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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社和肃反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张荣久 黄瑞麟
广西省邕宁县五塘区坛白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1954年春天建立起来的，原有11户，建社第一年就增产了2万多斤粮食，获得了“优秀农业社”的光荣称号。到1955年春天，全社扩大到76户。
但是，就在这时候，问题发生了。社里生产逐渐混乱，有的社员出工不积极，经常有三、五十人到墟上去东游西荡；社干部互相埋怨，闹不团结。社长说贫农是“鸡头鸭脚”没有肉。贫农成份的社干部当不上家，作不了主。生产管理制度松懈，生产完不成计划；75头耕牛死了18头，早糙原计划收16万斤，却连11万斤也收不到。社员埋怨社干部，甚至有七、八户闹着要退社。有一部分社干部想退出去另建一个新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支部、工作组、社干部、社员不知开了多少次会，也提出了不少办法，如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引导社员认识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加强社员团结、搞好包工包产等等；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这可使支部、办社干部、区委烦恼起来了。有的干部甚至不愿意到这个社去工作，支部对办好这个社也失掉了信心。
9月初，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传达下来了，区委、支部和办社干部从这个报告里得到了启发，开始从政治方面、从贯彻执行党的阶级政策方面去整顿这个社。
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了这个社的组织严重不纯。社长陆任光原来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前他在李匪宗仁老婆设立的“教养院”受过训练，回家以后，贩卖枪枝，在村里开小兵工厂。解放后他还包庇地主，和职业特务勾勾搭搭。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假装积极，窃取了乡生产部长、乡政府委员等职位。他又利用职权，伪造文件，窃取了县、省的“劳动模范”称号和坛白社社长职务；接着就钻入党内，骗取了支部副书记、组织委员的位置。他一贯或明或暗地抵抗党的决议，破坏党的各项措施。他打击积极贫农，几次辱骂贫农骨干方焕承，诬说贫农社委陆秋华（党员）是小偷。另一方面他提拔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陆秋收当行政组长和社的代理生产队长、记分员。在他的操纵把持下，漏划地主四户、富农四户及反革命分子、伪巡官、伪军官、惯匪等49人混入社内，有一部分还窃据了重要职位，把持领导大权。在全社21个队长以上的干部中，就有坏分子7人。
了解了上述情况后，工作组就系统地具体地宣传党的阶级政策，组织社员讨论“为什么依靠贫农”、“什么人对合作化运动积极拥护”、“什么人反对和破坏合作化运动”。经过讨论，干部和社员都初步认识了贯彻执行阶级政策的重要，但有些仍顾虑搞不彻底，怕坏分子报复。工作组又发动党小组和贫农骨干研究合作社办不好、不能完成生产计划的原因；并且表明党和政府一定支持贫农把合作社办好、坚决镇压破坏合作社的坏分子。社干部、社员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首先揭发了钻进社内的反动地主陆达远破坏合作社的事实。陆达远把持生产队，谩骂和打击社员、社干部，挑拨本队和第四生产队闹不团结。1955年4月整顿统购统销工作的时候，他煽动社员跑到山上去挖山薯，不到社里做工；夏收大忙的时候，社员跑到农场做工，也是他拉去的；8月份社里收黄麻，他又煽动社员去耘田，打乱社的计划，甚至挑唆富裕农民方德佳找毒虫来害死耕牛。与此同时，大家又揭发出一名潜伏的职业特务陆秋收。社里给陆秋收管理的三头耕牛，都先后被他害死了；他还煽惑社员不参加社的生产。敌人的这些罪恶事实揭发出来以后，贫农骨干和社员都纷纷要求严办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这基础上，很多社员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批判了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的危害性，认识了这是给敌人利用来进行破坏的一个大空子。接着他们又揭发了打入社里来的漏划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的罪恶活动，进一步追根到“敌人是怎样钻进来的”、“陆任光为什么坚持吸收他们”、“陆任光为什么一贯打击贫农、对抗党的各项措施”……这样就展开了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骨干陆任光的斗争。最后，支部大会决议，开除陆任光的党籍，并且建议行政方面，撤销他的行政职务。
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公安机关先后依法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陆达远、陆秋收、陆任光。社内又通过把漏划地主四户、富农二户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分子家属二户开除出社；其余漏划富农覃爱珍因为表现还好，只撤销他的社委、副队长等职务，仍然留在社内。
然后，总结了上一阶段合作社的领导工作，并且经过反复讨论，在全体社员大会上选出以贫农为领导骨干的新的社委会。贫农方焕承当选社长。他表示今后一定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决议，多同群众商量，把社办好。社员也一致拥护，说：这回才是民主选举，贫农当家的社，一定有办法办好。
坛白社在整顿过程中一直密切结合了生产。领导上提出：“搞好生产整好社”，在整社过程中，从追查破坏生产的事故，打击了暗藏的敌人，提高了社员的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又注意了领导生产，把生产也搞好了。过去懒出工的社员变勤了，出勤率达到90％以上。整社中抓紧施了199亩禾胎肥，种上了冬红薯40亩、小麦100亩；并且进行了生产的全面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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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更多更好地反映伟大的现实
本报记者 苏蓝
这几天，政治协商会议的文艺界委员们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在讨论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大进军中，作家、艺术家怎样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如何迅速地以文学艺术的特有形式表现社会主义的热情而多采的生活和斗争？如何以文艺武器更好地去教育人民？
“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在这次会议上曾激动地说：“回忆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再看看今天所处的时代，就觉得既兴奋而又责任重大。”
杜鹏程来自白雪皑皑的秦岭山峰。秦岭，已经落了四次雪。作家对我说：当狂风刮起的时候，住的工棚好像筛子一样地摇晃。但，比起工人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工人们在冰天雪地中要把高山移走，在污水泥泞中要把大河挖通，工人们才真正创造着奇迹。工人的劳动，给予了作家创作的动力，教育着作者本人。杜鹏程一再强调说：“作为一个作家，只有自己首先在生活中受到教育，才能去教育别人。我们没有理由不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他和建设宝成铁路的工人们生活在一起，而且准备工程竣工后随着这支建设大军开往三门峡。他说：“在工人群众中生活、工作和创作，这是我的长期方针。”
自从“保卫延安”出版后，杜鹏程连续接到了一千多件来信，这些来信，对作家是一支鼓舞力量。现在，他正着手创作一部反映我国铁道建设的小说，从描写战士的战斗生活到反映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劳动，这一转变是不容易的，但杜鹏程自信地说：“这要看自己有没有顽强的精神，肯不肯付出更艰巨的劳动。”
是的，千百个作家都在这样想、这样做。我们不会忘记，从批判胡风的反动的文艺思想转到展开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从文化战线上开始的。在这次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明确认识了文学的党性。在这个基础上，当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快地投入了蓬蓬勃勃的斗争。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这是多么动人心弦的事情。艺术家们是不会站在潮流之外的。电影导演张骏祥在小组会上说：“不能想像到了三年后，我们还迈着四方步子，远远地落在群众的后面。我们不愿意为漫画家提供这样的题材”。他热情地向会议建议：文艺工作者赶快订出个人规划，并且展开竞赛。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争取在竞赛中跑在最前面的荣誉。”
张骏祥是带着新的成就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就在会前的50天中，他已经完成了大型纪录片“春节大联欢”的摄制工作。现在，他又准备花上半年的时间，创作以工程技术人员思想改造为主题的脚本。他说：这次会议将会丰富他的创作。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是很快的。在这一年，我国第一部历史传记片“宋景诗”、第一部反映海军英勇斗争的“怒海轻骑”以及“董存瑞”“神秘的旅伴”等优秀影片，都要和观众见面了。听到“万水千山”也要搬上银幕的消息，我去访问了蓝马。他是作为特邀委员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他告诉记者，为了争取仍然扮演李有国这个角色，他每天在坚持着体育活动。他说：“不管怎样，要把身体练瘦些，使自己在外形上更符合角色的要求”。蓝马创造李有国形象的成功，使他在表演艺术上获得新的成就。他常说：“参加‘万水千山’的演出，是我演剧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这些成就。当他参加这次会议时，内心有很多感触。他说：“作为一个艺术指导来说，我今后更重要的任务是把自己的艺术教给我们的接班人。”
在郭沫若副主席的报告中这样说：“我们的戏剧艺术，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之下，经过短时期的整理，最近在亚洲和欧洲各国的演出都获得了普遍崇高的声誉”。这些话，鼓励着戏剧家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我国的古典艺术是那么丰富多采，只要我们再努力加以整理提高，它就会发出更灿烂的光辉。老画家傅抱石曾经向我谈到中国画的许多特点，他说：“国画的概括性、突出表现主题的高度性能以及独特的风格，都是各国人民所十分赞赏的。”但是，过去对这么一种丰富的艺术却没有加以认真的研究和整理。最近以来，许多国画家已经开始表现新的主题——创造历史故事和英雄人物，这是十分可贵的转变。傅抱石创作的“强度大渡河”“过雪山”以及屈原的“九歌”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现在，新的要求摆在美术家的面前。傅抱石在热情地向国画界呼吁：“加紧整理和研究已有的民族遗产，让我们也掀起美术创作的高潮！”
“加快速度，掀起文化建设高潮”已经是迫不及待。在这次会议上，作家、艺术家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尽述的，内蒙古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十分感慨地说：“再不赶上去，就要落在时代的后面了！”他在叙述内蒙古发生的变化：由大清山到兴安岭，人们总喜欢以沙漠、风雪，“风吹草低见牛羊”等字句来形容这个地带。今天，一切都在变。在草原的碧空，飘动着工厂烟囱冒出的青烟；在蒙古包中，传出了收音机放送的歌声。内蒙古有着丰富的文学遗产，口头文学一代相传一代。纳·赛音朝克图说：“如今我们有了发展民族文学艺术的一切条件，在内蒙古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自己的文艺刊物——‘内蒙古文艺’。我们应该更努力地来反映人民中的这些变化。”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湘剧老演员徐绍清道出了戏剧界老艺人的心头话。他激动地说：“在旧社会，我们都是穷孩子来学戏，今天，我们从十八层地狱升上了天上天。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们的幸福和光荣。在这大时代的浪潮中，我们戏剧工作者要丰富自己的剧目，努力提高艺术水平，我们要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要无愧于新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的称号！”
的确是这样，翻天复地的变革，已经在作家和艺术家的心中激起了兴奋和欣悦的浪花。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时代在向你们召唤，人民在期待着你们。要求你们迅速地创作出灿烂、丰富的艺术作品，来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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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江苏、河北等省
规划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站工作
安徽省制定的发展农村有线广播网的初步规划要求：1957年年底以前，要在全省68个县和6个市的郊区，各建立一座农村有线广播站，利用原有的区乡电话线做干线，架设必要的广播支线，在区、乡及农业生产合作社安装42，000个喇叭，使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村庄都挂上喇叭。在今年一年内，将先新建40个广播站，扩建去年已经建立的8个站。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个社的生产队都装上喇叭。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将逐步建立起广播专用干线以及区和大的农业合作社的传播站。这时，全省将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农户都装有喇叭。同时还要发展农村收音站，1962年以前，使每个合作社都有一部收音机，大社有两部到三部收音机。
（安徽人民广播电台）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作出的发展农村广播网的规划要求，到今年年底，在每一个县和省辖市的郊区都建立起农村有线广播站，到1957年全省有线广播喇叭可以发展到98，000只到129，000只，基本上达到村村有喇叭。1958年达到社社有喇叭。江宁县，南京市郊区和江浦县，今年就可以达到社社有喇叭。到1962年全省有线广播喇叭可以发展到366，000只到48万只。
（万冰）
河北省除已经建立有线广播站的昌黎、涿县、平泉3县外，其余的150个县都将在今年分4批普遍地建立起有线广播站，每站设1，000瓦扩音机一部，利用电话线路使广播线路首先到达乡。明后两年，各广播站的线路还要延长到村，达到村村社社都能听到广播。到1958年，农村将有188，000只喇叭。从1959年开始在乡或较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重点建立广播站，每站设250瓦扩音机一部。到1962年，全省农村将有648，000只喇叭，达到每个居民组有一只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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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院昆虫研究所配合除“四害”进行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为了配合除“四害”中灭蝇、灭蚊的工作，今年将进行家蝇对药剂抗性的研究、蝇类的分类研究以及关于蚊类的研究等工作。
多次对某种害虫使用一定的药剂，这种害虫常常会对所用药剂发生抵抗力量。目前我国使用666防治蚊子、苍蝇的过程中，已经发生这个问题。昆虫研究所针对这个问题，拟定了以“家蝇对滴滴涕、666抗性的研究”为题的计划。他们将逐步研究这种抗性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抗性形成时家蝇在生理、形态等方面的改变情况。研究结果将作为防治这类有抗性的家蝇的重要根据。
在灭蝇工作中，对各项蝇类的调查工作很必需，但由于对常见病媒性蝇类的分类、分布情况缺乏了解，影响了调查工作。现在昆虫研究所确定了以“上海和国内其他地区常见蝇类的分类研究”为题的计划。他们将把上海和国内其他地区常见蝇类的现有标本以及可能采到的标本，进行分类，结合有关文献加以总结，以供国内各地鉴别蝇类的时候参考。
蚊子的一个种类“中华按蚊”在国内分布很广，和传播疾病很有关系，但是它的孳生习性，各地情况不相同，而且同种的不同类型和传染疾病以及防治工作有很大关系。昆虫研究所过去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计划进一步研究杭州和附近有代表性地区的“中华按蚊”的类型，弄清楚这些类型的不同孳生习性，以及疾病的传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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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成绩
在沈阳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1955年一年中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初步获得一些成绩。
东北工学院采矿、冶金等4个学系去年一年已完成了63项科学研究工作。采矿系井巷教研组助教马柏龄在教授马宇航的指导下，1955年12月研究和试验改进凿岩机的“进气口的改变”获得成功，使矿山用OM506凿岩机提高效率26％。现在沈阳风动工具厂正准备把这种改进后的凿岩机正式投入生产。沈阳农学院教师选育出适合辽宁地区种植的小麦和大豆等优良品种。农学系教授龚畿道等选育的小麦良种在小面积试验结果，比本地品种增产50％以上。中国医科大学寄生虫教研组教授秦耀庭等，为防治伐木工人的“森林脑炎”病，曾到吉林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了预防方法，用这种方法基本上可以消灭这种传染病。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曾为大冶、包头新钢铁基地做选矿试验和耐火材料原料的质量评价及技术评价试验；并配合鞍钢试制成功“高炉粘土砖”等新产品，同时帮助一些钢铁厂建立了定氢设备。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研究“定砂造林”“碱土改良”等工作也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沈阳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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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科学讨论会
华东师范大学从1月30日到2月2日，举行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教师们在会上提出了42篇科学论文。其中教育系、生物系科学研究小组提出的“上海中学生物教研组在提高教育质量中的作用”和“上海中学生物教师顾巧英的备课经验”两篇论文，引起到会的教师和学生们的注意。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顾问、苏联教育学专家杰普莉茨卡娅在讨论会的闭幕式上说，这两个报告所总结的先进经验具有在全国中等学校生物教学中推广的价值。
浙江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都派了代表参加这次讨论会。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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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正加紧治疗血吸虫病患者
上海市血吸虫病防治所组织的25个治疗小组，在1月份里到郊区农村治疗了1，070个血吸虫病人。治疗小组携带着完备的医疗仪器分别设置了临时治疗站，一边普查病人，一边进行治疗。已经初步治愈的有400个病人，晚期的或是兼有其他疾病的血吸虫病人，大多数送到市区各医院治疗。
目前，上海正在训练800个医疗人员，准备在春节以后到农村中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的治疗工作。全市各医院收容血吸虫病人的床位也将由450张增加到790张。预计在第一季度中能够治疗1万个病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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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萧洛霍夫
本报记者 汪溪
当中国的读者正以激动喜悦的心情，贪馋地读着“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章节，同顿河草原上格内米雅其村的党支部书记——性情急躁但无限忠于革命的玛加尔·拉古尔洛夫重逢，又分担着达维多夫在初恋中的快乐和悲伤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记者们，也以同样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坐在真理报总编辑的办公室里，等待着同当代伟大的文学天才萧洛霍夫会见。
房门轻轻地开了。我们迎接着一位身个儿不大，穿着棕色列宁服和马裤，腰里系着宽皮带的人。萧洛霍夫阔步走上前来。略显稀疏的淡黄色卷发已经夹杂着些灰白了，可是他那结实的身躯和活泼的动作，使你感到他还年青。
真理报副总编辑向我们介绍。“这是现代伟大的作家”。萧洛霍夫敏捷地从位子上站起来，把右手举到头顶上，比比自己的身个儿说：“应该纠正这句话，你们看，我并不伟大，……。”他那略带灰色的蓝眼睛里跳动着幽默的小火星，白里泛红的脸孔，更加红润了。
萧洛霍夫的名字是和顿河、草原分不开的。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进入文学界以来，这位天才的作家就不断地用他特有的艺术魅力把顿河哥萨克在巨大的历史变革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给世界的读者。他引领着读者进入他生活过的自然和人的灵魂的世界。他绝对忠实于生活的真实，从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中去描写真实。他的作品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感。他笔下刻划的成为整个时代代表的英雄人物，鼓舞着千百万人去克服困难、改掉缺点，对人民事业的胜利满怀信心地前进着；而他鞭挞过的那些苏维埃政权下的渣滓，唤起着人们的同仇敌忾和警惕。
他的巨著“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被称为苏维埃文学的经典著作。作家和院士的萧洛霍夫是历届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他得过“列宁勋章”，1945年得过“卫国战争一级勋章”，去年，当他50岁的时候，他又以在文学上的功绩，再次得到“列宁勋章”。
我们以勘探地下宝藏的心情，希望在同他的短促会见中，探索一些他的创作生活的秘密。
“你们问作家怎样体验生活，怎样从生活里汲取创作的题材么？我住在农村里，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工作着，对于我来说，不发生‘创作旅行’的问题，我用不到到那里去搜集材料。”萧洛霍夫这样开始了他的谈话。萧洛霍夫经常住在顿河上的维约申斯克村里，这次是为了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才到莫斯科来的。他生活在普通人民之中，目睹并参加了顿河地区充满了矛盾和变革的生活：国内战争时期阶级斗争的激流，集体化时期农民最初打开狭窄的地界的日子，他都是见证人。
他说：“在集体化运动时期，我在农村里是党的区委委员，作着宣传鼓动工作。我参加过讨论各种问题的会议，看到农民对集体化坚定的向往，也看到了一些人的犹豫动摇；我看到了巨大的前进，也看到了各种矛盾和缺点。我就写出读者要知道的事情和感情。”
“作家要用生活的真实说明他要写的问题。一个不熟悉农村生活的作家去描写农村，就可能发生错误。如果他写一个人在冬天坐着雪撬到村子里去作客，在那儿呆了两个钟头，又坐马车回来……作者忘记了路上的积雪，他自己并没有旅行。读者看到了这个错误，就会发笑。如果作者在描写农作物和农作机器时表现了自己的无知，就不只引读者发笑，而且会失去读者的信任的。如果要谈什么经验，我认为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想要写农村，就不能用袖手旁观的态度去看农村正在激变着的生活，而是要积极地参加合作化运动。”
“怎样解决参加工作和创作的矛盾呢？”我们又提出了问题。
“作家不一定要作合作社主任。这样的事，他一定搞不好的。作家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参加党的工作，一方面又搜集材料。中国农村大概也有宣传鼓动员，这是很适合的工作。”
“如果中国作家在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就参加运动，他就会得到细致的鲜明的真实材料，得到新鲜人物的形象。如果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人物的形象，事情的细节，都会是模模糊糊的。”说到这里，他提到了自己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经验。他说，第一部是在集体化初期写的。当时他不能把所有的材料都记在本子上，许多只保留在脑子里。二十年后，在继续写第二部的时候，他就重新研究当时的报纸、政治报告和文件，并且重看自己的作品，使过去的事物和人的形象又鲜明地显现了出来。
伟大的作家和最高苏维埃代表的萧洛霍夫，住在家乡维约申斯克村，却和全国各地的人建立着广泛的联系。没有一天他不接见许多来访的客人的。就连沿着顿河航行的轮船上的旅客，当船停泊在维约申斯克码头上时，也不愿错过派代表到萧洛霍夫那里去的机会。他每天不知要接到多少封盖着远离顿河的城市和农村邮局戳记的信。人们把各种各样或大或小的事情和问题，向他提出，请他帮助解决。
“我如果有两三个星期不在家，各方面的信件和事情就会堆得忙不过来的。”他告诉我们。他说，他的工作日是很难按时间表安排的。有一天，天才亮，早晨3点半他就起床到院子散步。一个女人赶着两头牛拉的车子，上面放着两桶汽油，远远地走向前来和他打招呼。
“你为什么这样早来找我啊？”
老太太不慌不忙地说：“我看你已经起床了，为什么还要等呢？我的牛还来不及吃草呢……。”
“接待来访者，答复许多来信是要占去我很多时间的”，萧洛霍夫对我们说，“但是这又使一个作家开眼界，生活知识更加丰富……。”早在写“静静的顿河”的年代，萧洛霍夫就已经和列宁格勒的五金工人有了密切的联系。这，当然对他创造达维多夫的形象有极大帮助，使他能在达维多夫身上典型化了俄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萧洛霍夫在尼日尼—雅勃洛诺夫斯克村同一个农民的会见，也曾使他更深地了解生活的真实。这个中农刚刚自愿加入集体农庄，亲自把一匹马、两只公牛和一只母牛牵到公共畜栏去，可是他后来吃不好，又睡不着觉，向人发牢骚……。中农加入集体农庄，并不是一下子就成为社会主义生活中的劳动者的。萧洛霍夫从他身上汲取材料，创造了典型的中农康德拉脱·梅谭尼可夫的形象。
我们请他谈谈怎样处理城市派去组织领导集体化运动的干部。萧洛霍夫说：达维多夫是从实际生活里出来的形象。“各地有各地的实际，主要地要从实际出发，不可能有个现成的药方的”。“我写达维多夫下乡工作虽然积极苦干，但碰到许多困难，特别是他还不了解周围人物。他忙于做组织领导工作，但他没有深刻地了解他做为党的工作者的任务。开始他对富农的破坏活动没有了解，警惕不够……。我应该集中写出这点。我又写了他和铁匠的谈话，现在看来是多余的，在修改时我便把它删掉了。”
创作的严肃态度，对自己作品要求的严格，对于萧洛霍夫几乎是信条。他总是三番五次地修改作品，推敲着每一句话……。他常用很不客气的话批评那些急于求成的作者：“那些匆忙抢先、怕别人踩了他的脚后跟的人写出来的书，就像小蝴蝶一样，只有一天寿命。”他对我们说：“如果作家能压下去对自己作品的不满的心情，不如让他把速记稿交给出版社。……只有最爱自己的人，自满的人，才满意自己的作品。”
萧洛霍夫已写好了一部描写苏联卫国战争中俄罗斯士兵为祖国而战的长篇。他还在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使它更加完善以后，才会送到出版社去出版。准备编入他的选集的“静静的顿河”四卷的清样正放在他的书桌上。他说：“主要的修改是在语言和修辞方面的，我把许多土语和地方话改掉，用标准的普通语言来代替，因为我想到，书的读者是全苏联的。”
当我们告诉他，中国读者很喜爱他的两部巨著，有不少人看多次而不忍释手；告诉他：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希望学习他的创作经验时，他忙说：最好的办法是互相学习。“听了你们这些好话，年青人会骄傲起来的。对我有个挽救，因为我已经50岁，年龄保证我不能骄傲……。”
他关心着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对我们宣布：当他写完“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以后，他要来访问中国，“那时，我一定向你们的作家提出比你们今天提出的更多的问题，到中国时，我将和你们比赛，看谁提出的问题多”。他的话把大家都引得发笑了。
他说：“伟大的天才的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创造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现在你们正在向前迈进。”他批评出版社有一种偏向，喜欢出版老作家的作品。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作者，他们的作品不大出名，只因为作品是小型的。他说：“多出版些年青的有前途的作家的作品是很有意义的。希望苏联多译一些中国的短篇小说和青年作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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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局最近又训练了一批少数民族电影放映人员，他们学习完毕后，即将赴自治区各地担任电影放映工作。这是各族学员正在听教员马成中（中）讲解放映机的结构和使用方法。 新华社记者
武纯展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