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孙云铸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次我被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又一次得到学习的机会，我感到非常兴奋和感动。我完全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在过去35年工作日子里，不是受反动政府的摧残，就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总以为我们这一辈算完了，中国地层、古生物科学研究大概总是落在帝国主义国家后面了，无希望了。但是解放6年来在党、政府和毛主席领导之下，各种事业均突飞猛进，提前和超额完成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中我深信各主要科学部门均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难道中国地层、古生物科学还不能达到国际科学水平吗？
毫无疑问，我们有毛主席英明领导，给我们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极大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又有大批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又有人民大众热情的支持，只要我们靠拢党，努力改造自己，向工人阶级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的方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定出研究中心问题，把自己一切力量贡献于国家和人民，那么，中国地层、古生物研究工作大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现在我只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贡献力量问题。现在分两方面来谈：
第一、力量正确地估计是一项首要的工作。首先我们必须老老实实估计一下，不能估计过高，又不应估计过低。估计过高就难完成任务；估计过低，就会造成人力的浪费，小者闹个人思想问题，大者闹不团结，二者均可造成一些损失。如果我们一些人在过去只作一些研究工作，贡献很小，但对于其他教育、文化、组织，领导工作较有经验，就应考虑和选择其特长而以研究工作为辅助；如果我们以前研究工作确实有些成绩，但对于其他行政领导和组织工作还不能起一定作用或者他人可以作得更好，就应该终身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也才能迅速地赶上国际科学水平。这不等于说，各位高级知识分子只应作一项工作。恰恰相反，在干部缺乏之情况下，除做一项主要工作外，还要鼓励他们兼做和他们的专业有关的其他工作。
目前我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人认为自己学识渊博，倚老卖老，看不见新生力量，过分强调地位，把它当作衡量能力的唯一标准，这是极端错误的；另一种人否定了自己的一切，又缺乏主人翁态度，感觉各项工作全不如人，放弃自己所应做的和可胜任的责任。目前各院校有的系主任把一切领导责任交给青年秘书，自己仅处于随从地位，这也是不对的。
第二、新生力量培养的问题。我认为新生力量可包括老科学家、青年科学家和中年骨干的力量。青年科学家需要大力培养，老科学家也要培养，而承前启后的中年骨干的力量更应该加紧培养。
首先，现在中国科学院、各业务部门、各高等学校、各厂矿、各中等技术学校青年科学家在总人数中占很大比例，是目前我国科学界的主力军，新中国科学研究命运将完全地要倚靠他们。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负责地指导他们的研究工作，帮助他们正确地选择题目，指出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并且还要用带徒弟方式完成培养任务，限期培养出具有独立研究能力的干部。有些基础薄弱部门或是空白部门就需要派些优秀骨干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去学习和研究。因此，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这些高等学校毕业生是在新型大学培养出来的，做过了毕业论文设计，有了初步研究能力。这是中国科学研究新生力量，决不应该在毕业后放在与他们的培养前途无关的工作单位。
其次，我国老科学家为数不多，就以地层、古生物工作者而论，总数不过50人，其中有一大半不是以古生物为主要科目或是目前还担任一些行政领导工作。目前能从事研究地层古生物者一共不过20人（相当于苏联候补博士以上），我们应争取他们归队，发展其所长。种籽虽不多，我相信在毛主席阳光照耀下，定能开花结果，并且还能在三个五年计划中扩大我们的果园。
最近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团长基尔比契尼科夫到中国视察后，认为中国地层古生物学有一定基础，但人数不多。西南重要地区目前仅有一位专科毕业生担任地层、古生物工作，北京大学到现在尚未成立古生物地史教研室，地质系也未独立成系，他们觉得很奇怪。苏联仅在无脊椎地层、古生物方面就有1，500人。我国这方面干部这样缺乏，老科学家培养干部的责任更加重了。世界著名科学家和名教授之所以有辉煌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指导青年科学研究工作方面摸索和积累了很多经验。他也认为北京地质学院古生物力量比较强，应开始展开科研工作。我认为是很正确的。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综合性大学地质系，并在北大、南大地质系设立古生物专门化，因为综合大学的地质系是地质学科的火车头，应大力发展北大地质系，并且还要有关各方面加以重视。
六年来中国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在地质勘探和干部培养方面已贡献出一定力量，并且已获得一些成果，但在科学研究方面已经远远地落后于其他学科。中国地质学报和古生物学报内容的贫乏，很少有老科学家写论文，这就证明这方面工作的落后。我想只要执行各首长提出的一些伟大措施，这种落后状态是一定可以并且完全可以克服的。
最后我还要为中年一代地层古生物工作者呼吁一下。他们都是副教授和讲师阶层，约40岁上下的工作者，很大部分是积极的，但他们的学习机会还不及老一辈和青年一代。老一辈曾经过很长时间的留学，也作过一些研究工作，有了相当研究基础；青年一代是在新型大学培养出来的，并且有些经过专家指导，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四五年后就可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但中年一代，机会较差，工作也较忙，他们能做科学研究，但是没有时间。因为他们是老一代的继承人，新中国科学研究的骨干，就应特别给以出国深造机会和较多时间。
为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赶上国际科学水平，必须团结一切力量，一方面要正确估计自己力量，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应努力改造自己，顽强地作好岗位工作，把科学研究和培养青年的工作结合起来。
最后，我保证在祖国伟大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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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陆士嘉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听到并学习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及其他报告，感到无比的兴奋。解放后祖国在迅速地前进着，而目前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更以空前的速度向前飞跃。我们知识分子，面对着新形势，也迫切要求赶上高潮。党在这时候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号召大家向科学大进军，要在12年内接近国际水平，我们非常欢迎这个英明决定，并决心尽一切力量，在科学的战场上获得胜利。
作为一个女技术科学工作者，今天能同大家一起接受这样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除了非常兴奋外，感触很大。回想解放前，妇女到处受封建压迫，很少人能受到高等教育，其中极少数的女高级知识分子到社会中找工作，也是饱受白眼。不少大学里为了拒绝妇女参加工作，立了些不合理的戒条。例如：夫妇不能在一个学校教书，或是虽在一个学校，不同工同酬，男的全薪，女的半薪等等。妇女得不到社会及家庭的照顾，不能发挥潜力。所以现在的中国妇女，实际上得了双重解放。试由受教育机会来看，以过去大家认为妇女最不宜学的工科而论，就我所知，解放前在大学学工科的女生，只占全校学生人数百分之一、二，而现在有的高等工业学校中女生数目已超过学生总数的20％，学医的女生更多。在科学院、高等学校及技术部门工作的女科学工作者的数字也日益增多。解放后，在党的关怀与教育下，我们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向科学进军的队伍里，我们人数虽少，但一定能顽强地与男同志并肩作战。
向科学进军，最主要的是统一全军思想。我们应当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努力学习，改造自己，进行工作。政治不能领导业务的看法是错误的，应当批判的。我自己以前也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人，解放后通过政治学习，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许多社会工作，体会到政治与业务不但不能分开，而且是指导业务的。如果没有党的统一领导，没有思想认识的统一，我们今天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也不可能全面地组织人力，制定全面计划。在我们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都体会到集体的作用。但是，正如郭沫若副主席所说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的都习惯于单干，孤芳自赏，坐井观天，强调他自己所作的东西的重要性，看不起旁人的东西。党应当加强教育与帮助我们了解，要向科学进军，不能采取游击战的方式，需要正规军，需要统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迅速的加强实力，攻克科学堡垒。
值得我们欢迎的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党和政府正给我们以大力支持并创造有利条件。我这里只想提出三点请领导加以注意：
（1）根据党及政府的决定，以后我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工作日。我现在想提一下那另外8小时的其他时间。根据过去经验，如果有十几处每处都想在这8小时内“只”占1小时，则很快就能造成超时。每天在专业时间内都夹上这么一二小时的“其他时间”，事实上也影响了工作。因为人的脑子与红绿灯不同，不能很快的转直角，而作科学研究一定要能思想集中。所以我建议为了保证每周的40小时，要给那另外的8小时作个妥善安排。例如：定出每周有一整天是非业务日或每周有两个固定的下午是非业务时间，其余都是全天工作。
（2）要培养年青干部赶上国际水平，还要注意到各级学校程度的提高及衔接的问题。否则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大学生及研究生——在开始工作时还要补课，这就影响了进军的速度及质量。
（3）目前研究工作的资料十分缺乏。在研究工作中，不知道国内外的现况，会走很大弯路。同时，研究出来的成果不能及时交流，推广到有关部门中去，也使研究工作对于国家建设所起的效果降低或甚至不起作用。所以一方面要迅速充实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建立研究资料的情报工作网，其中应包括研究人员及厂矿工作人员。
正如许多同志所说的，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有困难的，但也完全有条件去克服。我们要建立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在政府全面规划确定后，迅速的行动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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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唐钺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有机会参加这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听到各位首长的富有高度指导性的报告，更明确地了解我们国家的进步的速度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是既成的事实，感到无限兴奋。我也同大家一样，对各项报告热烈拥护。特别使我欢欣鼓舞的是：党和政府采用尽量发挥我国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并尽量培养新生力量的方针，来加紧发展科学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科学知识的不断增加，客观世界的规律的不断发现，是工农业发展，国防巩固，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的必要条件。我对这些事实感到无限兴奋，可以说是与在座的同志和全国人民“人同此心”的；所以我不多花时间来表达这种兴奋的心情。
现在只把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感想谈一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我个人对思想转变的体验与观察也证明是这样。例如，我在二十年代有一种错误的思想，就是以为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现状之下，政治革命与学术建设可以由不同的人同时分头去搞。这自然是空想。后来事实证明政治问题不先解决，任何方面的建设，学术或其他方面的，都无从做得有效果。我就批判了这种唯心的思想。又如我在解放前20几年中在蒋政权下的教育与研究机关内工作，当时还以为自己的学术工作总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解放后观察了好些事实，使我觉悟这样替蒋政权妆点门面，对于人民革命的事业是有损害的；我不能说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替他们妆点门面实际没有关系，因此原谅自己。对于这一点，我在“三反”作自我检讨时已说过，现在再在这儿提一提。又如我在1933年以前曾写过一些反封建的文字，犯了“坏则全坏”的错误说法，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代表剥削阶级的东西与代表劳动人民的东西没有好好地区别开，而笼统地矫枉过正地加以反对。虽然有些思想始终比我进步的人当时也有同类的说法，用意在要我们丢掉以长久历史自高自大的包袱，虚心向西方寻求真理，但不能不说这样说法是大错误。虽然我平常喜欢看古书，也喜欢祖国的文学艺术；但是说到封建时代的文化，总说它没有什么好处。在抗日时期，客观事实使我觉悟封建阶级的思想并没有压灭了人民的优良品质，到一定时期，人民会表现高度的爱国主义及自我牺牲的精神，并且要抗战胜利，必须加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因此我就批判全部否定封建时代的文化的错误言论。解放后，我参加实际活动比较不多，但参观、时事学习、看报、看新闻片等等，也给我不少的生动的直观的启发。这也是使我的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再讲一件事，我生长在农村，深知洪水对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极大的危害。解放后，我们政府在水利方面的伟大建设，也是使我觉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总理在那篇报告的同一节内，告诉党员特别要组织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参观。这是极好的办法。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在组织参观之前，在平常的时候，党团员就要先与落后分子多接触，多交谈。落后分子怕与党团员接近，这是不应有的、但是可以了解的现象。党团员应该主动地争取他们，接近他们。否则，他们未必肯去参观。那样，落后的一定越来越落后，对整个国家的事业是不利的。
业务的工作也使我的思想转变。在学习批判资产阶级心理学的错误理论的时候，我也因而了解，虽然资产阶级心理学由研究所得的成果有小部分也是事实，不应该一切否定，但它对于这种结果的解释和利用，总是直接或间接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使我感到必须彻底洗荡资产阶级的思想。
一般的理论学习对我的作用也很显著。我记得苏联老年科学家告诉我们赴苏科学参观团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必多看小册子，应该学习经典著作。据我学习的经验，这个话是正确的。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我的意见以为，其中之一是因为经典作家的话是从他们亲身的丰富的革命实践总结出来，不是没有这样丰富的革命实践的人的议论所赶得上。
我刚才只是说我思想转变的条件，更严格地，应该说，我思想开始转变的条件。当然，我不是说我的思想已经转变得够了，更不是说我的思想已经改造得彻底了。对任何种业务用过功夫的人都知道，在业务上若不是不断进步，就是不断退步。思想本来是常常落后于现实，假如不是不断求进步，那末，就落后得更远了。我一定要在思想上不断求进步，就像我在业务上要不断求进步一样。
最后我要提一提我的业务上的工作。我在1950年开始了解心理学必须以巴甫洛夫学说为基础，而所以应该如此，是因为巴甫洛夫学说是合乎辩证唯物论的。此后我就一面学习辩证唯物论，一面试用这个作武器去批判资产阶级心理学。解放以来，全国心理学工作者都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心理学，建立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虽然我们不应该有丝毫自满的情绪，应该继续求进步；但也应该肯定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果。我愿意在领导与群众的帮助之下努力做业务工作。我希望，也深信，可以得到一些成绩。
我自1905年了解祖国需要彻底从新改造的时候，也立下救国的志愿。但是半世纪中，我对国家的贡献，虽然不必对自己扣太大的帽子，张大其词，说是只有负数，丝毫没有正数；但应该说是几等于零。我决心此后尽我还有的力量，在迎头赶上国际科学的先进水平这个艰巨的光荣的事业中，就我有一些经验的学科内，积极地做学术建设的工作。
让全中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向科学大进军！
让全中国的工人、农民与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联盟加强起来，为建立富强的繁荣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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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冀贡泉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并衷心拥护其他各位的各项报告。
我是由旧知识分子改造来的，已经75岁。人愈老，在旧社会生活的年代愈多，那就背的包袱愈重。像我吧，在清朝进过学，受过封建教育的影响；在日本留过学，吸收了些残缺不完、改梁换柱的旧民主思想；抗战期间，在欧美直接接触到些惑乱视听的西洋的假民主思想。我学的是法学，脑筋中装满了以私有财产为大前提的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在国民党时期的教育界及官场的污泥中，也过了十几年，染上了不少的肮脏。这些沉重负担，大家知道，无一不是阻碍进步的绊脚石。假如不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付“换骨金丹”的话，像我这种人，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就这一点，我们也应当顶礼膜拜毛主席，他号召了我们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拯救了我们旧知识分子，给了我们重新做人、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那么，我学习好马克思列宁主义了没有？我的思想改造了没有？说起来我很惭愧。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努力学习着，可是还不能说学好，因而我的思想也就不能说已经改造好，因而我的这点儿潜在力量，也还没有尽量的发挥。
我真正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抗日期间，在海外华侨社会里边。我编写过好几年有关民主、抗日和反法西斯的日报。我初次看上了联共党史和毛主席的文章。同时也和些前进同志，有了业务、生活上的关系。那时候照周恩来主席所说的三个相互联系的途径，已经件件俱有，似乎可以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一次。但是包袱沉重的我，又加上旧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只学了些皮毛，没有能够深入，自己反而因此又背上一个新的、自命为进步的包袱。在中国政法大学的工作中，和在婚姻法的起草工作中，我结合业务，学习的机会相当有，但说到自我教育，总觉着仍是模糊。
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我在山西文教行政工作的业余，写了一本对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宣传讲解这部伟大辉煌的祖国第一部人民宪法的书。我以为法学是我的本行专业，我教授了30来年，还写了多少法律和论理学的讲义，解放前的所谓宪法起草，也参加过几次。今天好容易祖国有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有了这部人民宪法，中国第一部生了效的宪法，我写一本解释宣传的书是责无旁贷的。写完初稿后，自己修改来修改去，总是觉得不满意。愈和青年同志专家交换意见，愈深入地考虑各种修改的意见，愈深刻地感觉到自己自我教育的不够，愈后悔我对思想改造的工作努力不够。诚然如一位朋友对我说过，脑筋中多一分旧东西，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少进一分。我思想意识中旧的太多了，因此新的就感到不够用了。有人说我老了，不必如此努力了。我不服老。我认为老不是病。很多年龄比我老的人，做的工作比我又多又好。老也是一种潜在力。生活和业务的经验都多些，至少脑筋中对批判的对象多些。关键问题不在老，而是在于自我教育的好不好，自我改造的深度够不够。真正工作的时候，如果改造的深度不够，就会遇上绊脚石，自己的潜在力就会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过去六年中，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伟大关怀和亲切照顾和爱护。经过这次会议后，党和政府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过去六年更要好。今天提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又是非常光荣伟大的。谁能不振奋，谁能不感激图报？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没有一点儿热血了的动物。但是如何报效呢？首先是要更加努力地自我教育，自我思想改造，赶快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把它特别予以重视（我过去就是因为没有把它特别重视），这是我们发挥潜在力的大前提。
我常对朋友们说，共产党是集体圣贤，比“君子慎独”的单干圣贤伟大得多。但因为有那些残余包袱作祟，使我常发觉自己的不够进步，心有余而力不足，怕像了郭沫若副主席所说的兔子，在大进军的路旁睡了觉！我现在回忆我要早在侨报工作的时候，就重视了自我教育，现在也是集体圣贤中的一个！至于老与不老，确是与自我教育毫无联系之处的。古人不也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吗？郭沫若不说“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的工作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吗？他并且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为了正义事业献出整个生命的顽强性。”
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大踏步前进的时代，更应当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我们应当很有信心地担负起这伟大时代的光荣任务。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全行合营等都到达了高潮，我们知识分子也应当有对于社会主义贡献的高潮。这是“当仁不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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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鲍国宝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到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郭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及其他首长的报告，非常感动。我是一个电力事业工作者，深信电业的发展对于其它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起着先行的作用，愿意贡献一切力量为我国电业的发展奋斗。我对于伪政府也曾存在过幻想，曾在伪政府所经营的电业的生产及建设方面做过多年工作。我从自己的经验深深体会到，只有在人民政权下，电业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才能迅速地发展；在反动政权统治下，无论电业工作者如何努力，还是徒劳无功。我曾在1943年参加过伪政府召集的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和若干电业工作者共同草拟我国五年及十年电业发展计划的初步意见，并提出20年电业发展远景的意见。当时我们所提出的电业发展水平是：在20年内，全国发电容量达到其时美国全国发电容量4，000万千瓦的一半，即达到2，000万千瓦（我国全国发电容量在1936年只有115万千瓦）。这个数字，代表当时许多电业工作者对于全国工业化所需要发电容量的意见。但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即使最乐观的电业工作者，也认为这是决不能达到的空想。伪政府召集这个会议，无非是点缀门面，并非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正确的领导下，我国电业工作人员修复了并整理了旧有设备，扩建了并新建了很多的火力、水力发电厂及输电线路。到1955年底，非但发电容量较以前大大增加，即设备的利用率及效率，也有很大的提高。例如1955年，设备利用率比1949年增加一倍以上，每度电煤耗率减低了约三分之一。根据过去6年中电业发展已达到的速度及今后一定会有的越来越高的速度，我完全相信我国电业的发展水平，在20年内，必定远远超过解放前我们电业工作者最乐观的希望。这个光明的远景，使我们电业工作者无限地兴奋。
在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教育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工人同志的团结和密切合作下，电业技术人员在政治及业务水平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队伍也有很大的扩充。但是很多的技术人员，包括我在内，还没有能够发挥最大的力量。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主人翁态度不够强，工作方法不正确，政治理论水平不够高。我个人深刻体会到，技术人员如果不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就不可能在工作中使技术与政治很好地结合，就不可能在学习苏联经验中使苏联先进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很好地结合，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技术问题。我们许多电业技术人员，往往孤立地、不能全面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往往只看电业本身，看不到国家建设事业的全面。只看到目前的需要，顾不到远景的发展。当遇到复杂的问题时，往往缺乏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能力，因而分不出主要和次要，分不出轻重缓急，当然也就做不出正确的技术决定。我体会到，对于我们技术人员来说，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确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
党和政府已提出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任务。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已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光荣的任务担负起来。在解放前，我国电业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在反动政府的摧残下，在官僚资本的操纵下，技术水平是很低的。电压周波规格混乱，设备陈旧，发电效率甚低。解放后，我国电业技术无论在制造、运行、检修、设计、施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第一次国内设计、自己施工的400公里、22万伏输电线路，已成功地运行了。第一次国内制造设备、自己设计的官厅水力发电厂，已经建成发电了。第一次国内制造设备、自己设计的火力发电厂，不久也要发电了。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00大气压高压、高温的新式发电厂，也相继投入运行了。但是我们电业的技术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苏联及其它电业先进国家的水平。原子能发电厂，超过300大气压高压的发电厂，25万千瓦容量的汽轮发电机组，40万伏输电线路，原子能发电厂，完全自动化、远距离操纵的水力、火力发电厂，这都是世界电业上已获得的成就。350大气压发电厂及约30万千瓦容量的汽轮发电机组正在建设中，更高电压的交流及直流输电线路，不久也要实现。世界的电业技术正在突飞猛进中。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任务，对电业来讲，确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在我国优越的经济制度下，在党和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在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在全体电业工作人员紧张的劳动下，我国的技术科学进步，将不是循序渐进而是以跃进的方式前进的。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任务，我相信我们电业工作者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最后，我表示决心遵照周总理和郭副主席的训示，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彻底进行自我改造，好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苏联先进技术，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向科学的大进军中，我一定要做一名忠实的战士，为发展我国电业的科学技术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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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鹿钟麟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解放以来，我看到了祖国建设事业在飞跃前进，心里真是无限兴奋。在今天大会上，我只谈两点：
第一，谈谈街道工作。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天津。天津解放不久，我就参加了街道工作，担任居民小组组长，一直到现在。我个人体会，几年来在街道工作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向群众学习所得不少，同时提高了自己，也由于真正为居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而感到愉快，引为荣幸。因为我作了几十年的事，并没有给人民作出一点有益的事情来，我觉得我真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感觉事情愈是复杂愈是繁忙，我背上的罪包袱就轻松得多了。并且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在新社会里，只要忠诚为人民服务，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都是光荣的，任何一点努力都是有意义的。同时，我亲眼看见并亲身体验了居民群众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家庭和睦，使我亲切的认识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新的社会风气树立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旧社会遗留的污毒正在逐步肃清着。这些事实，使我感到无比的兴奋，使我一直不知疲倦的来做街道工作，同时也使广大的街道居民群众都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并且自觉的遵守政策法令，响应政府号召。而街道干部同志们也一般能忠心耿耿为居民办事，对居民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并接受群众监督，倾听群众意见，在日常工作中根本看不见以粗暴态度对待街道居民的事例。这就使得人民群众真切地认识到现在的政府真是为人民办事——替人民打算，依靠人民，接近人民，公正廉明的人民自己的政府。街道工作者，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一座桥梁，民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各种政策法令以及每项运动比作民众学习的课本，每经过一次运动就是学习一次，就得到一次的进步。不但如此，这项工作与每个岗位上的工作人员都有关系。毛主席不是说教工作人员吃得好、睡得好吗，我说还要加上一项气儿顺，倘若家庭不睦，这三样都是得不到的，那他的工作能做得好吗？这是我这个做街道工作的人引以自豪的，引以为光荣的。因此，我愿在这里提出保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在国家建设突飞猛进的今天，为配合各项建设事业，我决定更兴奋、更辛勤地继续做街道工作，而且要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把这个工作做的更好。
第二，谈谈台湾问题。我完全拥护周总理政治报告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说明，并愿为解放台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周总理在报告中，号召一切跑到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莫再迟疑，早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并郑重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参观学习的，都可以到大陆上来，而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这就很明白的给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了两条道路：跟美国侵略者走是死路一条，回到祖国乃前途远大。因此，我愿向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特别是其中的多年的老朋友们，说几句话。现在正是他们认清利害幡然觉悟的时候了。只要他们愿回到祖国的大家庭，我们是欢迎的。同时，党和人民政府既已宣布了政策和作法，就必然说到哪里，作到哪里。这就是说，跑到台湾的人员们切莫仿徨顾虑，只有毅然决然，弃暗投明，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最后也必然归还祖国。一切跑到台湾的人们，必须看清这个大势，才不致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跟着侵略者失败，或者被人牺牲。我相信这些人是会选择他们的正确道路的。
周总理这个出乎日月之上包乎天地之外的宽大的号召，使我不由得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敬爱的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