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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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合作化运动中怎样发展新党员
李炳希
在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不少地区很需要发展一批党员,可是发展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发展。不少党支部强调没有发展党员的对象。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浙江省绍兴县蜀风乡支部积极建党的成绩证明并不是这么回事。
当蜀风乡的农业合作社已经由原来的7个发展到35个而合作社中的党员还只有9名的时候,这个乡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也有保守思想。例如,有的党员担心发展了有问题的人自己要负责,就主张发展得越少越好;还有的党员认为妇女有了小孩要落后,青年在工作中好犯冷热病,就主张不发展妇女和青年。
支部在区委的帮助下,批判了这些保守思想,并且指出,全乡新办起的28个合作社中已经涌现出了186名积极分子,发展党员的对象主要应该从他们中间去找。在统一了党员的思想以后,支部马上研究和制定了1956年的建党工作规划。根据新老积极分子的情况,挑选了52人作为1956年的发展党员的对象,并确定其中的11人再进行一些培养工作,马上可以发展为党员。这个乡的建党工作就结合合作化运动展开了。
在合作化运动中发展党员,会不会影响党员的质量呢?蜀风乡支部的经验证明,只要切实掌握了党员标准,严格履行了入党手续,是能够保证党员的质量的。
首先,支部在建党中对党员进行了革命警惕性的教育,除领导党员学习有关防止阶级敌人混入党内的材料外,还动员全体党员参加了一次全区党员大会。在这个会上,揭发和斗争了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吴长根,并且批评了介绍吴长根入党的党员的麻痹思想。会后,支部又组织大家作了讨论,联系本乡的具体情况,使大家认识到发展党员的对象必须首先从贫农和下中农中历史清楚的优秀分子里边去挑选。因此在新吸收的11名党员中,就有7名是贫农,4名是新老下中农,他们都是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其中并有10名是合作社的主任。
其次,支部在确定发展党员对象的时候,还进行了慎重的考察工作。支部委员会先把积极分子排了队,确定发展的对象和发展的先后次序,然后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发展党员的对象确定后,支部就指定专人负责培养、考察,并建立建党对象的登记卡片制度,由负责培养的党员把建党对象的出身成份、本人历史、社会关系和各项运动中的主要表现填入登记卡片,以便支部及时地、全面地了解他的情况。对党员对象的了解,并不完全依靠登记卡片,有时,支部还对登记卡片的材料进行复查。复查的办法是或者找本人谈话;或者找熟悉他情况的党员积极分子和群众谈话。例如,支部在复查第一批登记卡片的材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历史上有问题,一直没有向党交代清楚,就在党员发展对象的名单上划掉了他的名字。由于经过严格的审查,新发展的11名党员,在政治上和历史上都是清楚的。
最后,支部对发展党员的对象进行了共产党员标准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支部先后给他们上过13次党课,比较系统地向他们作了有关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支部还针对发展党员对象的思想,进行了个别教育工作。这种上党课和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办法,使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徐仁士学习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个问题以后,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是大公无私的,就检查了多给自己记工分的自私自利思想,并且立即把过去多记的工分取消了。祝鉴明因为自己办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骄傲自满、独断专行起来,以致造成社干部之间的不团结和社内生产管理上的混乱;经过党课教育和个别谈话的教育之后,他认识了骄傲自满的错误,在社管理委员会上作了检讨,启发大家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社干部之间团结了,生产上的混乱现象也消除了。
由于这个乡支部积极地进行建党工作的结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在保证党员质量的前提下,就发展了党员11名,另外还培养了成熟的建党对象3名,并对52名建党对象进行了党的初步教育。事实告诉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积极地培养大批积极分子,积极地发展新党员,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农村党组织都应该克服自己在建党问题上的保守思想,根据需要和可能,把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担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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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化学家集会宣读学术论文
中国化学会上海分会在4日、5日举行会员大会。化学家们在会上宣读了50多篇学术论文。著名有机化学家黄鸣龙等人的关于甾类化合物方面的论文,探讨了许多新激素(荷尔蒙)的结构及其同人体生理的关系,这些论文对现代医学有重要意义。化学家张其楷等人关于治疗血吸虫病药物研究方面的论文中,介绍了他们用化学合成方法试制成功的若干种新的治疗血吸虫病的药品。
宣读的论文中还提出了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和分析化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成就。化学家钱人之等人新设计的两种用于进行化学分析的重要仪器——示差折光仪和连续指示式示差比色计,都是精密度非常高的研究工具。
大会还邀请苏联专家米德维捷夫作了“玻璃的结构”的报告。(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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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七十五周年——
戈宝权
今年的2月9日,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的75周年。根据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决议,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列为今年纪念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我们中国广大的读者非常熟悉的。他的作品,远从1921年起,就先后由“小说月报”等杂志介绍到我国来。1926年,他的成名的作品“穷人”最初有了中译本。在此后的许多年代当中,他的主要的代表作品差不多都陆续被译成中文,其中有许多作品有两种甚至三种译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被继续不断地出版着,包括一套9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
鲁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最初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曾讲到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被介绍到我国来的情形以及它们对于我国青年的影响:“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瞿秋白同志在1921——22年旅苏期间,曾写了一本“俄国文学史”,其中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说“他们的伟大,正在于艺术的真实,反映当代俄国社会之‘沉痛的心灵’……”。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21年11月11日,诞生在莫斯科玛林斯基贫民医院一个医生的家庭里。他从小就体验过穷苦人的贫困的生活。在读完了3年私人寄宿学校之后,他的父亲在1837年把他送到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去,但是他的兴趣并不在军事工程方面,而在文学方面。
从1844年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活,着手写他的第一本小说“穷人”。这本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以平凡的“小人物”的生活悲剧为题材的小说,在刚完稿时就得到了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和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很高的评价。这本小说在1846年发表之后,立即使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享有了很大的声誉。
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彼特拉谢夫斯基革命小组。他热心研究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参加组织秘密印刷所的工作,还曾在小组的会议上宣读过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攻击农奴制度和批评果戈理的思想的信。1849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组的其他参加者同时被捕,在彼得堡罗要塞里囚禁了8个月,于当年12月被判死刑,在临刑之前获得特赦,改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他在鄂木斯克牢狱里囚禁了4年之久,直到1854年为止。几年的囚徒和苦役的生活,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加深了他终身不治的羊痫疯,更加促进了他的病态的、反动的、宗教狂热的思想。他在1862年所写成的“西伯利亚的囚徒”(又名“孔屋手记”)一书中,曾描写出了当时沙皇流放制度的恐怖生活。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重新恢复了写作生活。他的许多著名的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平凡的人们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都是在此后的20年当中写成的。1879年至80年写成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部巨著“卡拉玛卓夫兄弟”。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以60岁的高龄在彼得堡因病逝世。
在俄国的文学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他所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农奴制度、贵族地主的封建统治日益崩溃和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时代,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巨匠,他不可能不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一切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巨大的艺术创造力量,揭发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残酷的现实,对暴力者和贪欲的有产者提出愤怒的抗议,对社会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平凡的人们表示出无限的同情。他善于用细腻的心理描写的手法,深入到人心深处。他自己讲过:“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处,显示给人的”。高尔基对于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巨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说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是无可辩驳的,就其刻划的能力来讲,他的天才只可以和莎士比亚相比”。
但同时我们应该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和创造的发展道路,是异常曲折而又复杂的。当他最初进入文坛时,他是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传统的继承者,是个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斗争的参加者,但在流放期满后回到彼得堡时,他的思想有了激烈的转变。雅罗斯拉夫斯基这样讲过:“苦役和流放,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病——羊痫疯——也因此加剧了……。但是,精神上的消沉是他在服苦役和流放期间最沉重的后果。受难,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非人生活中痛苦地找寻出路,就都成为他的文学作品的主题。但是他不可能为他们找到出路,因为他迷失了导向这个出路的方向。他不再相信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和最大的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后20年的创作活动中,逐渐走到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革命的道路上去,他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和“罪与罚”等作品中,宣传容忍、妥协、受苦、受难的思想;他在“恶魔”一书中歪曲了革命家的形象和斗争;他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一书中宣传反动的正教思想,在宗教和人的道德自我完成方面去找寻出路。正因为这样,列宁在1914年曾严厉地批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反动的说教,高尔基曾在“论卡拉玛卓夫主义”和“再论卡拉玛卓夫主义”等文中,号召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进行斗争,认为“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加需要精神上的健康、勇气、和对于理智与意志的创造力量的信心”。
当我们今天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作家和阅读他的作品时,我们要善于区别开他的思想和创作当中进步的方面和反动的方面,要善于看出他的作品当中那些是值得珍视的遗产和那些是应该加以批评和抛弃的部分。我们要发扬他作品当中肯定的和进步的东西,那就是对现实的真实的艺术描写,对自己的人民的热爱,希望人们都能从沉重的社会压迫的枷锁下获得解放而成为最有教育和最幸福的人。(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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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文化工作要赶上去
山西省壶关县文化馆
壶关县文化馆从1953年4月起到1955年11月底以前,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在全县范围内,插花式地试办了13个农业合作社俱乐部。三年办了13个,以前我们还觉得不慢,但是县委召开农村工作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以后,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一月内就办起了47个。
这可太快了吧?能巩固下来吗?回答是:应该这样。请看事实:
1955年冬,壶关县全县建成了605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种新的情况,农民来了个新的要求——文化要求。不管是农民群众也好,工作人员也好,对当时县里合作社有600多个、而俱乐部只有13个的情况,是不满意的。他们说:“六百多,十几个!该谁娱乐该谁坐?”“合作化日行千里,文化工作像个牛车;农业生产又好又快,文化工作跟不上来!”在县委召开的宣传员会议上,通知了13个俱乐部,结果却来了27个。他们说:“俺没经验介绍,但要来学一学呀!”
由于已建立的俱乐部的影响,群众要求办俱乐部已成了实际行动。我们订的俱乐部发展规划,修改了5次才定了案。原先我们计划1956年办100个,还以为是先进哩!结果各村现在订了的计划是:春节前保证办好160个。石河沐是个山区,我们原知道他们有个图书室,因此打算请他们在俱乐部干部训练班上谈一下办图书室的经验,以便刺激一下山区,打下办俱乐部的基础,谁知人家站起来就介绍了他们如何成立了俱乐部委员会,怎么分了股,怎样进行活动,在场的人听的很得劲。最后,那位发言的同志说:“我们俱乐部办起来3个月了,现在文化馆还说我们是图书室,明年才给我们办俱乐部哩!这不是笑话?”
群众对办俱乐部的热情,是我们想像不到的。
过去农村要演戏,一般是到春节才活动,过了15就冷下来。如今呢,11月开始排戏的,就有50多个村。在冬季生产的休息时间,俱乐部就在地头举行八音会,人们说这是“俱乐部下了地”。通过歌舞团在壶关的辅导,全县开展了歌舞活动,太行山的常行、北行等村男女都跳起了舞。人们说“歌舞上山来了。”百尺村郭孝则是个中学生,党支部把俱乐部的重担给了他,派他到县上受训。但是他母亲病了,郭孝则想去学习,又耽心母亲的病。母亲虽是有病,又不肯不叫孩子去学习。后来党支部书记知道了,对郭孝则说:“你如果愿去的话,你娘的病由合作社照顾。”孝则娘感动地说:“孝则,你要学好本领,办好俱乐部,对得起党。”卫国农业合作社在听说县的歌舞团要到他们村去辅导以后,一早就派了大车来接歌舞团,歌舞团到了川底,俱乐部就组织了70多人每天学歌舞。12月27日川底俱乐部在秦庄组织晚会,67岁的王旺兴老汉手拄拐棍,也上了台。他说“我一辈子爱唱,解放以前,因为国民党和日寇统治,我干脆不唱了,现在我大孩子是解放军,二孩子是合作社干部,我今年分下了粮吃不了,早就乐的我想唱啦!”
群众要求文化的这种高涨的热情,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真的,合作化日行千里,文化工作怎能像牛车呢?壶关县发展农村俱乐部的最后规划终于确定了:1956年全县决定办328个俱乐部,即每社办一个,明年起着重巩固和提高质量。这个计划已经在三级扩大干部会上传达了,乐的些村干部真不知说啥是好。
俱乐部办的多,文化馆人员少,怎么也照顾不过来,只有依靠中心俱乐部来进行辅导。我们的中心俱乐部分为两种,一种是老俱乐部对周围的乡进行辅导,这些中心俱乐部是由文化馆直接培养的,它的范围可达到一个辅导区;另一种是以乡办的中心俱乐部,由党总支领导,中心俱乐部有领导和组织周围各村俱乐部的责任,还可以统一调动、集中活动。在平时,各村俱乐部单独活动。这样就会逐渐形成一个俱乐部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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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领导
——苏联对组织工作的要求——
本报驻苏联记者 李何

煤井主任诺维科夫领导作风的改变,给在库兹巴斯的阿巴舍夫第一号煤井带来了新的气象。
这个煤井在原先的劳动组织条件不能保证养护机器。接班的工人不关心联合采煤机损耗的情形,而急于完成任务,继续使用它,直到完全不能再用为止。这样,采煤工作时常中断。诺维科夫以前习惯于颁发指令,但指令不能扭转这种使全体职工不安的情况。后来他依靠集体的力量,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生产会议和党的会议上人们提议过:要划出必要时间来养护机器。这样产生了勇敢的方案——变昼夜不停地采煤为有间歇地采煤。诺维科夫同技术人员和生产革新者们一起详细地研究了这个建议,制定了实行的办法。规定以星期天为“检修日”,对采煤设备和地下运输进行仔细的修理。结果,每昼夜产煤量增加23.7%,劳动生产率提高6%,一吨煤的成本降低5%,劳动纪律也改进了。诺维科夫没有以自己的成绩自满。他深入掌子,和采煤工交换了意见,看到了必须把原来各管各的采煤工、拣煤工、放炮工改编为综合组。改编以后,许多组都有几种专业工人,便于互替,因而提高了对掌子工作的责任心。煤井成年累月超额地完成每昼夜生产计划,煤井主任的组织才干也一天天发展起来。他经常到工段去,到掌子去,什么都留心,支持这个,说服那个,纠正毛病。他耐心地教导青年工程师、技师,使他们很快地成长为有力的助手。
当地苏共市委会组织了对这个煤井的领导经验的研究。人们注意在具体条件下的劳动组织方法,更重视诺维科夫的领导作风。
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国家机关和工农业经济部门几年来都不断地改进着领导工作,上面所说的阿巴舍夫第一号煤井的情况,就是改进领导的无数单位中的一个例子。加强领导,——这是最近3年来苏联共产党一再强调的。苏共中央多次全会都着重指出了,共产主义建设各项工作发展的关键,组织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新高涨的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最近在迎接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苏共各级代表会议上,总结了许多关于加强具体领导的经验和教训,在改选各级党委机构的时候,选举了许多善于进行组织工作,善于进行具体领导的人们,批评和撤换了那些脱离群众,只会“一般”领导的人物。

大家知道,苏联共产党最近3年来在各级党组织中彻底实现集体领导的原则上取得巨大的成就。集体性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它根源于共产党——思想统一的共产党人的自愿的战斗联盟——的民主性质。体现着全面智慧的集体领导,是党的机构工作得好和领导正确的最重要条件。苏共各级党组织更加严格地遵守了党章中关于党内民主生活的要求:定期举行党委全体会议,区和市的党积极分子大会,支部大会。
在各级党代表会议上反映的事实说明,集体领导的原则被严格地遵守着。拉脱维亚共产党叶尔加夫斯克区委会的工作便是一个例子。在这个区委会中,一切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都不是由书记决定的,它们提交定期举行的区常委会,区委全会,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决定。区常委会每月举行两次,每次解决两三个问题。常委预先研究了决定的草案和其他材料。在决定问题之前,除了党机关工作人员的意见以外,还收集区的积极分子、行政和经济干部、先进庄员、农业专家的意见。区委两个书记在开会讨论某个问题之前总是先和有关部门的专家和非党积极分子商量。区委会肯倾听党员和群众的批评,肯想法实现人们的建议。区委会委员们经常帮助基层组织实现区委的决定。
尽管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越来越少见了,苏联共产党继续以锐利的眼光和严厉的批评防止任何稍许离开这个原则的事情的发生。党的会议和刊物在最近时期批评了如下几点:(一)个别区委会借口反对“会议忙”而不按期举行党委全体会议和长期不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二)个别区、市委书记向区委全会和积极分子大会作报告以前,没有把报告拿到区常委会上讨论。个别区、市委书记自以为只有他能够谈出道理,不愿意倾听其他委员的意见。而集体领导要求党的工作人员具有使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的品质。(三)有些党委会议、党委全会、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和党员大会事前没有准备,会上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常委委员预先不知道会议材料,使会议流为形式。(四)某些党的工作人员没有认清集体领导不限于集体地讨论和决定事情,还要保证这些决定的实现,集体领导是同各人对所担承的工作的个人负责和灵活处理相结合的(虽然有些问题是不能由个人决定而必须经过集体讨论的)。
最近几年苏联组织工作的另一件成就是党政机关工作的不断改进。苏共中央关于消灭在党政机关工作中文牍主义作风的措施起了巨大作用。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机构的坚决精简。根据1954年1月25日苏共中央的决议,苏联全国机关普遍进行了精简。在格鲁吉亚精简了4,600行政工作人员,在摩尔达维亚撤销了70个多余机构,因而精简了3,600多人,而它们都是较小的加盟共和国。在1955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各地党组织更加留心工业的领导问题,发现许多机关还可以进一步精简。例如,在吉尔吉斯共和国曾经撤销了80多个经济机关,因而精简32,7000人,但是在地方和燃料工业系统中行政管理机关的人员还占整个系统人员的11%。全苏机关的精简已经带来了许多好处:管理机关的开支减少了;大批工作人员,包括许多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员,直接参加了生产;把干部力量重心摆在发指令、拟决议、写报告的现象减少了,机关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苏共各级代表会议要求进一步改进机关的工作,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他们的组织作用。
苏联党的、苏维埃的和农业的机构的改组,它们的接近生产,它们对农业企业和地方经济文化所负的责任的提高,都有重要的意义。农村党区委书记带着工作组住在机器拖拉机站就地进行具体指导,许多党委由第一书记领导农业,党加强对农业的领导,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党对工业的领导也加强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之一波德高尔雷在总结党对工业的领导经验时说:“领导工业的许多事情决定于党区委会、市委会和州委会的直接的组织工作。党委对工业情况的责任最近大大提高了。现在已经没有听见党的工作人员像以前那样议论了,以前说工业有部、局、处和有经验的经济干部,不需要党的领导。现在州委会、市委会和区委会改进了对工业的领导。”现在党区委会和市委会要管当地所有企业和组织的工作,不论它们是地方的还是全苏的。各级党委会过问工业的好处很大。乌克兰共和国计划机关根据各地党委的建议,对于在乌克兰境内属于全苏的118座机器制造厂以及14座钢铁厂及其部门的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的扩大,作出了全面规划。

苏联共产党这几年中制定了不是一般地而是急剧地发展农业和工业的巨大纲领。现在空前大规模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诞生了。客观形势要求加强组织工作。在路线已经决定,计划已经制出以后,要靠组织工作保证它的实现。不是偶然的,苏共各级代表会议没有一个不着重讨论了组织工作。
各地会议反映了不少工厂和农庄、区、州的客观条件相同,可是工作的成绩大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党委的工作作风不一样:有的遵守党的要求,实现了熟悉业务的具体的领导;有的却保持了脱离实际的“一般”领导。乌克兰车尔诺维茨州的查斯塔甫诺夫区和沙特高尔区是毗邻的。查斯塔甫诺夫区本是落后区,去年在全州却占了第一位:农作物丰产,每头母牛平均挤了3,069公斤牛奶。这首先因为党区委会抛弃了“一般”领导方法,结束了会议忙和指令多的状态,深入到实际中去。区委书记和指导员们认真地研究了农业和先进经验,组织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工作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的学习。每月月初庄员们到优秀的农庄去参观。农庄主席们到邻区先进农庄访问经验。农庄主席、农业技术人员常和区委书记马其顿斯基商量事情,而他总是给以具体的实际的意见。马其顿斯基自己也坚持学习,读书很多,常向普通庄员们请教。区委会其他人员都学他的榜样。沙特高尔区虽然在土壤、牛的品种等等条件上都和自己的邻区一样,但去年生产落后得多,牛奶产量低一半。主要原因是党区委会工作还是老一套,还是以空泛的会议和指令代替对农庄的具体领导。
苏共各级组织越来越加强领导,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但是领导一般化,不具体,因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帮助工作,——各级党代表会议指出这是至今没有完全克服的较普遍的缺点。它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有些党的工作人员常常想以空泛的会议、决议、指令来领导突飞猛进的建设。高尔基州党委会和苏维埃执委会的某些工作人员,以党区委和区苏维埃执委的决议多寡来评断他们工作的好坏。这个州有一个区委会想消灭集体农庄的落后现象,在短短期间作出了约100个决议。这个区委常委会5次听取了集体农庄主席的报告,每次有39人报告,大部分农庄主席受到了处分。但是没有改进农庄的工作。
(二)有些党的工作人员坐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多,很少下到群众中去,就是下去也不喜欢和群众商量,不用心发现问题。沃洛高德州前州委书记谢明在任的3年中没有到过一半以上的区。克米罗夫市委第一书记格努什科夫到厂矿工地一蹓就走。他只限于同企业领导人员谈话,很少接触群众,所以市委会不容易发现企业工作中的缺点。
(三)有些党的工作人员习惯于根据报告、表格、平均数字判断情况,不深入实际中去研究每个地方、每个工厂、每个农庄的具体情况和潜在力量,也不学习必要的工农业经济和技术知识,因而不能实现内行的有效的领导。卡拉干达州斯大林区在去年9个月中4次听取了一个矿井领导人员的报告。区委、市委、州委都讨论了克服这个矿井生产落后问题。但是因为只作了“改进工作”“加强政治工作”的一般指示,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斯塔甫罗波尔边疆斯巴科夫区驻在拖拉机站的区委书记什夫佐夫缺乏农业基本知识。人们问他农庄要播什么样种子,他答:“玉米——黄的,向日葵——黑的。”由于缺乏农业知识,他不能够保证集体农庄不发生选种不当之类影响生产的事情。
苏共各级代表会议都拿起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这些缺点。因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脱离实际的领导方法是和苏联共产党的传统的联系群众的领导作风毫无相同之处的。因为一般化的领导方法是违反苏共中央1955年1月和7月全会的精神的。1月全会要求地方党政工作人员深入到农业生产的一切方面,具体地、熟悉业务地领导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7月全会要求党政工作人员把主要努力集中在组织生产上面,认真地研究各个工业企业的工作,深入地了解生产技术和经济,支持新事物新技术,对工业进行具体的领导。
(本通讯引用了苏联“真理报”和“党的生活”、“共产党人”杂志最近几个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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