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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扯皮”的教训
编者按 重工业部为了教育所属的某些单位和某些工作人员防止和纠正本位主义的错误，揭发了过去该部所属各单位之间互相“扯皮”的一些事例。这些虽然都是过去的和已经解决、处理了的事了，但是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普遍的教育意义。这里发表的是其中一部分事例的摘录。
少产7万多吨钢
鞍山钢铁公司炼铁厂，在1954年一整年和1955年第一季度，只顾片面地完成本厂的产量计划，长期地违反生产纪律，不按照技术标准给炼钢厂供应优质的铁水，以致炼钢厂被迫延长炼钢时间，降低钢的质量，减少钢的产量，仅1954年7月到1955年3月，估计共减产钢约77，500多吨。
拖延了11个月
鞍钢化工厂原计划在1954年进行精苯车间的扩建工程，就要施工了，生产单位从片面考虑生产安全的观点出发，提出100多条“戒律”来限制施工单位的作业，而施工单位也不主动地积极地同对方商量克服困难，后来只好把这一个工程从当年计划中削掉。到了1955年初，施工单位提出筑一个隔墙来防止精苯爆炸事故，以保证施工的进行。这个提议是正确的，只要3天就可以把隔墙作好。但是又因为“归谁干”、“谁出钱”、“出多少”这些问题，同生产单位反复争论，互相推诿，使车间的扩建工程拖延了11个月，并且造成了严重的窝工情况。
加热炉没有按时投入生产
1954年8月，重工业部批准了鞍钢某轧钢厂增加一座加热炉。但是，黑色冶金设计院在接到这项设计任务书后，不是积极地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加以平衡后就开始设计，而是根据自己的主观要求和一些理论上的计算，认为现有两座加热炉已经可以满足轧钢机生产要求，不同意增加加热炉。他们把许多时间花费在进行各种计算和写报告辩护上，而把国家规定的设计任务搁在一旁。直到1955年4月重工业部统一了鞍钢和设计院的认识，设计院才同意进行设计。但是，在设计过程中，设计院又作了许多方案比较，纠缠于多增加一座加热炉合适还是延长现有的两座加热炉合适，使这项设计拖后了5个月，直到1955年11月才发图。结果不得不在1955年的计划中削掉这项工程，使这座加热炉投入生产的日期拖后了半年。
为了两吨试车油
鞍钢有一座高炉的料罐卷扬机已经完工，经过试车就可以投入生产。试车的时候，需要两吨试车油。鞍山钢铁建设公司早一个月就将用油计划报送炼铁厂，规定在6月6日领油试车。但是，到期去领油的时候，发现用油计划还积压在炼铁厂。经再三催促，炼铁厂才把用油计划报送公司。公司负责甲方工作的副经理查明了库存备品油还有20多吨之后，就批准了这个用油计划。但是公司供应部门强调“库存的油是专为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备用的”而拒绝拨付，使得完工了的料罐卷扬机不能按期试车。从6月6日拖到11日，还得不到解决。最后建设公司的经理不得不亲自去找鞍钢的经理进行协商，才算解决了问题。但是料罐卷扬机的试车日期已经整整拖迟了6天！
谁也不负责
鞍钢七号高炉循环水泵站工程，本来应该配合七号高炉生产。但是，施工现场地下有两条高压电缆需要迁出。谁来负责这项迁移工作呢？鞍钢发电站同电装公司互相推诿，争执不休，整整拖了三、四个月。结果影响这项工程的工期几乎推迟了一年以上。这项工程应该配合七号高炉的，结果到另一座高炉生产的时候才竣工。
为核对资料，扯皮一个半月
有一项耐火工程需要的通风机到货了。但是，发现设备资料同设备不符，必须实测核对。谁做这个工作呢？甲方说应当乙方做，乙方说应当甲方做，推来推去，谁也不愿做。从3月17日一直推到5月上旬，乙方总算答应了。但是乙方又怕负责任，只同意测而不肯签字。于是双方在工作做完之后，为了签一个字再继续扯皮。就这样把4月中旬应当交付的通风机基础图，拖到5月24日才开始发出。
迁两个罐也要开九次会
新建焦油结晶车间工程的工地上有两个大罐，必须由化工总厂迁走之后，才能动手施工。可是化工总厂不为施工单位着想，一再强调客观困难，不是说没有人，就是说没有地方。开了几次会，化工总厂始终不执行决议。一直从6月拖到8月，开了九次会议，公司下令限期迁走，化工总厂才不得不迁。本位主义就是这样地把焦油结晶车间工程无端推后了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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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争和推
洪永胜
沈阳电线厂的建厂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职工们为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一致提出冬天不停工，保证提前在今年4月完工。担负建厂任务的沈阳电线厂（以下简称甲方）和东北第二工程公司第三工程处（以下简称乙方）的领导工作人员也都表示：要努力创造条件，共同配合提前完成建厂任务。然而，新年已过去了很久，工地上还是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声响。
为什么呢？原来热闹的场面是在屋子里，甲乙双方的领导人员都把力气花到纠缠不清的争论上去了。
去年12月上旬，甲乙双方曾连续召开干部会议做年终结算，准备在结算之后，再集中力量搞1956年施工准备，做施工预算，尽早开工。可是会议开始第一天，就“卡”住了。有一笔1955年施工中节约下来的款子，共12万多元，甲方主张这笔钱应归甲方，乙方主张这笔钱应给乙方，可是谁也说不清理由。只好暂时休会，双方回去分头找这笔钱应归自己所得的“根据”。甲方回去一查，关于电线管合并回路问题，1954年沈阳电线厂苏联专家有过建议，可是1955年却没有通知乙方，根据规定节约下来的4万多元，岂能便宜他们？灵机一动，就想出办法，给乙方补写了一个通知：关于电线管合并回路问题应按1954年苏联专家建议作。虽然他们明明知道这些工程早就完工，现在写这个通知毫无实际作用。可是这是4万多元钱呀。备上这个案，就可以堵住乙方的嘴了。
乙方的准备工作也不落后。他们翻遍了中央的决议和指示，总算从国家计划委员会1955年工业与民用建筑预算编制细则中找到了这样一句：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无回收价值。好哇，既然混凝土无回收价值，那末1955年把废混凝土块打在混凝土中节约下来的钱就一定得给乙方了，这下子看你甲方还有什么说的。不过甲方要说这是苏联专家建议怎么办？还得查。巧了，这不明明写着：在施工过程中，因苏联专家建议改变设计者，其节约额由发包人上缴；但因施工方法的改变使工程造价有所降低，其节约额归承包人所得。1955年节约的这笔款子，应该说是由于施工方法的改变，而不是由于苏联专家建议改变了设计。12万哪，公司的领导同志不是已经指示了吗：要坚持到底，争不来这些钱，1955年降低成本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第二次“战斗”开始了。有充分准备的“战斗”员们，一开始就展开了“激战”。甲方上场就说：“用旧混凝土和碎砖，合并电线回路，刷银粉等办法，都是苏联专家提的建议，因为专家是甲方的，节约也得算甲方的。”还没等甲方说完，乙方就反驳说：“1954年专家提过这些建议，可是1955年根本没有提。这笔钱是因为乙方改变了施工方法而节约下来的，按建筑工程部的规定，应归乙方。”
甲：“专家建议在整个建厂时期都有效。1955年没有提也应贯彻。”
乙：“专家建议不能跨年度。”
甲：“中央没有这条规定。”
乙：“好！就算1955年有效。那设计和施工预算上为什么没标明？”
甲方一下子答不上来了，于是挂出“免战牌”，又来一个暂时休会。
第三次会议，双方的领导人员都亲自参加了。甲方还特地邀请了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第四分局的一位工程师来解释为什么在1955年的设计和施工预算上没有标明苏联专家的建议的原因。这次会议虽然有双方领导人员参加，但是仍然毫无结果。
会议又不欢而散了。
从1955年12月上旬“扯”到12月下旬，屋里争辩得热闹非常，屋外却冷冷清清毫无动静。原来打算在1月3日就开工，可是结算没有作完，腾不出力量做1956年的施工预算，合同不能签订，工程也就不能开工。
在这12万元面前，他们恨不得把脑袋削个尖往上钻。可是到另一种情况下，又都来个180度的大转变，拚命往外推。
也是在去年12月里，1955年完工的工程，双方谁都不愿意保管。甲方害怕验收后，要用人看着，碰坏还得修理，还得花钱。乙方也怕：他们不收我们还得派人看着，坏了也要拿钱修理。于是双方又吵起来了。前些日子甲方要到中央化验室二楼安装机器，就准备先验收二楼，可是机器不能飞上二楼去，运机器还得走楼下，这下子乙方就“炸”了：“你们一定得验收楼下，再不收我们就把门锁上。”
甲：“我用哪个车间验收哪个。用中央化验室二楼就验收二楼，楼下不用当然不收。”
乙：“不验收，我就不让你走。”
乙方真是说做就做，把楼下的门锁上了。一大排从仓库拉出的机器都摆在外面，工人也进不去，安装队只好停工。有人把门打开，又给锁上了；甲方打开，乙方就给锁上，最后，乙方索性把厂房的门用电焊条焊上了。
双方的工作人员在这种纠缠不清的扯皮里，各逞“英雄”，能争的尽量争，能推的尽量推，可是他们忘记了：就在他们争争推推之中，国家受了多么大的损失。本来，双方共同努力，沈阳电线厂今年4月就可以基本完工。现在看来至少要推迟两个月了。
听到党中央号召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职工，热情十分高涨，他们找领导同志问：工地为什么还不开工？有的工人很愤慨地问：为什么不给他们活干？他们哪里知道，就在他们要求开工的时候，那些负责的工作人员们却在屋里一个劲儿地扯皮呢！（附图片）
停工为了争吵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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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不大胆提拔工程技术人员
本报记者 陈迹
第一汽车制造厂计划在今年10月1日以前制造出第一批汽车来。要实现这个计划，不但要做好生产的准备工作，而且要培养和配备好足够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
根据现在初步统计，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全面投入生产前，还缺少290多名工程师。要想配足这样多数量的工程师，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有的人主张向中央要；有的人主张依靠自己力量来解决。主张向中央要的人，显然没有考虑如何充分发挥现有工程技术人员力量的问题。
第一汽车制造厂能不能充分发挥现有力量，来补足所缺少的工程师呢？完全能够。几年来，党和政府曾经从国内各地抽调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现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已经拥有90多名工程师和1，300多名技术员。在1，300多名技术员中，有144名三级以上的技术员和385名1953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绝大部分技术员都是朝气勃勃、努力学习、进步飞快的优秀青年。他们之中，有些已经担负了工程师的工作，有些经过培养和锻炼以后也能担负工程师的工作。如果及早地培养和提拔这些技术员，不但完全能够补足工程师的缺额，而且还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工程师支援别的工厂。但是第一汽车制造厂建厂两年多来，却没有从技术员中间提拔一个工程师。而90多名工程师也没有一个晋级的。
是不是这些工程技术人员进步不快，还不具备提拔和晋级的条件呢？不是的。有些早应该提升的技术员，未能提升；有些早应该晋级的工程师，也未晋级。例如设计处技术员吕彦斌是1948年毕业的大学生，早在1952年就是一级技术员，曾经领导过汽车车身的设计，获得很大的成功。许多人认为吕彦斌应该提拔为四级工程师；但是，吕彦斌至今还是一级技术员。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李龙天，不但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而且他的技术也达到了四级工程师的水平，但他也没有得到提升。早在去年上半年，有人就主张提拔10多名像吕彦斌这样合乎条件的技术员为工程师。但是当时有人反对，说要等一等再说。这些主张等一等的人，就是今天叫喊还缺少290多名工程师，伸手向上级要求增加工程师的人。
有些工程技术人员，现在虽然还不够提升的条件，但只要有计划地加以培养和帮助，也会很快地成长起来。但是第一汽车制造厂过去长期地缺乏具体的规划和措施，对他们的培养和帮助是很不够的，这就妨碍着工程技术人员中新生力量更快的成长。
为什么第一汽车制造厂迟迟不培养和提拔工程技术人员呢？根本的原因，在于第一汽车制造厂党组织和行政部门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没有清楚地看到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几年来的巨大进步，对于党内一些领导工作人员的右倾保守思想，没有展开有力的批判和斗争。
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对工程技术人员有一种完全不正确的认识，说他们：“进步得很慢。”这是不符合一般情况的。绝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的进步是比较快的。在一千多名工程技术人员中，有80％以上是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认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不少工程师感到自己在技术上赶不上国家的需要，如饥如渴地学习俄文，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有的人白天紧张工作，深夜还在学习；有些人一听说苏联杂志上发表了重要的科学论文，就马上到处去购买。工艺处处长吴敬业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应该是接力赛跑。苏联斯大林汽车工厂为我们跑完一段最困难的路程，给我们送来调整好的机床和成套工艺资料；我们应该接上去，赶快跑完全段路程，制出汽车。但我们不会跑，跑不快。所以必须学习，追赶上去。”吴敬业现在不但很好地领导着工艺处的工作，而且刻苦地努力研究技术。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吴敬业一样，以接力赛跑的姿态，准备努力追上现代工业技术的先进水平，提早制造出国产汽车。变速箱车间工程师曹存昌主动要求带徒弟，并且发动工程技术人员开展竞赛，要提前三个季度完成五年计划。各处、各车间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纷纷制定个人的两年规划，作为奋斗的目标。有些党员同志看到工程技术人员这样努力学习，都感动地说：“我们学习业务，学习技术，远远不如工程技术人员。我们要向他们学习。”面对着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怎么能说工程技术人员进步的慢呢？但是，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却对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他们说：“这是单纯技术观点”。为了祖国能独立地制造汽车而努力学习技术，难道不是高尚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吗？努力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消灭我国技术上落后的状态，难道这不是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崇高的政治任务吗？纵然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有着不过问政治的倾向，但在这几年中也有了显著的变化。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深深地感到党的伟大，迫切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些工程师主动地要求党的帮助和批评，自觉地学习党的政策。还有13名工程师要求入党，至今没有被党组织吸收。所有这些事实，究竟是说明工程技术人员的进步慢呢？还是我们某些党组织和行政的领导人员的思想落后于实际呢？这不是十分明显吗？
正因为有着右倾保守思想，所以在培养和提拔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中，就缩手缩脚，不够大胆。一位处长说：“1950年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提升为技术科长，这叫做拔苗助长。”其实，他看不见这位被提拔为科长的技术员，虽然革命经历不够，但业务能力、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是能够胜任技术科长的。既然能够胜任，怎么能说成是“拔苗助长”呢？这位处长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他不敢破格使用干部，生怕打破了常规。同这位处长抱着一样看法的人，在第一汽车制造厂，还不是个别的。
第一汽车制造厂必须彻底批判对于使用技术人才的保守思想，切实贯彻已做出的规划，大胆地培养和提拔工程技术人员。只有采取这样的方针，才能解决目前缺少工程技术人员的困难，才能培养出更多的新的技术人才来，以适应这个厂的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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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小算盘，吃了大亏
李茜
最近，在西北工程管理局第二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西北二公司）三工区和四工区的工地上，出现了几幢已经打好地坪，竖起柱子，砌了一小部分砖就停工的房子。这种现象发生在全国各个角落都在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今天，令人非常奇怪。当我访问了这两个工地的负责人以后，才知道去年10月份以后开工的房子，差不多都遭到同样的命运。这是有关单位打小算盘，相互扯皮的结果。
按照设计规定，这些房子的屋面板和大梁都是预制构件。由于西北工程管理局对建筑基地的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早建设预制场，直到去年9月份工程即将开工的时候，才决定让二公司筹建大型预制场。这已经潜伏了预制构件供应不及时的危机。尤其严重的是，在预制场的筹建过程中，各有关方面又没有很好配合协作。西北二公司接到筹建预制场的指示后，就在距离各工区远近都差不多的地方选择了一个场址，在没有经西安市建设局批准前就进行了设计。等设计图都已经画好了，建设局不批准。西北二公司只好另找地点，第二次选的地点建设局也不批准。建设局所以不批准，主要是认为这两个场地不合于城市建设规划。实际上并没有妨碍城市建设规划。第三次选择的地点虽然获得建设局批准了，但是，三工区和四工区的建设单位又不同意，因为新的预制场场址距离他们比较远，将来担负的运费比较大，同时他们感到这个厂建设得比较晚了，拿出很多钱来向这样一个半永久性的工程投资，自己的工程只用几个月，太不合算。他们各自积极筹备在工区旁边建设使用半年左右的小型临时预制场。西北工程管理局因为大型预制场的场址和建筑费用迟迟没有解决，也就同意在各工区搞小型预制场。结果是小型预制场开始生产了，大型预制场的资金问题还没有解决，一直拖到12月份才由中共西安市委召集有关方面开会，决定甲方把30万元的基地建设资金交给乙方。大型预制场就这样一直拖到12月底才开工建设，今年2月份才开始投入生产。在大型预制场没开工以前，预制构件只好由临时预制场供应。一个小场供应不了再建一个，到现在已经搞了四个小预制场。人力和资金的浪费不必说，而且由于小型预制场的设备简单和管理不善，直到现在预制构件还是供应不上。工地的施工计划被打乱了。工地整天催预制场，预制场只好作好一点就向工地送一点；工地也是来一点构件就安一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装吊预制构件的大型起重机也不得不因此而整天移动。为了避免大型机械经过高压电线时发生危险，关总电门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所以，机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很低，工程进度更无法保证。如三工区19号房子原计划去年12月份完成主体结构，因为预制构件供应不上，直到现在还没完成。四工区7号、15号、25号房子原计划去年12月份完成主体结构，也因为没有预制构件而拖到现在。
基本建设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牵涉的范围很广，各部门必需克服本位主义思想，从整体利益出发处理问题。自己打小算盘就会使国家吃大亏。前面所谈的建筑预制场的问题对基本建设单位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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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去年12月14日，本报在“这么阔气的临时工程”一文中，批评重工业部地质局306勘探队在建造临时工程中有严重的浪费行为。现在重工业部地质局306勘探队已来信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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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族农民组成的官亭农业合作社
李根蒂 胡俊德
官亭农业生产合作社是青海省民和县官亭乡农民组织成的一个多民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建立在青海同甘肃交界处黄河岸上的树木丰盛的地方。
官亭是土族聚居区，又是多族杂居区。官亭社是青海省最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它的民族成分是：土族221户，回族22户，汉族3户。全社拥有4，000亩土地，大牲畜150多头，有播种机、收割机和别的许多新式农具。
土族是我国人数很少的民族之一，只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和民和县官亭区聚居。土族在明末清初形成，说话近似蒙语，风俗习惯接近汉族。他们在旧社会遭受压迫较深，没有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土族人民赶集赶会，统治阶级的爪牙随意打翻他们男人的帽子，撕去他们妇女的花边裙子。他们悄悄哭着，埋藏了满腔愤怒。解放后，土族立即被承认为我国兄弟民族之一，到处受到尊重。他们可以身着民族服装，说自己的语言。至今谈起这件事，他们还不禁感动得流泪。
1951年以后，土族农民热烈地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变工队”“种地组”不久就成长为常年互助组。1953年冬季，以刘文德、张彦昇、吕存保领导的三个互助组为基础，组成了包括23户土族农民的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地经常天旱，本地农民40多年以来就懂得用施沙方法改变土壤，保护地下水分；但是，一直没力量扩大施沙的规模，每户仅能做到在一小片土地上施沙。合作社一成立，就每天动员30个劳力施沙，一个春天施了60亩。施沙地比不施沙地约增产100％到200％。同年，又着手在大面积土质较差的地上引种陕西种的花生，合理利用土地，增加作物种类和产量。山洪每年秋天流入官亭，总是时间短促，水势猛烈，把全部堤坝冲垮，然后泄入黄河。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每次洪水到来以前就发出信号，男女老少200多人全体出动，守着7个坝堤，不分昼夜，用土、石抢堵抢引，终于把每一滴洪水都灌进土地。加上农业合作社增施肥料等措施，1954年增产57％。
增产巩固了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也吸引了不少单干农民。当年夏收之后，就有60多户农民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年底又吸收了一批，扩大到204户。
1955年，官亭农业生产合作社大规模地改良土壤，进行基本建设。春天，全社投入7，650个劳动日，铺成450亩沙田，动员204个劳动力用铁锨把1，100亩土地翻了一遍，大大增加了土地保墒能力。加固了原有的8条堤坝，用它长期控制洪水；从包家沟河挖成引水的120丈长的渠道，又把300亩旱地变成水地。往年这里农民的习惯是歇一半地、种一半地（因为地瘦）。农业合作社奖励家家积肥，并且动员人力进山远距离搜集野肥，争取到50％的土地得到肥料。全社除50亩歇地外，3，700多亩土地全部播种了。
这一年，他们还改进了劳动组织，划分了生产队，按各队居住地区就近拨地，合小片为大片。这项措施不仅使土地便于经营，还因去掉楞坎扩大了120亩耕地。他们在大部分生产队实行了按件计工制，极大地鼓舞了劳动积极性，不少社员一年工作了二百四、五十个劳动日，一部分全劳力做到三百四、五十个劳动日。
1955年，虽然天气一度干旱，这个社仍然增产了。全社总产量比1953年增加了91％。社员吕长命德1954年的收入比1953年增加了三倍半，1955年的收入比1953年增加了五倍半。他由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第一次给土炕上铺了毡，也开始有了棉被度夜。富裕中农吕糊糊、吕四百喜两户的收入也各增加了50％到54％。他们不仅不再说怪话了，还笑眯眯地夸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官亭社附近的回民，几乎全是半农半做小贩；虽然十分贫穷，但大多缺乏集体劳动习惯。官亭农业合作社1954年的丰收，对回族群众震动很大。他们想入社，但又有许多顾虑。他们到乡人民委员会、农业合作社以至阿訇那里去打听。农业合作社的人员回答他们：“合作社一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给以自由和方便；养猪的副业生产，回族可以不参加。”阿訇回答：“入社合乎经典，猪肥上地不妨碍，它和吃猪肉毫无关系。”
有8户回族农户，由乡长马有禄带头，在同年7月间入了社。农业合作社对回族社员同亲兄弟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1955年春天青黄不接，回族社员的吃粮困难全部由社里包了下来；别的社员又借给钱和粮食。遇到回民念经的时候，回民社员不来，社里也就不叫。闭斋期，土族社员吃东西怕引起回族社员食欲，总是远远离开。日常客气地称“回族”而不叫“回子”。两户回族社员举行婚礼，简直成了合作社的大喜，全社土族社员几乎都拿着礼物去贺喜，十分热闹。回族社员深深感到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团结的大家庭的温暖。
在社员大会上，回族社员马德仓被一致选举为第一生产队队长，管委会委员；马有有被选为副业队队长。这表示土族社员对回族社员的敬重和信任，最后解除了回族农民的疑虑。他们对土族社员也表现出十分尊重。马德仓生产经验不如副队长吕四十一（土族）那样多，个别社员也有怀疑马德仓的领导本领的。但马德仓十分虚心，有事就同社员商量，请教副队长。他起早睡晚，热心队务工作，从不缺勤，每天总是带头苦干。这样努力锻炼的结果，他不仅熟悉了农业耕作，并且因1954年7月到1955年5月间做了340多个劳动日而受到社员深厚的尊重。大家亲切地叫他“马队长”。马德仓去年初分纯粮食2，720斤（其中有麦子1，840斤）。这年的收入比他入社前产量最高的一年还多一倍以上。大部社外回族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心情极为振奋。他们看到两个民族可以在一起劳动，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彼此鼓励，也确实可以摆脱贫困。1955年底到1956年初，陆续又有14户回族农民报名入社。
官亭社的新老社员们正在忙着冬季生产；社里的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结账，做全面发展的计划。可以预祝，这一支由三个民族的农民组成的“合唱队”，今年将唱出更谐和更动人的曲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