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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解决并社中的问题
姚文锦
1955年12月30日，山西省大仁县的陈家庄、吴家洼和滕家沟的三个初级社决定合并转为“东方红”高级社了。三个初级社的所有社员都认为合并以后，可以充分利用三个社不同的自然条件，可以进行统一的生产规划，优越性会更大，收入也会更多。在公共积累的问题上，虽然“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并社过程中，仍然发生了纠纷。陈家庄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较多，每户平均近70元，而吴家洼和滕家沟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很少，每户平均只有19元。陈家庄的社员就要求吴家洼和滕家沟的社员把公共积累补齐，但吴家洼和滕家沟的社员没力量补齐。支部研究以后还是决定不补。这可引起陈家庄社员的很大不满，认为不补就不是互利，认为多留了公积金使得自己吃亏，甚至主张把公共积累抽出一部分给大家分掉。总之，公共积累问题成为并社和转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支部在地委工作组的帮助下，对社员进行了细致的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一步是大力宣传了并社以后的全面规划。按照并社以后的全面规划，今后12年收入将要增加11倍。如果不并社不转社，根本不可能增加这样多的收入。首先，陈家庄本来宜种谷子、黍子，滕家沟本来宜种高粱、豆子，可是社员为了吃土豆，每年不得不抽出上千亩的土地去种土豆。而本来宜种土豆的吴家洼，为了吃粮食，每年又不得不抽出上千亩的土地去种谷子和黍子。合并转社以后，就可以统一规划，因地种植，大大发挥土地潜力，仅仅这一项，全社每年增产所得即可折合17万斤粮食。其次，不合并，不转社，牧场的潜力不能发挥，开荒也要受到限制。比如陈家庄虽然有较多的牛羊，但已不能继续发展，因为再发展就没有牧场。吴家洼和滕家沟虽有大片可供使用的牧场，却没有牛羊。再如，陈家庄要开荒，就要缩小牧场，这就会妨害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不可能抽出大量的剩余劳动进行大规模的开荒，而并社和转社以后，不但牧场和发展牛羊的矛盾解决了，开荒和保留牧场的矛盾也解决了，而且由于劳动力的更加合理集中地使用，可以用剩余劳动开垦荒地2，000多亩，增产粮食137，000斤。估计，并社和转社后的第一年、全社即可增加收入三分之一以上。支部把并社和转社的优越性向群众一宣传，群众就看得非常明白：如果硬要补齐公共积累，并社和转社就不能成功，全面规划就不能实现，这不但对公共积累较少的吴家洼和滕家沟没利，就是对公共积累较多的陈家庄同样没利。
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二步是发动社员讨论，“公共积累从哪里来？”因为不少社员认为公共积累是自己劳动创造的，并社要归集体所有，就是自己吃了亏。比如社员张如就是这类社员的代表。支部就拿他作例子算了一笔帐。1951年他单干的时候，并没有留过什么公积金，但他的收入只有216元。1953年他入社后，虽然社里留了一些公积金，他的收入却增加到260元，1955年更增加到390元。这说明，公共积累是在社员收入普遍增加的基础上逐步积累起来的，并不是用减少社员收入的办法积累起来的。这也说明，公共积累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单独去创造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在合作社全体社员共同劳动下集体创造出来的。公共积累并入更大的高级合作社，不能说谁吃了亏，只能说大家共同沾了社会主义的光，并社和转社以后，就能共同沾更大的社会主义的光。
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三步是要大家认识公共积累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如陈家庄社1952年用公共积累买了一辆胶皮车拉回了1，000多车城里的粪肥，全年给社里增加了1，500元的收入。又如陈家庄社1953年用公共积累买了十几只细毛种羊和两头荷兰种牛，到现在就繁殖了200多头细毛羊和8头荷兰牛，将来还要完全实现牛羊良种化，使畜牧业的收入大大增加。这就向社员有力地说明，公共积累是社会主义财产，是大家共同富裕的根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要是抽出一部分公共积累分给大家，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损害集体利益，归根到底也损害了个人利益的错误行为。
最后，支部又向社员进行了先进帮助落后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教育。说明这种帮助如果单从眼前利益出发，好像是吃亏，但如果从长远利益去看，仍然是互利。支部就用1953年陈家庄的扩社说明这个道理。当时，有些老社员也要新社员补公积金，经过党的教育没有补，但他们还认为是新社员占了便宜、自己吃了亏。以后，随着社的扩大，发挥了更大的优越性，社员的收入有了更大的增加。新社员富裕了，老社员更富裕了。这时，那些老社员才认识到不是扩了社，那有这么好，险些为了一点公积金误了大事。
经过这样四步教育以后，支部就向全体社员指出，必须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必须打“大算盘”，不要打“小算盘”，必须从长远利益上着想，不要只在眼前利益上考虑。这样，陈家庄社员坚持要另外两个社补公积金的思想扭转了，社会主义的觉悟提高了，他们说：“咱们是放着个整牛不去牵，却抓住一根牛毛争短长呢？”于是，三个社就顺利地完成并社和转社工作，正在为实现今年的增产规划而紧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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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
本报记者 林钢
不久以前，有一批拉丁美洲国家的客人到鞍钢访问。陪同他们参观的，就是全国人民政协委员、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杨树棠。在客人们将要离去的时候，一位智利朋友悄悄地向他说：“听说在你们这里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来做工，是吗？”杨树棠笑着说：“我是这里的生产处长，但是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客人们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新中国把这样一个重要企业的生产大权交给一个非党的知识分子。
的确是这样。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里受到了充分的重视。绝大多数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担负了重大的任务。许多人担负的工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
最近从美国归来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是本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回国以后，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看到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都在忘我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受到很深的感动。留美归国学生谢家麟和李整武也列席了这次会议。这两位青年物理学家离开祖国的时候，国内知识分子正经历着空前未有的精神上的苦闷。高等学校毕业生大都学非所用。物理学是“冷门”，他们的同学有的成了银行或企业的雇员，有的开汽车行、煤球铺做起生意来，有的失业。他们到了美国，发觉美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是处在苦闷、麻木和不稳定的状态中。生活告诉他们，知识分子的这种厄运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去年，他们经过重重困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美国回到祖国，好像是从黑屋子里跑到了太阳光底下”。这是他们的共同感觉。知识分子在新生的祖国有了无限广阔的前途。物理学被看作“冷门”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各方面的人才都不能满足蓬勃发展的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他们旧日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有的在科学研究机关当研究员，有的在努力从事科学普及工作，有的当了模范教师，有的在当工程师。陆续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也都先后走上了国家建设的岗位。
党和政府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六年来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所作的巨大贡献，表明了他们并没有辜负人民的厚望。祖国自然资源的大规模的勘察和开发，一批批新的工厂的建立，农业年年增产，大批优秀学生从学校走向建设岗位，我国民族文化和艺术在国际上获得的崇高荣誉……，所有这些，都凝结着知识分子辛勤的劳动和智慧。
包括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分子代表，就是带着他们各自的贡献走进政协会场来的。赵洪璋原来是西北农学院的助教。他化了整整8年的时间，选育成了小麦优良品种“碧玛一号”。国民党统治时期，“碧玛一号”始终没有走出西北农学院的实验园地。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他的科学研究成果，这位青年农学家“把优良品种交给广大农民”的理想实现了。1949年，“碧玛一号”开始在他自己的故乡陕西省武功县境内推广，现在，赵洪璋选育的优良种子已经撒遍了关中、陇东、河南、晋南、皖北、苏北、山东……。“碧玛一号”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它为国家的粮食增产作了巨大的贡献，它给农民带来了富裕的生活。荣誉归于创造性的劳动。陕西省人民把他选为劳动模范。他现在是西北农学院的教授，全国人民政协委员。前几天，赵洪璋同许多科学家、教授一起，被邀请列席最高国务会议。
毛主席关于迅速赶上世界科学水平的号召，振奋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知识分子的心。很难尽述会议上反映出来的知识界代表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应用物理学家施汝为说：“使祖国的科学技术赶上世界水平，是一切爱国科学家们多少年来的理想。现在，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这个理想将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变为现实，我确实无法表达内心无比的兴奋。”电力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鲍国宝忆起了一段往事。抗战期间，他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政府在重庆召开的所谓“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在那次会议上，电力工程技术人员们提出要在20年内使全国发电容量达到2，000万瓩。这个数字反映了当时国内许多爱国工程技术人员的理想。但是直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这份好看的计划仍然是一纸空文。解放以后，电力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中国电业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今天写在计划上的数字，明天就变成了一个个发电站，变成了高压电力网，变成了人民的福利。鲍国宝说“：12年后，我国发电容量将远远超过从前我们梦想的数字。我们今后要考虑的，是如何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了。”
我国有些著名的科学家，以及科学研究的若干部门，早已达到了世界水平。但是，空白面和空白点还是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教授和艺术家表示，为了使我国整个科学和文化达到世界水平，他们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培养新生力量的重任担当起来。有些老科学家认为：“十年树人”已是一个旧观念，在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也可以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对记者说，他已经制定了个人规划，要在12年内亲自培养出25名达到世界水平的、而且要走在第一线的青年数学家。
党和政府已经在拟制发展科学研究的全面规划。会议参加者都相信，这预示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即将到来。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将要向科学发动声势浩大的进军。无论是老一辈的科学家、教授、艺术家，或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一致表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建立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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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发出指示
要求基层供销社经营图书发行业务
文化部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1月30日发出联合指示，要求全国现有27，000多个基层供销合作社、近20万个零售店经营图书发行业务，以适应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高潮的需要。
指示说，几年来的经验证明，通过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发行图书是改善农村发行工作的正确方向。在1956年内，除少数民族地区目前还没有这种需要和条件外，所有基层供销合作社都增加图书发行业务，在基层供销合作社领导的文化用品商店内，必须经营书籍，在没有设立文化用品商店以前，可在综合商店内设立图书部或专柜。农村的书贩统一由供销合作社安排，并且供给他们货源。这个指示还规定了1956年销书37，000亿册（份）的指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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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解放后几年来，中共重庆市各级组织先后接受了14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共党员。其中包括工程师、医生、教授、作家和著名演员。他们入党以后，一般在工作上都有了更显著的成就；对于党进一步加强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领导也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深入传播，重庆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的事业更加热爱，产生了入党的迫切要求。在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农学院、重庆大学等3个学校的教授中，已有10％到20％的人申请入党。一些教授还买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书，自动组织起来学习，有的人在学习后还订出了争取入党的计划。
（本报驻重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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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推行新法接生有成绩
新法接生在各地广泛推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目前，许多县新生儿采用新法接生的已经达到80％以上；有的乡和城市已经基本上废除了旧法接生。
江西省南昌县农村中现在80％以上的新生儿都采用新法接生，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基本上已经消灭。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已经完全实行新法接生，去年一年中没有发生新生儿破伤风。内蒙古自治区的接生站（组）已经发展到2，895处，每个站（组）都装备了简单的产箱，个别地区如呼伦贝尔盟的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乌兰浩特市、哲里木盟通辽县等地的接生员已经每人有一套接生用具。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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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八一”队作友谊赛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足球队的友谊比赛在2日下午2点40分开始。不到一分钟，南斯拉夫队右内锋多泼拉克就从“八一”队球门左前方射入第一球。他们这种迅速的动作，引起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八一”队接着展开反攻。在第三分钟的时候，“八一”队曾经获得两次发“角球”的机会，但是在南斯拉夫后卫的严密防守下，都没有能够取得射门的机会。在第36分钟的时候，南斯拉夫队中锋安蒂契在离“八一”队球门前20多公尺处远射，又中一球。以后，南斯拉夫队的进攻越来越频繁了，他们的队员传球又快又准，跑得也快，盘球和过人的技术都很熟练。在第38分钟的时候，左内锋维塞利诺维契运用的以脚跟传球的技术和右内锋多泼拉克运用的背向球门用脚倒钩射门的技术，再一次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在比赛进行到第44分钟的时候，南斯拉夫队左前锋比尔林切维契射入了第三个球。上半场比赛南斯拉夫队以三比零领先。
下半场比赛开始以后的第6分钟，南斯拉夫队获得发“角球”的机会。左内锋维塞利诺维契在“八一”队球门前得球以后迅速传给中锋安蒂契，安蒂契一脚射中。“八一”队失球以后努力反攻，在第25分钟的时候，攻入南斯拉夫队禁区，左内锋陈克亮把球传给在南斯拉夫队球门前的中锋金士钟，金猛力射门，球被南斯拉夫队守门员倍阿拉扑出落地，“八一”队右内锋冼迪雄马上赶上一脚射入，纪录成为四比一。以后，南斯拉夫队又连续展开进攻，在第35分钟和第40分钟的时候，中锋安蒂契和左内锋维塞利诺维契又射入两个球。全场比赛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以六比一获胜。 （据新华社讯）（附图片）
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同我国“八一”足球队友谊赛中的一个场面。
本报 王志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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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量出版通俗读物满足工农群众需要
林业通俗图书今年将出100种左右
中国林业出版社计划今年出版100种左右的、关于我国林业建设、林业政策、林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小册子。1月份先出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林业建设”“怎样进行合作造林”“林木怎样入社”“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怎样统一经营的”等6种小册子。2月份将继续出版20种。这些书籍内容和文字都通俗易懂，文中还用具体事例和插图作辅助说明。这些小册子的主要对象是农村工作人员、合作社干部、农民和农林业基层干部。
出版40多种农村卫生读物
人民卫生出版社今年将出版40多种农村卫生通俗读物（其中包括挂图和连环画）。
今年将要出版的新书中有关于血吸虫病、钩虫病、疟疾、痢疾、乙型脑炎、丝虫病等寄生虫病和传染病的通俗读物和除“四害”的通俗读物，还有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卫生工作和一般卫生常识的通俗读物和挂图。 （据新华社讯）
通俗的体育图书将陆续出版
人民体育出版社今年将出版四套通俗读物，即“农村青年体育手册”“农村体育运动通俗丛书”“工人体育运动通俗读物”“劳卫制丛书”，共约50种，书中文字通俗简要，易学易懂。
又“新体育”杂志也将从2月份起在提高思想性、战斗性的前提下力求通俗化，并大量增加图片插画，尽量适合工农群众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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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略评康福斯的两本哲学著作
金岳霖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陈修斋 关其侗 齐良骥译 三联书店出版
保卫哲学 瞿菊农 舒贻上 郭从周 南铣译 三联书店出版
康福斯是英国著名的战斗唯物主义者。“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和“保卫哲学”是他的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哲学的两本力作，后者是前者的续篇。前一书已在1954年出版了中译本，后一书的中译本也在去年出版了。
这两本书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重点稍微不同而已。“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主要地是揭露主观唯心论的逻辑实证论底反科学性，它的重点在于保卫科学，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这本书的头五章叙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由唯物到唯心的发展，第六章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第七章到第十三章都是批判逻辑实证论的。批判的秩序是从罗素到卡尔纳普，批判后者的分量要重些。这一派的哲学是穿上新衣服的主观唯心论，把新衣服剥掉之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老祖宗依然是巴克莱、休谟、康德、马赫。新衣服是罗素开始披上的。这件新衣服就是所谓“逻辑的分析”。杜威把他的哲学称为“哥伯尼的革命”，罗素把他的哲学叫作“伽利略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别的商人一样，也在那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其实，他们的货色都是反科学的。
“保卫哲学”一书着重地批判了歪曲哲学的“哲学”。康福斯注重宣传正确的世界观，因此他正面地阐述辩证唯物论的地方要多些。本书第二章整章解释了辩证唯物论。第一章的题目是“非理性主义底逻辑”；在这一章里作者提出了六个论点来论证逻辑实证论根本不是科学的哲学。这本书批判了语义学，批判了语义学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反动说教，批判了实用主义，批判了逻辑实证论和实用主义的合流的“记号学”和所谓“统一的科学”。在最后一章作者概括了反动哲学的特征，从而树立唯一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论。
这两本书的优点很多。作者立场鲜明，思想细致，对所批判的对象，大都打中了要害。这两本书的论证的详尽和细致，给人以突出的印象。作者处在唯心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种深入的辩论尤其合乎需要。
我们中国的读者也许会特别注意“保卫哲学”第七章——“实用主义”。这一章是有些错误的，作者在纽约版序文中已经作了更正。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提出讨论，就是康福斯没有从杜威的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去安排他的批判。没有这样的安排，没有紧紧地抓住这一点，个别地方的批判就会摇摆不定。例如对于杜威的所谓“赤裸裸的存在”（即译本所说的“粗糙的存在”），作者就感觉到困难。康福斯是从杜威把认识看作能够制造它自己的对象这一点来批判杜威的唯心论的，这是对的，这样的唯心论的谬论本身就要加以批判。但是对“赤裸裸的存在”究竟应该如何批判呢？在这一点上作者似乎没有坚决的意见。他有时把“赤裸裸的存在”看作康德式的物自体，有时又看作无定形的原料。其实杜威根本没有康福斯心目中的“赤裸裸的存在”，这样的存在依然是在杜威的主观唯心论的经验之中的。对习惯于英文的人说，这个词汇确有“对它没有办法”的含义，因此间接地也给人以“独立存在”的含义。这样的词汇在杜威的书中出现就使他的哲学显得好像不那么唯心似的。其实，在杜威“赤裸裸的存在”只是没有经过认识和行动上的加工制作的对象而已。这样的存在已经在经验中。按照杜威的说法，不在经验中的根本就不存在，存在就是被经验，不过经验所包含的项目非常之多，认识只是经验之一而已。
上面所说的中心点没有抓住，不仅对“赤裸裸的存在”不能作彻底的批判，别的重要的方面也发生问题，例如杜威的反动性。康福斯对杜威的反动性估计不够，在有些问题上，他就让杜威滑过去了。在评论“保卫哲学”的书评中，苏联“哲学问题”杂志针对下面的说法——“实用主义与任何其他的资产阶级哲学相比较是较多地摆脱了烦琐哲学和神秘主义的”——说道：“对于这一点，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杜威的烦琐不亚于其他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的神秘主义只有超过他们，决不能不及。杜威反对科学和他拥护宗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他的反理性主义是和他的神秘主义分不开的，而这些又是和他的极端的反动立场密切地结合着的。康福斯对杜威哲学的反动性估计不足，在批判中也就流露出一种不彻底性。
但是本书的优点究竟是主要的，对于我们当前的批判工作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这两本书的主导思想。除此之外我们特别提出以下两点：一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复杂性，二是它的反理性主义。
康福斯在第二章里已经提出了哲学的复杂性。除了反映特定的阶级观点外，帝国主义哲学也不是简单的。它是复杂而间接的反映过程，居间媒介的是哲学家的个性，他们从其先行者所得到的早已存在的观念，社会的政治、法律及道德观念，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底进步，民族发展底特点等等。我们正在进行哲学上的思想斗争。为了加强我们的战斗性，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科学性。科学性是和战斗性一致的。空疏的批判缺乏科学性，因此也不会有很强的战斗效果；支离琐碎的批判没有战斗性，也缺乏真正的科学价值。尽管这两本书有些毛病，作者本人和本书俄译本序言也已经指出了一些，然而这两本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帝国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反理性主义（我觉得不只是非理性主义而已）。康福斯在第一章就已经提出。这一点实际上是贯彻到各章中去的，虽然在文字上没有到处都提到它。我们要注意，尤其是哲学界中的旧知识分子要注意，公开的反理性主义者例如柏格森是曾经受到罗素的批评的。这样一来，罗素就好像是理性主义者了，其实罗素也是反理性主义者。我们辩证唯物论者是要凭理性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并且按照所认识的规律去变革现实的环境，我们的行动决不是靠本能的冲动的。可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无论是公开地主张冲动的也好（柏格森），或公开地主张“理智”，但是到了最后依然依靠冲动的也好（罗素），或者用所谓“机智”代替理智，公开地主张要“机智”去为冲动服务的也好（杜威），都是为帝国主义的冲动作辩护的。帝国主义者确实也是按照反理性主义去行动的，他们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
正如巴克莱、休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先歪曲经验主义，然后利用它来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又歪曲科学理论，然后又利用歪曲了的科学理论来为帝国主义服务。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资产阶级需要科学来发展生产提高生产力，但是也需要唯心论，蒙昧主义，宗教迷信来维持它的统治。因此它所需要的科学是和宗教迷信相安无事的科学。但是科学是唯物论的，科学愈发达，唯物论愈得到证实。资产阶级哲学家怎样可以使科学和宗教迷信相安无事呢？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办法是把科学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偷换成为唯心主义。这样一来，科学仍然可以进行（当然会受很大的限制，康福斯发挥了这一点），但是科学的理论就可以和各色各样的信仰主义并存，而科学和宗教迷信就可能相安无事了。
康福斯在第一本书中花了五章的篇幅来叙述经验主义的历史。经验主义本是资产阶级发生和向上发展时期科学实践底理论。它本是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蒙昧主义的，是唯物论的。培根和霍布斯都是很好的代表。到了洛克，客观情况变了。英国的资产阶级要和贵族地主妥协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1688年的革命就是这种妥协促成的。洛克的哲学是唯物论和唯心论并存的。可是这还不能满足资产阶级后来的需要。到巴克莱和休谟，就把经验主义的唯物的基础抽掉。经验主义当时是科学的理论，把它的唯物主义抽去，就是把当时科学理论的唯物主义抽去。这样一来科学和宗教也就比较地相安无事了。
康福斯这两本书所批判的中心内容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哲学家歪曲科学理论和利用歪曲了的科学理论的哲学史。从这一角度去了解实用主义和逻辑实证论，我们就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唯心哲学的主流是巴克莱、休谟、康德、马赫的继续。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日益需要增加它的最大的利润，需要军国主义，所以也需要某种科学，但是，它更加需要加强它的压迫，加深它的剥削，所以它更需要唯心论和宗教迷信。因此它使科学服从于宗教。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唯心哲学家和巴克莱等的任务一样，这就是歪曲科学理论，使它成为唯心论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它不断地提出了新问题。因此唯心论不得不穿上新衣服，用新的名词和更烦琐的方法来歪曲科学理论。康福斯的第一本书很清楚地叙述了这一过程。从罗素到卡尔纳普，科学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日甚一日地被排除出去了。他们排除唯物主义用什么方法呢？巴克莱用经验主义的名义来取消它的唯物主义，现代的唯心哲学家也用科学的名义来排除科学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唯心哲学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把科学底理论歪曲利用了。
“五四”以来我们的科学也是受了唯心论的腐蚀的。年纪大一点的人们还记得30年前的“科学”和玄学底论战。它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玄学派代表封建地主，“科学”派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都为帝国主义服务，都反对革命，都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科学”派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首先，因为“科学”派是披着科学外衣来反对科学的。其次，在那一论战中“科学”派战胜了。“科学”派底哲学就是康福斯所批判的哲学。它在解放前取得近30年的统治。要使我们的科学发展起来，能负得起建设的任务，一方面要好好地学习苏联，另一方面要彻底地批判披着科学外衣来进行反科学的巴克莱、马赫、罗素、杜威，一直到卡尔纳普的主观唯心论的哲学。我们要赶快做这一工作，努力做这一工作，树立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赶上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