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宣传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是冲突的吗
曾文经
有些读者问：在我们国家里，既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可以不可以宣传无神论呢？宣传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是否冲突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什么是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是说，公民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是完全自由的，国家给予充分保证。为要保证公民的信教自由，必须实行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的原则；必须让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同时也有批判某一宗教或一切宗教的自由。
假使只许某些人信教，让他们讲解经义，印行经典和宗教性刊物，却不许另外一些人不信教，并禁止他们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宣传无神论，那就不是什么宗教信仰自由，而是教会拥有特权了。反过来说，如果只许一些人宣传无神论，却不许另一些人信教和传教，那显然也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相违背。
由此可见，必须让人们对宗教采取自由选择的态度，让人们对宗教有发表肯定或否定意见的自由权利。这就是说，你是一个教徒，你可以念经、拜佛、拜上帝；我不是教徒，我也可以宣传无神论，普及科学知识，证明上帝、天堂等等都是虚幻的。只有这样，才叫做宗教信仰自由。
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度。在宗教这一问题上，法律允许公民有信仰的平等权利，让无神论者和各种宗教徒有发表自己言论的平等权利。如果国家用行政手段来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禁止公民宣讲宗教教义或宣传无神论；如果国家对于任何一种宗教和任何一种无神论不在法律上保障他们的平等权利，而是用权利压制任何一方，那就和民主的原则相冲突，和我们国家的性质相违反了。
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改变社会关系，改变祖国的自然面貌。这就要求广大人民群众都来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要求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水平。而要普及科学知识，以便迅速地把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就有必要展开无神论宣传，批判反科学的错误观点。
当然，有时人们会觉得，自己所信仰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人批判到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总容易动感情。可是，只要冷静地想一想，事情也很容易弄明白。宗教教义和无神论、唯物论本来就是两种针锋相对的世界观。宗教徒每一次向人们讲解宗教教义，实际上都是传播同无神论、唯物论相反的世界观，都是在反对无神论、唯物论。既然宗教徒可以这样地反对无神论、唯物论，为什么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不可以批判宗教观点呢？再进一步说，各种宗教各有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的内容颇多互相冲突的地方。如果某一种宗教有“唯我独尊”的感觉，要求其他宗教不宣传和自己教义不同的观点，那末，其他宗教的宣讲教义权利也应该被剥夺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火来烧”，真理是不怕争论的，除非你已经认识到你所信奉的不是真理，经不起别人批判。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信仰它呢？如果不是这样，你为什么害怕别人批判呢？
有些人以为宣传无神论，就是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的先声，这是绝大的误解！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者从来不主张使用行政力量消灭宗教。他们认为，宗教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当人们还不能理解自然和征服自然，不能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时候，宗教就有它自己的地盘。而在剥削阶级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宗教还被利用作为麻醉人民的工具。只有在阶级社会消灭之后，生产资料完全公有，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得到最充分的满足，他们可以依据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来对社会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自觉的管理，宗教的迷雾才会消失。由此可见，宗教的灭亡，只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发生的结果。当宗教还在客观上有存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如果只凭主观愿望，企图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他们就一定遭受失败。
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已经在宪法中有明文规定，这是确定不移的方针。这几年来，我国公民的纯粹宗教活动，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我国公民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或放弃任何宗教，都不受到任何限制；国家对于各种宗教和教派，都一视同仁，既不特别优遇任何宗教或教派，也不对任何宗教或教派加以任何歧视；教会和教徒可以讲解经义，刊印经典和宗教性刊物，无神论者也可以自由地讲解自己的科学道理。……这些事实，难道不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充分表现吗？宗教信仰自由，早已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部分，是真正的、充分的民主权利。这种政策，不仅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并没有任何改变，就是在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今天苏联已在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远景也必然这样。
进行无神论宣传，会不会影响到宗教界人士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种担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宗教界的人士不仅是一个教徒，而且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的祖国现在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会给广大人民（包括各种宗教的教徒）带来无限的幸福。各种宗教的教徒应该像其他人民群众一样热烈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事实上，也确是这样。绝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民群众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他们并不因为别人在世界观上抱着和自己不同的见解而降低自己的爱国情绪和社会主义积极性。
进行无神论宣传，会不会造成帝国主义者抨击我们的借口呢？像上面所说，我国是有真正的、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胜过雄辩，我们还害怕帝国主义者造谣吗？帝国主义者是经常颠倒黑白的，他们表面上假装同情宗教界，反对我们进行无神论宣传，实际上却是深恨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他们放出各种流言蜚语，恰巧就说明帝国主义对于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嫉恨。对于这种造谣，是值不得理会的。且看一看帝国主义国家吧，难道它们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吗？像在美国，基督教和天主教被利用作为政治工具；伊斯兰教受到歧视；各种宗教团体设立教育网，无数儿童青年被迫接受宗教教育；许多州立法禁止或暗中限制讲授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道理。……这些难道和信教自由原则相符合吗？他们所标榜的信教自由，正和其他资本主义民主一样，不过是一种骗术而已。既然这样，帝国主义者还有什么权利来批评我们的宗教政策呢？帝国主义向来打算把宗教当作自己手中的一个棋子，把宗教信仰自由了解为宗教侵略自由。如果是这种“自由”，那么，它在新中国确实是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爱国的宗教徒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自由，赞成真正的、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帝国主义者为什么这样疯狂咆哮，想尽一切办法来挑拨离间我国宗教徒和无神论者之间、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呢？原因就在于它失去了宗教侵略自由，它妄图恢复这种“自由”。
总之，宣传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不相冲突的，是完全相容的。不仅这样，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还应该是宗教信仰自由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疑问的人，弄清楚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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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整顿厂矿企业党组织的编制
许法
根据企业生产的发展、职工人数和党员数目不断增多的情况，厂矿党组织的机构和编制适当地扩大是必要的。但是，有许多党组织却想单纯依靠专职的党的工作人员进行工作，加上从上到下的官僚主义和事务主义作风很严重，就使这些党组织机构臃肿、头重脚轻。建筑工程部东北工程管理总局第一工程公司第一工程处党组织，脱离生产的专职党工作人员占这个处职工总数的1.1％，占党员人数的14.7％，其中总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又占全部专职党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左右。重工业部建筑局东北第一工程公司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占党员人数的10％弱。党委会的工作人员又占全部专职工作人员的41％。虽然，基本建设部门中党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比厂矿要小，但是，平均十个甚至不到十个党员就有一个专职的党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也是太多了。而且，这些工作人员又大部集中在党委会和总支委员会；车间和科室支部的工作人员既少又弱。厂矿党组织的机构和编制存在着同样的不合理情况。沈阳市有一个较大的工厂，这个厂的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竟有14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1％，而且，其中有40％左右集中在党委会中。许多党委会下面都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室，有的甚至部下面还有组或科。党组织的机构已经这样庞大，而有不少人还在吵嚷着人手太少，工作照顾不过来，希望再增加人员。好像只有党组织拥有大批的专职工作人员，党的工作才能加强。
真是人多机构大就好办事吗？事实并不是这样。黑龙江穆稜煤矿党组织过去只有9个专职人员，党组织的工作作得较好；现在，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增加到23人，工作反而不如以前。哈尔滨机车车辆修理厂党委会原来只有专职工作人员13人，党委书记还能经常深入车间；现在，专职人员增加到30多人，党委会的负责人员反而深入不下去。这说明了靠人多并不一定能够把事情办好。1953年，沈阳市除五三工厂外，许多较大厂矿的党组织的编制都超过了前东北局的规定。但是，五三工厂党组织的工作在这些单位中却是最好的。由此可见，单纯依靠扩大编制增加人员是作不好党的工作的。相反的，党组织的机构臃肿，却给党组织的工作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党组织单纯依靠少数专职工作人员进行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恶果，就是使少数人包办了党的工作，而不去充分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不去通过全体党员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在全体党员中蕴藏着改进和加强党的工作的巨大的潜在力量，但是因为党组织的机构庞大以后，党的领导人员的眼睛就只能看到党委会的专职工作人员，而看不到更多的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力量。紧缩党组织的编制，就可以促使党组织的领导人员看到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力量，而决心改变少数人包办党的工作的偏向。
党委会的人多，领导人员就可以依靠办事人员下车间了解情况，自己可以用很多的时间坐在屋子里开会、搞各种计划总结，并且还得车间支部的工作人员也来陪着开会，也来花很多时间写材料。这是车间党组织工作人员的一大苦恼。这样他们不能有充分的时间在群众中进行各种活动。同时由于党组织的层次多，机关大，下边的情况很难及时反映上来，有时甚至中间搁浅。支部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和群众有事想找党委书记谈谈，希望得到党委书记的一些具体帮助，常常被党委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挡驾”，使党委书记脱离群众。
事实是很清楚的，在一般的机关里，人多不一定能把事办好；在厂矿党组织中，专职干部过多，危害性就更大，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工作，反而阻碍了党组织和群众的紧密联系。因此，厂矿党组织应该迅速地坚决地大力压缩现有的编制，以适应目前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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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喜剧“幸福”和它的演出
编剧：艾明之 导演：郑天健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
刘仲平
“我们共产主义的伦理道德应该是替千百万人的幸福着想，而不是仅仅为‘我的’幸福着想。旧的逻辑是：我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其余的人我是不管的。新的逻辑是：我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但是最正确的办法，是使所有其余的人都成为幸福的人；如果我将这样作的话，那时，我将也成为幸福的人了。在我们的每一个行为中，都应该贯穿着一种为了集体，为了总的胜利和总的成功的思想。”苏联的著名教育家、作家马卡伦柯的这段话，恰好可以借用来说明艾明之所写的喜剧“幸福”的主题。戏剧冲突的基础就是这种关于幸福的新旧思想的冲突。作者透过喜剧的三棱镜观察了这种冲突在生活里的表现，并且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生活图景体现了这个主题，从戏剧情节的发展中使这种新旧思想的冲突自然而然流露了出来。戏里面洋溢着乐观、明朗、愉快的气氛。在这里，对于人们思想里的旧意识的讽刺，是同深信这种旧意识可以克服的热情结合在一起的。这点正是我们新时代的喜剧应有的特点。
我们的喜剧，不管剧中人物被赋予多少正面的或反面的因素，剧情总是要在正面环境里展开的。这个正面环境就是我们的社会，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和人们意识里已经取得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力量，就是这种力量必然能够战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和缺点的趋势。我们的喜剧的任务，就是要用它的笑去摧毁那些恶习和缺点，帮助社会主义力量、社会主义趋势的发展。应该说，喜剧“幸福”在解决这个主要任务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把这个戏搬上了舞台。导演在创造喜剧效果上显示了很好的才能，整个演出是引人入胜的。演出的成功，主要是由于它创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矛盾和冲突、他们的同情和反感，他们的纠葛和爱憎，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笑，吸引了、感染了观众。
老工人胡汉亮的形象，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可爱的形象。戏一开场，他来找团支部书记要求调走他的助手王家有，从他的愤慨、他的语气里，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这个“一筒子火药脾气”的老工人，容不得工作上、作风上吊儿郎当的人，正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他知道现在是为谁干活，为谁创造幸福，所以他不能容忍妨碍和破坏他的工作的人。在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剧作者、导演和演员都给了他某些幽默和喜剧性的因素。例如他对那封没贴邮票的信大发脾气，同王家有的某些冲突等等场面，就都很能使人发笑。但是这种笑是同观众所喜爱的爽朗、正直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完全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相反的，它使观众加深了对于人物的亲切感和尊敬。
而观众对于王家有所发出的笑，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个和一个“小老板”打上交道、深深陷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里面的小伙子，沾染了一身坏习气。他对于生活，对于幸福的看法，完全遵循着马卡伦柯所说的那种旧的逻辑。他玩忽劳动纪律，一再闹事故，使生产——这正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幸福的重大事情——受到极大损失，却全不在意。他认为老工人对他的批评是，“妒忌”他的幸福，他认为他的朋友刘传豪对他的帮助，是“破坏”他的好事……。他自作聪明地发表这些见解；他理直气壮地跑到刘传豪家里去兴师问罪，结果却发现了他追求的“眯眼睛”所喜欢的不是他，而是刘传豪。这些场面也都很能激发观众的笑。这种嘲笑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认识，有助于为消除恶习、缺点、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害影响而斗争的。
和王家有成为对照的是另一个青年工人，团支部书记刘传豪。他为别人着想的时候要比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多。当他知道王家有所追求的“眯眼睛”正是他自己也倾心的胡淑芬的时候，他克制了自己的情感，光明磊落地诚恳地帮助了王家有去改正缺点；他把力气和心思尽量用到工作上，帮助胡汉亮老师傅把他们那个组变成了竞赛中的火车头……。结果，观众是都看到了的：他是按照另一种逻辑得到了他的幸福的。
但是这个戏也有使我们感到不满足的地方。剧本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有害影响的揭露还不够深刻、不够有力，矛盾的解决也显得比较简单、轻易。而这点我以为是同剧本所揭示的冲突不够尖锐，人物性格的典型化程度不够充分有关。
剧中除了王家有跑到刘传豪家里去兴师问罪那场戏以外，正面人物同反面人物的直接的尖锐的冲突是不多的。而这个冲突的高潮又是由一个不够真实的情节——王家有写给胡淑芬的那封没贴邮票的信——造成的。胡淑芬居然欣赏他父亲骂为“真不害臊……肉麻”的这封信，并且误会到是刘传豪写给她的，这既不符合胡淑芬的性格，也不符合刘传豪的性格。
剧中的正面人物刘传豪的形象，是作者所着力刻画的。但是即使在这个人物形象上，我们也还看到了典型化不够的缺陷。他所具有的还仅仅是先进青年工人的一般的特点，而个性却不够鲜明。他和王家有的关系，是老朋友，又是爱情上的竞争对手。他们对待生活的看法截然不同，而他又处在必须帮助王家有改正错误的地位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用一种什么态度，什么样的话去打动王家有，帮助王家有改正错误呢？作者应该而且可以找出机会让他在同王家有的冲突和争辩中，更深刻更广泛地展示他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并把它拿来同王家有的渺小自私的精神世界相对照。但是作者在许多地方却回避了这种冲突，宁愿用“为什么不好好干活，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大家啊”这一类缺乏个性的话，来代替只有他们之间才可能有的争辩，来代替两种性格，两种人生观之间的真正的冲突。
人物缺乏个性的缺点，在车间主任和党支部书记身上，看得尤其明显。作者看到了官僚主义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支持和助长作用，但是他没有让车间主任在斗争中表示任何正面的或反面的意见，而仅仅把他写成一个怕负责任，怕被人指斥为官僚主义者的人。在现实生活里，这种“纯粹的”官僚主义者却是没有的。仅仅抽出某一类人物的本质，而舍弃了活人身上的那些属于个性的东西，其结果就只能创造出某种概念的影子。
党支部书记完全没有卷进冲突里去。他对车间主任的批评是在电话里进行的，他对“小起哄”邓忠良的批评是在幕后进行的，而他和王家有的直接见面，却在矛盾解决以后，不过是说了几句收场话。缺乏行动的人物不可能是鲜明的、有力的。
从导演方面来说，仿佛把喜剧手法也运用得太平均化了，没有把对于反面人物的尖锐的嘲笑，从那些只同正面人物相联系的温和的幽默当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因而也未能加强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抨击力量。而应该成为喜剧的基调的，却正是对于反面现象的尖锐的嘲笑，而不是温和的幽默。
我们指出这些缺点，是希望这个戏能够更好一些，或者说，能够在这个戏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既然剧作者、导演和演员们都显示了他们的才能，那末我们就有可能要求他们、希望他们创作出更好的能够把人物形象连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思想深深烙印在观众记忆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