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陈其尤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集中地表现了：我国一年多来和平外交政策获得了进一步的成就，目前国际局势走向和缓的总趋势，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国内，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在今年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和私营工商业转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都有突飞猛进的开展，整个形势是“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最近“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提出，更给我们画出了农业发展的伟大远景，“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这一切，实在令人太兴奋了。请允许我代表中国致公党全体成员对周主席的政治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并号召全体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实际的行动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董必武副主席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说明了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行为是到了如何猖狂的程度，我们任何麻痹思想都会招致不可估计的损失。以致公党来说，在这一次肃反运动中所揭发的反革命分子都是在解放前罪行累累、解放后仍继续其罪恶的破坏行为的。事实极明显地告诉我们：必须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然后才能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完全拥护这一报告，并愿为贯彻这一运动而努力。
我们完全同意李济深副主席的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叔通副主席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陈伯达委员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我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真诚地期望有持久和平的环境，以便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伟业。但是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却不容许我们有这样的期望，保持和不断制造着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阻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进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近更猖狂地叫嚣着所谓“战争边缘”的恐吓和讹诈政策，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承认美国所一手制造的所谓“两个中国”，并任其继续利用蒋介石集团进行颠覆性的活动，这是我们所绝不能容许的。我完全拥护周主席的声明和号召，“我们决不允许任何第三者来干涉我国这个内部事务”，并须“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当全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为了不使我们的工作远落于客观形势的后面，为了使我们全体成员投入这一高潮，我们必须百倍努力，有规划地展开业务，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宣传与联系，及时和有效地报道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及侨乡的新面貌，并深入对归侨、侨眷的服务工作，扩大与巩固华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同时，由于我国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足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要求，我们热烈拥护政府大力动员与培养知识分子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规划，并号召致公党成员中的知识分子和所联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响应政府的号召，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积极进行自我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更有用之材，以适应社会客观形势的要求，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大进军中尽量贡献其所有的智慧与能力。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断地进行其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无私的援助分不开的。我们衷心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和所有的兄弟国家。我们有决心与全国人民在一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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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拾禄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完全同意并拥护四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的报告。
我是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愉快。这个纲要的提出是必要的、适时的，它指出了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方向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它的内容是确当的，切合实际的，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一定可以提前超额完成的。我竭诚拥护这一伟大的纲要，并为完成这一纲要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我体会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第六条是四十条里面重要的一条。从今年开始，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增加到800斤。我提一点能否完成和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意见。
全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去年丰收的基础上，在北方增加一倍半以上，在南方增加一倍，起初觉得有些困难，后来从四方面分析研究，肯定可以完成。第一，今年全国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3年之内可以基本上完成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个体经济所不能办的好事现在都能办了。水旱病虫等自然灾害能以集体的力量进行防治了；合理轮栽、提高地力等优良技术措施可以全面规划而实施了；改种高产作物和换用优良品种可以有计划的全面开展了；积肥、造肥可以有组织的进行而达到增施肥料的目的了。因此，今后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能大大提高是可以肯定的。第二，几年来各地都涌现出大批大面积高额丰产的典型事例，这许多先进丰产经验，有的还没有很好的总结出来，有的还停留在小地区小范围内没有推广开来，这是农业科学工作者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必须迅速地把全国各种大面积丰产经验都总结起来，因地制宜的全面推广出去，今年如此，每年如此，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一定会全面不断的提高。第三，工业和水利等方面对农业生产的支援正在不断增长，必然成为促进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例如双轮双铧犁和其他新式农具的大量制造供应，可以达到改进耕作技术的要求；病虫药剂的大量供应，可以及时而有效的防治病虫灾害；结合国家流域规划，兴修农田水利，减轻了水旱灾害并扩大了灌溉面积，使农业增产得到有力的保证。第四，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已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来，正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正在增设和加强，今后科学技术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一定能逐步加大。由于这四方面的积极作用，全国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到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分别增加一倍到一倍半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是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的重要地区，我做水稻工作多年，具体说明一下这一地区的增产潜力和增产可能性。这一广大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土壤肥沃、灌溉便利，适宜高产作物水稻的生长。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夏季水稻为主的各种耕作制度，也蕴藏着无限的增产潜力。这一地区的耕作制度，主要有下面几种：（一）年种水稻二次，冬季休闲或再种一次冬季作物的双季稻区，南部各省多实行此种制度。（二）夏季种水稻，秋季种晚秋作物，冬季种大小麦或其他冬季作物的一年三熟制，如浙江中部，江苏浦东和成都平原等地方采用此种制度。（三）夏季种水稻，冬季种大小麦或其他冬季作物的一年二熟制，是长江两岸及以北地区的主要耕作制度。（四）夏季种一次高产晚熟粳稻，冬季栽培绿肥，确保一季丰产的地区，如江苏松江一带采用此种制度。（五）夏季种一次早中熟籼稻之后，蓄水沤田或休闲的一年一熟制，如江苏里下河地区和四川许多梯田，因水利关系而用此种办法。几年来，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都在挖掘增产潜力，改变耕作制度，改进栽培技术，因而获得大面积高额丰产。例如广东潮汕地区，提高双季稻栽培技术，出现了千斤乡、千斤区和千斤县，个别每亩产量有高达2，000斤以上者；长江流域单季稻改种了双季稻，一般提高产量200斤以上。南部各省双季间作稻改种了双季连作稻，一般增产150斤到200斤以上，无论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每亩产量1，000斤以上是很普遍的；江苏中部里下河地区一熟沤水田改为稻麦两熟田，多收一季，小麦单产200斤，还提高了水稻产量；江苏20多万亩旱地改为水稻田，平均每亩增产粮食250斤；四川万县引种银坊粳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到700斤。举出这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单是水稻一种作物，进行了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籼稻改粳稻、旱地改水田、一熟沤水田改两熟稻麦田等耕作制度的改革，就大大提高了产量，再加上其他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秋冬季作物的产量，粮食每亩年产量提高到1，000斤以上不是很困难的。亦就是说，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增加到800斤，是可以争取提早并超额完成的。
为着高产地区迅速扩大并不断提高产量，低产地区变成高产地区并使产量步步提高，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急起直追，加强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使科学技术能在农业生产中起更大的作用。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责任特别重大，对自我改造的要求应该是更高更迫切，我认识到为了做好科学研究工作，首先要克服3个缺点：第一，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我在这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江苏金山县几年来做双季稻栽培试验，我从来没有重视这一工作，认为该地区不必种双季稻，结果不会太好，而去年已试种成功，产量达1，000斤以上；安徽沿江地区要试种双季稻，我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积极支持，而去年已大面积试种成功，像这种右倾保守思想不打破，是不能做好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二，坚决克服重理论、轻实践、不重视农民群众生产经验的思想，一定要虚心地向农民群众学习。像我过去徒凭一点旧知识、旧经验，不了解情况，不结合实际，坐在家里领导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或农业生产工作，当然落后于形势发展。第三，坚决克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我的自满情绪是很严重的，看见自己的优点看不见缺点，看见别人的缺点看不见优点，主观片面的处理问题，以非科学的方法做科学工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例如对革命老干部，只看见文化科学水平不高的一方面，而不看见政治思想水平高的一方面，不能虚心向他们学习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是科学工作的大敌人，一定要努力克服。
最后，我坚决表示：为着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及其带来的农业生产高潮，一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做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前超额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并努力促使中国的科学技术迅速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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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屠宝琦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董必武副主席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陈伯达委员关于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我是一个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6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经常的政治学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反、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在政治觉悟上虽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拿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我的要求来衡量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蓬勃开展后，这个距离表现得更明显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来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规律。随着高潮的来到，一定要对各方面有许多新的要求，在医药卫生方面来讲，在农村中已提出要求消灭危害最大的寄生虫病（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等），来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使能积极地参加农业生产。在工业方面因为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蓬勃开展，促进了它的迅速发展，亦必然要提出需要更多的医药卫生干部的要求。我们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担负起这方面的任务，来培养大批合乎规格的高级医药卫生干部，并对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等）及传染病（脑炎等）的预防和治疗方面研究出更有效的方法。各方面对我们的要求这样迫切，但是全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人数一时不能大量的增加，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发挥每个人的一切潜在力量。至于如何发挥呢？据我的意见，知识分子应当在党的领导下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继续不断的提高政治水平，使能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如何使知识分子能够体会到政治必须与业务相结合，才能发挥他们工作的最大力量。例如倘使能理解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科学是辩证唯物的，辩证唯物的特点是有阶级性的，就是科学应当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揭露和批判反动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学说，亦必须告诉学生，科学是为人民谋幸福服务的，不是为资本家和战争贩子服务的。另一方面，还须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拿我所担任的微生物学教研组来讲，讲课时应当介绍我国古代和现代在微生物学上的成就，解放后新中国对预防霍乱、鼠疫、天花、麻疹、初生儿破伤风、花柳病等疾病的伟大胜利。其他亦要注意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养成他们尊敬师长、爱护公物、节约等的优良品质。换句话来讲，要培养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材，这样的人材，才合乎国家的需要。我们拿去年的肃反来看，许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中发现不少在政治上有问题的，甚至有的是反革命分子，这是与我们过去对于学生的教育，只管业务而不管政治有关，应当负相当的责任。其次，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研究方针要结合实际，但亦不能说理论方面完全不要研究，因此，我们首先要响应国家进行农业合作化中对我们医药卫生工作者的要求，就是要完成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等防治方法的改进研究工作，同时亦应当协助其他生产单位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例如我的教研组曾协助浙江的花纱布公司解决棉布防霉问题，协助水产局防治青草鱼的细菌性胃肠炎等。
倘使你能够经常做到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时，对于向苏联的学习，亦会出于自发的要求了。根据以上几点来提高我们的工作力量，是否得当，请予批评和指正。最后敬祝各位委员、各位列席同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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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袁鹤侪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到周总理的政治报告非常兴奋。报告中指出，关于国际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建设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和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政策赢得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欢迎和支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愿意保持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也日益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所执行的政策，却遭受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日益坚强的反抗，使他们在世界上处于日益孤立的地位。
在国内方面，全国人民奔向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一片欢欣鼓舞的景象。全国农户已有60％以上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农业合作化，掀起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高潮。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各大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手工业的合作化和整个郊区农业的合作化，已经继续实现。我国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从事实看来，可以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是飞跃猛进的，随着工业、农业以及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还须适应的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卫生事业是五年计划的组成部分。发展医疗事业，是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要项，也是配合经济建设的进行和保证劳动人民的健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解放六年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卫生医疗方面，已有了相当的进展。近三年来，祖国医学的提倡，中西医学术的交流，中医研究院的成立以及医院的扩建等等，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封建势力的统治，使我们科学技术未能很好的发展，虽然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进展和提高，一般的技术水平，还感觉不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干部，还在少数，尤其在卫生人员的数量方面，远远赶不上目前社会主义高潮的需要。因之，一方面急须大量培养新的医务人员和提高现有的医务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把我们卫生队伍充实起来，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另一方面，发扬祖国医学不是保守的，是要我们中西医紧密的携起手来，把中西医学的理论和临床经验贯彻成为有体有用而崭新的中国医学。毛主席说过：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这是说明了人身的健康，是学习、工作的基本条件，必须把卫生事业搞好，才能完成目前的重要任务，才能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愿望，才能维护人民的健康，加强社会主义发展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的远景，才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超额完成而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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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竹泉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我是一个地质科学工作者，从1916年从事于地质矿产的调查工作，截至现在整40年。过去在旧社会反动政府统治时代，地质工作一直被轻视，当作“冷门”听其自流。在学校学习地质的学生，毕业就失业，偶有一、二学生幸运的进入地质机关，一切生活困难重重。过去的所谓地质工作，只不过有限的几个人，凭借着一把铁锤一个罗盘，在深山峻岭奔跑，工作条件很坏，得不到任何支持。
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以及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及苏联专家大公无私的帮助，地质勘探工作，乃得空前规模的发展。勘探工作量在逐年上涨，勘探队伍在迅速壮大，新生力量在不断的成长，工作质量在不断的提高和改进。单就煤矿地质来说，如将各年完成的勘探工作量以1953年为100％加以比较，则岩心钻探1954年为115％，1955年为176％，1956年预计完成为238％，较之1953年增加一倍还多。从获得煤炭的工业建井储量数字来看，以1953年为准，1954年增加了75％，1955年较1953年增长125％，1956年预计较1953年增长132％以上。如以平均建设年产60万吨的矿井计，则1956年所获得的储量，就可供建设133对。这几年来的地质勘探成果，基本上保证了煤炭工业基本建设的设计建井要求，并为今后准备了一定的地质资料。这样的发展规模，只是在新中国，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才能成为现实。
为了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满足日益高涨的国民经济对煤炭需要量的增长，地质勘探工作还必须更进一步扩大规模，朝着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道路迈进。根据国家最近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高潮到来的新形势，煤炭工业部决定要争取在最短的时期内，实现煤田地质勘探的普查、详查、精查工作，分别较矿井建设提早3年、5年和10年的要求，以正确可靠的地质资料来保证国家建设顺利进行。
最近我们还打算拟定更远大的计划，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内，即1962年以前，将全国所有的煤田普查完毕，要求C1级储量达到30％以上，基本探清煤质牌号，确定各种煤的工业用途及其地理分布。完成了此项工作，我们便有了丰富的地质矿产资料，对国家资源有了深刻的了解，国家可以根据可靠的资料来选择合理的工业发展基地，制定煤炭工业的长远发展计划。同时对冶金工业和人造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工业建设，地质勘探工作是一支先锋队，任务是极其繁重的，但是由于原有地质工作基础薄弱，力量不足。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地质工作人员，高度发挥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百倍热情的努力工作，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虚心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认真执行专家建议，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把地质勘探工作向前大大的推进一步，为国家勘探出更多的资源，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贡献出最大的力量。
我决心这样做，希望所有的地质工作者也这样做，大家共同努力，来建设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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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祜巴勐的发言
亲爱的委员同志们：
我在宗教里当祜巴勐，有政府关心和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各方面都很好。
在西双版纳内的佛寺，有438所，戒坛有48所。
西双版纳的比丘和尚们，也都遵守和学习宗教里的纪律。现在他们都是自由的信仰自己的宗教。他们很喜欢学习汉文、傣文。到学习汉文的时间，他们就去学汉文。放学后，他们就回到佛寺。两方面他们遵守得很好。
他们学好了汉文和傣文后，他们愿意出去参加工作。佛教里也准许他们参加工作去。
过去，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什么也不懂。经过几年来的学习，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现在他们亲眼见到了。
自从有了党和毛主席，宗教里的一切都是同样的完全保存着，让我们自己自由的信仰。
这点，也就说明了宪法上的“宗教信仰自由”。党和毛主席让各族人民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
我们宗教里的比丘和尚，现在他们学习汉文和傣文，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各族人民决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现在我能在大会上发言，也是与党和毛主席分不开的。现在我感到很兴奋，很光荣！
我回去后，要尽我的能力协助政府宣传，使社会主义社会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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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四光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请允许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周总理和郭院长的报告表示衷心的拥护。
大家都知道，远在我国大陆全部解放以前，毛主席早已昭示：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在中国人民伟大革命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几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证明了：当知识分子是和工农群众一道，为革命事业奋勇前进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革命高潮；反过来说，当知识分子徘徊不前，或是落后于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时候，革命事业就受到了损失。
很明显，今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一定比过去任何时期来得更加广泛、更加迫切、更加严格。为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一定的时期，把我们的科学技术提到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就必须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所提出的要求，来作好准备工作。
首先是对科学家们的要求。这里主要是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问题。
有人认为：“三反”“五反”以后，已经搞过一个时期的思想改造，自己估计起来，即使改造得不太好，也就差不太多了。今天又要搞改造，是不是浪费时间、妨碍业务呢。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地飞转前进。在今天的水平上被认为是过得去的事情，到了明天，可能就过不去了。这就说明，只有继续不断地自我改造，才能不落后于时代。况且像我这样从旧社会里脱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问究竟是否完全摆脱了旧时代一切不好的习惯呢？这里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记得在一次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总理曾经以尊重知识分子的口气，恳切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负。后来我们在努力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才检查出来，所谓自负者，就是背着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包袱，其中最沉重而且最可怕的一个就是从旧社会里带来的“自我”。
大家知道，这个自我最恶劣的表现，就是自高自大和自由散漫。像我这样一个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就更容易陷落到自由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自我，就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最大敌人之一。它可以用千变万化的形式，在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中作蛊作怪。只有我们自己提高警惕，随时随地把它打垮，才能最后把它消灭干净。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放任这样一个敌人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兴风作浪，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加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
也许还有人认为：改变自己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今天确有必要，但是如果把这种“改变”说成是“改造”，总觉得我是一块废铜烂铁，需要回炉见火，那就不是味道了。这也完全是一种误解。在我们中间，想来有不少的人还记得，“改造”这个名词，是和“解放”那个名词有关的。为什么一提到解放就笑容满面，而一提到改造就要皱起眉头来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偏见吗？我认为改造就是思想解放，也就是把我们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从心所欲，得到思想上的自由。我们如果不喜欢“改造”这个名词，我想无妨在它下面加一个小注：“改造就是修养”。今天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修养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也是极其便利的，这就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经过在这一方面初步的学习，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不一定要等到年纪70，才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如果不说“改造有了成就”，而说“有了马列主义的修养”，不喜欢“改造”这个名词的朋友们也该可以皆大欢喜了吧。
有些年长的朋友们认为：自己老了，不如青年人那样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及时跟着时代前进，只要自己问心无愧，老老实实地搞好日常工作，也就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为什么要做得那么时髦呢？这种想法也不完全正确。当我们向年长的先进朋友们学习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体会到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光荣地获得了党的赞许，以致连我们老一辈的人，大家也都从党对我们的关怀中得到无限温暖的时候；还有，当我们向某些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们学习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体会到他们为先进的苏维埃科学开辟了道路、作出了辉煌的贡献的时候，在今天，我们老一辈的人们是没有理由妄自菲薄的。
其次，是科学家们提出的要求。
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极其细致的工作，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首先要有充分的时间、必要的设备和宁静的环境，才能希望达到深入的程度。这些，政府已经考虑到，并且正在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保证实现。我完全拥护这种政策。此外，我想在此值得提出的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要认识到：科学研究机构不是学校，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开大规模的训练班；它也不是工厂，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前辈的科学家们完成今天国家十分迫切地要求他们培养新生力量的任务呢？在要求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不要松劲的这个必要条件下，那就只有采取带徒弟的方式。而他在一个时间内所能带的徒弟的数量，是要取决于他所指导的工作的性质和他所能够挖掘的潜力的。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放松，但也不能过于勉强。
第二、在学习苏联和世界各国先进科学的同时，必须大力地鼓励我国科学家们自己的创造性发明和发现；因为我们可以说，没有创造就没有科学。如果考虑到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要求和我国历史的优越传统和地理的特殊优良条件，在中央指定的期间，我们中国科学，在某些部门甚至超过国际先进的水平，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科学的进步是与学术论争的开展分不开的。为了保证论争健康的发展，必须创造一种气氛，培养严肃的态度，来展开讨论。否则，可能徒然造成思想混乱，而对推动学术思想的进展，没有好处。
第四、要培养和睦切磋的精神建立适当的制度，来保证各级科学家在共同从事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中，彼此间的协调和协作。领导研究工作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机械的，而应该是辩证的。就是说，领导者不应该摆起权威的架子，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态度，来呆板地指示被领导者去工作，借以仅仅解决领导者所企图解决的问题；而应该让被领导者在从事于交给他的工作中，运用他自己的智慧去发现问题，用他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去解决问题。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就应该去请教领导者。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必须鼓励师弟之间就具体问题展开讨论。这样，才能发挥师弟之间相互学习这一原则的优越性，也才能启发每一个人的创造性。
第五、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来保证每一个参加某项集体研究工作的人，对他的劳动成果得到适当的表现。这不仅可以鼓励低一级的科学工作者前进，并且可以加强每一个人对他自己所作的那一部分工作的责任心。
第六、为了利用当前国际有利的形势来迅速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我们必须抓紧机会，使比较成熟的科学家和国外先进的科学家们互相交往。从促进我国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应该把这种国际交往仅仅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看待，而必须同时从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观点来作适当的安排。必须强调的是：参加这类活动的科学家越少担任行政或组织工作越好。
上面所提的不过是几点显而易见的要求。当然，为了争取在最近期间赶上国际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还有不少具体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也必须解决这一类的问题，才能创造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利条件。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深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通过我们的科学战士们一致的努力，这次向科学的大进军，也和中国人民过去各个战线上获得了辉煌战果一样，在预定期间，一定会取得具有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