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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纠正农业生产领导的自满思想
王映明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发展和全面规划的初步制定，一个热火朝天的生产高潮已经在湖北省浠水县展开。这个县关口乡在短短的两个月内，除了75口小塘和一条长550丈的河堤已经过加工培修以外，还兴修了3口大塘、一个水库；修了6条大路，共有30多里长；30多石坡地改成了平地，800多石旱地培了田土和塘泥，全乡还添了24辆牛车，14个农业合作社买了24部双轮双铧犁；永保乡的2，400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竹瓦乡把有名的“火岭岗”变成了“水岭岗”，在年年要干死300多石田的庄稼的地方修了一口大塘。总之，过去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办到了，生产上的奇迹正在不断地出现。
但是，一部分同志却因此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他们以为“生产搞得差不多了”，“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没有问题了”，因而放松了对生产运动的领导，对生产运动中的问题不问不闻。因此，在最近召开的中共浠水县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对这种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会议认为，产生这种自满思想的原因，首先是部分干部对完成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早在去年9月以后，浠水县的各级党组织就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自上而下地结合建社和整社，初步进行了全面规划；但是由于时间短，领导机关缺乏经验，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因而大多数的规划还比较粗糙，问题还相当多。把已经获得的成绩同争取在1956年完成1957年的生产任务的要求相比还相差很远。如栗寺乡高潮农业合作社主任高有三，原以为社里的生产搞得不错，但经过检查以后，发现全社的水利工作还搞得很不好。全社有600多石田，只有300石田可以保证抗旱60天，200石田保证抗旱40天，130石田保证抗旱30天。蔡河区计划冬季积肥1，238万石，只完成了670万石，还有45％的积肥任务没有完成。还有一些地方原来的计划数字虽然订得不低，但也没有照着执行。例如，有个农业合作社原计划每石田施肥40石，实际只施肥20石，修猪圈、厕所和牛栏的计划也落了空。所有这些都说明，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还必须作更大的努力，积极主动地领导群众实现规划，并且根据情况不断地增订和修改规划，才有可能保证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顺利地完成。反之，如果认为“规划订了，群众自己会实现”，因而对生产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样，今年的农业增产计划就有落空的危险。
会议认为，产生自满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同志的思想有片面性。他们只看见了重点地区和重点农业合作社，没有看见一般地区和一般农业合作社；只看见先进地区和先进农业合作社，没有看见落后地区和落后农业合作社；只看见了工作中的优点和成绩，没有看见缺点和问题。栗寺乡党支部书记杨东生在会上检查说：“我们几个党支部委员都分配在几个中心社里，只看到中心社的生产秩序好，社员的生产积极性高，生产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就没有深入地检查其他社的生产情况。其实，全乡还有18个合作社的生产秩序很混乱，6个社的冬季生产计划还没有完成。”高潮农业合作社的主任高有三也检查说，他原来看见社里的140石田的小麦长得好，就以为全社完成每亩产220斤的任务没有问题。其实，社里还有200多石田的小麦长得不很好，估计每亩只能产150斤；150多石田的小麦长得很不好，大块大块地缺苗，每亩约计只能产七、八十斤。
在会议期间，代表们还参观了望城乡和“十月”农业合作社。他们亲眼看见：望城乡地里是厚厚的一层泥巴，畈里的春收作物长得青乌乌的，塘堰修得像水库一样，村边是四通八达的马路。这次参观对代表们的教育很大，原来认为自己乡里的工作“差不多”的，觉得还差得很远；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觉得问题还不少。还没有等会议结束，有些代表就忙着往家里寄信，打电话，要家里的人不要自满松气；有的派人连夜赶回家去召开会议，布置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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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益开展的我国考古工作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夏鼐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部门。它既不是玩古董，也不是搞文字考据，而是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遗迹和遗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生活的历史。我们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地面上保留有非常丰富的古迹，在地面下也保留有很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古代城市和村落的废墟，以及古代的墓葬，替我们保存了古人所用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等。考古学家发掘了它们而加以研究，便可以逐渐更清楚地知道我国古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发展史，知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成就。
这些古代留下来的实物，在史料价值上和文字记载具有同样重要性。我国有当时文字记载传下来的历史，不过3，000多年，便是将传说时代都算进去，也不过4，000多年。而我国人民祖先活动所留下的痕迹，却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这绵长的远古时代的历史，完全要依靠考古学来研究。就是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中，文字记录所遗漏掉的或歪曲了的地方，也依赖考古学的材料来补充或纠正。年代越古老，需要考古学的地方也越多。实物史料和文字记载，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犹如车之两轮，互相印证，协力合作。至于国内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到现今还没有文字。他们的古代历史，将依赖考古学的研究来恢复。
我们祖国不仅有非常丰富的考古学资料，而且对于考古学的研究，也具有优良的传统。在北宋时代，便有了考古学的雏形——金石学。但是，在解放以前，考古学的工作是不受重视的。数十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组织了所谓“考古调查队”来掠夺我们的古物。发掘所得的东西便成为他们所有，捆载而去。许多在地主的土地上所发现的东西，也都属地主所私有。古物成为买卖的商品，许多古迹都被破坏了，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人民政府同历史上的反动政府相反，它把一切地面和地下的古迹都视为全民的财产，加以保护。文化部下设文物管理局，中国科学院下设考古研究所，分别从事于保护和研究古代文物的工作。又办了四届考古人员训练班，调训各地区的文物干部，使受田野考古学的特殊训练。他们回到原岗位以后，都参加了各地区为配合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置了考古专科，以训练考古工作的专门人材。在短短的6年中，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远远超越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6年来，我们除了继续发掘北京猿人发现地周口店以外。还在山西襄汾丁村、四川资阳黄鳝溪和广西来宾麒麟山，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在丁村遗址还发掘到2，000多件打制石器。这些发现证明我们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周口店和河套地区，而人类化石的研究，给恩格斯从猿到人的理论，提供了新证据。我们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300处以上，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各处，东到吉林、西到新疆，北到内蒙古，南到海南岛，都有发现。这些累积的新材料，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几种文化的分期和分布等的看法。同时，我们改进了发掘的技术，开始从事于揭开整个的新石器时代村落的工作。例如西安半坡遗址，经过两季的发掘，不仅发现了一些新型的彩陶器，许多磨制石斧、骨锥、骨鱼钩、陶罐等，还在一个陶罐中发现了现今仍为华北主要粮食的小米。又搞清楚了4，000多年前的当时房屋的结构和它们如何布置成为村落。这些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原始社会是极重要的资料。
殷代社会生活的面貌，也由于郑州的居住遗址和安阳的墓葬群的发掘而搞得更明白了。郑州二里岗一带有殷代制骨器工场、铸铜工场和陶窑等的发现。安阳武官村发掘了一座有大批殉葬人的大墓。安阳大司空村、辉县琉璃阁和郑州人民公园发掘了许多殷代小墓。这些使我们对于奴隶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技术，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西安斗门镇和丹徒烟墩山的西周墓、寿州的有“吴王光”鉴的蔡侯墓，都出了大批的铜器，其中有些铜器一器的铭文便在百字以上，是周代史的重要的补充史料。从前像这样的铜器，差不多都是盗掘出来，经过古董商几度转手才传到研究者的手中，因此它们出土情形不明，共存的器物分散，对于科学研究说来是个大损失。现在这种情况是扭转过来了。
我们发现了大批战国时代的铁器。原热河兴隆有战国时代铁制铸范发现，辉县、长沙、鞍山各处也有这时的铁制农具出土，可以知道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辉县、长沙、长治、洛阳各处战国墓葬所出的美术工艺品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珍贵资料。我们注意到土中朽木的痕迹，因而在辉县琉璃阁的战国时代车马坑中，发现19辆木车的痕迹，经过仔细发掘和记录，结果可以复原它们的原形。这是我们研究当时交通工具的最宝贵的资料。
至于汉墓，发现的数量更是惊人。不是几座或几十座，而常是百多座或几百座的墓葬群。洛阳、鞍山、长沙等地都是如此。经过整理研究，往往可以排列出它们的年代顺序，弄清楚那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史，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汉代以后的墓葬发掘情况，也常是如此。
我们又开始古代都市和乡村的发掘。洛阳的汉代河南县城，已经发掘了两季，不仅找清楚了已埋在地下的当时的城垣，并且掘到当时的房屋、粮仓、水井、道路，以及大批汉代遗物。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的发掘，一共清理屋舍6处，水井11眼，窑址7座，铺石道路2段。出土遗物达十多万件。虽然这些遗物大部分都是破陶片和其他残器，但是和遗迹结合起来研究，可以知道当时的农村生活、农耕技术和烧砖手工业的情况。居住遗址虽不像墓葬容易出土有美术价值的珍品，但可提供一般人民生活情况的资料。
关于汉代及汉以后各时代的美术品，在解放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常有发现，我想在这里从略不提。现在只稍谈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1953年曾组织考古调查团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做过调查工作。对于该地的古迹的分布和现下保存情况，都有了新认识。内蒙古自治区新发现了细石器文化遗址多处，又在绥东二蓝虎沟发现了出土有“鄂尔多斯”式铜器和西汉晚年铜镜的古墓群，可能是匈奴人的葬区。贵州盘县等地也发现有新石器。云南晋宁发掘到一座汉墓，可能是当时一个女酋长的墓。随葬物除了一个铜制的女酋长坐像之外，还有二面西汉晚年的铜镜，几个铜鼓，以及一些从事织布等生产活动的小铜像。这些都是研究少数民族古代史的珍贵的史料。
1954年曾在北京开了一次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群众参观的达17万人。给予观众以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因为这些珍贵的古物都是我们祖先的辛勤劳动的创造品。大家看了后，都以为中国考古学因为这6年来的工作已经完全改观了。我们几乎可以说，考古学中“中国考古学”这一部门今后的国际水平，将要以我国所达到的水平作为标准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我国的考古学已达到或接近了国际水平呢？不是，我以为还不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发掘工作的质量不平衡，大部分工作还是很差。室内整理工作不但分量赶不上发掘工作，并且质量也不高。我们的工作本身科学性仍不够强，并且还未能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辅助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理论水平较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来。这些都还须要今后努力。我们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使这些努力有一定方向和步骤，以便12年内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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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等四城市举重对抗赛在上海举行
北京体育学院四名举重运动员打破全国最高纪录
1956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城市举重对抗赛25日晚上在上海体育馆举行了第一场比赛。北京体育学院举重队的运动员参加了表演。他们打破了最轻量级和次轻量级全国最高纪录。
在表演中，北京体育学院的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陈永博的举重总成绩达到了300公斤，比他自己保持的全国最高纪录多了5公斤，而且同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同级第三名的总成绩相等。他双手推举的成绩是95公斤，比他自己保持的全国最高纪录多了3公斤，而且相等于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同级单项第一名的成绩。北京体育学院的最轻量级举重运动员薛德明双手挺举的成绩是120.5公斤，打破了120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他的总成绩是295公斤，同全国最高纪录相等。
北京体育学院的次轻量级运动员陈镜开和殷国华在表演中，总成绩分别达到了305公斤和297.5公斤，都超过了殷国华保持的295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陈镜开双手挺举的成绩是127.5公斤，超过了119.5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殷国华和陈镜开在第4次（成绩不计算在总成绩内）双手抓举的时候，分别举起了93公斤和92.5公斤，都超过了92公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在最轻量级举重对抗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是广州市19岁的青年黎纪源。他的总成绩是250公斤。天津市的陈迺柏和上海市的费芳来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他们的总成绩都是247.5公斤。
在次轻量级举重对抗赛中，广州市的程晓东以275公斤的总成绩获得第一名。上海市的黄惠成和顾宝祥分别以267.5公斤和265公斤的总成绩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参加这次对抗赛的有40多名运动员。25日的比赛由晚上7时进行到11时50分。观众有2，000多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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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鄂伦春人的新村
彭逢烨
在我国北部大兴安岭的丛山密林中，长期过着游猎生活的鄂伦春人，现在已经开始实行定居。在从前满目荒凉的山野间，兴盖了一座座崭新的房屋。兴安岭里出现了鄂伦春人定居的新村。
去年冬天，我从内蒙古的草原城市海拉尔出发，到鄂伦春自治旗访问。那时正是护林防火的紧张时节。看到猎民们昼夜巡山放哨守卫祖国森林的热情，看到他们打猎生产时的英勇机智，又看到他们搬到新村后的喜悦，我深深地感到鄂伦春人的生活正在起着深刻的变化。
从海拉尔去鄂伦春自治旗，要绕道莫力达瓦旗。莫力达瓦旗到鄂伦春自治旗还有两百几十里的山路。我们乘坐着大轮马车赶路，一路上但见山峦相连，山顶上布满了密密丛丛的小树林。第三天下午，才到达了自治旗人民委员会的所在地小二沟。
几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荒草滩。自治旗建立以后，才逐渐改变了它的面貌。现在，诺敏河边的旷地上，已经盖起300多间整齐的平房。这里有供销合作社、人民银行、卫生院、鄂伦春小学和邮电机构。这个鄂伦春人的新集镇，现在已经成为自治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每天早晨，合作社门前缚着猎人的马匹。来自附近高鲁（村）的猎人，拥挤在门市部里，选购他们需要的粮食、布匹，
日用品和打猎用的火药、铅弹。这些货物来自祖国各地，住在深山密林中的鄂伦春人，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支援。鄂伦春自治旗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们，经常巡回在兴安岭的山林中，日夜为狩猎的人服务。过去在这个地区危害人命的天花、伤寒等疫病已经被控制住了。鄂伦春小学里有一百几十名儿童在学习。定居生活使得长期游散在山野间的鄂伦春人的孩子们得到了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儿童们都穿着整齐的新棉衣。全校已经有60多人带上红领巾，成为少年先锋队的队员了。
沿着诺敏河，我们从小二沟北行，去访问不久以前才定居下来的鄂伦春人的诺敏新村。沿途遍山林木，没有村落，也没有人家。第一天，我们选择了一片柞树林住宿。傍晚，一个背枪的猎民，带着一只猎狗来到我们休息的地方。原来他就是诺敏新村的人，是一个护林员，正要赶回家去。于是我们成了同伴。这天晚上，围着篝火，他向我讲述了鄂伦春猎民在搬到新村后的喜悦。他说，新房子有玻璃窗、有火炉子，又明亮、又暖和，大家都很高兴，兴奋得睡不着觉。他还描画了这个新村的轮廓。我也怀着兴奋的心情，度过了山野的寒夜。以后两天，我们继续走过几个山林和草地，直到距离新村最近的一个小山头，终于看到了前面平坦的草地上，一排整齐的新屋，这就是诺敏新村。诺敏河环绕在村庄的南边，河水清澈，堤岸上长着落叶树。村北和村东都是起伏的山峦，山、村之间有一片广阔的平坝，猎民的马匹悠闲地啃嚼着牧草。连年来在这一带迁徙游猎的鄂伦春人，选定了这块依山傍水的平地定居下来了。
我访问了几户鄂伦春人的新居。猎民们把他们的新屋收拾得很干净。屋子是按照他们的意愿设计的。外屋是厨房，里屋是宿舍，有暖炕也有木板床，还有烧茶用的火炉子。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此外便是猎枪和弹袋。炕上叠着各种花布棉被和绒线毯子。搪瓷和铝制用具代替了桦木用具。猎民们告诉我，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终年穿不上一件棉布衣服，盖不到一床棉被。现在从新屋里的陈设，可以看出鄂伦春人的生活正在一天比一天上升。
兴安岭的冬天变化很快，一夜寒风，诺敏河上便飘起亮晶的冰凌来了。那些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都播送降温和大风预告。要是在过去，就是在比这更冷的天气，他们只得蜷缩在称作“歇仁柱”的帐棚里。那是用桦木搭盖起来的圆椎形棚架，上面覆盖着树皮或兽皮，棚里铺些干草、皮张、顶上还有一个通亮光的孔穴。在游猎迁移的时候，鄂伦春人就是在这样设备简陋的帐棚里，熬过一个又一个冬天的。现在，住在新村里的人，烧暖了他们的炕床，在温暖的屋子里已不再怕严寒的侵袭。劲风摇撼着兴安岭里的千年老树，而住在新村里的鄂伦春人却安静地在努图克（区）人民委员会的收音室里收听着音乐和戏曲。猎民们热爱他们的新生活。政府曾派了工作组来帮助他们安置家园。猎民们学会了许多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事。每天早晨，妇女们担着水桶到新掘的水井汲水，她们不必再冒着严寒去掘开河上的冰层打水了。白天，猎民们赶着马车，来回拉羊草，他们要在积雪前把马的饲草堆好。后来我才知道，对于长期游猎的鄂伦春人，就是打水、驾马车这些事情，也是新鲜的。
冬天是猎民狩猎的旺季。在定居以后，每当猎民们结队到山林里巡山打猎的时候，老人、妇女和小孩不必跟着流动奔波了。我访问了有着40多年打猎经验的老猎手满青山。他家里大小八口人。在过去，不论是雨天和严冬，随着打猎生产，他常领着全家男女老小，在山林中游动，有时一年就要搬几次家。这几天，他的大儿子单布出去打猎去了，满青山和他的妻子、儿媳以及孙儿，一家人团聚在暖屋里，过着融融乐乐的生活。这天，他的儿媳正在赶制狍皮手套，孙儿熟睡在摇车里。他告诉我，他的小儿子和女儿都在鄂伦春小学读书。
每天傍晚，当远处响起猎狗欢叫的声音，得得的马蹄传进村里，这就是出去巡山围猎的人们携带着猎获的胜利品快马归来了。这时，妇女们、儿童们都从屋子里出来迎接归来的猎人，安静的山村，响起一片欢腾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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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人民文化教育建设的辉煌成就
中国访朝文化代表团团长 韦悫
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通过跟朝鲜文化教育界的广泛接触和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的收获是相当大的。
首先我们对中朝两国人民间的亲密和深厚的友谊，有更深刻的体会。中朝两国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关系。在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不断地互相支持和帮助，使传统的友谊在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自从两国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获得解放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抵抗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技术工人协助朝鲜的恢复建设工作，更使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在访问期间，我们到处受到朝鲜同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的接待，听到了许多关于中朝友好的动人故事，看到了许多中朝友好的标志——这一切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在中朝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特别亲密和深厚的友谊。朝鲜处在保卫远东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前线，美帝国主义者的军队还侵占着朝鲜国土的南半部。参观了板门店，我们对朝鲜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有极深刻的认识。由此，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中朝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合作是有重大的国际政治意义的。
其次，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对于朝鲜恢复建设的成就，特别是文化教育建设的成就，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且学到了不少东西。朝鲜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铁路沿线的弹坑很多；断桥残架，被炸毁的房屋，在战争激烈的地方还可以看到。虽然如此，英雄勤劳的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恢复建设的工作。首都平壤已经兴建起来，成为一个美丽的都市。平壤联合纺织工厂，在苏联慷慨的帮助下，已经重新建设起来了。清津各工厂已经恢复，其中造船厂重建后，比战前规模更大。
现在分别谈一谈文化教育建设的成就。
1、文字改革 朝鲜同志告诉我们，他们使用汉字约有1，700多年之久，朝鲜语汇中约有80％以上的词儿是从汉语来的。朝鲜语跟汉语比较，是不同体系的语言，语法是完全两样的。汉字难写、难认、难记以及跟朝鲜语的矛盾，给劳动人民学习文化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朝鲜进步人士早就感觉到文字有改革的必要。
在513年前，即公元1443年，李朝世宗王在成三问、申叔舟、郑麟趾等学者的协助之下，创制了朝鲜自己的拼音文字。解放前主要是由于政治条件的限制，这种拼音文字未能推广到群众中去。解放后从1948年开始，朝鲜已完全使用拼音文字。所有公文、教科书、报纸、杂志、图书、碑匾、招牌等等，已经全部改用拼音文字了。
这个改革对于扫除文盲，丰富小学教育的内容，提高小学教育的质量，缩短小学的年限，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起了巨大的作用。改用拼音文字后，成人只学习约102小时，就能够阅读普通书报，朝鲜民主政府只花了两年时间（1947—1949），便把257万文盲基本上扫除了。但是由于战争的影响和解放区的扩大，现在还有一部分复发的文盲和新文盲，其中大多数是年纪比较大的和妇女，预计今年内可以扫除。
改用拼音文字对小学教育的影响也非常大。朝鲜小学第一年级用的第一本课本，叫做“我们的语言”。经过3个月这课本的学习，儿童就具有初步的阅读和拼写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儿童接着学习内容比较丰富，描写比较生动活泼的读本。这读本共有82课，课文字数（以翻译出来的汉字计算）最多的有412个字，最少有51个字。
就小学一年级的儿童所掌握的语汇来说，他们学习字数多的课文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是用拼音文字的话。朝鲜小学教育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汉字难写，难认，难记，我们就不可能编出像朝鲜一年级所用的内容那样丰富的读本。
根据我们在开城南山小学的调查，一年级第二学期的儿童能够阅读字数相当多的课文；二年级的儿童能够写简单的信，所写的拼音字，比我国同年级的儿童所写的汉字整齐得多；三年级的儿童能够阅读一般报纸，并且能够写诗；四、五年级的儿童能够看懂比较深的小说，又能写较好的诗。因为拼音文字使小学生很快就能够有阅读和拼写的能力，小学年限可以相应地缩短，从今年起，朝鲜小学的年限便从5年缩短为4年。到1957年四年级和五年级同时毕业，就可以多出约4，000名教师，并腾出更多的教室来招收更多的小学生，这是实行义务教育的有利条件。这一切证明了朝鲜改用拼音文字，对于丰富小学教育的内容，提高小学教育的质量，缩短小学的年限，是有极重大的作用的。
由于文盲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扫除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就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因而供人民大众阅读的出版物大量地增加了。以报纸做例子，现在“劳动新闻”和“民主朝鲜”这两种报纸每天各发行大概70，000份。以北朝鲜北部的人口来算，平均每65人有一份“劳动新闻”或者“民主朝鲜”，这比我国报纸的发行数和人口的比例高得多了。
2、义务教育 解放前朝鲜北部学龄儿童约有200万，上学的只有40％到45％。解放后儿童上学的逐年增加，到1949年上学的有180万。朝鲜民主政府原来准备1950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后来因战事发生，没有执行。停战后1953年上学的儿童有150万；1954年增加到178万；1955年增加到187万。从这些数字看来，上学的儿童数是增加得很快的，战后的发展也是很快的。
据1955年4月17日的调查，学龄儿童数为2，019，000。朝鲜民主政府已决定于今年实行义务教育。据教育省（相当于我们的教育部）估计，教师和经费都没有困难。值得指出的是朝鲜人民虽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儿童教育给予大力支持。据教育省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们，朝鲜人民除了出劳动力和材料来建筑校舍外，每年还自动地捐助7亿到8亿朝鲜币做教育经费。民主朝鲜普及教育的发达是突出的：到处有学校、村村有小学；三个村有一所中学。开城的学生数占总人口的25％。这些事实表现出朝鲜的党、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教育。学校设备虽然比较差，但是教师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利用一切来进行教学。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3、艺术 朝鲜人民十分重视民族艺术传统，大胆地通过实验创造，加以发扬。从平壤的艺术剧场的演出和清津、开城等地方的艺术表演，我们都可以看出朝鲜民族艺术的独特风格和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崔承喜所编的舞剧，如“砂道城的故事”，在发扬朝鲜民族舞蹈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和细致地吸收了芭蕾舞许多奔放的步伐，以及中国古典戏剧里的武打、甩袖子、剑舞等动作。在古典歌剧方面，由于朝鲜艺术家大胆创作和实验的精神，也得到了辉煌的成就，如“春香传”，“沈清传”等。朝鲜作家结合着保卫祖国的战争和恢复建设的斗争，创作了大量作品，对战争和生产的胜利，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们重视儿童文学，为儿童写了不少作品。油画的发达是很突出的，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油画。在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里，我们看到一部分朝鲜人民军画的优美的油画。
朝鲜音乐家十分重视发扬民间音乐的优良传统。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他们善于接受和运用西洋音乐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歌剧“孔菊和潘菊”的创作就是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大胆地运用西洋古典歌剧的各种做法的尝试，并且是很成功的。他们一致认为纯粹用西洋传统的和声和乐器的配奏法来处理民间音乐的旋律，是不妥当的。为了发扬民族音乐的特点，“清津浦的船歌”是在和声民族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恢复建设之歌”是在民间音乐合唱的加工和管弦乐的结合上创造出来的。
国立艺术剧场的音乐家运用了西洋发声法，以改进民间歌曲的唱法，如在“李舜臣将军”，“沈清传”等古典歌剧里，导入了合唱和重唱，也有显著的成就。在乐器伴奏上，也做了不少的改进工作，如把两三件乐器的演奏，发展成为30多人的乐队。此外为适应大型乐器的合奏，对民族乐器的音域，共鸣箱的扩大，以及吹奏乐器的音程的准确性，也进行着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改造工作。同时，作家同盟对古典音乐的特点，也进行着各方面的科学分析和研究，并且已经发表了不少论著。
总而言之，朝鲜人民不独在经济恢复建设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并且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也有辉煌的成果。我们对这些成就应该进一步加以研究，向朝鲜同志学习，并进一步加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