖国的边疆。
生活在自由幸福的新时代里，人们仍然怀念着过去斗争的历史，怀念着牺牲了的英雄们。在表现历史的题材方面，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是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它告诉了读者人民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事迹，是充满着暴风雨般的宏伟力量的战歌。作品里小陈一家人的英雄形象，就像潍河两岸矗立着的群山那样的庄严崇高。作者把他对人民的爱和对家乡大自然的精致的观察结合在一起，具有独创性地刻画出了生动的艺术形象。此外，王愿坚的“党费”和菡子的“妈妈的故事”是歌颂了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而英勇牺牲了的妇女英雄，为了广大人民美好的未来、为了坚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她们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作品里的英雄，使人永远怀着激动的眼泪和尊敬的情感想念着他们，从他们那里汲取精神力量。
但是，从这个选集中，也还可以看出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不够的地方和弱点。短篇小说是可以比较迅速地反映生活的变化，能够比较方便地表现丰富的现实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最动人的插曲。可是这个选集所反映的总的生活面还不够广泛，在描写同一个生活题材的作品里，常常有人物、情节过多的重复。在艺术技巧方面，有些作品还显得单调、呆板、枯燥。作为短篇小说的形式，还不够精练、集中，有的作品往往把人物的表现限制在比较狭小的范围里，缺少高度的艺术概括；有些作家还缺乏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给人以雷同的感觉。这绝不单纯是一个技巧问题，也不是谁模仿谁的问题，而根本的是对生活的观察理解还不够深刻细致，看到了很多表面相同或相似的东西，而看不到或者没有全部看到背后所潜藏着的独特的东西，这不但限制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而且影响了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在已有的成绩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这是广大的读者对创作短篇小说的作家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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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赠送礼物给我国工人技术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13日下午在劳动部北京实验工人技术学校举行苏联政府赠给中国工人技术学校专课教室设备受礼大会。
会上，苏联部长会议劳动后备总管理局副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培训专家弗拉索夫，代表苏联政府在会上把10个专课教室的设备和直观教具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代表劳动部受礼。他致词对苏联政府这一无私的援助和兄弟般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
接着，宾主一起参观了已经安装好了的礼物和北京市各工人技术学校成绩展览会。
晚上，马文瑞举行了宴会招待苏联友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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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等单位筹办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
文化部、青年团中央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为鼓励和培养青年美术家、繁荣美术创作事业、扩大美术创作队伍，特决定于本年国庆节前后在北京举办“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最近并已发出征集展品的联合通知。通知中说：参加展出的作品内容主要应反映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特别是青年生活，歌颂这一时代正在生长的新鲜事物，如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所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事迹，农业合作化高潮和祖国各方面的新的面貌；此外，美丽的景物，也可以作为创作题材。作品征集的范围很广，包括国画、油画、水彩、版画、漫画、招贴画、年画、连环画、插图、素描、速写和雕塑等，专业或业余的自18岁至35岁的青年美术工作者，都可以应征。通知中还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发动和组织当地的专业和业余青年美术工作者进行创作，并负责展品的征集和初选工作，于6月中旬前把入选作品分别集中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沈阳、呼和浩特和北京，进行复选，然后再集中北京，经过总评选，参加展出。展出时，还要进行评奖，优秀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奖章和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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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法律学会举行第二次年会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在3月5日到8日举行的第二次年会上，选举董必武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第二届会长、沈钧儒、谢觉哉、鲍尔汉、吴德峰、张志让和钱端升为副会长；史良、许德珩、周鲠生等115人为理事。
年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学会理事朱其文作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学会今后工作应该进一步团结和推动全国政治法律工作者向法律科学进军；进一步配合和支持法律为和平服务的国际活动，开展我国同世界各国法学界的学术交流。年会上还通过了新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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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刺绣工人和苏联妇女的友谊
苏州市刺绣美术工艺生产合作社，最近把两批刺绣品寄往苏联，分别赠送给乌克兰共和国和伊凡诺夫省的两位苏联妇女。这两位苏联妇女曾在去年10月、11月间先后来信，要求介绍刺绣技术。刺绣美术工艺社的社员为了使苏联友人能够满意地学到苏州刺绣技术，除寄去了精工绣成的被罩、屏条、靠垫、台毯外，还附寄了刺绣需用的绷架、绣针、花线，以及一本刺绣样品簿和一本刺绣技术简要介绍书。他们并按照伊凡诺夫省伐·郭兹罗娃来信的要求，给她介绍社员顾文霞和叶素珍，保持经常的通信关系，交流技术。（本报驻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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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农业在合作化的道路上
陈维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现在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些国家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农业合作化则是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环节。
在解放以前，东南欧各国除捷克斯洛伐克外，大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即使农业也是很落后的。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地主的剥削，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波兰战前全国有44％的农户没有耕马，保加利亚战前占有5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平均每57家才有一把铁耙。它们战前五年中每公顷的小麦平均收获量要比德国少一半。其他各国的农业生产量也很低。
解放以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实行了土地改革，把总共约1，400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的剥削，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显著地改善了劳动农民的处境。但是，另一方面，在土地改革以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土地也比从前分散了。例如，罗马尼亚护有5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户，在战前1930年只占有全国耕地的28％，而到1948年则增加到57％以上。在保加利亚，全国耕地在1946年底时已被分割成1，200万小块，平均每块只有0.4公顷。显然，这样细小的个体农民经济，是没有力量来经常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它不能保证广大劳动农民摆脱贫困的境遇，不能提供大量的、日益增多的商品农产品来适应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也不能根除两极分化的现象和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因素。
只有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细小的个体农民经济改变成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才能根本解决过渡时期中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因此，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针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经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完全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同时，也把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重要的历史任务。
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农业合作化也具有不同的特点。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且它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则在保持着小农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实行农业合作化，同时并不一开始就普遍采取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劳动组合的形式，而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主要形式，以便由低级逐渐过渡到高级阶段。此外，每一个国家开始农业合作化的时间和采取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保加利亚在解放初期就有了最初的数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而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则是到了1948—1949年才开始建立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的国家普遍采取单一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形式，如保加利亚；而有的国家则同时采取多种的形式，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
根据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情况和劳动果实分配的方式，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共耕社。土地保持私有，只是在耕耘、播种、锄草、收割等工作上共同劳动，收益各归自己所得。这类合作社是低级的。第二类是生产合作社。土地入股，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收益按劳动日和入股土地的多少来分配，而后一部分的收入不超过收入总额的15％到20％。第三类是农业劳动组合，即相当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和我国的高级社。这里土地公有，收益完全根据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分配。在这几种类型中，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最为普遍。
到1955年下半年为止，东南欧的六个人民民主国家总共已有约3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达160多万户。波兰全国共有约1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约225，000；捷克斯洛伐克有合作社6，700多个，农户26万；匈牙利4，600个，农户214，000；罗马尼亚6，600多个，农户39万以上；保加利亚2，700多个，农户60万；阿尔巴尼亚316个，农户一万多。各国农业生产合作化所拥有的土地以保加利亚为最多，占全国耕地的61％以上。捷克斯洛伐克次之，约占三分之一，匈牙利约占20％，阿尔巴尼亚约占14％，波兰和罗马尼亚约占10％。
由于改变了个体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联合了土地和进行集体经营的结果，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增长。例如，罗马尼亚农业生产合作社每公顷小麦和大麦的平均收获量在1955年要比个体农民的多20％到40％。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不断提高和总收获量的增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提供的商品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也愈来愈多了。现在保加利亚农业生产合作社供应的谷物已占全国的60％以上，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占三分之一左右。事实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它不但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能保证基本农民群众普遍地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吸引着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愈来愈多的个体农民的注意，并不断扩大它们的成员。在这方面，经济基础比较稳固并且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中农近年来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日益增多，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们坚持不渝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方针，对曾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中出现过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种错误，一方面表现在盲目冒进、单纯追求数量，不惜以强迫命令的手段来代替说服教育的方法，因而粗暴地违反了自愿的原则；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实际上等于否认必需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放任自流的有害观点。正是由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及时地纠正和克服了这些错误，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才得以健康地和不断地发展。
坚决地贯彻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和一分钟也不停止对富农进行斗争的党的阶级路线，对于扩大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阵地和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有着很大的意义。由于许多贫农上升为中农，中农现在已成为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基本农民群众，但是富农经济今天在农村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作为最后一个的同时也是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的富农阶级，不甘心于自己最后被消灭的命运，正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进行剧烈的反抗和千方百计的破坏活动。这就决定了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现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对富农实行着严格的限制和排挤的政策，等到一旦具备必要的政治和经济的前提时，就将过渡到消灭富农的阶段。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政权经常不断地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多方面的帮助。这种帮助包括：提供农业机器站的服务，在税收政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方面给予优惠的待遇，降低义务交售额，提供信用贷款，供应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帮助培养、训练合作社的干部，和派遣干部以加强合作社的领导，等等。这些帮助，大大地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人民民主制度基础的工农联盟。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六、七年来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正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指出的，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比起来，仍有相当的距离。这种距离表现在：这些国家的工业都已有了迅速的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已在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国民经济部门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农业却还显著地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而且在农业中今天个体私有制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显然，不根本改变农业中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就不可能促进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也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因此，经过最近大约两年时间的整顿和巩固阶段以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党和政府现在已作出规划，决定在进一步加强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建立更多的新的农业合作社，以便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更迅速、更广泛地推向前进。如匈牙利已提出了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60年以前使社会主义成分在农业中占有优势的任务。最近传来的消息表明，东南欧各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今年以来，已经开始了蓬勃的发展。毫无疑问，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已经奠定的稳固基础，以及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就是农业合作化继续进展和最后完成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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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钟怀
1月18日，湖北日报在一版的显著地位，报道应城县“不到三天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全县总农户84.2％。为什么这样快呢？报纸介绍了中共应城县委的做法，就是凡是要求办高级社的，应城县委“一律批准”。
这条消息刊出以后，立刻受到了中共湖北省委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像这样的报道并不是真正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支持和鼓励了少数农村干部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不顾条件地、贪多、贪快的盲目性。在湖北日报发表这个报道的时候，湖北省就有一些干部被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盲目地追求加入高级社农户的百分比，用大轰大?的办法代替细致深入的工作。报纸对这种现象不去批评而去表扬，这样做对于实际工作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是不问可知的。
现在湖北日报已经改进了关于办高级社的宣传。报纸既批评了那种看不到在湖北地区已经出现的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新高潮，因而不去积极领导的保守思想，也反对了那种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单纯比快、比多、比大的急躁情绪；既肯定了许多干部群众办高级社的积极性，也分析了有些群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疑虑和抵触情绪；既宣传了高级社的优越性，也强调了办高级社必须具备的条件；既宣传了各地办高级社的成功经验，也反映了有些地区在升级、并社中的问题和教训。这样做是对的，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问题，才能帮助各级领导机关对运动进行积极而又慎重、热情而又冷静的领导。
从这里应当接受什么教训呢？教训就是报纸编辑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头脑发热，越是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作顺利发展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现在有少数报纸不论在合作化问题还是别的问题上，只热衷于数目字和百分比，它们在宣传中只提数量不提质量，只谈“又多”“又快”不谈“又好”“又省”，只告诉人们事情的顺利的一面，不告诉人们事情的困难的一面。这种片面的宣传是不利于我们的事业的，应当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