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3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一个先进计划的产生
黎言 启民
任何先进事物的出现,都会碰到一些困难,先进事物之所以先进,就表现在它敢于同各种困难作斗争。先进计划的产生也是如此,先进计划不是建立在万事具备毫无困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进行艰苦工作保证能够克服困难的基础之上。因此,计划究竟定得保守还是先进的关键就在于对待困难采取什么态度,是被困难所吓倒畏缩不前呢?还是正视困难并想办法战胜它呢?天津动力机器厂制定今年生产计划的过程,正表现了这种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同样的困难,要让这个厂的党组织和职工群众来看,只是如何想办法去克服的问题,可是,要让这个厂的厂长来看,就成了生产计划无法提高的根据了。由于党组织坚决地同这种保守思想进行了斗争,发动了广大职工群众,终于帮助厂长逐步克服了保守思想,制定了比较先进的生产计划,使这个厂今年的计划产量较去年提高一倍,较厂方原来提出的计划提高53%。
1955年12月间,当开始制定1956年国家计划的时候,动力机器厂行政领导上提出的生产计划是较1955年的产量提高30%。这个厂的党总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计划作了分析。第一,动力机器厂是个扩建中的工厂,生产潜力很大,生产发展很快。1953年和1954年的产量每年都要提高一倍以上,1955年的产量也提高了72%,为什么1956年的产量就不能提高得多一点,而只能提高30%呢?第二,1955年后五个月的增产节约运动证明,广大职工群众中有着很大的增产潜力,当时虽然追加了相当于全年计划的20%的任务,但是由于比较充分地发挥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采纳了职工的合理化建议,改进了技术措施,不但提前三天完成了追加任务,还超额完成了任务。为什么计划方案中把这一增产的重大因素只估计可增产2%呢?第三,计件工资制是启发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措施,根据其他工厂的经验和计划方案中的估计,实行计件工资制后,可以提高生产30%以上。动力机器厂既然决定在1956年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什么计划方案中要把实行的时间推迟到后半年而不提早一些呢?根据以上分析,党总支认为厂方提出的生产计划是一个保守的计划,必须加以修改。厂长一方面承认这个计划对积极因素的估计是保守的,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厂里有薄弱环节,计划还是无法提高。薄弱环节在那里呢?就是第二机工部的镗床。这部镗床的确使用了很久,效率很低,潜力很小,赶不上生产更多机器的需要。党总支指出必须用加强薄弱环节的办法去提高全厂的生产计划,决不能让全厂去迁就薄弱环节而压低生产计划。如何加强这个薄弱环节呢?唯一办法是请求国家增加一部镗床的设备。这时厂长又提出了两大困难,一是国家不一定会批准增加设备;二是即使批准了也很难买到这种国内稀有的机器。党总支认为国家对企业的要求并不是只要求增加生产,不给增加设备。既然不增加镗床的设备就不能提高生产,而只要多生产两台机器就可以买一部镗床,国家怎么能不批准呢?至于说即使批准也可能买不到,更不能成为不去提高计划的理由。事实证明,增加一部镗床设备,国家不但很快批准了,而且机器也很快就买到了。
究竟把计划提高到多少才不是保守的呢?行政领导上心中无数,党总支也心中无数。于是党总支就通过厂里正在进行的生产能力查定工作,向各个分支部布置了任务,要各个分支部深入车间,发动群众,做好生产能力查定工作,确实了解生产设备的潜在力量,作为提出1956年生产计划的一个根据。查定的结果表明,绝大部分车间的生产能力可以比去年提高50%以上,有的车间的生产能力甚至可以超过去年的75%。这时,国家向动力机器厂提出1956年要较1955年提高产量55%的要求。党总支根据国家提出的要求,根据生产能力查定的结果,以及根据其他有利因素,协同厂的行政领导上提出1956年较1955年增产70%的初步计划,并在全厂的职工群众大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指示,宣布了这一计划,发动职工讨论。党总支为了保证这一计划能被群众接受,就在全体职工中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启发和鼓励群众挖潜力,找窍门,制定先进的增产计划。这时,厂长又强调新的困难了,认为铸工部是一个很难加强的薄弱环节,这个部的沙型少,熔炉小,如果不加以改进,的确无法按照计划供应机器需要的毛坯。党组织就特别加强了对这个车间的思想教育工作。群众很快就提出了两项措施,加强了铸工部这个薄弱环节。一项措施是改沙模为铜模并改一模一铸为一模多铸,提高效率三倍到四倍。另一项措施是采用打碎料块和炉内加氧的办法,加快熔炉的熔炼速度,由原来每小时熔炼两吨半提高到三吨半。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这一计划中机器毛坯的供应,还可以大大超过。在这次讨论国家计划中,仅仅七天的时间全厂职工就提出了600多项技术措施和合理化建议,很多措施和合理化建议都可以提高效率一倍两倍以至三倍四倍。原来先进的个人和小组提出了更加先进的计划,原来落后的工人和小组也赶上来了。绝大部分车间的计划都超过了厂里的计划,绝大部分小组的计划又超过了车间的计划。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很快就把领导上提出的计划抛到后面了。面对着这种空前高涨的群众性的生产热情,行政领导上和党组织又表现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行政领导上认为群众的政治热情虽然可贵,但并不可靠,不能仅仅根据这种热情去提高计划;同时认为如果再要提高计划,就要碰到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第二机工部又出现了很难加强的薄弱环节。党组织则认为群众的政治热情不仅是可贵的,只要领导上善于组织和领导,对保证完成计划也是可靠的。至于第二机工部的薄弱环节,只要加强领导,仍然是可以克服的,不能作为不去提高计划的借口。党总支就立即集中力量帮助和鼓励这个车间继续挖掘潜力。车间主任查玉泓经过一夜苦思,终于想出了改进龙门铣操作方法的技术措施,提高效率一倍到两倍,加上车间群众的其他技术措施和合理化建议,这个车间加工机身的保证数字可以比1955年提高一倍。
于是,党总支就提出1956年的全厂总产量比1955年提高一倍的要求。
这对厂长的保守思想又在技术改革问题上表现出来了。厂长认为既要完成较去年增加一倍的生产任务,就必须推迟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的补课工作,因为,厂长又碰到了新的巨大困难,这就是技术力量赶不上去。厂长甚至要求党总支作出推迟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工作的决议,否则,他就不能保证增加了一倍的生产任务的完成。党总支又批判了这种企图用推迟技术改革来完成生产计划的错误思想。指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动力机器厂今年一定要试制出450马力的高速柴油机,同时,也要求动力机器厂今年一定要改进原有柴油机和空气压缩机的制造,使成本进一步降低,效率进一步提高。因此,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是国家对动力机器厂的迫切要求,必须马上着手进行,无论如何不能推后。如果要党总支作决议的话,只能作出既要保证较去年增加一倍的生产任务的完成,又要保证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如期实现的决议,而不是其他决议。技术力量要赶上去是不是有困难呢?党组织作了分析,肯定困难不仅有,而且很大,困难就发生在施工科。这个科的技术力量本来不足,任务一向比较繁重,要完成产量提高一倍的技术工作已经力不胜任,而新产品试制和老产品补课的技术工作任务又很繁重,新产品试制需要施工科出500套图纸,老产品补课又需要施工科出2,000套图纸。仅仅靠这个科本身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完不成任务的。怎么办呢?党组织正在协助厂方设法解决这个困难。首先,是从其他科室中抽调技术人员支援施工科。本月已经从设计科抽调了五个技术人员帮助施工科赶绘图纸。其次,合理地调配厂里的技术力量。有的车间技术工作较少,但技术力量过多,有的技师实际上在作技术员的工作。从这些技师和技术员中间可以抽调一部分人去加强施工科。再其次,从车间抽调部分6级以上的工人到施工科担任技术员,因为车间需要6级工以上的工人干的活不多,把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抽出来,既不会影响车间的生产,又可以培养技术干部,加强技术力量。最后,从厂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徒工和工作人员中选拔一部分人加以训练,可以很快成为技术员的。现在施工科担任描图小组长的就是10个月以前的一个初中学生。这样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就可以完全解决。
经过党组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厂的行政领导者的保守思想在逐步克服,认识在逐步提高,信心也在逐步增加。本月7日,这一计划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以后,全厂职工正在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为提前和超额完成这一计划而紧张劳动。但是,这个厂的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的斗争并不能认为已经结束,这个厂的行政领导者是不是能够站在群众增产热潮的前面大胆领导群众前进呢?是不是能够在新的困难面前不再缩手缩脚呢?这就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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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庆祝苏联建军节38周年
苏联陆军少将 普·穆西雅科夫
今年2月23日苏联人民将庆祝苏联陆、海军建军38周年。
苏联武装力量是为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建立起来,是在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残酷战斗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苏联军队所以能够获得胜利是因为它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捍卫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全民的爱护。苏联军队的士兵和水兵们都是最勇敢的军人。以解放为战争目的的共产党把他们教育成为这样勇敢的人。列宁曾说,这样的军队,在它的士兵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斗争的时候,是任何人也不能战胜它的。而苏联的军人们都知道为什么和反对谁而进行战斗的。
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弗·伊·列宁在第八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说:“我们结束了一个战争,应当准备迎接第二个战争,可是,我们不知道第二次战争什么时候到来,我们必须这样做,以便当它到来时我们能够占上风”(见“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1卷,470页)。共产党严格地执行了列宁的这一号召,关怀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能够随时执行保障国家安全任务提出的一切要求。
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不仅是苏维埃国家政治、经济威力成长的时期,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力量巩固的时期。战前的几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使苏维埃国家能以头等的战斗技术装备苏联军队。
伟大卫国战争是历史上最残酷、最艰巨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是以法西斯强盗背信弃义向苏联突然进攻开始的。在这个时期,希特勒德国和它的同盟国同苏联比较起来是占优势的。法西斯匪徒们预先动员了170个师的军队,并把这军队推进到苏联国境,在对他们有利的地方进行了突然进攻。敌人曾拥有许多飞机和坦克。法西斯强盗具有两年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在物质方面法西斯德国也占优势,几乎所有被它征服的欧洲国家和许多“中立”国都为它的军队工作。法西斯强盗们利用这些暂时的优越条件占领了苏联的很大一部分领土。苏联军队一面进行着艰苦的战斗,一面退到了国家的大后方,保证了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把工业改造到战时规范的工作。苏联人民响应了党的号召,团结一致地奋起保卫自己祖国的土地。
苏联军队官兵的英雄主义、英勇顽强是伟大卫国战争全部过程中的特点。他们向全世界表明了苏联人民是能够捍卫自己的祖国的。苏联人民在后方的群众性的劳动功绩在这次战争中也是非常辉煌的。由于苏联人民建树了丰功伟绩的结果,在短短的时间内,使苏联的军事生产增加了好多倍,大大超过了法西斯德国的军事生产。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在高加索山上,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最后在解放欧洲各国的进军中,在柏林大会战的时候,苏联人民到处都展示出了他们对敌人的优势。
由于粉碎了法西斯德国和从希特勒奴役下解放了许多国家的结果,苏联武装力量的威信更加提高了。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胜利向全世界表明:消灭了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制度给予了我国人民和军队多么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啊!
我们祖国的国际威望也空前提高了。现在我们的祖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道领导着包括12个国家和9亿人口的强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现在是阻止某些国家反动集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巨大力量。
苏联政府尽一切力量缓和着国际紧张局势,防止新战争的发生。它代表人民的意志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裁减军备和禁止核子武器的建议。现在苏联遵循着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决议的精神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减少了64万人,撤出了它在国外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芬兰的波卡拉半岛,今年的军费几乎减少了100亿卢布。
然而这些爱好和平的措施未受到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其他参加国的积极响应。侵略集团各国还和从前一样不断增加着军事预算,在外国、在和平民主阵营各国附近建立着新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断关怀加强我国国防力量是完全自然的事情。
苏联的陆、海军永远是各族人民和平、友谊和团结的堡垒。曾获得伟大胜利的光荣的苏联武装力量警惕地保卫着苏联人民的和平的创造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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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关于李煜的词的讨论
毛星
五代词人中,南唐后主李煜留下的作品很少,但是,历来受到传统的批评家的极度的推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批评家的这种推崇并没有因为旧时代的死亡而有所减弱。可是,很显然,李煜所歌咏的,既缺乏在他前一个时代的伟大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的对人民疾苦的深刻同情,也缺乏在他后一个时代的重要诗人如辛弃疾、陆游等的对祖国命运的热切关怀。李煜只歌唱自己的帝王生活和囚徒生活,而且许多作品是感伤的,不健康的,也有些是颓废的。那么,从人民的观点看来,李煜的词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就很值得研究了。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对文学遗产的基本态度。
从去年8月到今年1月,光明日报周刊“文学遗产”上陆续发表了很多篇关于李煜的词的争论文字。争论的双方,都对于李煜的时代和李煜本人、李煜的父亲李璟、李煜的祖父李昪的政治措施,给予了很大注意。比较显著的例子,可以提出吴颖同志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75期)。吴颖同志认为:“评论家们在对李煜和他的词进行评论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情况,那就是对‘五代十国’和南唐的具体历史情况很不了解。”于是他考证了南唐几十年的政治经济生活,李昪的、李璟的、李煜的好的政治措施,肯定李煜是“爱国者”,“最后是不屈服者”,并因而证明和肯定李煜的词有“爱国主义”或“爱国的思想感情”,有一步进一步地发展的“人民性”。争论的另一方也用相同的方法引证了一些相反的事实,来证明自己所持的相反的论点。看来,这样争执下去,就有很多“考证”待作了。不能说这些考证对于研究李煜的词没有益处,更不能说争论的双方就只是考证了这些。问题是,考证作者及其时代对于分析作品究应摆在什么地位。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研究作家和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的。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任何作家或作品,都产生在一定的时代,并被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不研究时代,不研究作者,就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的历史,分析和评价作品就会发生困难。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研究不能代替作品本身的具体分析,不能机械地简单地拿时代的兴衰和作者的生平去判定作品的价值。分析文艺作品,主要地应该从作品本身出发,就作品本身及其影响给予评价。任何对于作者个人生活、政治思想及其时代的精深研究,只能说明作者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作品,那样的作品在当时的意义和对后来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对作品的了解,而不能离开作品的实际内容,仅仅根据这些去决定或改变作品本身的价值。很显然,李煜政治上的行事如何,好事多几条或坏事多几条,都不能改变已经存在的、不能再加修改的李煜的词的客观意义。李煜的父亲和祖父政治上如何,对于李煜的词的评价就更没有什么瓜葛了。本来,这个问题在批判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谈到了。今天讨论李煜的词,还要提出这个问题,可见有些人的“考据癖”是太深了,不是一时容易改变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文学遗产”上的论文是怎样议论李煜词的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
许多作者肯定并赞扬李煜被俘后所写的词具有爱国主义的感情。吴颖同志甚至说:“这一时期李煜词有没有爱国的思想感情的问题,其实是不必争论的。”不错,李煜被俘后所写的词中,曾有几处提到“故国”、“江山”等字样。但是,在这些字样背后的,究竟是不是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呢?爱国是爱祖国,并不是爱乡土,更不是爱王朝、爱王位。爱国主义是人民同他们的祖国在长时期历史中特别是在抵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一定的共同利害的产物。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独有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在我国,从秦汉以来(同秦汉以前长时期没有形成统一的大国的情况相异),汉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是同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国分不开的。在三国时期,魏、蜀、吴的君臣并没有也不可能使暂时被分裂的国土上的人民认为他们应该分别地爱三个“祖国”,并且应该互相看作“外国人”。在延长约300年之久的南北朝时期,汉族人民对于入侵的外族保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的共同的愿望是恢复中原,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忠于宋、齐、梁、陈的任何一个王室或军阀就是爱祖 国。那么,对于“立国”不过40年、领域不过东南一隅、而且李璟晚年已经称臣于周、李煜即位已经称臣于宋的南唐,有什么根据说它的人民对于李氏王朝就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为爱祖国的感情呢?如果是这样,在短短的五十几年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人民
中间该有了多少个不同的“祖国”,该产生多少种互相冲突的“爱国主义”!谁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事实。可是,有些评论家因为迷恋于李煜的词,竟不惜歪曲基本的历史事实,硬说东南的人民同李煜一样拥护祖国的分裂而反对祖国的统一,硬说李煜的“亡国”就是中国人民的“亡国”!
有些评论家为了进一步替自己和李煜辩护,硬说李煜的“爱国”乃是“爱人民”的表现,吴组缃同志甚至认为是进步势力要被落后势力吞并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剧性”的表现。他们说中国在宋朝统一以后,比五代时期是倒退了,因此当时东南的人民曾经如何如何地想念李煜。本文限于题旨,姑且把这种拥护分裂的“理论”放在一边。但是,五代时期东南比较繁荣,难道能说是在五代时期结束以后才即位的李煜“爱人民”的功劳吗?而且,究竟有什么根据证明李煜的词是想念东南的人民呢?不但在李煜的前期的词中,找不到这种影子,就在他的后期的词中,人们也只能找到:“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等等。难道这些就叫做想念人民、代表进步吗?恰恰相反,这些词证明李煜所想念的不是人民,而是自身的荣辱;所留恋的不是进步,而是宫廷生活。如果这些就可以证明他是爱祖国、爱人民,那末,每一个悲叹王位丧失的皇帝,每一个悲叹豪华生活破灭的贵族,就都是爱祖国、爱人民的人物了!
有些评论家索性断定李煜的词始终具有人民性。比如楚子同志在“李后主及其作品评价”(“文学遗产”74期)中说:李煜早期写出的许多描写真挚爱情生活的诗篇,是超乎统治阶级情感的。吴颖同志也认为李煜前期的词,“共同的思想感情的特点是认真严肃、一往情深”。“这样的思想感情,一方面和统治阶级的没落颓废的思想感情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却是通向人民的思想感情的”。歌唱了“真挚爱情生活”,是否一定就超乎统治阶级情感,我们也姑置不论。但是,李煜的行为和作品,又怎样能证明他的“真挚爱情生活”呢?李煜的“好声色”是历史上著名的。而他早期的作品中的“晚妆初了明肌雪”,“金雀钗,红粉面”,“佳人舞点金钗溜”,“春睡觉,晚妆残,凭谁整翠鬟”,“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一类词句,确实是可以同“好声色”的断语互相印证的。很难了解,人们为什么可以从这些词句里,看出什么“真挚爱情生活”和“认真严肃”的“人民性”。
认为李煜被俘后的作品具有人民性的人更多了,而且不少人认为李煜作品的人民性从此是达到了进一步的高度。楚子同志说:它们的“充满着孤独、寂寞、悔恨和凄凉的情调”的内容,“在客观上已经突破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那些诗句并不与李煜的经历、事迹完全吻合,而是与黑暗的封建社会统治下不幸的人民,“与黑暗现实决裂的战士们”,“相类似相沟通”。楚子同志甚至还认为,由于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封建社会走入下坡路,人们在失望中就不得不“回顾、眷恋”过去。游国恩同志也说,李煜当时所感受到的东西,“也正是当时人民所共同感到的东西”。吴颖同志说,被俘后的李煜是用囚徒的感觉和理解去思考问题,因而“懂得了一些新的生活真理”,“更深刻地感到故国的可爱”;李煜“在作囚徒的经历中不但能体会到国亡的悲痛,而且能够深刻地体味到丧失自由的囚徒的悲痛。从亡国的悲痛到丧失自由的悲痛,意味着李煜词的人民性达到进一步的高度”。这些意见里虽然安上了一连串新的现代的术语,实质上却无非重复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论断。王国维认为李煜降宋以后的作品,“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现存的李煜的词,包括可能是别人作的在内,总共只有40多首,大致可以确定是被俘后所写的不过十多首。这些词像上面所已经说过的,大都是对于自己旧日宫廷的繁华生活的眷恋,是对于这些欢乐生活的失去的哀悼,是对于囚徒生活的悲愁。这些同“人民性”有什么关系呢?所谓文学作品的人民性,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反映他们的利益。但是,李煜的词是不是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等等呢?人民是不是因为祖国的统一反而觉得国破家亡?人民是不是在追想着自己的上苑、宫娥和妓女的胭脂泪?人民在封建统治下是被压迫的,是要求自由的,但是,李煜的哪一首词表达了人民的这种求自由的愿望?他在什么地方表现了他同黑暗现实的决裂,同反封建的战士们的“沟通”?如果说他是在忏悔,他又在哪一首词里忏悔了他在南京的淫靡的生活?他恨,他主要地是恨他“一晌贪欢”的生活太匆匆,像流水落花一样地去而不复返罢了!
这一切本来都是很清楚的。问题是在:为什么李煜的词却在近千年间受到许多读者的爱好?
李煜的词的所以受人爱好,首先是因为在他被俘后的作品中所流露的哀愁,尽管在实质上同人民的哀愁不一样,在某些方面却有一种类似。李煜的读者往往并不把他看作一个被俘的皇帝,甚至并不了解他是一个被俘的皇帝。他们既不注意他所悼惜的昨日的玉楼瑶殿,也不注意他所感伤的今日的珠泪罗衾,这些都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有的。他们只是被“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种对于人生的咏叹所感动。旧时代的各种不幸者、没落者、远离故乡的人们以及暂时丧失祖国的人们,可以从李煜的这些感伤的词句中找到自己的精神上的同伴。李煜的有几首词并没有涉及丧失王位者的特殊的悲哀,这些词也就更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例如: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相见欢)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暮,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忆江南)
只要不对这些作品的意义作不应有的夸大,那么,人们对于这些作品的爱好本来是容易理解的。尽管“寂寞梧桐深院”和“芦花深处孤舟”的境界不会在任何时代都能引起同样的联想,都保有同等的吸引力。但是,只要人们在离开所爱者和熟悉的土地的时候感觉眷恋和痛苦,他们就会感谢李煜精细地写出了他们的这种心情。在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假定李煜是为人民而写作,也不应该否认在他的整个作品中,他的感情同人民的感情、他的哀愁同人民的哀愁,在实质上完全是两回事。
必须指出,李煜的后期作品中有着悲观的气氛。这对于他是很自然的;而这种悲观气氛在旧时代曾经感染了许多读者的事实,也是很自然的。当然,在任何时代,人民都需要乐观的奋斗者;但是在过去,欣赏和接受“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哲学,对于不幸者究竟是很容易的。有些人并非不幸者,但是,他们的愿望也常常不能满足,他们的快乐也常常不能久留,所以他们也愿意皈依这种廉价的悲观主义。可是,时代是变化了。新时代的广大的青年正在满怀信心地用劳动创造着自己的幸福,对于他们,世界不是今不如昔,而是昔不如今。因此,向今天的青年推销这种“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深刻”的公式,就不会那么容易了。热心于推销这一套的人们,也就不能不受到舆论的正当的怀疑和责备……
李煜的词的所以受人爱好,还因为这些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在词这种抒情短诗的历史上,应该承认李煜的成就是卓越的。在李煜的许多词中,一切的描写都很自然,没有雕琢的痕迹。李煜的语言,特别是在后期的作品中,一般地是朴素、清新、洗练和准确的,很少陈词滥调和矫揉捏作。在这一点上,他同温庭筠等人有显然的区别。在晚唐、五代许多词人惯于堆砌绮词丽句的风气中,这种倾向不能不说是可贵的。李煜善于抓住那些使人们能清晰地感受和想像的事物特征,善于选取确切生动的形象作比喻,因而能运用很少的词句描画出鲜明动人的情境。李煜的这种艺术技巧是我国的诗史上的重要遗产,在现在对于我国的诗歌艺术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但是应该指出,李煜的艺术成就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李煜对于现实生活的兴味和了解是非常狭窄和浮浅的。诚如王国维所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因此,他的初期的作品所写的固然几乎全部是宫廷和妓院中的女人,就是在他的后期的作品中,他所回忆的和感慨的对象也仍然非常单纯,以至经常互相重复。人们从他那里看到许多的梦、泪、愁,而不容易看到生活(包括作者自己的精神生活)的更丰富的表现。王国维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个唯心主义的赞词,反过来恰好构成了正确的贬词。李煜的这个弱点,也是历代多数“词人”的共同的弱点。
人们为什么会对于李煜的词进行这样多的讨论,并且难于得到解决呢?原因之一,是人们觉得,既然是要当作文学遗产来接受的东西,必然是具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东西。但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立过这样一个公式。近几年来,人们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兴趣增高了,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不少的人都企图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这都是令人鼓舞的现象。可是对待古典文学,至今还有这样一种严重情况,即是简单提出几个概念,比如人民性、民族思想、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去审查作品,合乎这些要求就是好作品,否则就是坏作品;或者任意用这几个概念去肯定、解释作品,而不管是否合乎作品的实际。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因为反映生活的文学,和生活同样地复杂多样,不是几个简单的概念所能包括得了的。且不说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首小诗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怎样的不同,即以形式格律以至字数也完全一样的诗,比如五言律诗而论吧,可以有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也可以有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杜甫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自然是好的,但是,王维对自然景物的优美描写也不能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谁都承认,富有人民性的伟大作品是我们的文学遗产的主体。但是,这决不是说,除了这些作品以外的作品就都是反动的;也不是说,一种作品既有可取,就必须牵强附会,给它硬戴上人民性的帽子。李煜的词就是遭遇着这种牵强附会的许多例子之一。李煜的词是有艺术价值的,并没有特别宣传什么反动的观点,但是,也不应该因此就走到另一个极端,说它们是爱国主义和人民性的作品;同样,李煜并不是一个残暴凶恶的皇帝,但是,也不应该因此就说他是爱国者、不屈服者、进步势力的代表。从关于李煜的讨论看来,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对我国文学遗产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现象,这就是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结果,代替艰苦繁难的劳动的是几条公式几个术语的套用,既歪曲了文学,更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人,比如本文所指的吴颖、楚子、游国恩、吴组缃等同志,主观上也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由于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或者还由于偏爱旧的感伤的情调,无分析地同情不幸者,结果不能不违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这种简单化和牵强附会的倾向,由于用了一套似是而非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它的为害,也就更大。为了我国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古典文学的研究的健康发展,这种倾向是应该加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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