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钱学森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所做的各项报告。
我是一个技术科学工作者。在4个月前才能脱离了美国回到祖国。我到处看到祖国在突飞猛进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这使我万分地兴奋。但同时也想到许多尚未能摆脱美国政府无理阻挠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必需更加努力，为取得他们的自由而斗争，使得他们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
现在碰到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题目：“12年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我更为这个伟大的任务所鼓舞。说到我国的科学和技术，它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几十年，如果不迎头赶上，即使党和政府给我们大力支持，再过几十年，大不了做到现在先进国家的水平，而人家那时又比我们多走了几十年，所以到那时也还是落后了几十年。这个道理很明白，因此，迎头赶上去的必要性，是谁都承认的。问题在：是不是在12年这一个比较短促的时期内，可以完成这一项重大的任务。
我们先看一看另外一件事，留学生的情况。别的我不熟悉，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我是知道的。一个在解放前从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在美国经名师指导，要5年或6年才可以培养成为一个有先进水平的，能独立工作的科学研究员。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吸收了苏联的教学经验，大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水平。因此，毕业后的进修时间是可以缩短的，从高等学校毕业生以4年培养成副博士的规格，是完全合理的，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国内有没有
“名师”。我想我们也不必太客气，名师是有的，那就是我们的一些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早已分别地达到了世界水平，有的甚而已经走到他们自己部门的最前线，是最先进的科学家。这些名师在解放前是
“英雄无用武之地”，没有能教出大量的青年科学家来，但是现在是不同了，生活和研究条件都有了改进，所以我们在国内培养科学人才是完全可能的。自然，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所有的好老师对需要来讲，在数量上是少得可怜，而且以科学各部门中的分布来看，也是很不平均，空白点和缺门多。但是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无私的帮助。我们缺那一门，我们就可以在那一门派留学生出国去学，也可以请专家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这些空白点是不难补上的。
但是有人也许要说：就是每一门科学都有了人，12年这一个短时间又能培养出多少人！好，让我们来算一算细账：如果一个老师每年能收一个徒弟，4年后徒弟学成，得副博士学位。我们再收一个新徒弟，学过两年后，老师就能通过他再多带一个徒孙。这样的话，我仔细算过，一个老师12年后就能培养出89个副博士，一个变89个，这不能算少了。所以要在12年中培养出足够数量的高级研究人员，是可以做到的。自然，我们要注意到，要做到如此，每一位老师和大徒弟平均每人同时要教四个徒弟，而且，还不许出不成才的废品。这是很重的担子。但是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向工人群众学习，看看他们是怎样完成和超额完成他们的任务的。显然有两点可学：第一是要严明师徒关系，要负责教，要负责学，即要“包教包学”。第二是要能运用集体工作方法，研究中采用讨论会方式，有意见就无私地提出，有困难也不怕问大家。在过去，培养干部是不免自由作风，青年对老师是有意见的。研究工作中也常常怕公开讨论，即讨论也不公正严格地批评，讲究文人的一套假客气！但是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社会主义的高潮中，知识分子的这些老习惯会自然而然的被冲洗掉。同时只要我们能学习，能把科学研究的最好工具——辩证唯物论，运用到业务上去，能深入实践，取得对新事物、新环境的敏感，我们会很快地变成积极的科学技术劳动者。那时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必然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大军，12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任务是一定可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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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芸生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听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又详细读过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我不能无动于中，因此报名向大会发言。
周主席说：“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我愿从这方面谈谈我的体会和决心。
我是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给了我工作、学习和实践改造的充分机会。请容许我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回忆：在1949年春天，那时候，我刚从国民党的巢穴中逃出不久，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香港到新解放的北平来，途经山东战区，在一片残破的战后社会中，看到中共干部这样朴素生活，认真工作，人民和政府这样水乳交融，就看到一个新生的中国正在茁长，我就决定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当时我曾保证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在抗美援朝的胜利中，我真正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认识到中国是在肯定地起死回生；在1952年秋天的思想改造的学习中，我痛切检查了、挖了我的思想旧根子，保证“虚心学习，以充实我自己，努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我自己的头脑。”去年6月，到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亲身体验到新中国的国际重量，自己分享到世界人民对新中国的爱慕。去年12月初，我到唐山地区视察，看到广大农民正以雄迈快速的步伐走合作化的大路。男女老少，欢天喜地，人人保证“听毛主席的话，搞社会主义。”中国的穷根子从这儿拔掉了。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我看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前进。在视察中，当我到保定向河北省人民委员会了解河北省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时候，据截至11月4日的统计数字，全省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65.4％；省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情况的时候，截至11月10日的统计，距离上一个数字仅仅6天的工夫，入社农户就上升到全省总农户的66.78％；12月初我们到昌黎，这时得到报告，入社农户已超过全省总农户的70％；等到我们回到北京整理视察材料的时候，截至12月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了全省总农户的80％；现在，截至1月25日，河北省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省总农户的93％，河北省已胜利实现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这样的速度真比坐火车坐飞机还快。因此，我不能不有深深的感触，反省一下我自己，在这7年中，究竟有些什么进步？假使还有些微的进步的话，恐怕比爬墙的蜗牛还要慢呵！
7年来，党和政府信任我，支持我，给了我政治地位，给我安排了工作，帮助了我学习，我也一再向人民提过保证，但是稍微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学习和改造的情况，真是惭愧得汗颜无地。成绩少，错误多，进步更是慢；这怎么可以适应国家对于我的要求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高涨的高潮中，党和政府向全国知识分子提出庄严的要求，首先要求我们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要求动员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在不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
根据周恩来主席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情况的分析，我决不甘心作“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我决心争取作一个“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因此，我首先从思想上靠拢共产党，从思想上跟着共产党走。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和学习，继续自我改造，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不辜负我赶上了毛泽东时代的这一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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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冯友兰的发言
主席、诸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且拥护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出来，我们的祖国，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几个月以前看着好像是远景的东西，现在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合作化，几个高潮，一个接着一个。眼看再要涌来的，就是文化高潮。
迎接文化高潮是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现有的知识分子，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都高的，只占极少数。就数量说，也远不是一个强大的队伍。因此，如何整顿和壮大现有的队伍，是一个极其迫切的问题。
在总理和郭沫若院长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各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刻的分析，而且对于这些问题，都指示了明确的解决办法。我听了，非常地兴奋，也非常地感动。
在半个月以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发挥知识分子潜力的条件问题。我所谈到的，主要的是客观条件。形势的发展，必然为知识分子发挥潜力准备好最有利的客观条件。这在总理的报告中，已经明确地指示出来。
可是，客观条件必须与主观条件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的主观条件说，问题还是很多的。总理在报告中指出，现在知识分子中间，“许多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观点和作风。”这确是实在的情形。当然我个人也包括在这“许多人”之内。有这些错误的观点和作风的人，如果不改，不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有积极的贡献，而且还成了阻碍。
知识分子的改造，要靠自己的觉悟。但是党的领导、启发、鼓励和督促，也是必要的。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要求进步的，都要求党能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总理报告中还提到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混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这也是真的，肃反运动清除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对于坏分子也要进行清除，必须清除了坏的，好的才能更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团结必须与斗争相结合。在过去，领导上对于知识分子，在团结方面，是有一些照顾不到的地方。但是在斗争方面，也有不少不必要的顾虑，这些顾虑在现在是完全用不着的。
我还要重复我在人民日报上所说过的一段话。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于在农村工作中右倾的同志们说：“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对于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知识分子对于共产党的热情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也不可估计不足。
总理在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动员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我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战斗的任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将欢欣鼓舞地接受这个任务。
总理又说：“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我决心要以这个号召作为我在三个五年计划中的自我改造的奋斗的目标。
敬祝大会胜利成功，诸位委员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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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敏·益喜楚臣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这次能够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感到非常光荣！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正确领导下，正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去几年来，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中，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人民努力下，前三年度任务的全部完成和超额完成，为后两年度各项任务的完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为今后进一步有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在全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西藏地区的各项工作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着，西藏社会各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西藏人民正在走上幸福生活的道路。
去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及随从官员在内地期间，在毛主席的关怀教育下，商讨确定了关于西藏工作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并经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讨论做了正式决议。他们返回西藏以后，积极领导西藏全体僧俗人民，为实现国务院的各项决议而做了巨大的努力，获得了许多成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已于去年9月间成立了筹备处，积极进行了各项筹备工作，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均指派了若干人员参加了筹备处的工作。大家在工作中都能发扬民主协商的精神，认真办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方面的团结。为今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顺利地推行各项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去年10月间，修通了由拉萨至日喀则、日喀则至江孜的公路，将西藏的几个较大城市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便利了西藏内部的交通，为进一步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54年7月，日喀则、江孜等地发生了严重水灾，有许多人民的房屋、田地全部被洪水冲没，广大人民流于乞讨之中；由于中央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从1954年冬至1955年秋共一年的时间中，大力进行了救灾工作，除发放了救灾粮款，安定受灾人民的生活外，以工代赈修通了日江公路，大力组织和恢复生产修筑房屋等工作，使全部受灾的人民得以重新安居，进行生产；加之去年全区丰收，现在全部灾民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生活。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在日喀则修筑的碎石马路已于去年年底修成。年楚河的水坝勘察工程已全部完成，今年将可以有计划的施工；同时，在年楚河上修筑的大桥工程已开始施工，这一桥梁修成后，将免除人民的许多困难，更加便利日喀则市的交通。
上述各项成绩的获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各兄弟民族人民的无私援助，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亲密团结领导，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与藏族人民亲密合作，积极努力的结果。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做好兄弟民族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努力争取各方面的帮助，为进一步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而努力。
最后，我衷心的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并完全同意李济深副主席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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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诒春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会议上我听到周总理的政治报告，李济深副主席的本会工作的报告，科学院郭院长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工商联陈主任委员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和最高人民法院董院长的“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我对这些报告，表示热诚的赞同和衷心的拥护。
我曾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做过13年的官，那时我自己还以为是在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但客观事实上却是帮助了反动政府苟延残喘，蒙蔽了人民。同时，我对美帝国主义曾抱有幻想，因此也帮助了帝国主义扩大它对我国各种侵略的影响。我深深感到在人民面前我是有罪的，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我非常宽大，不但不究既往，还邀我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使我感到万分惭愧，也衷心感激党和人民。
1948年末，我辞去了反动政府的工作。当时，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惧，所以就到香港去了。在香港的时候，不断地听到祖国传来的好消息，例如，多年剧烈波动的物价平稳了，经济情况逐渐好转，使我感到兴奋。同时，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有了一些认识，因此我决心回到祖国。
1950年11月回国以后，看到了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运动。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道德品质，在短短的几年内，有了根本的改变。国家颁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了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在切实地进行，建设的规模愈来愈大，速度愈来愈快，对我来讲，假如不是亲自耳闻目睹，这种规模和速度是不能想像，也不敢想像的。这一切深刻地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
前几天读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听了陈毅副总理的报告，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的远见和气魄。党和毛主席在过去早已指示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之一，也是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生活的必要条件。在这个纲要中，更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规划，不仅规定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增产的规划，而且对农村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居住条件等都制定了详尽的规划。这个规模宏伟，考虑周密的规划，我是完全拥护的。根据最近几年来所见所闻，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这个规划是完全可能的。
由于我在反动政府做过农林部长和卫生部长，这就使我在读到这个纲要时发生不少感想。将新比旧，使我对新的人民政权和旧的反动政权的根本不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时我也曾有些空想，例如：鼓励农民小规模地植树造林以保持水土，或者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改善农村卫生工作等等。现在看来，这些空想真是微不足道。即使像那样小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反动政府之所以设立与人民生活密切有关的农林卫生等部门，原是为了点缀门面，并不是真正关心人民的福利和生活。那时有些人在私下谈话时通称这些部门为“冷部”。可见其有名无实，也可见反动政府对人民漠不关心。
最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规划。由于我过去曾和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有所接触，在这方面我也有些感想。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向科学技术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任务——巨大的、光荣的任务！党和政府准备大力设法给科学技术工作者以充分的帮助和支持，并进一步地团结他们、改造他们、要求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工作者才有可能而且一定会在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谈到这里，我不能不回忆到解放前的情况。过去，我国确有很多爱国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他们幻想“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但在反动政权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大多数人都趋于失望，不免消沉。纵有少数人比较幸运，还能躲在研究室里做一些工作，多少有些成就，但这些成就很不容易越出研究室大门，见之实施，因此对国家、对人民起不了什么作用。今天全国各方面规模宏大的建设事业正在蓬勃地开展着，科学技术的研究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徒劳无功了。只要有所发明，大的不待说，就是小的改进也会被人民所采用和推广。党和政府一向亲切地关怀和大力地支持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他们当然体会得比我深刻得多。我相信国内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定会进一步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更加努力、加强研究、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还希望在台湾和在国外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能够解除不必要的顾虑，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这一定会受到国家和人民的欢迎。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迈进。我年已74岁，深深感到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到来的幸福。今后我还愿意追随诸位，虚心学习，力求进步，在党的领导和大家的帮助下，忠诚地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我有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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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师让的发言
我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首长的报告，我以极兴奋的心情完全拥护。我今天虽然首次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我对这次大会并不感觉陌生。因我在报纸上常和中央首长接近，一次一次的学习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常读到各位委员发表的言论，使我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逐步提高。尤其是去年10月底毛主席在邀请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们举行的座谈会上的指示，教导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使我更明确认清了前进的道路。
我在武汉经营裕华、大兴、大华纺织公司和利华煤矿，30多年，是一个道地的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前我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更没有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共产主义毫无认识。并且当时特务分子对党作了许多歪曲和诬蔑的宣传，更使我怀疑和恐惧。尤其裕华、大华、大兴三公司总经理石凤翔，是我的绊脚石，几乎使我铸成台湾设厂的大错。他是反动头子蒋介石的亲家，解放前夕，他想在台湾办厂，把西安大华纱厂的棉花运走了11，000担，并且准备起运在英国所订的纱机。我当时也有看风使舵狡兔三窟的思想，就同意他的办法，想把这些财产移转台湾，求得反动政府的保护，作个人的退步。所幸不久平津解放，知道了共产党的工商政策；又听见济南纱厂照常生产，我的思想才有急骤的转变，才不愿意将财产分散在台湾，决定不在台湾设厂，毅然和石凤翔分手，仍将英国纱机36，000锭运回国内生产。
虽然我拒绝在台湾设厂，但我对共产党的怀疑和恐惧还未消失，裕华、大华、大兴总公司于1949年解放前夕，由汉口移迁重庆，就是这种怀疑和恐惧在作怪。这年秋天，我在重庆，得悉人民政府有将石家庄大兴纱厂由代管而发还的消息，我甚感动。当时大兴的监察人陈仲璧要我申请大兴公私合营，介绍我去北京会中央党委廖承志同志。但因为我公司有三个厂在四川，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我有顾虑，还不敢与党发生较深的联系，仅派副总经理苏先勤赴京办理接收。要是我当时能撇开个人的利害，有相信党的决心，大兴早就合营了，裕华、大华也就不会推迟到1951年才进入公私合营，现在回想起来，企业和个人的改造，未能跨前一步，这对国家和人民所受的损失，是无法补偿的。
在解放初期，因旧社会带来的困难，各厂生产不好，制度紊乱。我当时怀疑党只会领导军事政治革命，能摧毁三千年的封建制度，能打垮美式装备的反动派600万军队，而不会领导生产。但几年来，事实证明：我公司自1951年进入公私合营之后，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直接领导下，依靠全体职工，经过一系列的生产改革，各厂生产均有很大发展，每年均超额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劳动生产率逐步增长，职工福利相应提高，产品成本不断降低，企业利润逐步增加，厂的生产设备也有改进与扩充，资方每年也分到相当的股息。我仅提出两个厂，把1951年合营前，和1955年的生产情况作个对比：裕华鄂厂总产值的增长为350％，大华秦厂为173％；利润的增加鄂厂为1，314％，秦厂为143％；棉纱千锭时产量鄂厂增加25％，秦厂增加38％；平均单位用棉量鄂厂降低6％，秦厂降低9％；劳动生产率鄂厂提高37％，秦厂提高81％；单位工费成本鄂厂降低33％，秦厂降低39％。同时在合营企业里，资方和资方代理人在日常工作中，在公方直接的领导教育和职工的帮助下，思想改造有不断的进步，业务和政治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合营的好处是一时说不尽的，我深深体会到这些成绩的获得，是与党和政府的领导分不开的。只要我们老老实实接受党和政府所指示的路线前进，我们的前途是光芒万丈的。
资产阶级的个人改造，必须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是渐进的，是逐步提高的。我记得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我的次子黄立言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时候，我虽没有拒绝，但也未表示同意。我当时恐美思想严重。后来看见志愿军的节节胜利，美帝的步步失败，才认识到中国人民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再不怕帝国主义的侵略了。朝鲜战争取得和平胜利之后，我的儿子复员就业，走上工作岗位。他现在对弟妹的亲切，劳动的积极，和对祖国的热爱，参军前后，判若两人。人民军队的生活，不独是革命的学校，也是优良品质的熔炉。现在兵役法给每个人的子弟都有服役的机会，不独为保卫祖国尽了应尽的责任，而且经过锻炼，更可成为优良品质的公民。我的三子及龄我一定要鼓励他报名服役。
我过了30多年的剥削生活，而不懂得剥削的意义，以为我办工厂开煤矿，养活上千上万的工人，“实业救国”并不是坏事，听说我是剥削阶级总不服气。经过长期学习、体会，并亲眼看到工人们解放前后生活的对比：以前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永远不能摆脱贫困；现在他们为人民生产，生活一天一天的提高，过着快乐日子，我才认识剥削阶级的罪恶。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和平改造，赎买政策，可说是对资本家的照顾，无微不至。难道我们还不以感激的心情，自觉地接受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争取早日走进他们的光荣行列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还有什么留恋么。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以更大的速度向前发展。随着农业合作化的空前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跟着进到了高潮。但在公私合营后，这仅是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开始。还有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企业改造，生产安排，人事安排等一系列的工作，要认真去做。我不但要实行改造自己，以便由今天的剥削者，变成明天的劳动者；还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投入运动，在合营改造中，充分发挥核心分子的积极作用。结合自己亲身的体会，在工商业者中进行广泛宣传，深入帮助，要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自己的光明前途，有明确认识，坚定信心，共同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向着社会主义途程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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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国骥的发言
亲爱的各位首长、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是中南地质局四○四勘探队青年突击钻机的机长，是个很普通的工人，在党和人民的培养教育下，今天能出席这样重要的大会，又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的心里感到无限的光荣与高兴。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领导同志的报告。这些报告和各位同志的发言，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现在，我将我们勘探队的情况，向大会作个简单的汇报：
我们四○四队青年突击钻机在1955年11月，台月进尺达到765公尺，创造了全国岩心钻探台月进尺的最高新纪录，这是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社会主义竞赛，贯彻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学习了各兄弟钻机的先进经验的结果。我们大家积极钻研技术，合理地使用新式钻头，纠正了过去不管岩石软硬、孔内情况，只使用一种钢砂钻头的偏向，同时不断地对各种钻头加以研究，尤其是充分发挥合金钻头的效能。同时特别注意节省时间，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比什么都宝贵。我们从前每搬迁一次，需费几天功夫才能在新的工地钻进，现在我们科学地组织分工，事先作好各种准备工作，现在搬迁一次，只需要三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如果在有备用钻机的时候，一分钟也不会耽搁。我们还特别注意降低成本，经常地注意利用废料，节约原料。我们一方面积极遵守与检查生产中的各种制度，比如，交接班制度、碰头会制度、订班计划制度，另一方面，注意搞好机外和机内的团结，上一班和下一班之间的团结，互相创造有利的条件，互相研究技术和明确的分工配合，尽量压缩非生产时间，提高时间的利用率达到60％以上。同时也打破了过去的保守思想，过去不敢开快车，怕加大压力，怕孔斜、怕事故；现在我们把转速压力适当地提高，从1955年6月份起，我们的孔斜现象已经消灭了，并且减少了事故。在质量上，一岩矿心收回率均达到指标，特别是在1955年9月份领导上正式命名为“青年突击号钻机”以后，大家的劳动情绪更高涨了，以突击的力量，压倒了困难，保证了任务完成得更好。
但是我们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缺点，在操作方面，还不够熟练和稳重，有时还发生些事故，零碎的时间利用得不好，合金钻头还需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听了各位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各位同志的发言以后，我更感到我们的工作还差得很远，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我一定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大会的决议带回工作岗位上去，要争取在很短的时期内，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克服缺点，在上级的教育和培养下，虚心地向各兄弟钻机学习，进一步保证质量，提高效率，我们的台月进尺要向一千公尺进军，我们要在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祖国里，寻找出无数的宝藏，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敬祝大会成功，各位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