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易见龙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恩来主席及各位副主席的报告，这些报告给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一方面使我感到无比的兴奋与鼓舞，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祖国就会以一个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大国而屹立于世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完成我们祖先没有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每个爱国的人民都会感到骄傲与幸福。在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非常惭愧，因为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无论在科学的提高与培养新生力量方面，我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今后应当加倍努力来完成党与人民交给我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光荣伟大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2年之内，扩大我们的队伍到十倍以上，并把我国的科学文化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
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有好些同志已谈过。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已进行过深入的调查与了解，决定今后采取一切措施替高级知识分子在学习与工作方面创造有利的条件。我相信党的决定是一定能够做到和贯彻的，剩下来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努力去创造主观的条件。我完全同意郭沫若副主席、章伯钧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指出的知识分子今后奋斗的方向。那些大道理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并且容易理解的，今天不是我们坐而言，而是要积极地付诸实践，在实践、实践、再实践中去提高对那些理论的认识，并锻炼自己。
我是一个医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工作者，让我举出自己的一个小经验来说明我国可以在12年之内甚至还可以提前把科学技术的质量提高到世界先进的水平。在抗日战争后期，我曾经在昆明主办过血库的工作，并且可以在血库内提制干血浆。大量利用冷藏血液及干血浆来做医疗急救工作，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抗日末期为什么就可以做到呢？正如郭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可以派专家直接到外国去学习，学会了以后再输入。我就是在抗日前期到美国去学习的，除钻研输血医疗的理论外，还实际在血库内见习技术操作过程。储血及提制干血浆的方法，是一个由医师、护士、助理员、检验员及技师等集体分工的高度无菌操作过程，连清洗血库用具都有一套完整的规程。我只用了半年时间，从洗涤一切用具至抽血、储血、提制、干溜、检验及包装等步骤，都亲自动手加以掌握，并详细记录一切操作规程，连各种仪器的品名、规格、价值及出产公司名称都没有遗漏。就在美国采购那批仪器后，还怕买到美国商人的劣货，带回国不能应用，于是又在那边成立临时实验血库，抽华侨的血来提制干血浆。那时华侨是极拥护抗日战争，愿意捐血送回国内救护伤病兵民。同时我又亲自在实验血库内训练一批需要分工的技术人员，然后一同回到昆明，在很短的时期就成立了血库并提制了干血浆。那时候，就是在美国，在血库内兼制干血浆还是不多见的。抗战胜利以后，我作过一个充实内库的设备并改血库为血库研究所的计划，去改进储血及血浆提制法，并进行代血品的研究，同时也计划培养一大批干部在国内建立血库网，但未被伪军医署所采纳，我因此就拂袖而去。反动政府不采纳这个计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从来就不曾重视过士兵及劳动人民的健康。如果那时就有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我相信我国在输血医疗的配备方面，早已超过了美国的水平。解放以后不到7年，我国就可以制造各种抗生素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要掌握原子能的技术当然比掌握血库的技术要难些，但是如果也采取先去学习，再输入而加以提高，也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我从前是采取单干的方法，分门别类去钻研血液冷藏及干血浆提制的，如果先成立一个学习组或考察团，集体钻研理论后，分工去掌握技术，然后再来一个集体创作，那就会事半而功倍。何况到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去学习的时候，那里的专家一定是很积极的、热情的指导，不会有留一手的作风，那就会更加速我国科学水平的提高。
在国内有些科学的质量是可以从发扬祖国文化遗产方面去提高的，那就可以更来得迅速。例如西医对乙型脑炎的治疗是没有特效药的，而中医对这种病的疗效就在90％以上。如果西医能积极地向中医学习，对中医的医疗理论加以科学整理，就可以使我国医学超过欧美的水平。在农业方面，我想也有同样的情形。
要提高科学的水平还应当在学术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斯大林说过，没有自由讨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可能发现科学的真理。
关于科学研究干部在数量上提高的可能，我同意钱学森教授的看法，如果一个老教师只从带一个徒弟开始，12年内就可以带出89个徒弟，那末100个老教师在12年内就可以带出8，900个徒弟。我们现在已有1，000多个老教师，那末12年内就可以带出89，000个，何况一个老教师在改进培养的方法以后是可以同时多带几个徒弟的。
要老教师来提高科学水平并培养新生力量，时间的保证的确是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无论做什么事，要做得全面深入细致的话，时间愈多愈好。让我再拿切身的经验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解放以前，虽则反动政府不重视研究工作，虽则我的研究工作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但是我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从来是很少间断的。自从解放以后，兼职比较多，又要参加好些社会活动，挤出来的时间还得搞好教学改革工作，医学院的学制与学生人数几乎是年年在改变，搞出一套教材以后又要重行改编，以致还没有很好地展开研究工作。我建议中央在高等医学教育方面也应当有一个全面规划。科学出版社要我在1956年就我研究过的中枢神经系统内交感性非条件反射中枢的问题写一个专册，我还想根据巴甫洛夫的神经论观点做一点补充实验以后再写，预计需要集中4个月的时间才可以完成任务，由于时间还没有保证，我就没有把握去完成，因为这次回去后，要参加教学会议讨论深入教学改革及全面规划问题，教学会议以后还得参加湖南省的科普、科联、省政协及民主党派的全面规划及一系列的座谈会，也得搞好我自己主持的长沙生理科学分会的全面规划，同时还得搞好教学的基本任务。去年底我也做过五年研究高级神经活动对血液理化性质及免疫作用的调节，并研究针灸与神经系统活动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在苏联也还没有深入。如果我们能透彻了解高级神经活动对血液理化性质的调节，不仅可以发展巴甫洛夫的神经论观点，或许也可能进一步发现现在还没有找到的一些血液病的病原。如果我们能够找出针灸与神经系统活动规律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更好发扬祖国的针灸疗法。在作这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还恐怕不能如期完成任务。来这里听过报告以后，我相信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之下，在优越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之下，在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援助之下，在6亿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之下，我不仅有信心用集体创作的精神去完成研究计划，也有信心与决心和高级知识分子一道来完成党与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伟大的政治任务。
最后，祝大会胜利及各位委员与同志们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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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蔡方荫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李济深副主席的会务工作报告，以及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三位副主席的关于知识分子、工商业改造和肃反的报告。
在不久以前，党中央曾经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由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我们政协这次会议又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为一个重点。由是可见，党和政府对我们知识分子是如何地重视和关怀，我们觉得无限的振奋并表示衷心的感激。
目前我国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进入高潮并且取得了警人的伟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在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里，我们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是我们科学技术人员，所担负的任务，更加重大。我们一定要和工人农民结成联盟，发挥我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无可讳言，我们的科学技术，一般是落后的。为了胜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末尾，我国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必须能够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现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会同中国科学院和各部积极制定我国以后12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保证这个规划的实现，主要是我们科学技术人员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重大责任，也是我们的光荣的任务。
如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所指出，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像我们在座的许多科学技术人员，绝大多数的年龄都在40以上，都是在旧社会里成长的，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多少有些资产阶级的观点和个人主义的作风。我们的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虽然绝大部分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学得来的，但是因种种关系，大部分人甚至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近十几年来的发展也未见得完全了解，至于苏联的先进经验，那就了解得更少了。我们很兴奋地听到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党和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不断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科学技术人员，对于这种措施是表示极端欢迎的。在这里我冒昧地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我们来解决。
一、我们绝大多数的科学技术人员都愿意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一门简单的科学。像以往专靠自读文件、小组讨论和听取报告的一般学习方式是不容易使我们学得好的。最大的缺憾就是有许多疑难的重要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明确的解答。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得到较大的帮助。
二、苏联的先进技术科学在我国国家的建设中已经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绝大多数的科学技术人员也越来越切实地认识到它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但是在苏联工程建设的设计标准及技术规范中，有许多规定我们只知道它们的“所然”而不了解它们的“所以然”。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就不容易正确掌握。我们希望今后能获得关于这些问题的充分资料。
三、我们既须在不太长久的时间内很迅速地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而所谓“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是在日益提高的，我们政府也曾一再号召我们要学习世界所有国家科学技术对于我们有益的优点。因此我们必须要能很容易地读到和买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科技书刊。否则“世界科学水平”和各国的科学技术的优点就不容易了解了。
最后我希望并且要求我们所有的知识分子，能逐渐地、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先进经验，以提高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贡献出一切力量，为加速完成我国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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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福恩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生：
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在天津市做卫生行政工作。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和陈叔通及董必武副主席的报告。现在我代表天津市医务界的知识分子说几句话。
去年年底，我们在天津市参加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在会中代表们代表政府向我们每个人征求了意见。前几天在报纸上我们看到周总理在1月14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使我们一方面感到责任之重大，一方面感到无限地安慰和振奋。几年来，我们所希望的事，政府都替我们办到了。例如，我们希望多有些时间来看书，来进行研究工作，党在这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和具体的指示；我们希望调整在工作岗位上存在的不适当的安排，党在这方面作了决定；我们希望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兼职，党在这方面有了布置；我们希望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党在这方面为我们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党还决定加强对于我们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信任我们，支持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一切，都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党对于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民政府对知识分子“爱之深，望之切”的苦心。
天津市医务界的知识分子，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自解放后的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下，通过理论学习、自己业务的实践和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之中还有不少缺点，在业务水平方面和政治觉悟方面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在医务界中还存在着浓厚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在责任事故的不断发生。1955年下半年，我们在天津市医务界中展开了“消灭责任事故”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业务展开了对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批判。这一个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以下的初步收获：
（1）在知识分子中严重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在不负责、粗枝大叶、违反操作规程、不团结、不安心于本位工作等），深刻地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2）深刻地体会到高级知识分子是可以而且乐意接受批评的。过去有些领导同志对于批评高级知识分子有顾虑，因此不敢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使用批评的武器。这是错误的认识，是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表现，是右倾保守思想。
（3）严重的责任事故大大地减少了。在1955年前3个季度中（运动未开始和开始初期），平均每季度中有44件严重事故发生；在第四季度中（运动末期），只有12件严重事故发生。
以上事实说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是可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而且我们认为，在医务界进行思想改造的有效方法是通过责任事故的检查和批判，由此而达到提高质量、发挥力量、加强团结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但是，我们决不因此而自满。我们是“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也“都在认真地考虑着：要怎样才能够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待，来完成祖国所给与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我现在代表天津市医务界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做以下的保证：
（1）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巩固我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伟大联盟而奋斗。
（2）认真地贯彻中医政策，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做好城市厂矿卫生工作，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对医务工作的要求。
（3）在教学、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方面，毫无吝惜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4）在这“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提高警惕，作一个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医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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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从文的发言
这几天，在大会中我听过了各部门负责首长的报告，我学习了一生没有学习到的许多事情。内中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院长关于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都特别提到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结成一体的光荣责任，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迫切问题。我理会到这个责任的光荣，同时也明白责任的重大。从我自己说起，就是必需更好的自我改造，才够得上做个人民时代的知识分子。照我的认识，新中国成立6年以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一切事业能够飞跃的向社会主义迈进，完全是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正确的领导得到的。是由于党和毛主席的教育、鼓舞，动员了全国6亿双勤劳的手，和一切能够深思力学的头脑，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抱着一种崭新的态度，指向一个共同远大的目标，日以继夜热情忘我劳动的结果。贡献特别大的，应当数工人、农民和战士，以及各个生产建设战线上的组织领导者和工作者。知识分子，虽然也尽了一分力量，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完全发挥出他们的长处，同时也还不容易完全去掉本来的弱点，正如周总理报告中所分析的情形。社会新形势要求知识分子明天能够更好的配合国家建设需要，把个人工作纳入国家总计划中，和工人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把祖国历史推向前进。在这个新的庄严课题下，旧知识分子如何进一步改造，变成一个新知识分子，实在是一个迫切问题。
我是个旧知识分子，过去许多年来曾经从事小说写作，本来来自人民队伍中，由于工作小有收获，就自高自大，正和农民中的单干户一样，什么都不加入，远离人民群众的斗争，思想意识因此逐渐被半殖民地化的资产阶级观点腐蚀俘掳，写作态度和倾向，越来越要不得，使得许多年青读者，发生逃避现实安于现状的坏影响。我却空守着一种虚伪的自由主义，以为绝不受蒋介石利用。事实上缺少阶级立场，不能分清敌我的写作态度和作品倾向，就最适宜于点缀蒋介石回光返照的政权，对人民事业没有丝毫好处。北京解放，才把我从空头作家的错误发展中挽救过来。
解放后，我的工作转到文物研究方面。虽然在党的长期教育帮助和鼓励下，学习用新的工作来为人民服务，但是由于搞的是物质文化发展史中的工艺部门，牵涉问题格外多，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既低，史部学根柢又浅，单干户的老毛病也还未去尽，因此工作总是周折多，问题多，经不住检验。能完成的工作远远落后于社会要求。听过周总理对于知识分子情况数字分析后，我虽然主观愿望要在前边一点，客观事实可能还会落在百分之十几那个数字内。引起我警惕和惭愧。
过去30年来，我是不相信有个什么政党能够把中国一下搞好的。我和许多人一样，又极其幼稚胡涂的认为中国如有个英美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大群科学家专家分布在各项工作中，就可望慢慢的把中国纳入正轨。对于蒋介石独裁腐败透顶的政权，虽预料它必然要倒坍，但是用什么政权来代替，从没认真分析考虑过。提到“人民解放”和“个人思想改造”，我都难于理解。直到全国真的解放，6年以来，从一件一件事情看去，并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我才日益明白过去认识上的错误。正因为解放，才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百余年的恶势力连根拔去，才加快结束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全体农民才从封建地主压迫下翻过身来，才有今天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来临。从此以后，一切对国家建设有用的聪明才智，才有机会和人民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为全体人民长远利益发挥出最大的效率。这就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权，才能够把蕴藏在中国人民内部无限丰富的智慧和创造热情，全部解放出来，纳入国家计划中，运用到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上去，实现国家发展的远景，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今天的社会，每一种工作都和人民全体的努力发生密切联系，每一方面的新成就都鼓励并帮助推动其他工作的前进，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就这样领导中国人民把中国历史带入到一个光耀辉煌的道路上去。我相信了共产党。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优秀党员看齐，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联系业务实践，并且用郭沫若院长报告中提起的三省吾身的方法，经常检查自己，努力作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新知识分子，把学到的一切有用知识，全部贡献给国家。如果体力许可，还要努力恢复我荒废已久的笔，来讴歌赞美新的时代、新的国家和新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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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程绍逈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以一个畜牧兽医工作者发言，我感觉无比的光荣。这个光荣不只是我个人的，也可以说是全体畜牧兽医工作者的。因此，我代表他们衷心地热烈地向伟大的党和毛泽东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我完全同意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和陈伯达副院长的报告。
我提出以下两点意见，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一、我深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切实可行的，各项任务可以完成，还可以超额完成的。
伟大的农业发展纲要将我国农业的远景像一幅美丽的图画摆在我们的眼前，令人十分兴奋愉快。伟大的纲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纲要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祖国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农业方面和平竞赛的纲要。我提出纲要中第八条关于兽疫防治部分来说明这个重大意义：
“防治兽疫是繁殖牲畜的一项重要工作。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要求做到基本上消灭危害牲畜最严重的病疫，例如牛瘟、猪瘟、鸡瘟、猪囊虫、牛肺疫、口蹄疫、羊痢疾、羊疥癣、马鼻疽等。”
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帝国主义从来未提出过消灭猪瘟、鸡瘟的计划，因为它们认为猪瘟、鸡瘟在它们的国家中目前还是不可能消灭的。因此，它们会无知地怀疑我们的兽疫防治规划的可能性。
让我来证明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有三个可靠的保证和条件。首先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第二是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第三是解放后我国兽医科学技术的成就。
解放后我国的兽医科学工作者研究制造了山羊化兔化牛瘟疫苗和绵羊化兔化牛瘟疫苗，应用这种有效武器消灭了广大农区的牛瘟。我们将继续大力应用这个武器来消灭我国西部高原地区（青海、昌都、西藏）的残余的牛瘟。研究制造了猪瘟结晶紫疫苗和鸡新城疫苗，我们将大规模地利用来消灭猪瘟和鸡新城疫。兽医工作者将不断地奋斗，研究制造出对于其他主要兽疫的有效疫苗和防止办法，将这些有效防治办法正确地迅速地教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兽疫防治人员，使防疫技术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它最大的效力。
目前的事实已经证明了猪瘟是可以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消灭的。在河北省定县的马宝山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从成立合作社之后，施行了兽医卫生防疫办法，已有3年没有猪瘟发生了。还有其他合作社也是如此。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我们消灭猪瘟的示范吗？不是我们消灭猪瘟的旗帜吗？我们组织起来的农民会跟着它们前进的。我们一定能够消灭猪瘟，我们一定也能够消灭其他的病疫。
消灭这9种病疫是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同时也是很艰巨的。我们畜牧兽医工作者要顽强、坚决地克服一切困难。大力地、又好又快地训练200万合作社防治兽疫人员，很好地团结使用为数众多的民间兽医，还要办好兽医生物药品制造厂，迅速地扩建和增建生药厂，以满足兽疫防治所需要的生物药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相信这些困难一定可以很快地克服。
在世界和平建设竞赛中，光荣的胜利必定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二、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我国有约8万多民间兽医。他们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熟练的医疗技术，在保护千千万万的牲畜健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国有悠久丰富的兽医学的遗产。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祖先应用它，依靠它来保障畜牧业的安全和发展。解放前，民间兽医没有社会地位，中兽医学受着排斥。解放后，党和政府很重视民间兽医和中兽医学，并且提出“团结、教育、提高、使用”民间兽医的政策和整理发扬祖国兽医学遗产的方针。我对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认识不够，贯彻执行得不好，使中兽医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为了搞好这一工作，我应该深刻地检查我的错误思想根源。由于我自高自大的心理就不可能以平等虚心的热情去团结教育民间兽医，去帮助他们。由于我以为中兽医学只有验方和有效药物而无高深正确的理论，其中的理论都是唯心的；我以为只要总结中兽医的验方和药效就够了，不必钻研中兽医学，这个错误思想长期地阻碍了我学习中兽医学。近来我开始学习喻本元、喻本亨的牛马经。在这本古书中，许多地方都讲到理论。例如牛马的疮和癀的病理理论，与西兽医学的病理理论基本上相符合的，使我大大地觉悟中兽医学有丰富而正确的理论。因而我体会到中兽医学的理论是由长期有效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中兽医学由封建主义社会生长出来的，它必然反应了唯心主义的理论，因此我们应该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立场去学习它。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思想打上了这个阶级的烙印，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和缺乏群众观点。加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不够，要求党的帮助不够，因此资产阶级思想未能显著改造。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加强自我教育，力求党的帮助，进一步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样，我才能很好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使民间兽医工作得到更好、更快、更多的发展。建议很快地成立中兽医研究所，使热心学习研究中兽医学的人有很好的设备、图书、作试验的条件进行工作，因而培养出大批研究中兽医学的人材。祖国的中兽医科学将久远地站在世界科学水平的前列。
最后，我要庄严地保证，我拿出我一切的智慧和力量为消灭九种兽疫而奋斗，我坚决地改正对中兽医的错误思想，为提高发扬中兽医学永远站在世界科学水平前列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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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喻宜萱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们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和其他首长们的报告，我们音乐工作者和大家一样都感到非常兴奋，大家在小组会上都纷纷发言表示了热情的支持。我再在这里代表大家表示热烈的拥护。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已经进入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都知道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无比繁荣，因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比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要求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这是巨大的任务，也是光荣的任务。我们音乐工作者决心在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提高艺术水平，百炼成钢地进行艺术创造，为了掀起一个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高潮而坚苦地劳动。我们要使我们的可爱的祖国开遍美丽的艺术之花。但是，目前的音乐工作还是远远落后于群众的需要，演出水平也是不高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为了改进音乐工作的目的，我想在这里提出几点建议和希望。
一、每个音乐工作者都应该像工厂里的工人一样，订出阶段性的生产指标，要不断地进行创作实践。我们目前有不少音乐工作者，好像已经从舞台上提前退伍了，经常都不是作为一个音乐家和群众见面，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出现的，有的人是作为一个音乐行政领导人出现的，长此以往，就很可能成为一个空头的音乐家了。我认为这是不好的，应该及时纠正。我们应该认真的要求自己，订出个人的生产计划，自己要保证它，组织上也要保证它。
二、建议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举办音乐会的专门机构。首先在首都设立这样的机构，组织全国的演奏家和演唱家定期举行音乐会，在适当的范围内做一些巡回演出。这不但可以丰富群众的音乐生活，对于演出者本人的艺术水平的提高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同时对创作也是一种刺激。凡是热爱新中国的演奏家和演唱家都愿意为群众演出，而近年来的音乐会是这样的少，独奏奏唱会可以说是完全绝迹了。很少的几个交响乐队只是忙着电影配音，赶临时性的任务，而没有乐队本身的演出计划。最近听说中央文化部已经在演出问题上作了些新的计划，这是好消息，会受到音乐界的欢迎的。我希望能够进一步建立音乐会演出机构，来保证演出家的艺术实践，从而保证群众日益增长的在音乐上的要求。
三、6万万人口的伟大的祖国，全国范围内没有那一个城市有一个音乐演奏厅，像我们这样一个在世界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首都北京没有音乐厅，这与我们的雄伟而又具有优秀文化历史的6万万人口的大国是不相衬的。因此我建议首先在首都建造一个音乐厅。这个音乐厅不但是为国内的音乐活动所必需，而为了日见频繁的国际艺术交流的活动也是必要的。
四、为了提高工作质量和扩大原有的队伍，除了挖掘潜在力，纠正保守观点，改善工作方法以外，我们必须增加一些必要的工作条件。例如，我们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在教学工作中是有困难的，就拿我自己的工作部门声乐系来说吧，首先是教员不够，大家都教课太多，自己的业务进修很难找到时间。因此，我很赞同董希文同志的发言中所提到的，要适当的鼓励一些人来学院兼课。又例如我们在学习民族唱法问题上，一直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从解放后建校以来，在学习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原则下，坚持向民族唱法学习。我们认为好的歌唱艺术应包含着美好的声音本质与高度的发声技巧、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表现力、浓厚的民族风格等这些素质。学院唱法与民族唱法都各有特点，但相对之下，我认为学院唱法在语言、表现与风格方面是有更显著的缺点的。因此我们需要向民族唱法吸取生命素，学习民族唱法的优点。这一做法我们认为是正当的、合理的，而且有了一些初步的效果的。我们不赞成把两种唱法看成是毫无互相借镜之处，也不赞成互相同化。我们应该尊重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尊重学院唱法的成就。但是学院唱法的歌唱者应该虚心的学习，改进自己唱法上的缺点。因此，我要求领导上支持我们，给我们这方面的教员，让我们有可能更好的学习、研究。我们上学期在北京请了一位很好的民间艺人，两星期来教我们一次，但只上了三次课，她就不能来了。下学期怎么办，我们还不知道，学生在这方面一再提出要求，我们始终不能满足他们。因此我连想到一个问题，音乐工作者和民间艺人在首都是一个最大的集中点，我们要在天津请兼任教员是不可能的，如果音乐院在北京，在人力集中的有利条件下，我们请教员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同时在文化艺术活动中心的环境里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也是有很大意义的。而6万万人的唯一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总院至今还设在天津，首都并没有音乐院，我总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北京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是应该有一个音乐院的，希望在最近各部门要进行全面规划的时候，能够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在重点发展工业农业建设的同时相应地发展文化艺术的原则下，在首都办一个音乐学院是不超过这个相应发展范围的。为了音乐事业的发展前途，我希望领导上研究一下我们在工作上的困难，更希望给我们一些必要的工作条件与工作环境。我们音乐工作者本身一定要有克服困难，创造条件的刻苦精神，真正的为社会主义音乐事业而贡献出自己的所有的力量。新华社补正
2月6日所发“梁漱溟的发言”稿（见本报2月8日第5版）文3段后补加一段“本来出去视察的意义有种种，像彭真秘书长在临出发前对我们说的是为了使得中央政令和一切措施不至于脱离实际、不至于脱离群众，和少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锈——生官僚主义的锈，如是等等。但我想对于住在北京很少接触实际的旧知识分子消除他们某些不正确的想法和意见，使他们相信领导上的正确，加强全国的团结，怕也是出去视察的涵义之一。我这次出去所得的效果正是这个。假如不是我自己出去看过一番，对于这样的突飞猛进不会相信它是健康的发展。我会以为下面干部存在着任务观点，又在那里赶任务。只有自己到下面看过了，才清除了这种意见。清除了这种意见对我来说，正就是完成了出去视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