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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祝贺伏罗希洛夫同志75岁寿辰
今天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杰出的活动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同志的75寿辰。中国人民对这位亲密的朋友的寿辰表示热烈的祝贺。
伏罗希洛夫同志一生的生活和活动是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一个工人的家庭里，在少年时代他就开始了革命活动，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小组。从参加党的最初的日子起，他就坚持了布尔什维克的列宁的路线，并且在一生中始终不渝地执行着这个路线。他是列宁的忠实的学生和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一样，一向对这位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热情战士深深地热爱和尊敬。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他曾领导了鲁干斯克工人的罢工和农民的斗争。在1906年召开的第四次（统一）党代表大会上，他第一次会见了列宁和斯大林。其后几年间，他曾屡次被沙皇政府逮捕、监禁和流放，但是，他仍然几次设法逃出来，以更大的精力继续进行革命工作。在准备和进行伟大的十月革命期间，他进行了巨大的工作。
在建立和加强苏联武装力量，巩固苏联国防力量，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工作中，伏罗希洛夫同志有卓越的贡献。在国内战争时期，党中央和列宁常把伏罗希洛夫同志派到对敌人斗争的重要地区去。在列宁的领导下，他和斯大林一起成功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在保卫察里津、歼灭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白卫军的战斗中以及在平服喀朗施塔得反革命叛乱的工作中，伏罗希洛夫同志都有很大的功绩。国内战争结束后，他一直为发展和巩固苏联军队而工作。作为苏联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他以全部的精力来提高苏联军队的战斗力量和巩固苏联国防力量。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伏罗希洛夫同志积极参加了领导苏联军队作战和实现击溃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计划的工作。后来，他又参加了1941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英、美三国代表会议和1943年在德黑兰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积极活动家。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他就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从1926年起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他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3月他又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目前，他正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同党和政府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领导着苏联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巩固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而不倦地工作着。
近年来，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苏联人民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五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完成大大增加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最近公布的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草案，是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宏伟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苏联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断发展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急速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争取大大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使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更加前进一步。苏联经济的强大高涨，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鼓舞力量。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遵循着列宁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于巩固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过去一年中，苏联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的措施，改善了国际关系，加强了国际合作，使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和。最近，苏联等八国政府在华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缔约国宣言中提出的关于促进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各种措施和布尔加宁主席给艾森豪威尔信中关于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完全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为巩固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国人民坚决拥护和完全支持苏联在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国际合作方面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新的发展。1950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新阶段。1954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和我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谈的成果，是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合作进一步巩固的证明。六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中苏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有力的因素，对于迅速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无处不受到苏联的大公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伏罗希洛夫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不是孤立的。他们已有保证，他们可以永远获得极愿随时交出自己的全部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苏维埃人民的全力的和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心，我们的大公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这些话深刻地表达了全体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的兄弟般的友谊。
目前我国人民正在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迅速地大踏步地前进。我国几万万农民已经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而手工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也已经随之到来。这种新的发展形势，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新的高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我国完全有可能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早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同志已经预言：“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无疑地，苏联的大公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是我国人民加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可缺少的条件。
苏联人民在巩固世界和平、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辉煌的成就和中苏人民友谊的发展和巩固，是同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今天，欣逢伏罗希洛夫同志的75寿辰，中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敬意，衷心地祝贺他万寿无疆。祝贺他在加强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友谊、促进苏维埃社会的进一步繁荣和人民福利的进一步提高而获得更大的成就。祝贺中苏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祝贺中苏两国在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更加团结合作并获得新的胜利。（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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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主义贡献出全部力量
本报记者 傅冬
会场里的照明灯突然亮起来，那强烈的像太阳光一样的灯光照在主席台上挂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红色横幅上，照在主席台两旁锦旗上“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闪闪发光的金字上，也照在全体委员和列席代表兴奋激动的脸上。
就在这时，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他亲切地向大伙儿微笑招手。
整个会场沸腾了。人群中传出暴风雨一样的掌声。人们站立起来，使劲地鼓掌，人人都想通过掌声来表达自己对毛主席的尊敬、热爱和感谢。
这里面有几十位来自工厂、矿山和建筑工地的工程师。他们兴奋得不知该怎么表示自己对领袖的感激。他们有说不尽的千言万语要想告诉毛主席。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过去几十年所作不了的事业。是共产党和毛主席帮助他们认识了为人民服务的道理。
李昌源望着毛主席红光焕发的脸，想起了好多好多事情。毛主席的话，在工作中给了他多少鼓舞和力量呵！他回想起在康藏高原踏勘公路时的情景。那时他是康藏公路的总工程师。为了寻找一条合理的路线，他和一些工程师常常在几千公尺高的悬崖上爬上爬下。山上没有路，他们就用根绳子绑着身子吊下去或者抱着个独木梯溜下去。过江碰到水急的时候，他们在河两岸架条牛皮绳子，人顺着吊在半空中的绳子滑过去。夜里就睡在石洞或者树底下。饿肚子的日子也不算少，他们在山里有时一两天都找不到东西吃。李昌源回想到这里说，当他夜里睡在那零下三、四十度的旷野里，听着那寒风在耳边呼啸，他想起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话，他觉得浑身是力量。他想不久康藏公路通了车，藏族人民就会像内地的老百姓穿上好衣服，喝上热喷喷的茶；将来，西藏的大地上，也会像祖国各地出现一个个大工厂，一个个大农庄……一想到这些，他就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苦一点儿也不觉得了。
他说新旧社会的事不能比，他算了算：解放后他在康藏高原上工作了两年，筑了1，250公里的公路，而解放前11年半他在平原上才筑了1，020公里的公路。有一次他花了两年功夫还没有修好一条20公里的路。过去，为了修路，他不知受过多少气，现在，同样是修路，他受到了人民的尊重。
余名钰喜得更是心花怒放。他是新疆“八一”钢铁厂的总工程师。他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创造了一种碱性边吹转炉新炼钢法。把含磷到1.8％的铁矿炼成优质钢。本来含磷这样高的铁矿要炼优质钢，那就要另建平炉，花很多的钱。现在用他的这种炼钢法既保证了质量，又降低了成本，而且操作简单，很容易学会。像马鞍山矿区近1亿吨的含磷很高的铁矿用这方法不花什么钱就把问题解决了。如果在全国推广这种方法，那价值就大了。
“如果说，这算是一小点点创造，那功劳应该归于党和上级。”余名钰说，假若没党和上级的支持，是不会试验这法儿的。他说在“八一”钢铁工厂试验这法儿以前，那时的中共分局书记亲自到厂召开党、政、工、团干部会议。以后工作中党组织一直支持他。几年来，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乌鲁木齐市的市委书记、自治区统一战线部的负责人常到厂里慰问和鼓励他。余名钰说：“党的领导同志们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其实要说起这炼钢法并不是他新创的，是他抗战时花了三年功夫研究出来的。研究是研究出来了，但没有能用上。一直到解放后，他的研究成果才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运用。
江南水泥厂的总工程师赵庆杰年轻时专门学习冶金。可是从国外回来后，他跑遍了上海、汉口、北京、沈阳、本溪，说尽了好话，托尽了朋友，还是找不到事作。后来经过许多周折，到启新水泥厂做工程师，从此就改行造水泥。1933年启新要在南京办个水泥厂就派他去。他前前后后筹备了16年，工厂还没有开工。
解放后，政府号召厂里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工生产。不到半年时光，工厂就正式开了工。政府专门叫他作总工程师，让他专心一意研究生产，他在工厂附近发现了火山灰岩，用这种火山灰岩制造火山灰质水泥，使成本大大降低。谈到厂里的生产，赵庆杰说：“现在祖国到处都在建设，今天这儿建海港、水坝，明天那儿修工厂、桥梁……到处都要水泥，所以厂里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多。”最后他这样说：“我一定要努力工作，为人民作更多的事。”
石景山钢铁厂的总工程师安朝俊在会上想得更多。他记起了去年12月14日支部大会接受他加入共产党的场面。他想起这几年党对他的培养和帮助。他说：“党使我认识了我自己，使我明白了好多新的道理。”
解放初期，安朝俊在石景山钢铁厂作炼铁部的主任。当时他对自己的工作还挺得意，认为干部、工人“尊敬”他，他值班的时候，大伙规规矩矩，办公室没一点闹声，上下班也没一个迟来早退的。当然，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他从早到晚爬在办公桌上埋头工作。可是他发现坐在他对面的军事代表却不是这样，军事代表成天在车间里转来转去。他有点纳闷。
这样过了些时，有一天军事代表对他说：“干部工人有好多意见但不敢给你提。你在时，大伙静悄悄地不啃声，你一走，他们就大吵大闹。咱们是不是召开个会，叫大伙提提意见？”座谈会就这样召开了。会上大伙提了不少意见，有一个工人说：“安工程师冷酷，使人感不到一点温暖。”这话使他大吃一惊。
从此，人们常常看见他在炼铁部走来走去仔细地检查工作，细心地和职工在车间一块商量问题。
不久他被提升为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1952年9月，工厂发生了挂料事故。情况很严重。两个党委书记日日夜夜守在高炉旁边了解情况。接着又帮他召开了一个技术干部、老技术工人座谈会商量处理办法。会上安朝俊作出结论提出措施。党委书记说：“有意见现在就提出，没意见，回去马上就执行，不能打折扣。”结果只用了12天功夫就把事故解决了。安朝俊说：“从那以后，我思想里就再没有党只能领导政治，不能领导业务、技术的不正确想法了。”
安朝俊就这样认识了党，靠拢了党。他努力工作，深入现场，他天天都是早来晚走，他熟悉工厂的生产设备，他了解工人的情况。工作忙时他常常好几天不睡觉。有一次他腿病发了，差点没从高炉上摔下来。深夜回到家，他还抓紧时间看书，他研究苏联的冶金专业知识和焦化生产知识。他对人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我没有参加，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我一定要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
说这样话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个工程师。在以后的小组讨论会上，他们都说：“我们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们要努力学习苏联和兄弟国家的一切好的及世界上先进经验，提高自己的技术，使我们能够在十几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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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团结和教育私方技术人员的工作
中共公私合营利和织物公司支部书记 陈光
天津利和织物公司是在1954年8月正式公私合营的。合营开始的时候，有些同志有怕被资产阶级拖下去的思想，因此没有主动地去团结和教育私方技术人员。党组织批判了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并且动员全体党员和干部来加强团结和教育私方技术人员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党组织和行政、工会、青年团还进行了分工。
当时资方10个代理人中7个是技术人员，这些人有技术，有事业心，愿意把工厂搞好，这是好的一面；另一方面，存有资产阶级思想，对合营有各种思想顾虑。如怕把本厂的技术传出去，怕本厂的产品再也不能垄断市场；怕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后，自己再也不能作主，甚至怕自己没有工作可做等等。针对这些情况，党组织和行政方面首先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特长妥善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而且做到有职有权。例如赵次雪在工厂里工作了30多年，对产品的设计和机器的性能等都很熟悉，就被安排担任工程师的职务。翟有卿在管理工作上有经验，对厂内情况也比较熟悉，就被安排担任经理的职务。刘濯泉对图案设计有研究，被委托担任技师，负责图案设计和配色工作。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行政方面还减少了他们在合营前担任的一些非技术性的工作，使他们能专心搞好技术工作。
支持他们工作中各种合理化建议，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及时地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团结和教育工作中不能偏废的两个方面。1954年第四季度，刘濯泉研究以纳夫妥色代替士林色，这是一个节约国家财富的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因此党支部和公方代表热烈地支持他的研究工作，鼓励他大胆去试验，并供给他必要的试验用品和仪器设备。在两个多月的试验期间，党组织负责同志和公方代表几乎每天都到他的试验室中去了解试验情况，鼓励他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试验工作。党和国家对他的工作的深切关心，使他很感动。他说：“党这样支持我，我一定能研究成功！”果然，他的研究工作成功了，使每块棉纱的染色材料成本降低了80％左右，1955年一年就为国家节省一万多元。行政领导就在职工大会上对他进行了表扬，并给予物质奖励。1955年三、四月，他又研究以拉皮达色代替印地克素尔色，取得了成功，给国家节约很多贵重材料。但在第三季度，他曾因配色错误造成了一次出400多打残品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他产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错误想法，想放弃使用新染料，仍使用原有的贵重染料。当时，党组织就向他指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不应该遇到失败就气馁，而应该接受失败的教训，继续改进工作。后来他在行政领导的指导下，和职工一起订出了一些配色的工作制度，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4年第四季度，因工作上的疏忽，有些工作人员没有收购外厂送来的加工毛巾被，结果使生产中断。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对负责这一工作的私方副经理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就加强了他对经营管理的责任心。
要团结和改造这些技术人员，不但工作上有问题要多和他们商量，并且要在生活上关怀他们。赵次雪年老多病，党组织建议行政让他上午工作下午休息；当他生病的时候，党组织的工作人员还到他家中去探望。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很使他感动，他说：“党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一定要好好干；过去有技术是为了吃饭，为了争名誉；现在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他的思想起了变化，工作十分积极，如带病给实习生讲课，有时工作到晚上12点钟。他怕自己身体不好影响生产，主动要求行政领导上调人和他一起工作。行政领导接受了他的意见，调了一个青年工人和一个技术人员跟他学习技术。副经理张潜孚旧病复发，公司方面担负了他医药费用。由于党对他的关心，他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高。
党组织还教育这些技术人员在工作中依靠群众，深入实际。过去他们很少下车间，即使下车间也是走马看花，对生产上的缺点不提什么意见。现在他们开始重视群众的智慧，时常下车间去和工人研究问题。事实对他们的教育是很大的，如刘濯泉有一次因配色不好，印出来的床单花色有印的现象，工人们提出意见，他不接受；后来工人主动地改进了印刷方法，印出来的床单花色就不印了。这件事发生后，刘濯泉才信任工人的集体智慧，和车间主任建立了定期的联系制度，以便经常听取工人的意见。另一方面，我们也教育工人在工作上尊重这些技术人员的意见，并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
（原载天津日报，本报转载时，作者又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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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口开河对谁有利
一新
反革命分子对信口开河、多嘴饶舌的人，是十分感到兴趣的。特务、间谍们把这些人作为“义务情报员”。他们绞尽脑汁，研究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千方百计地去寻找这样的人，希望同这些人交谈，和他们建立“友谊”。美国的情报机关就曾经指示它的特务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吹牛家，“要随时随地把你们的眼睛睁开去寻找吹牛家”。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关在给它的情报人员的训令中，要求把信口乱谈的人“分成类别”，例如分成“普通的信口乱谈者和吹牛家，热烈激昂的信口乱谈者和天真无邪的信口乱谈者”。
由此可见，信口开河、多嘴饶舌的人，常常是反革命分子窃取我们党和国家机密的好帮手。遗憾的是，这种人还到处可见。在这些人的脑子里，敌情观念，保密观念是非常淡薄的，甚至完全没有。他们不择场合，不分时间，不看对象，信口乱谈党和国家的机密。
有这样一些人，随便在什么地方——电影院、饭馆、公园、澡塘、游泳场、街上、车站或车厢里——都信口乱讲党和国家的机密。许多人是这样想的，哪有那么巧的事，就正好有敌人在身旁偷听暗记呢？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对我国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完全没有认识的表现。辽宁省逮捕的蒋贼特务何振亚供称：他用“闲谈”方式，从修建飞机场的工人口中，就搜集到某地飞机场的面积、设备和交工日期等等重要军事机密情报。福州市逮捕的蒋贼特务王秋航，就是经常在电影院、澡塘、汽车站等公共场所的人群里，偷听解放军和机关干部的谈话，得到许多重要的情报，受到了特务机关的“嘉奖”。那些不择场合信口乱说的人难道不应当猛醒吗？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经不起别人的奉承和恭维，如果有人赞扬、称颂他们几句，他们马上就会滔滔不绝地炫耀、吹嘘自己，国家机密就在这当儿泄露了出来。敌人对于这种人的弱点是作了细心研究的。如在某特务机关的一份训令中写道：“迫使一个人讲述他自己的历史，是一点也不困难的。特别是当他的制服上挂着荣誉勋章时，你可问他，这是怎样得来的，你装作一个聚精会神的听众，他会向你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最后他会吹嘘到他的军队的未来计划。要把自己锻炼成具有倾听信口乱谈的人的夸夸其谈的能手。”那些好吹嘘的人往往在这种狡猾伎俩下，帮了敌人的忙。前面提到的蒋贼特务王秋航，为了刺探当地驻军机密情报，就想尽了办法来结识我军人员。有一次，王秋航听到了当地驻军要租房子，他就主动地去帮忙。他终于结识了这个部队的一个管理员，并且摸透了这个管理员的骄傲自满、喜人奉承的“底”。这个特务分子就向他进攻：“你们是老干部啦，真不简单！”“解放军劳苦功高，对革命贡献真大啊！”这位管理员被这特务奉承得昏头昏脑，就滔滔不绝地从部队生活谈到部队任务、整编、调动情况。他一说起来就没个完。这样，特务王秋航就达到了他探听当地驻军某部军事情报的目的。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老同学、老同志、近亲密友、家里人，是一切公开，无所不谈的。这也给敌人的窃取机密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我们不能忘记人民日报1955年8月发表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件事”一文所揭露的前东北铁路总局厂务部部长的罪恶行为。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日子里，这位部长坐在客厅里，向一个“近亲”泄露了大量的极为重要的军事机密。这个“近亲”是部长的姐夫，过去的老同学，抗日战争前的民先队员，当时却已成了美帝国主义的间谍组织“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的情报员。这个特务分子就把这些重要情报及时地送到了东京和汉城美国侵略将军们的案头。这里应当得出一个结论：党和国家的机密，决不能因为是熟人，是近亲就泄露给他。
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显示自己“消息灵通”，只要知道一点机密就急欲传播给人。非常可笑的是，他自己肆无忌惮地泄露国家机密，末了却要向对方进行“保密教育”：“这是机密，你可不要往外乱说！”而这个人常常转过身来，又用同样的方式，把它“秘密地”泄露给其他人。苏联的谚语说得好：“我暗中对他说，而他却四处传播。老朋友传给小朋友。小朋友传给小女伴。小女伴传给猪猡。猪猡传给乌鸦。乌鸦传遍全城。”这就是这种人物的写照。这些信口乱说的人，如果肯重温一下我国有名的格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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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烈军属参加生产，太原市新建成了一座设备完善的烈军属工厂。这是工人们正在织布车间里工作。 赵贵保摄（山西日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