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九周年——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 李纯青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武装起义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也是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包括侵略台湾的爱国运动。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的目标和祖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9年过去了,大陆同胞早已获得自由解放,但台湾人民还在过着奴隶的生活,台湾还在美国武力占领之下;它像一根刺扎在中国人的心里,时时发生着剧痛。
美国不是不知道侵占台湾是无理的行为。为了寻找霸占台湾的借口,今年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声明说:“美国不是霸占台湾”,而是因为它和蒋介石订有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就有“留在”台湾的“权利和责任”。究竟蒋介石集团在台湾所处的地位怎样?他和美国的关系又是怎样呢?我们不妨请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回答这一问题。今年2月2日杜鲁门在纽约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一上台就声称“要放蒋介石出笼”,“结果又在一种使美国成为全世界的笑柄的情况下把蒋介石拴起来了”。这就是说,事实上,蒋介石集团,它被关在美国的笼里,可以随便“放出笼”,它像美国私有的牲口一样,可以随便“拴起来”。一个可以随便由美国“放出笼”和“拴起来”的蒋介石,他能代表什么呢?因此,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什么“共同防御条约”,根本不能产生任何“权利和责任”,美国也完全没有理由“留在”台湾。
美国国务院又说:“台湾从来也不是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请问:台湾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一部分呢?在事实和正义面前,美国当然无法说台湾是美国的一部分。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台湾政策宣传指示也承认:“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要美国国务院承认这一点,剩下的问题就是谁代表中国了。如前所说,蒋介石集团完全是美国的笼中之物,它当然不能代表中国。只要看一看地图,人们就可以知道哪儿是中国。几千年来,中国都在那个现在所在的地方,即在地球的东半部,有个土地面积超过于美国、人口为美国四倍多的中国——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它才是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是极其简单的逻辑。因此,美国霸占台湾,就是霸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
大家知道,台湾是一个海岛,霸占海岛首先要霸占它的周围海面,美国使用它的武力——第七舰队侵占着台湾海峡。台湾已被美国海军所包围。美国不但占领台湾的海面,而且控制着台湾本岛,美国在台湾轮驻着一队喷气机空军,有一个完全控制国民党军队的所谓“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还有其他的军事机构和军事基地。台湾距离美国5,000多浬,和美国的国防和安全风马牛不相及;台湾的事务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美国无干;为什么美国要霸占台湾呢?很明显地,美国侵占台湾、阻挠中国的完全统一,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台湾作军事基地,企图进攻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
中国人民有保护祖国领土不受侵略的自卫权利,有统一自己国家的神圣责任;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不许可美国蛮横地霸占台湾。以巨人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6亿人民,不管道路多么崎岖,必将奋勇前进,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但是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远东及世界和平,我们希望通过和平协商的道路,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让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离台湾。
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和从大陆跑去的人员,都应当在爱国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反对美国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中国内部的事务,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国民党军政人员应该想一想: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中国20多年,弄得国家雕敝,民不聊生。终于导致蒋介石王朝的灭亡。你们都是在蒋介石王朝灭亡以后逃到台湾去的。你们应该知道,今天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短短几年中,国家面貌已经根本改变,从东北的兴安岭上,到西南的喜马拉雅山边,从新疆的塔里木河,到台湾海峡的西岸,没有一块地方不是呈现欣欣向荣的气象,没有一个人不在兴奋工作而喜气洋洋。一切事实都在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找到正确的也是必然的道路,这条道路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今天的大路是天下归心,6万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齐心协力地为建设伟大的祖国献出一切力量。如果蒋介石集团人员还有一点点民族意识,就应该断然和美国脱离关系,抛弃个人得失和个人野心,尊重6万万人所选择的政府形式,向祖国人民认错悔罪,欣然来归。
今年1月30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你们愿意走对国家和自己都有好处的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呢,还是愿意走死亡无日的绝路?或者是生而光荣,或者是死而遗臭,何去何从,应有所选择。台湾同胞希望摆脱外国的统治,也希望你们不再为虎作伥,欺压自己的同胞。你们应该了解“二·二八起义”台湾人民的力量,要知道你们是在台湾人民仇恨的火山上苟延残喘的。但是台湾同胞都是祖国的儿女,具有中国民族广阔的胸怀,既然祖国宣布了对你们的宽大政策,只要你们愿意和台湾同胞一起,共同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台湾同胞就也将不究既往,宽恕你们。
在中国人民为解放台湾和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在台湾同胞日夜盼望获得解放回归祖国的时候,在纪念“二·二八起义”爱国运动的庄严日子,竟有汉奸廖文毅,在东京奉美国主子之命,妄图分裂中国的领土台湾,成立所谓“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以便替美国长期霸占台湾制造“托管”的根据。廖文毅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个谬论是经不起驳斥的。台湾人都是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汉人,绝大多数台湾人的住宅里的神主木牌便可以说明这一家是从大陆某县某乡迁移过来的,他们祖宗的坟墓上的石碑也可以说明这个死者是大陆何县何乡的人,他们讲的是中国的话,藏着的是一颗爱国的心。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在历史上有500多年属于福建省,像海南岛属于广东省一样,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天是“二·二八起义”九周年纪念日,我们格外怀念着台湾同胞。尽管在这个血洗的日子里你们无言度过,但台湾人民300多年爱国的革命传统以至“二·二八起义”中牺牲的千万烈士都将站在世界的高峰,宣布台湾人民的意志:我们要求美国缩回侵略的手,我们要求和平解放台湾,我们要求回到自己的祖国怀抱里来。
“二·二八起义”的目的必将达到。
为台湾革命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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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珠江下游的沙田区
韩北屏
珠江下游的三角洲,是一片丰饶肥美的土地,其中沙田地区,尤其富庶。说到沙田,人们也许会以为是沙砾遍地,荒凉瘦瘠的地方。其实,这里是祖国南方的大粮仓,可以和长江三角洲、洞庭湖滨、成都平原相比美,称得上是“渔米之乡”。这里的土地是冲积层的粘质壤土,平坦广阔。有一位苏联农业专家来参观之后说:
“这儿是乌克兰中的乌克兰。”
走进沙田地区,放眼四望,一片平畴,珠江的支流、河涌,比蛛网还要密,纵横交叉,像人身上的血管似地,输送比金子还贵的水,滋润了几百万亩的土地。在河流的两岸,一排排一簇簇的荔枝树,香蕉林,甘蔗地,还有高耸的桄榔、椰子,四季常青。这里的庄稼,一年有三次收成。屋前屋后,田边路边,只要种下,准有收成。河涌中水产丰富。近海的地方,农民放水下锅,再去河边用蚊帐布做的半圆形小鱼网一兜,就会有鱼虾做菜了。
在这样富庶的地方,生活应该是较好的。可是,解放以前,农民们长期的吃不饱、穿不暖,早上担心晚上,今天愁明天。
那时候,沙田地区的土地,绝大部分是属于官僚、恶霸、地主和“大天二”的。
(珠江下游的人们,叫土匪做“大天二”。)农民几乎全部没有土地。每当耕种季节到来,地主雇农民耕种,等到插下田,秧苗发青了,雇佣的关系也就结束。农民耕一亩田,只拿到15斤到20斤谷子,还要等到收割时才发给。这怎么能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呢?地主恶霸、“大天二”们分区割据,各霸一方,设了数不尽的关卡,勒索打劫,无所不为。有的农民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撑小艇去捕鱼,回来的时候,每经过一道关卡,那些匪徒们就要上船拿去一批鱼,到最后的关卡,鱼被拿光了,空船一只,不能再“贡献”了,就得挨一顿打,谁稍微反抗一下,就可能被封船、甚至丢了性命。农民们就在这样黑暗的地区生活着,既悲苦而且极不安定。他们“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勉强在基围上搭盖“茅寮”安身,地基还是属于地主的。因此沙田区农民的住屋,非常简陋;在基围上,密集着低矮的“茅寮”,除地主的“围馆”(堆谷子的仓房)和恶霸、“大天二”的关卡碉楼之外,连一间瓦屋也没有。
如今,“茅寮”还带着沉痛的记忆遗留着,但是,农民们悲苦的生活一去永不复返了。
拿中山县港口区沙蓢乡来说吧。
这是一个普通的沙田区的乡村。在三条河涌的两岸,散布着5个村子,782户,3,667人,有水田12,650亩。1954年,全乡成立了100多个互助组,1955年上半年,组成了4个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秋,“雷鸣一声天下响”,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下达以后,全乡农民热情地奔向社会主义,在极短的时间内,新组成了7个初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人数从占全乡总人口的34%跃升到93.6%。
今年1月,中共中山县委会、港口区委会,经过详细研究,决定全乡办一个大社。这个决定在乡里宣布之后,真是人人高兴,户户欢迎,大家奔走相告。龙昌村有一个农民说:“共产党的话,你硬是不能不听!说有拖拉机,我们乡里就有拖拉机,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来!”社会主义的图景大大鼓舞了生产积极性,冬季备耕紧张的时候,白天村里看不到闲人。
全乡782户百分之百地参加了这个大社。全乡合作化了。这几天,他们正热烈地讨论和制定全乡的规划。水稻粮食生产,将从1955年的基础上,提高61%,比解放前的产量将提高380%以上。1957年的指标,要提早一年实现。生产提高了,劳动工分也跟着提高,预计今年的每一个劳动日工分,将有30斤谷子,全年以300个劳动日计算(这里四季都有生产劳动,差不多没有农闲。),每一个劳动力,可以有9,000斤谷子的收入。保证增产的条件,是一个“四万运动”——犁冬晒白10,000亩,入泥10,000亩,修筑水利围堤10,000井,积肥每亩10,000斤。副业生产上,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景象,全乡从仅有7只公养猪扩大到1,500只,另养鸭子24,500只。在住宅、交通、文化生活方面,也有了规划。最使他们激动的,是要和那些历史遗物的“茅寮”告别了,全乡要在今年年底前,建筑新式房屋、新式街道,并将接上电灯。现在许多人聚在一起,就会比划着,指点着:“这里是住宅区,那里是文化区……”有时还会争论起来哩。
国家对沙蓢乡的支援是不小的。在这个乡里,有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有国营农场,有农业示范场,有气候站,还有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的工作组,农业上的机构,相当齐全。拖拉机代耕的土地,达到可以机耕面积的90%。这不仅使沙田区本来就感到缺乏的劳动力,大大得到解放,可以从事精细的劳作和备耕,同时也促使农民组织起来,使增产有了更好的保证。去年春天,全乡合作化运动还没有普遍展开的时候,拖拉机站派出机车,为合作社代耕,有几户单干农民,跑到拖拉机站来,要求代耕,还说:“我们比合作社多出一倍代耕费!”拖拉机站的负责人说:“你们快些组织起来吧!要不然,多出十倍代耕费,我们也没有法子机耕!”结果,单干户果然组织起来了。至于农民的子女,那些沙田区年轻的农民,更完全改变了模样,像港口区群众乡的苏银彩,3个月前还是一个农村姑娘,现在随着拖拉机队奔驰在田野上,是一名拖拉机手了。
农民们生活改善了,人口也随着增加。以前,这儿的婴儿死亡率是很高的,现在到处是孩子们的欢笑。民主乡有一个老农妇说:“单是我们地塘(意思是指共用一个打谷场的几家人家)上,解放后新添的孩子,就可以摆两桌酒。”
沙田区的农民,永远摆脱了穷困悲苦,展现在他们眼面前的是幸福欢乐。在和煦的阳光下,在一年到头满眼翠绿的果园中,在广阔的田野上,在蜿蜒曲折的河流上,飘送着动人心弦的“咸水歌”声,这不再是诉说哀愁的悲歌,而是庄严的快乐的赞歌,他们歌颂着毛主席,歌颂着共产党,歌颂着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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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交流经验,提高考古工作的水平
——在考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郭沫若
考古工作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议。我们大家都非常振奋,有责任把这次会议开好,完成会议的任务。会议的性质,如名称所表示,是工作会议,但它是有关考古发掘的学术性的工作会议。
现在我想把我们所预定的会议的任务向大会说明一下。
考古工作在中国是有长远历史的。从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和“宣和博古图”看来,考古工作作为一种具有系统的独立的学问,至少已经有了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考古图”和“博古图”所处理的范围虽然主要只限于青铜器,但它们对铜器的花纹、形式、度量、时代、铭文的考释都作了比较有系统的考察,有时候联系到历史地理,有时候联系到工艺技术,公平地说,是具备了一个相当严密的学术系统的。
那些古人的业绩和近代考古学比较起来,不消说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我们要想到那是将近一千年前的工作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应该数典忘祖。
北宋以后,关于这门学问的研究在我们却不幸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衰颓下去了。一直到了近代主要由于西方的考古学的输入,对于这门学问的研究热情又才逐渐恢复了转来。
特别是在解放以后六年多的期间,我们是做了不少的考古工作的。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把丰富的地下博物馆替我们开放了,无论是有史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或者是有史以来的殷周、秦汉、隋唐及其以后的时代,都有大量的遗物遗迹发现。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地出土的重要遗物已在20万件以上,丰富了并在某种程度上端正了我们的历史知识。
由于需要的迫切,关于考古工作者的训练,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在这里应该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它在历史系里面开设了“考古专门化”,从1953年以来已经训练出了40多位毕业生;目前在校学习的也还有40多位。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自1952年以来每年合办一次的短期训练班已经举行了四次,训练出了341位工作干部。这些新生力量加上我们老一辈的专家,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已经是有五六百人的一个队伍了。
我们的同志们是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同时也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我们的工作面很广,遍于全中国。我们所处理的时代也很长,由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元、明、清。六年多来我们不容妄自菲薄,是积累了不少的经验的。把这些经验作一初步的总结,是很有必要的。各地的同志们聚集在一道,交流经验,彼此观摩,展开讨论,相互学习;这在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方法上,是有绝对的好处的。这层就是我们召开这次学术性的工作会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我们已经收到了20多种各地的发掘工作报告,将在会上进行讨论。希望同志们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尽量交换意见,切磋琢磨,使既得的工作成就能够在锦上添花,使今后的工作能有更好更多的成就。我们要把既得的丰富经验,最好能够提高到原则性的理论水平。
六年多来无论在训练干部方面或进行发掘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但这些成就丝毫也不应该引起我们自满的情绪。
我们所发现的遗迹遗物是有惊人的数量的,然而我们的整理研究工作却做的很少,甚至有好些发掘工作,我们连初步的工作报告都还没有提供出来。机会太多、遗物、遗迹太多,问题太多,而人手却太少,再加上我们大多数同志的业务水平也还并不能说是太高,要应付解放以来突然增加的大量的工作,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能在困难面前畏缩,我们要想出种种有效的办法来,以最大的力量克服这些困难。假使不这样,我们要知道困难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是还要大大的增加的,有加无已,而且愈来愈大。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新形势。在今年内全国范围内的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运动就要基本上完成;再隔三、四年,也就是说到1959年或者1960年,更可以进入到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阶段。手工业的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同样的速度在飞跃地进展。国家所进行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即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的提前完成也就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在规模上日益加大,在速度上日益加快。
各位请想想,农业合作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再加上工业化的规模加大与速度加快,这必然的结果是怎样呢?这必然的结果就是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所说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中共中央最近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所作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报告各位是看到了的,中共中央向全国的知识分子号召,要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之下,以最紧张的努力争取在12年内使落后的中国科学文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在我们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是必须完成而且能够完成的任务。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全面规划,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无私的帮助,只要我们能以最紧张的努力进行工作,是一定能够实现党对于我们的号召的。
从考古工作方面来说,我们可以得到更具体的了解。六年多来规模宏大的基本建设已经使考古工作得到蓬蓬勃勃的空前未有的发展,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农业和工业的飞速进展、交通水利等工程的愈来愈大的规模,愈来愈快的速度,不是会把无尽藏的地下博物馆更加大量地更加频繁地为我们开放出来吗?我们应该作怎样的准备来迎接这个波浪壮阔的新形势呢?
问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答案也就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要想胜任地应付这个新形势,很明显地我们就必须扩大我们的工作队伍,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促进我们的政治觉悟,发挥我们的潜在力量。这些都必须有全面的长远规划,有组织、有步骤、有领导地团结一切力量来进行,然后才能使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
响应着党的号召,目前有关各部门都正在集中力量来进行着12年远景计划的拟订。我们的考古工作,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也应该有一个12年的远景计划。到底应该怎样来扩大我们的队伍,怎样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怎样来促进我们的政治觉悟,怎样来发挥我们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到会的各位同志多多考虑一下,尽量提供意见。这在12年远景计划的制定上是有很好的帮助的。这层也就是我们召开这次学术性的工作会议的又一个主要目的。
不容讳言,我们的考古工作的队伍还是小得很可怜的。我们大多数工作同志的业务水平离世界的先进水平相隔还很远。近代考古学这门科学所涉及的学术部门很多很广,它不仅和许多人文科学有密切关联,和许多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也有密切的关联。特别到最近,这门科学也进入了原子能时代了。用爱克司射线来透视塑像内部,用同位素014来测定古物年代,在别的国度里已经早在进行了;而我们自己呢却连许多初步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都还没有做到可以满意的程度。我们无论怎样,是必以最紧张的努力,急起直追的。没有任何理由,可允许自己有丝毫的骄傲自满。
还有一项初步的拟议须得向各位同志说明一下。那就是我们希望在不长的时间内召开“考古学术会议”,邀请些世界的学者来参加。我们需要在这次会议中取得经验。
对于中国的考古事业,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是异常关心的,同时其他国家的进步学者也有深切的关心。这是因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具有世界性的深刻意义。人类史和世界史还有很大一片空白,急切需要由地下埋藏极其丰富的中国来加以补填。
特别在目前我们要打破欧美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和以白种人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地下发掘的遗址、遗物和对于它们的深入研究,在我们是极有效的犀利武器。
我们自己的努力是责无旁贷的,但我们必须认真地学习世界先进经验,欢迎世界的进步学者来一同解决问题,同时也就是拜他们做我们的老师。
同志们,关于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任务,我们的预定就是这样。
请允许我再概括地说一遍吧。
我们的会议是学术性的工作会议。
会议的任务:
(一)总结和交流六年多来考古工作的经验,提高工作水平;
(二)就考古工作12年远景计划的制定,交换意见;
这两项任务事实上也可以归纳成为一项,那就是响应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适应国家建设的新形势,从考古工作方面来进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以最紧张的努力,争取在12年内使我们的考古工作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我们希望全体同志集中我们的智慧,把这一次会议开好,使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议能够得到辉煌的胜利。


第3版()
专栏:

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决议
中国科学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于1956年2月21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21个省市的考古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历史研究人员和大学的考古学教师,共180人。会议上分别听取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和文化部郑振铎副部长所作的关于考古工作的报告,宣读了考古发掘专题报告26篇,交流了工作经验,对今后的任务和努力方向,有了明确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适时的,对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建国六年以来我国的考古文物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有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专业的考古工作者的队伍较小,科学水平不高,我们的工作还远远地落后于实际需要,赶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为了把考古工作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我们必须发掘潜在力量,大力培养干部,掌握先进科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加强文物保护和普查工作。我们建议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按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制定出有关考古工作的全面规划,对上述各项,作出统一的具体安排,规定进行步骤,来保证我国考古学在一定时间内,接近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解决历史研究上的迫切问题。
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一日千里的发展,大规模基本建设在全国进行,保护文物是目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文化部制定出有关古墓葬、古遗址等全面的文物保护条例,以及普查登记,发执照等具体的保护管理办法。希望我们考古工作者和其他岗位上的工作人员,积极宣传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和方法,发挥广大人民所素有的爱护乡土文物的热情和积极性,协助政府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全国厂矿、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都在动土施工,黄河长江及各水系根治利用的综合规划,正在有步骤的进行,“地下博物馆”的大量开放,给考古工作开辟了广阔前途。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要与基本建设的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在既利于工程进行,又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下,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希望各部门的工程人员在设计、施工过程中,给我们以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会议号召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要积极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端正学风,掌握先进技术和方法,提高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为争取考古学在12年内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
为了进一步学习先进经验和方法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更广泛的交流工作经验,大会决定于1957年召开一次考古学术会议。
我们深深相信,全国考古工作者,经过这次会议,将更加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科学院和文化部的指导下,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发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好考古工作;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在对人民群众普及爱国主义教育上作出贡献。我们一定用自己的行动来迎接祖国文化建设的高潮,完成党和政府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第3版()
专栏:

考古工作会议闭幕
考古工作会议开了7天,已经在27日闭幕。会议对今后考古工作的规划、方针和任务进行了周密的讨论;考古工作者在会上宣读了26篇考古发掘专题报告,并且展开了学术性的自由争论。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考古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专家出席了二十七日的闭幕式。在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分别作了考古学术和考古工作安排方面的总结报告。
会议指出:为了把考古工作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发掘潜在力量,大力培养干部,掌握先进科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加强文物保护和普查工作。会议建议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制定出考古工作的全面规划,规定进行步骤,保证中国考古学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并且解决历史学中还没有解决的迫切问题。会议并且建议文化部制定出全面的有关古墓葬、古遗址等文物的保护条例,以及普查登记、发执照等具体的保护管理文物办法。
会议号召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要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业务,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团结,端正学风,提高工作质量,为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努力;要同各基本建设部门紧密合作,在既利于工程进行,又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下,和工程人员共同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好。
为了进一步学习考古工作的先进经验和方法、提高考古工作的科学水平以及更广泛地交流工作经验,会议决定在1957年召开一次考古学术会议。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考古工作会议致函基本建设人员
提出保护历史文物的三点要求
27日闭幕的考古工作会议写信给基本建设中的青年突击队员,向他们提出了关于保护历史文物的三点要求:
第一,凡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像铜器、玉器、磁碗、金银首饰等以及散在偏僻村落的古庙和名胜古迹,都是国家财产,不要侵占或破坏;
第二,发现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的时候要及时同各级文化部门取得联系,向文化部门报告;
第三,散在的线装古书以及从古庙里发现的铜铁铸的佛像,大钟、香炉等等,不要作为废铜废铁处理,要立即报告各级文化部门处理。 (新华社)


第3版()
专栏: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逝世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教授14日因高血压症在长沙逝世。享年71岁。
毛泽东主席特致电悼念。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赠送了花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人也致电吊唁。
16日,长沙举行了追悼会,同日,杨树达遗体被安葬在市郊名胜区岳麓山。送葬的有湖南省党、政负责人和各界人士近400人。
杨树达是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特别邀请人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馆馆长和湖南师范学院教授。他是湖南省长沙人。早年研究古代汉语语法,后来研究文字学。著有“高等国文法”、“词全”、“积微居金石小学论丛”、“积微居金文述”、“积微居甲文学说卜辞琐记”等20多种语文著作。生前曾经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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