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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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傅作义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并且感到无比的兴奋。
我们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正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召开的。在这几个高潮的影响和推动之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将大大地加快,现在各个生产战线上都提出要在四年或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在计算着时间、速度和各项先进的生产指标,实现这些先进的又是完全可靠的生产指标,就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幸福美好的图景。
当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围,满怀信心地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们一刻也不能忘怀我国领土台湾还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霸占之下,台湾同胞还不能和全国人民一样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幸福。因此解放台湾是我们全国人民,包括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一项共同的神圣的任务。周总理已经指出,台湾直到今天还不能获得解放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同胞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任何第三者都无权干涉。我们在积极准备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的同时,仍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号召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大势,主动地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束缚,回到祖国的怀抱。
周总理这个号召,是十分伟大十分恳切的。它表明了我们对台湾同胞的深切关怀,同时,也对现在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指出了光明的道路。我相信现在在台湾的军政人员中,有些人是曾经参加过反抗外国的侵略的,还是有爱国心的,是有心为善的,是希望国家好的,也应该是了解国际大势的。他们一方面亲眼看到亲身受到美帝国主义的轻侮和摆布,同时听到周总理这个伟大的号召,一定会深深地受到感动,激发起自己的爱国良心。
为了使他们早日下定决心,我觉得应当向他们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要存幻想。台湾目前的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不能攻,就不能守,不能打回大陆,就不能继续维持目前的局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一个简单的战略上的道理。但是台湾有些人还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幻想上,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打回大陆;并且幻想在祖国内地还有一些反对共产党的力量可以和他们互相配合。毛主席伟大的团结政策,粉碎了他们这种幻想。他们认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而建设社会主义是和资本家的利益相矛盾的,好像这是他们可以钻的一个空子。可是依照毛主席的政策,实行公私合营,定股定息的办法,资本家都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家庭生活不但没有降低,而且还要继续提高;并且从此得到劳动者的荣誉和无比光明的前途。因此,资本家们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像办喜事一样,欢迎社会主义。台湾有些人还认为:留在大陆的、大量的、在旧社会参加过军政工作的人员,在新社会一定会受到歧视,因而心怀不满,这好像是他们可以钻的另一个空子。可是依照毛主席的政策,这些人没有受到歧视,并且受到了妥善的安排和照顾,人人各得其所,他们的生活比在旧社会好的多;更重要的是他们亲眼看到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多少年求之不得的愿望,今天实现了,人人感到兴奋鼓舞,因而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社会,他们已经得到了光明,就再也不愿退回到黑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台湾方面有些人估计,新中国的广大农村,还和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农村一样,空隙很大,可以隐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其实,他们的估计完全错了。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下,五亿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饱食暖衣,并且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进一步看见了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的前途,因此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一个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的有力的据点,每一个农民都是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的哨兵。台湾掉在大陆上的特务,就像是掉进了天罗地网一样,无法活动,无法挣脱。
现在国际总的局势是趋向缓和的,在全世界人民一致要求和平的声势下,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被制止的,即便帝国主义者胆敢挑起战火,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遭受失败的必然是帝国主义自己。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像钢铁一样地团结起来了,这个力量可以移山倒海,这个力量是无坚不摧。中国人民为了保卫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现在的美好生活,为了创造将来更大的幸福,在困难面前,每个人都是铁打的英雄,在侵略者面前,每个人都是坚强的战士,任何人如果还企图动摇这个国家,动摇这个人民民主政权,那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
二、不要不服气。作为一个政党,或者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承认事实。中国人民对于国民党,不是没有给他执政的机会,但它执政20多年,一无建树,把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弄的民穷财尽,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大陆,才不过短短的几年,许多过去想办而不能办到的好事,都办起来了。我们过去没有工业,现在已经开始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有关人民生活的各种轻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过去,我们只是在沿海地区有少数殖民地类型的工业城市,现在,全国许多地区,有计划地建设起规模巨大的新的工业基地和工业城市。农业生产也是逐年提高,1955年粮食和棉花两类主要的农作物,比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都超过了很多。铁路、公路,不但在内地是四通八达,而且越过沙漠,越过高山峻岭,通向新疆,通向西藏。黄河水灾是自大禹治水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要把它完全控制起来,要它给人民服务。规模巨大的长江水利枢纽,我们也在积极进行规划设计。这些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力地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热情和精力,老年人变得年轻了,青年人看见了自己远大的前途,科学技术专家们感觉到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不仅仅对全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力量,就是对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也是一个光辉的榜样。
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但国民党执政20多年,却是处处为私,因为是为私,所以不只是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是一天天分化,一天天缩小,只剩下少数几个所谓亲信人物,也还是你排挤我,我打击你。在共产党领导下,才真正是处处为公,事事为公。共产党所要办的事,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国所有爱国人士心里所想办的事,所以团结的范围越来越大,不但是共产党党内团结,各民主党派团结,各民主阶级团结,各民族团结,而且就是过去对共产党怀疑的人,反对的人,直接和共产党有过敌对行动的人,也都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紧紧地团结起来了。这些铁的事实证明,旧的国民党的政府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是胜利了,并且在继续创造更大的胜利。对于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人民已经作了结论,历史已经作了结论,不服气是没有用的。共产党人因为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他们在革命力量很小的时候,已经看到并且坚决相信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参加革命比较晚,但是几年来看到无数生动的事实,把过去旧中国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加以比较,使我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在台湾的人们,虽然没有机会看到祖国大陆的真实情况,但是在国际活动中,也可看到在世界各地,新中国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起腰板,以自己是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而感到自豪,同时受到各国人民应有的尊重。新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正是内政修明的反映,所以他们也是应该服气的。
三、革命事业,人人有份。革命大门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着的。毛主席的政策是团结一切爱国的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过去,在解放战争期间执行的是这个政策,现在在对台湾的问题上执行的还是这个政策,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只要他们愿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人民都是欢迎的。就我个人来说,北京和平解放以前,我和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是坚决和共产党斗争的,北京和平解放时,我也准备接受人民的惩罚,因为我过去做错了,我就应该承认错误,并且应该承担这个错误的责任,但是人民没有惩罚我,共产党把我当同志般看待,毛主席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在北京和平解放以后,台湾有些人曾经说我是投机取巧,是卖身求荣,是投降,是叛变,好像是很丢人的。但人民不是这样看问题,人民认为背叛人民才是叛逆,是罪恶,放弃反动立场,回到人民中间来,是光荣的起义,是勇敢的革命行动。我现在是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公民而感到自豪,感到骄傲。你们也同样有这个机会,但是,由于台湾还没有得到解放,所以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就不能享受祖国的荣誉,而且是处处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其实,这只是一步之差,只要你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束缚,回到祖国怀抱中来,不但你们可以同样享受到这个光荣,而且使祖国实现了完全的统一,国际威望更加提高,全国人民更可集中力量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台湾还有些人认为我说这些话是言不由衷,是共产党授意我来说的。其实上面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不仅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上是这样讲,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讲,不只是我一个人是这样讲,而是全国人民都是这样讲。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如果台湾还有人不能完全相信我的话,还有什么怀疑顾虑,正如周总理所说的,他们可以到祖国大陆来参观、学习,我们还可建议政府,让他们组织代表团,到全国各地来参观访问,和自己的亲人家属会见,参观访问完毕后,如果愿意返回台湾,政府可以保证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去。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800万同胞,也迫切地期待着回到祖国的怀抱,这种力量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响应祖国的号召,遵从台湾同胞的意愿,主动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束缚,争取台湾的和平解放。参加革命工作并不分时间早晚,只看对人民、对革命有没有贡献。和平解放台湾,是最后地完成伟大祖国的统一,并且有助于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不仅是对祖国立了功勋,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作了贡献。我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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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冬花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能到北京来参加这次会议,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的工作报告,表示热烈的拥护。
我叫龙冬花,是安徽省贵池县柳村乡幸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又是一个革命军人家属。在旧社会里我受了不知多少的苦难。解放了,翻了身。六年多来,我亲眼看到,农村中天天在变化:打倒了反动派,实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了互助合作,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一步一步地领导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道路。想起了过去的痛苦,看到今天党和政府对我的爱护、培养和教育,我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时时刻刻都在响应党的号召,愿为建设社会主义,献出我的一切力量。
解放以来,我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的斗争。土改翻身后,立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头组织了互助组。1954年春天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年夏天,我们那里遭到了百年来未有的大水灾。我一面组织社里的青壮年带动周围互助组的青壮年到山地去开荒,一面积极参加抢救和安置灾民。我乘着一只木船,在大风大雨白浪滔天里,深入到圩中心,抢救出七户爬在屋顶上的22个老人、妇女和小孩。还有1,000斤小麦和两口猪。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抢救下,没有漂走一个人。对抢出的灾民,进行了救济和安置,水退后,政府又帮助农民重建了家园。冬天下了从来未有过的大雪,政府又及时救济了衣服、被子和粮款,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农民们对党和政府的感谢是难以形容的。大家都在水灾中体验到只有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灾荒,都积极要求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到冬季我们一个乡就办起了30多个互助组,两个合作社。并积极参加了修圩筑堤。我也带领社里和互助组的妇女上了堤。在党的领导下,我不断和大家研究改进劳动办法,帮助民工解决困难,提高了劳动效率。收工时我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
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战胜了大水灾,重新修了堤圩,洼地上安上了抽水机站,发展了互助合作。1955年,几万亩洼地都种上了水稻,每亩收了7、8百斤。我乡900亩棉花,也都普遍得到丰收,每亩平均收籽棉200斤,我们合作社达到230斤。
去年秋天,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指示传下以后,农民们就像潮水一样拥进合作社里来,真像一个大风暴,那个不想早走到社会主义!我们幸福社,由12户扩大到40户,很快又扩大到200户,后来又合并成为一个405户的大社,现在正向高级社转变。群众对转高级社的信心,比办初级社时还高。
去年我到北京来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时,就和我在空军的丈夫挑了战,我要办好社、搞好生产、提高文化,继续保持我的劳动模范称号。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给我们点了一盏指路的明灯。我这次回去,决心和全体社员在一起,一定要保证提早实现这个伟大的纲要草案,为建成美满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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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薛笃弼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以无限愉快和兴奋的心情,参加这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我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完全同意李济深副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董必武副主席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陈伯达委员关于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我现在就我个人对于祖国的感想说几句话。
辛亥以还,政局混沌。我常常想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广大的土地,有这么众多的人口,人力物力,蕴藏丰富,具备这么些优越条件,何以竟不能自立自强,反而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恶气,吃尽了帝国主义的苦头,有时自己发生疑问道,我这一生,是不是还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祖国有独立自由兴盛富强的那一天?我很惭愧,因为不懂得唯物主义世界观,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认识工人阶级领导的力量,昏昏沉沉,随波逐流,浮沉在黑暗的宦海里,为反动统治服务,作了半辈子官僚。我的老长官冯玉祥先生是一个抱着满腔热血衷诚爱国的人,我虽追随多年,深感自己跟不上冯先生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今天回想起来,我不但愧对国家,愧对人民,也愧对我的老长官冯先生。去年上海市政协会议,此次全国政协会议,都先后邀我参加,人民对我这样宽大,更使我惭感交集。
解放六年以来,祖国新的气象,天天在鼓舞着我,新的事物,天天在启发着我,自从参加组织集体学习以后,领导上的指导,同志间的帮助,又深刻地教育着我,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切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正确和伟大。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积弱不振的中国,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独立自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民主统一,当然也就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空前提高的国际地位。多少年来,许许多多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以至孙中山先生奋斗以求的伟大救国的理想,今天已完全实现,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多少倍,而且还在一日千里地飞跃前进。
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说:“关于我国目前国内状况,它的特点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是‘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我是从上海来的,亲眼看到了上海市和郊区农村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热烈情形,同时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为了配合整个形势的发展,宣布所有全市私立中小学校一律改为公立,一个大喜事紧接着一个大喜事,人人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锣鼓喧天,炮竹震地,全市整个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有的家庭妇女勉励她们的子女们说:“你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青年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能像过去那样不好好读书了。”有的说:“毛主席为培养你们,国家拿出许多钱贴补你们的学费,你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才能对得起毛主席。”由于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一般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地向上提高了一步,表现了空前未有的爱国热忱,诚如毛主席所说,“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这真是多么可庆幸的事情啊!
可是全国人民渴望看到伟大祖国一天比一天兴盛富强,能够享受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而美帝国主义庇护蒋介石卖国集团盘踞台湾,残酷无情地压迫我台胞,穷凶极恶地扰害我沿海,并且派遣特务间谍分子潜伏在大陆,千方百计地破坏我建设。前闻美蒋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那时我虽在病中,禁不住痛心疾首,愤恨填膺。我们为要保护祖国的安全,保护人民的幸福和保障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完成,和为要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永久和平,就一定要肃清国内一切潜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解放台湾,实现我国的完全统一。周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号召:“一切跑到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莫再迟疑,早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跑到台湾的,有我的旧朋友,旧同事,我打算向他们传达我们人民和我们政府这样宽宏大度仁至义尽的伟大号召,奉劝他们早下决心,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快快地回到祖国怀抱来。
我热爱祖国的今天,更热爱祖国的明天,我怀着无限的热情,要亲眼看见我们祖国的繁荣幸福富强康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我出生农家,多年身在城市,心在农村,日前看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听到了陈毅副总理关于这个纲要的报告,昨天又听到陈伯达委员“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感觉到万分兴奋,使我越发殷切地希望能够多活几年,能够看见全国农村到处都是明媚的花园,快乐的天堂,像纲要草案所规划的那样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一天。
各位委员们,同志们,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过去六年来在各方面取得了辉煌卓越的成就,今天远景规划又给我们展示出来美丽灿烂的前途,我是这样想,我想各位也是这样想,谁来危害我们伟大可爱的祖国,谁就是我们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敌人。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在组织领导之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同全国人民一起,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一定要为解放台湾,为肃清反革命分子,为实现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所能尽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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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凌其峻的发言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大会的各项报告。
现在我就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经济改组的问题介绍一些北京市的情况,并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请同志们批评指教。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清产估价工作以后,正在遵照政府的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生产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的工作。我们对这项工作抱着慎重的态度,首先要搞好生产经营和市场供应的工作,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研究改组的规划,努力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
北京市私营工业的改组是完全必要的。如果在公私合营以后,不加以改组,就不可能提高技术,改善设备,试制好新产品。过去,由于分散经营,行业内部存在着不平衡情况,一般中小厂有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改组之后就能充分利用人力、物力为国民经济服务,以加速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但我们对各个行业必须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有区别地来改组改造:有条件进行改组的就提前进行;条件不具备的就可以等一等。举几个例来说明:北京市橡胶业这次批准公私合营的共计66户,其中39户已经裁并改合为4个工厂,一个厂生产力士鞋,一个厂生产再生胶,两个厂生产橡胶杂品,按照产品类型进行分工;这样,就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其余的户分别并入两个早已公私合营的橡胶厂,或把职工经过训练后转到其他橡胶厂工作。至于修理行业就要考虑到如何便利人民,尽可能按区适当地把小户组织起来,或者暂时不动,继续为附近居民服务。在制造特种手工艺品的行业里,我们更应该设法把劳动人民创造性的技术保留下来,并进一步加强组织老年技工把他们的优良技术传授给青年工人。由于过去受到敌伪的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有些技工已经改行或者死亡。如果不及时注意到遗留下来的少数有技术的老年工人使他们发挥作用,祖国文化遗产的流传将遭受到损失。在这次文物业改造中,一家文物店的资本家铁大中献给毛主席一只三色翡翠瓶,还准备献给国家一只白玉?。那只翡翠瓶是由两位雕刻家用一年半的时间雕刻成功的,雕工非常精细,而其中一位雕刻家已经故世。白玉?原来有一对,其中一只已由政府收购陈列在北海团城里,是由6个技术工人仿三代铜器花纹雕刻了8年之久才完成的。我们对这些技术工人需要作适当的安排,并组织一批青年工人向他们学习技术,加以提高改进,来发扬光大我国特种手工艺的历史传统。
在商业方面,对于数量极大,分布极广的小商店,政府让他们在合营后继续实行代销和拿手续费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些小作坊(例如:酿造业酱油类型有许多小户从业人员约计800多人,过去就用少量豆饼用糖色加盐水制造所谓“酱油”,用廉价(六、七分钱一斤)赊销方式卖给城郊区油盐店,在这次改组改造中必须加以淘汰,同时希望政府对从业人员另作适当的安排。
私营工商业者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作了正确的选择,坚决地走向社会主义;但还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虚心地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逐步地改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一方面工商业者要自己努力学习;另一方面,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由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工商界的理论学习和扫盲工作予以具体帮助。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郭沫若副主席的专题报告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作为在陶瓷方面曾经做过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知识分子,到了向近代科学大进军的时候,我不能对祖国的号召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关于如何团结、培养窑业技术人员,我已经以提案方式向大会提出建议,不在这里谈了。我仅仅表示我的态度,就是:我多年经营工商业,用非所学,对于我的技术力量应打折旧。机器房屋每年朽旧,过了使用年限还有残余价值。一个科学技术人员经过若干年学术上的钻研,若干年技术实践中的考验,再加上若干年工商企业里经营管理的经验,即使不提解放6年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多或少的收获,肯定地说,还有比残余价值高一些的价值,就不应该妄自菲薄;我想,工商界的同志们也会表同情的,而且其中不少知识分子是有同感的。如果国家需要我在窑业方面作出贡献的话,我不会怀着偷懒思想在路旁睡觉。郭副主席在他的报告中,引了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很正确地指出兔子的进步包袱;我想兔子,像我们资产阶级中某些享受惯的人一样,还存在着严重的偷懒思想,所以它不在路上跑步而在路旁睡觉。我保证不在路旁睡觉,一定踊跃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技术界光荣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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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郭琳爽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以及各位首长的报告,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我是上海市公私合营永安公司的经理,在党和毛主席对私营工商业和平改造的光芒照耀下,在整个上海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欢天喜地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真使我感到无限的光荣。
我的上一辈,在国外经商,同其他侨胞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当时满怀着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心情,盼望祖国强盛。1918年,在上海开设了永安公司,1921年创办了永安纱厂,就妄想“实业救国”了。到底成不成呢?干脆地说:不成的。在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到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和压迫,要想“实业救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比如:我们永安企业,在解放以前的30年过程中,是处在既贫困又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里,经历着惨痛的命运。
永安纱厂,在1929年、1936年,先后遭受到日本纱布的倾销,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影响,使我们企业几乎破产。在抗战时期,永安纱厂所受到机器、物料、纱锭的破坏,加上日本侵略者盗窃了棉花、棉纱、布匹等,损失值人民币2,000万元以上。
永安公司在敌伪时期,日本宪兵抢去了棉布、肥皂,并把我们公司封锁了24天,不能营业,这个损失,是无从估计的。在解放前夕,由于伪金元券的贬值,我们的商品,被掠夺一空,损失严重,总值等于4万两黄金之多,伤尽了我们公司的元气。
我虽然在旧社会里,遭受到种种迫害,但是由于我熏染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毒素很深,因此在解放初期,我还是利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剥削手段,想尽种种方法,来维持企业。加以我们企业机构臃肿,未有依靠职工群众,改善经营管理,造成了更多困难。
后来经过国家的统筹安排,和在职工的热情支持、积极努力之下,经营管理逐步加以改进。特别是从去年春节开始,进入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形式——经销、代销,情况有了好转。但是由于企业的性质没有起根本的变化,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这些问题,只有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才能获得了进一步的解决。
六年来,我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把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贫困面貌,显著的改变了,广大人民得到幸福富裕的生活,使我明确了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才能富强。更明确了,在新中国,华侨归国创业对祖国贡献的愿望,才能实现。
我们在去年11月21日申请公私合营,第二天就得到了政府批准。今年1月14日,我们是正式合营了,使我更加兴奋。
我是上了些年纪,60岁了,在毛主席阳光的普照下,显得年轻了。这次我在上海庆祝永安公司公私合营,和全市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大会上,我和职工同志们一起演出了两场广东戏,我的高兴愉快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
我们在筹备合营阶段中,公方代表,充分发扬民主,对我们帮助很大,这种谦虚诚恳的态度,鼓励了我们前进。对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等方面,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原则。
我深深感到国家给我的温暖与关怀,这次安排给我当了新企业领导干部之一,真使我太感动了。我今后在公方领导之下,要做到守职尽责,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通过企业的改造来改造自己。企业向国营商业看齐。个人向工人阶级转化。
我是一个华侨工商业者,我们永安公司的股东,许多都是华侨,我要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我们自己的光明前途,向他们介绍和宣传,使他们更了解祖国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发挥更大的爱国热忱,来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让我们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为早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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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通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会议上,我听了周恩来主席、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三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所作的各项报告,我受到一次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我衷心表示拥护。目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为着保障我们的伟大事业,就需要争取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但是,美帝国主义不仅在进行着各种的战争讹诈政策,而且侵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直接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从福建来,了解到福建人民非常关心解放台湾的问题,现在我仅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
台湾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获得解放,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使用武力霸占台湾,干涉中国内政,把台湾变成了它的军事基地。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这种侵略行为,是完全不能容忍的,不管美国帝国主义如何叫嚣和恐吓,都阻挡不了我们台湾的解放。
拿过去的事实来说吧!1953年7月16日,盘踞在金门台湾的残匪在美国帝国主义指挥之下,拼凑1万余人,并在飞机和兵舰的掩护之下,向我福建东山进行窜扰,但是结果不到两天的时间,便被我歼灭了3,300余人,其余的残匪狼奔豕突,不得不落海而逃。这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如果敢于阻挠我们解放台湾,其最后结果,一定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我们福建面对金门、台湾,为解放台湾战争的最前线,在过去几年中,福建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下,曾经和美国帝国主义及其所豢养的蒋介石卖国集团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1954年8月各民主党派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发表以后,全省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日日夜夜的为解放台湾而斗争。例如:前年9月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去年1月20日福州市人民展开反轰炸斗争,都曾经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因此,他们都以积极的具体行动为早日解放台湾而奋斗。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胜利,同时也迫切的要求解放台湾,我们怀念着沦在美国帝国主义武力统治下的台湾800万同胞。台湾人民眼看着祖国的日益强大,也一定期待着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那些从大陆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有不少的人面对着国民党内部支离破碎的惨境,正在徘徊失措,惶恐不安。因此,在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的人是希望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整个台湾的解放。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种愿望是符合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正如周恩来主席所说的,“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应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来自己解决这个属于我国内部的事务。”
中央和毛主席这种伟大的号召,我想凡是有爱国天良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是不会不动于衷的,但是,我们不能设想,其中就不会没有一些丧心病狂的人冀图负隅顽抗,作垂死的挣扎。因此,我们一方面不排除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但另方面也要加紧准备,以便必要时用战争方式来解放我们的神圣领土——台湾。
美国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所造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问题,绝不容许同中国政府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之间的中国国内问题混为一谈。我们要告诉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能被欺侮的,也不会被吓倒的,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第三者来干涉我国的内政。我们也要告诉蒋介石卖国集团,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最后也必然归还祖国,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执迷不悟,彻底与祖国人民为敌,坚持作美帝国主义走狗,那最终必被祖国人民所唾弃,所毁灭;另一条就是通过和平途径,帮助祖国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如果你们愿意走后一条路,祖国人民都将要对你们宽大对待。
以上发言,是否妥当,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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