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5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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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察家评论

两种态度
塔斯社最近公布了苏美两国首脑的来往信件:艾森豪威尔的复信和布尔加宁给美国总统的第二封信。
这些信件的发表使人们看清了对待国际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真诚主张加强国际合作,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并且不断地以实际行动来谋求实现这些主张,这就是苏联的态度;另一种是害怕国际合作和国际局势的缓和,竭力用空言代替实际行动,来闪避自己对加强合作互信、和缓紧张局势所负的无可推诿的责任,这就是美国的态度。
在今天,用通过条约的形式,来促进苏美人民的友谊,加强两国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并使双方承担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义务,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将获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赞同,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或低估改善苏美关系对于和缓国际局势、对于解决许多国际问题,例如欧洲安全、德国问题和裁军问题等的重大意义。缔结这样一个条约,也符合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自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以后,美国人民表现了特别强烈的要求,希望和苏联友好相处,扩大文化交流和贸易关系。因此,各国舆论认为,苏联关于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是在目前条件下进一步改善大国关系和加强互信合作的现实的途径,是苏联为和缓国际局势的又一次重大努力。
苏联建议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说服力量,是很难加以反驳和否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美国政府在复信中不能不承认“目前的国际局势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来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不能不承认苏美两国人民具有“历史性友谊”,“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关系”。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提出了正确的前提,但是又以不能成立的论据来推翻了它。
美国政府拒绝和苏联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主要理由,是这个条约草案的内容,“每一条都已经包括在……联合国条约的明确的条款中”,因而它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苏美条约草案的主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决不能引伸出不需要这个条约的结论。苏联政府在复信中正确地指出:“联合国宪章的存在决不排斥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缔结以宪章的原则为基础的双边协定的可能性。”事实上,如果苏美两国缔结一个符合于宪章原则的友好合作条约,那么,宪章的原则就有可能发生充分的效力。美国政府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这一论据的奇特还在于这样的事实:美国在战后和几十个国家缔结了双边的或多边的违反宪章的侵略条约,它却硬说这些条约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是联合国宪章的具体化。就在1955年6月联合国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上,杜勒斯把许多侵略性条约例如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黎协定等,说成是“每一个都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它们把宪章的……理想付诸实施,它们是在宪章的原则下起作用的。”在1955年3月8日的马尼拉条约理事会会议上,杜勒斯又说:“美国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参加了各项共同安全条约,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台湾、菲律宾、南越、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亚、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
这样,美国政府就陷于它自己编织的矛盾的罗网中。如果违反宪章的侵略条约可以被硬说成是符合于联合国宪章来大量缔结,而真正符合于宪章的苏美条约反恰恰因其符合于宪章而加以拒绝,那么人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拿联合国宪章作为一个方便的工具来推行它的侵略性军事集团政策,来阻挠国际互信合作的加强,来保持国际紧张局势。
杜勒斯就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宣扬他的“战争边缘”政策的。美国对待国际关系的这种态度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坚决反对。
美国政府还寻找其他的种种“理由”,为自己拒绝苏联和平建议的行为辩护。据说苏美条约的缔结,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挥动一下笔杆就可以得到事实上只有通过精神的改变才能得到的结果,而实际上不利于和平事业。”各国爱好和平的人士决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缔结苏美条约就是一个实际行动,它就能成为增进美苏人民友谊的杠杆,并使那些“冷战”专家和新战争的鼓吹者受到道义上的约束。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会议表示的加强国际合作的信念和良好融洽的气氛,给予国际局势的发展以有力的推动。在这个意义上,苏联重申北大西洋集团和华沙条约国之间缔结条约的建议仍然有效,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根据的。美国政府对苏美条约表示“怀疑”,恰恰说明它们完全看到这个条约的重大作用,只是由于害怕国际局势的进一步和缓,才制造出各种遁辞。
布尔加宁的两次信件,有力地说明了苏联真诚地希望和美国和平共处,希望能通过美苏关系的改善来和缓国际局势。信件中的建议完全切实可行。而美国政府的反应则使美国统治集团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人们不会不同意印度“新世纪报”的评论,它说:美国政府的拒绝,清楚地表明美国统治集团“反对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他们希望进行他们的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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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伏罗希洛夫75岁寿辰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给伏罗希洛夫的贺信
据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3日讯:1956年2月4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75岁寿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给伏罗希洛夫一封贺信,祝贺他的生日。
贺信说:“在你75岁寿辰的时候,向你,伟大的列宁的忠实学生、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领袖之一,致以衷心的祝贺。
你从年青的时候踏上革命的道路时开始,就把你的整个生命贡献给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和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对于你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所作出的贡献,在国家的防御的增强和在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有很高的评价。
你在党、政府和军事活动的各个职位上,一直而且正在以你所有的能力、力量、知识和伟大的生活经验贡献给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
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衷心地祝你,我们的朋友和同志,我们亲爱的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健康长寿,并且祝你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幸福作出有成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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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伏罗希洛夫苏联英雄称号
新华社4日讯 据塔斯社莫斯科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了表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保卫苏维埃国家方面的杰出贡献,特在2月3日发布命令,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并且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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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舆论重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
据新华社讯 “自由新闻”2月2日在社论中谈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关于举行新的日内瓦会议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说:“举行这种会议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从签订日内瓦协定的那一天起,吴庭艳总理一直在尽一切力量使日内瓦协定的条款失去意义。他所以能做成这种坏事,是因为他得到美国国务院的积极支持和英国外交部的默许。”
在谈到日内瓦协定条文规定举行的全国范围的普选问题时,社论说:“吴庭艳无意举行全国范围的普选,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害怕在投票箱面前所遇到的灾祸。”
社论又说:“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西方集团对于协定的执行也不感到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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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布尔加宁给艾森豪威尔的第二封信
新华社讯 塔斯社莫斯科3日电:大家知道,1月25日苏联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格·纳·查鲁宾拜会了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并且向他递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1月23日的信。苏联报纸曾经发表过这封信的全文。
2月2日格·纳·查鲁宾大使拜会了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杜勒斯,并且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致美国总统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的又一封信交给他,这封信是在美国总统答复尼·亚·布尔加宁1月23日的信以后写的。美国总统对尼·亚·布尔加宁1月23日信的复信和2月1日尼·亚·布尔加宁再致美国总统的信公布如下:
艾森豪威尔的复信
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亚·布尔加宁阁下: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愿感谢你通过查鲁宾大使交给我的1月23日的信件。我已经仔细地考虑过它。
让我在一开头就说明,我的确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来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
随着摧毁力量的增长,现在必须做的事情不仅是设法控制和限制那种力量,而且要消除可能诱使人们使用那种力量的敌意。我可以向你保证,这是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政治领袖毫无例外地抱有的看法。
我相信,这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看法,并且相信被委以政治权力的人们负有崇高的责任来满足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普遍渴望。
你一定记得,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拥有的非常可贵的财产——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性友谊。我深深相信,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建立起更好的政治关系。我可以向你保证,主席先生,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人民比美国人民更真心诚意地致力于建立和平了。我们全国都渴望停止目前国际局势中出现的紧张和危险。的确没有一件光荣的事情是我们不愿意做的,如果我们相信它会促进世界上正义的和平的话。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研究了你这次提出的意见:如果我们两国现在缔结一项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就可以有助于和平事业。
我首先认为,我们两国已经在一项庄严的条约——联合国宪章——中互相连结起来。你现在建议的那个条约将包括三个实质的条文。我也认为,这些条文的每一条都已经包括在我们之间的这个联合国条约的明确的条款中了。
你的草案中的第一条将使我们两国承担义务在权利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我们已经在这个组织下承担义务“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你所建议的条约的第二条将使我们承担义务只采用和平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国际争端。我们两国已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承担了这一项义务,那项条款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
第三条将使我们承担义务加强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合作。联合国宪章关于“国际经济及社会合作”的第九章已经使我们保证必须为“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以及“国际间文化及教育合作”而努力。
联合国宪章不仅是你我两国之间的庄严的条约——它还是同我们连结一起和彼此连结一起并且全都关心世界和平的许多国家之间的条约。美国人民真诚希望协力实现宪章的这些目标。
但是宪章上的文字并没有防止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如何能够希望仅仅在一种双边的形式中重复这些文字就可以矫正目前的局势呢?
我不知道,如果再进行一次拟定条约的过程,而这次仅仅在双边的基础上,是否会因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挥动一下笔杆就可以得到事实上只有通过精神的改变才能得到的结果,而实际上不利于和平事业。
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不完全依靠条约保证,而依靠鼓舞有关国家的政府的精神和依靠实际的行动。
我正是抱着促进这种精神和这种行动的希望在去年7月到日内瓦去的,这件事在美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尽管有许多人怀疑那次的出行实际上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我当时认为,当前的局势是如此严重,以致任何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不论多么微小,都不应当放过。你在日内瓦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和愿望。
我当时真诚地希望,同你和法国及联合王国的政府首脑举行的那次会议会导致国际关系的改善,特别是在参加那次会议的四国间和在我们四国负有具体责任的具体问题上。
遗憾的是美国人民已经伤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的会议以后发生的事件并没有使他们的希望实现。
请允许我向你追述一下最近的事件的简短纪录。
在日内瓦,我们指示我们的外交部长们提出有效的办法以解决三个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是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我们曾经明确地商定,解决德国问题以及通过自由选举使德国重新统一的工作应当在符合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欧洲安全的利益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尽管西方三国为德国重新统一和欧洲安全提出了若干建设性建议,贵国政府认为不能在这个时候接受关于通过自由选举使德国重新统一的任何建议。
第二个问题是裁军问题。当我们在日内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建议,以期我们可能真正做一些事来使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但是贵国政府在外长会议上拒绝了这个建议。
第三个问题是发展东西方接触问题。西方国家部长们提出了许多可以促成更密切的关系和更好的谅解的具体建议,但是贵国政府一个都不接受。尽管有这个事实,诚如阁下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接触近来还是有了一些增进。
已经发生进一步恶化的现象,因为在我们看来,似乎贵国政府曾经在世界各个地区执行这样一种方针,这种方针以加深隐含在历史性国际争执中的憎恨和仇视的办法来加剧紧张局势。我和你一样相信:改善苏美关系是迫切需要的。但是坦率地说,我们的人民觉得很难把似乎是贵国政府在这些地区的目标同你现在的话调和起来,你现在所说的话非常正确地强调了我们两国政府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信任和合作的特别责任。
我之所以谈过去这一年的历史,完全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可能成功地策划我们的未来。我国向一切愿意真诚接受的人伸出友谊之手。我以前常常说,现在再重说一遍,为了促进全世界的公正和平,没有什么事是我不愿意做的。但是我们知道,重要的是行动而不光是言词。
想想看,主席先生,如果迅速采取措施来在安全的范围内重新统一德国于自由之下;如果履行我们的战时保证,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管理他们的政府的形式的权利;如果作出安排使我们两国相互受到视察以便消除突然进攻的可能性;如果裁军成为实际可行从而能够解放生产力来改善人类生活的话,这将不只在我们的关系中而且在整个世界上产生多么大的变化。还请想一想,如果我们两国人民自由地交换新闻、情报、访问和思想的话,不信任和误解的大山就会消失。
这些全是你和我在日内瓦一起讨论过的问题。它们是我国仍然致力的目标,并且我们准备随时本着和解的精神向这些目标前进。我是否可以根据你的来信希望你也致力于这些伟大目标?
我期望获得你进一步表示的意见。敬礼
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
1956年1月28日于白宫
布尔加宁的第二封信
给美国总统德怀特·戴·艾森豪威尔
阁下
华盛顿
尊敬的总统先生:
你1月27日写来的信是如此的亲切,不禁使我回想到半年前我同你以及我们的同僚在日内瓦进行的诚恳和坦率的谈话。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只要同时表现有诚意和互相了解的愿望,那末这种商讨就会有助于加强信任和产生友好关系的。
使我高兴的是你同意这点意见:目前的国际局势要求各国,首先是要求对保障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采取能使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使国际的信任和合作得到加强的措施。
还使我满意的是你也同意,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友谊给我们提供了基础,我们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基础,我和我的同僚们才决定在我国人民庆祝新年之后立刻向您提出共同考虑可以大大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这里我们考虑到,世界和平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如何。我们认为,我们两国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时机已经来到了。缔结这一条约对发展苏美关系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会有助于改善国际舞台上你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建议没有得到你的赞同,我们对这一点只能表示惋惜。
据我的理解,你所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所提议的条约草案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有我们两国签字的联合国宪章的某些条款。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不但不妨碍,而且相反,会促进条约的缔结。联合国宪章的存在决不排斥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之间缔结以宪章的原则为基础的双边协定的可能性。联合国宪章明白指出,联合国会员国应当“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及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
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从联合国建立以来,缔结了许多双边和多边的条约和协定。而主权国家为和平的利益而缔结任何调整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条约和协定的无可争辩的权利,从来没有受到过怀疑,而且也不会受到怀疑。
还有一点也是不能不考虑到的,即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没有搞好,联合国宪章本身就不会充分有效力。只有我们两国实行合作,为实现联合国的宗旨而共同努力,联合国宪章才会更加有效。我想你会同意这一点的。
据我的理解,引起你某些怀疑的是这样一点:既然联合国宪章是“许多国家之间的条约”,我们为什么建议你缔结“双边”条约。
不过,你一定会同意,世界上两个最强的国家之间缔结一项友好合作条约就会使国际局势大大地健康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同意同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也缔结同样的条约。最后,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成员国这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缔结条约的建议也仍然是有效的。
你在自己的信中公正地指出,为了建立世界和平,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词。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将是这方面最重要的具体行动之一,因为我们两国如果承担起条约草案所规定的最重要的义务,就会加强信任,使得整个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这就表示我们两国并不限于在口头上作希望友好的保证,而是开始在实际上实现我们所承担的义务。
顺便可以指出,在日内瓦会议以后,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措施,因而很难同意日内瓦会议以后的时期辜负了各国人民的希望这种说法。
苏联政府方面已经实行了一些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各国之间的信任的措施。在这方面我想提一提以下几点:苏联在1955年把自己的武装部队裁减了64万人,苏联1956年的军费比1955年减少了96亿卢布,苏联放弃了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即在芬兰的军事基地波卡拉半岛,苏联倡议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结果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了奥地利,奥地利承担了执行永久中立政策的义务。
苏联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各国关系方面所作的另外一些努力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苏联人认为,其他国家也可以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所说的话。但是,总统先生,如果坦率地说一句,那就应该说,某些大国不仅没有采取类似行动,而且相反,化了不少的气力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尽管我们在日内瓦的会见产生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可是某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它们的军事拨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美国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也增加了,而且这些基地主要是建筑在同苏联边界毗邻的地区。你一定会同意,这不可能不使苏联人民对美国所抱的意图产生完全可以理解的担忧。
还不能不注意到:某些美国领导人不顾我跟你,总统先生,在日内瓦会议上互相作出的和平保证,而继续发表绝不能说是符合“日内瓦精神”的言论。大家都知道,比如,就在不久以前,美国有人发表了宣扬使国家保持在“战争边缘”的政策的言论。也不能不注意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些军事领袖的好战言论,他们公开号召继续扩充军备和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中储备原子武器,并且不惜以使用原子武器进行威胁。
我们建议我们两国缔结友好合作条约的出发点是,缔结这个条约和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达到大量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例如,大家可以把五国的武装部队减少到美国和苏联都曾经同意的水平。就各国人民要求禁止的原子武器的问题达成协议也会有助于这一点。关于建立相应的国际监督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你在来信中再次提起注意你所提出的关于规定美国和苏联飞机相互飞临苏美两国领土的上空进行空中摄影的“开放天空”的建议以及交换军事情报的建议。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有机会就这个建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特别是在毫无限制地扩充军备的条件下,进行这种飞行不但不会消除各国人民对新战争的恐惧,而且反而会加深这种恐惧和相互的猜疑。总统先生,请你自己判断一下:如果贵国的军事领导人接到报告,说空中摄影证明你们的邻国有更多的飞机场,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命令马上增建飞机场。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当然也会这样做的。不难理解,结果将是进一步加紧扩充军备。
如果我们就裁减军备和武装部队达成协议,情形就会两样了。那时候进行相应的监督(关于监督的方法可以达成协议)就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
还不能不看到,苏联和美国两国保证只用和平方法解决两国之间一切争执问题,就是说在两国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进行威胁,——其中包括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这样就将真正使国际局势平静,并且将为就其他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达成协议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
因此,美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就意味着,如你在信中所说的,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实际行动,“使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侵略意图”。
至于谈到你的信件中所涉及的具体国际问题。我依然认为,除裁军问题外,最重要的是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苏联政府1955年秋天在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建议。苏联政府像以前一样认为,在建立单一的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上可以最妥善地解决有效地保障欧洲安全的问题。
我们在建议中同时也照顾到西方三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愿望,并且也考虑到西方国家代表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这一方面的具体主张。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保障欧洲安全的建议中还充分考虑到美国在解决欧洲事务方面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但是,三国政府不同意我们的建议,而且针对我们的建议提出了这样一种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在全德国重新实行军国主义化,同时还规定统一了的德国要加入西方国家建立的排他的军事集团。
不难理解,这样的计划不可能作为解决保障欧洲真正安全的问题和解决德国问题的基础。
既然欧洲在战后出现了两个德国并且它们已经巩固了,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那么,不言而喻,把德国建立成为一个和平民主的统一国家的问题,如果在德国人自己之间、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没有达成相应的协议,是不可能获得解决的。
同时我相信,苏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特别是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这个步骤,在为解决德国问题提供必要前提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至于谈到你说的各国人民有权按照他们的愿望选择政府形式这一意见,那么必须指出,苏联始终一贯地遵循着这样一个原则:任何国家的国内制度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内部事情。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在它们的国际关系中也将遵循这个原则。
你在信里还谈到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这种接触的意义的看法。正因为这样,苏联才在去年秋天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议上提出消除阻碍着正常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的障碍,扩大文化、科学、艺术、体育和旅行等方面的接触。我们都很满意,日内瓦会议就这个问题曾经有过某种一致的看法。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在最后提出了一些违反我和你、艾登先生,还有富尔先生对我们的外交部长们所作的指示的要求。苏联政府不能接受这些新要求,因为它们意味着直接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遗憾的是,就连苏联政府在发展我们各国的接触,包括在交换代表团这方面所采取的实际措施,也遭到美国方面的严重阻挠。
我相信,我们能够用共同的努力来消除所谓“铁幕”,并且为广泛发展我们国家公民之间的直接接触创造条件。我希望,你会同意这个意见。
毫无疑问,我们两国之间缔结友好合作条约在这个问题上也会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这就是我想对你,尊敬的总统先生,表示的关于你的信中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的看法。我很希望,这些意见将有助于说明我和我的同事为什么重视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
我们这方面愿意十分仔细地研究你认为必须对条约草案的某些条文提出的任何意见。我等待着你对这个问题表示进一步的意见。
敬礼
尼·布尔加宁
1956年2月1日于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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