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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妥善处理林木入社问题
林沫
近来内蒙古自治区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过程中，发生了农民乱砍树木的现象。在和林格尔、凉城、武东等县都接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砍树的不仅有一般农民，还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甚至村的护林委员、造林模范也砍了树。武东县七区罗家营乡西营子村，在几天之内，就砍伐了大、小树300多棵。
发生砍树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农民私有林木入社问题处理不当。如凉城县金星农业合作社规定把房院一尺以外的各种零星或成片林木，全部作价归社，同时树价定得也比较低；有树的人，在社员群众舆论的压力下接受了这种办法，实际上思想还没有通。他们感到自己辛苦了多年，眼看树木长大，连使用个木材也不方便了。于是，砍树的事情就发生了。还有些地方，由于对正确处理社员私有林木的政策和办法宣传不够，有的农民听到“林木归公”的风谣，也跟着砍起树来。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必须十分注意防止农民乱砍树木。对农民私有树木入社必须采取妥善处理办法，树价必须规定得合理公道。在那些对社员私有林木处理不当、引起社员不满的地方，应该根据正确的处理原则迅速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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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大市工业生产的新高涨
旅大日报记者
旅大市工业生产出现了新的高涨。1月份完成国家计划的良好情况是历年来所没有的。在国营工厂中，预计完成了产值计划的有16个工厂（去年只6个），全面完成了产值、商品总值、劳动生产率、成本、上缴利润计划的有11个工厂（去年只有3个）。在28个地方国营工厂中，有21个工厂完成了产值计划。（其它指标没计算出来）。长期以来工业生产上年初松、年末紧，季初松、季末紧的现象有了根本的改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90％以上的工厂企业提出了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这些规划交给工人讨论以后，原订指标被工人一再突破。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在去年11月份就达到了1957年的生产水平。今年1月，厂里提出的提前半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总产值计划，经过工人讨论以后又被突破，机车的产量比原订指标提高11.1％，棚车提高9.6％，粘油槽车提高96.2％。于是工厂重新修订了规划，决定提前七个半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产值计划。大连化学厂提出的提前13个月达到1957年生产水平的计划也被工人突破了。第八车间的硫酸铵产量可以保证提前14个月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这个厂在1月份就为农民增产了505吨硫酸铵。大连钢厂过去两年年初都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今年1月份却提前完成了，而且钢的质量超过了1957年的指标，现在这个厂决定提前14个月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大连铁路分局的职工也掀起了提前完成五年运输任务的热潮。到1月31日，有9个站段和261个生产班组提出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保证。
旅大市工业局要求地方工业提前1年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现在很多工厂已经突破了这一指标。旅大氯酸钾厂决定提前1年5个月达到1957年的生产水平。旅大机械五金总厂初步确定可提前14个月达到1957年生产水平。很多工厂纷纷增加生产，扩大品种，保证提前交货。旅大市工业局决定在1956年和1957年内增加新品种、新规格1，300多种。其中包括支援农业生产用的果树松土犁、果树施肥犁、锅驼机、煤气机等产品。
在支援重点工程方面，许多工厂更表现了可贵的热情。过去有些工厂接受订货时强调困难，现在却主动接受订货，并主动提出要提前交货。大连通用机器厂在1月份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订制的三种设备。大连起重机器厂也保证把第一汽车制造厂急需的5台起重机提前半个月到3个月交货。大连工矿车辆厂积极克服试造新产品的困难，主动把本溪钢铁公司和鞍山钢铁公司订制的4种特殊车辆的交货日期，提前了1个月到3个月。旅大窑矿总厂也决定把鞍山钢铁公司订制的耐火砖提前1个月交货。为了加速大伙房水库的建设，大连造船公司工人提前交出了一批挖砂船。
旅大市初步形成的工业生产高潮不但具有深刻的自觉性，而且具有从下而上的群众基础。许多工人打破了陈规惯例，大胆改革技术，使生产效率成倍地提高。大连电机厂今年交流电动机的生产比去年多了一倍半，下线小组的手工操作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但是交流机车间工艺组的技术人员集体创造了一种胎具，使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四倍，满足了生产任务的要求。大连电工器材厂高顿全小组工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改变了制作“消弧罩”的原料成分，提高了生产效率二十三倍多，使过去两年半才能完成的任务一个月就完成了。大连起重机器厂焊条工段工段长孟宪元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配合下，改进了配料成分和操作方法，使废品率从18.1％减少到7.8％，一年可给国家增产节约14万多元的财富，8个月就可以完成全年的工作计划。这个厂的青年工人马文鑫创造了预先变形的方法，初步解决了历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大梁变形的关键问题。大连碱厂煅烧车间的工人提出了一项改进生产的方法，可以使纯碱的产量每年增加3万多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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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新改建工厂的潜力
本报记者 金雨困
沈阳风动工具厂是在苏联全面帮助下改建成功的一座现代化工厂。它大量制造用来开发矿山、兴修水利、开山筑路、建设铁路桥梁和厂房的各种风动工具。这个厂在1955年1月正式投入生产后，只一年的时间就基本上掌握了新设备新技术，达到并且超过了计划在1957年才达到的产量水平。原计划生产新产品13种，现在试制成功并且大量生产的新产品已经有15种。这个工厂今年的产量将较原来计划在1957年所达到的水平还高50％以上。最近，这个厂决定提早15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总产值任务。
沈阳风动工具厂所以能够很快地掌握新技术，有很多有利的客观条件：工厂是苏联帮助设计的；有80％的设备是苏联供应的，其中有的设备甚至比苏联现有的风动工具厂的还要好；从建厂开始，就有苏联专家长期驻厂指导和培养技术管理干部。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个工厂的领导人员发挥了主动性。1955年年初，上级机关根据其他部门的订货需要，给这个厂规定的计划指标是比较低的。但是，工厂的领导人员在制定1955年第三季度计划的时候，研究了第二季度生产情况，发现由于技术熟练程度提高和技术的改进，生产效率已经大大提高。如制造一台重型凿岩机，第一季度需55台时，第二季度只要39台时。如果不增加任务，三分之一的生产能力就会浪费掉。同时，其他部门这时提出的订货数量也增加了。于是，工厂就根据这个情况向上级领导机关要求较年初计划增加94％的任务。上级同意以后，他们就每月每季都提高了计划指标。
工厂的领导工作人员不断地以苏联先进指标来衡量和鞭策自己。他们认为指标一定要先进，任务压得满满的，干起来才有劲头，才能推动企业不断前进，使工人和干部保持饱满的情绪。如制造一部重型凿岩机由55台时降到46台时的时候，车间领导人员就自满起来，阻碍了工时的继续降低。工厂领导就以列宁格勒风动工具厂的指标来比较，人家制造同样的产品只需17台时。这就帮助车间领导人员清醒地看待自己的成绩和缺点，因而积极去寻找企业的潜力，逐步地使台时由46小时降到27小时，更加接近了苏联的指标。由于工厂始终坚持采用先进的指标，从去年4月以来月月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这个工厂还主动地学习苏联最新的技术成就来加快生产发展的速度。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他们学习了不久前列宁格勒风动工具厂采用的流水线生产方法，着手组织了两条流水线，并且准备组织第三条流水线。组织了第一条流水线生产以后，中型手提凿岩机的月产量就由500台提高到1，000多台。组织了第二条流水线生产以后，活塞（风动工具中的主要部件）的平均日产量由165个提高到270个。此外，他们又学习了苏联十多种高速切削经验，使机床的效率提高二倍以上。
直接影响提高工厂生产发展速度的是新产品试制工作。全厂以三分之二的技术力量投入了这个工作，每种新产品的试制都有专责的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副厂长每天领导他们深入到试制工段进行研究，每周召开检查会议，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克服薄弱环节。工厂建立了新产品试制的生产准备室，加强准备工作，及时调度和组织劳动力。再加上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1955年原计划试制3种新产品，实际完成7种。这个工厂在改建的同时，就着手试制新产品，在正式投入生产前就试制成功9种新产品。这对加速掌握新技术也有一定作用。
迅速掌握新技术的决定因素之一是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为了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工厂在上级经济领导机关的指示下，在质量补课中努力组织职工学习技术。如建立了专门的技术学习委员会，在1955年上半年每天抽出两小时进行正规的技术学习。第一阶段主要学习机床性能、保养和调整的基本知识，第二阶段学习切削原理、工艺规程和工艺装备。苏式铣床的自动走刀，过去工人不熟练，每分钟只能转950转，学习后可提高到1，500转。许多原来不会使用的特殊设备，工人也都开动起来了。废品率也由10％降到1％。在一年内，工人的平均技术等级由2.4级提高到3.3级。
当然，这个厂目前的品种还需要扩大，新品种试制周期还需要加快，有些品种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但是，这个厂的经验告诉我们，苏联全面帮助我们新建或改建的工厂，虽然我们的经验很少，技术水平很低，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加强我们的主观努力，就完全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来掌握新技术，迅速地达到和超过原来计划达到的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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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次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会议开幕
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考古工作会议21日起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的。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致开幕词的时候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初步总结建国六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交流经验，以提高学术水平和改进工作方法，并且讨论考古工作的12年远景规划。
郭沫若说，中国的考古学必须和其他科学一样，在12年内接近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为此，必须大大扩充考古工作人员的队伍，提高考古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郭沫若指出，中国的考古工作自北宋开始已经有长远的历史，但是北宋以后的很长时期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解放以来，发掘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和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但是考古工作者只有500多人，业务水平又不高，所以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极少；要应付解放以来突然增加的大量考古工作，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在会上报告了六年来考古工作的成就，并且提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会议的第一天还听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关于培养考古干部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杨锺健的“考古工作和人骨兽骨等遗存问题”的报告，以及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关于考古学同民族学关系问题的报告。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在北京的和来自21个省市的考古学家和其他考古工作人员180多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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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6年来发掘出20多万件文物
我国考古事业正迅速地发展着。6年以来从各省、市的古墓葬、古文化遗址里所获得的出土物，共计219，200多件（零星的陶片等100多万件没有计算在内，没有附调查报告的也未计算在内）。
1953年在成渝铁路工程中，在四川资阳县黄鳝溪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头骨化石，这是研究中国原人问题的重要材料。1954年春，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采获打制石器2，000多件，经过初步调查研究，肯定这个遗址是周口店和河套以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遗址。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有大量的发现。在黄河流域几乎到处都可以发现这个时代的遗址。现在所知道的，就已经超过解放以前的数字百倍以上。
郑州遗址是解放以来殷代遗址中最大而且是最重要的发现。通过这个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龙山文化同商代文化的关系。在这里，由于骨器、铜器等制作工场遗址的发现，说明殷商时代的生产力已突飞猛进地发展。
鞍山陶官屯金元村落遗址，发现了比较完整的遗存，成为研究12世纪到14世纪东北农民生活最有意义的材料。在云南晋宁县出土的汉代一个女土司墓的遗物，贵州盘县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以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许多发现，都证明在很古老的时候，少数民族文化也像汉族文化一样光辉地发展着。
通过这些发现，对我国历代的物质文化史和历史、艺术、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和丰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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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将在33个城市举办“新片展览周”
文化部决定从3月中旬开始在全国33个城市分两批举办“新片展览周”。
展览周中将放映1955年出品的故事片：“董存瑞”、“怒海轻骑”、“宋景诗”、“南岛风云”、“水乡的春天”、；舞台纪录片：“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以及彩色美术片和风景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野外的遭遇”、“东郭先生”、“小熊的旅行”、“神笔”、“黄山风景”、“桂林山水”等。
展览周从3月16日到22日将先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成都、西安、乌鲁木齐等16个城市举行；从3月28日到4月3日将在齐齐哈尔、旅大、抚顺、呼和浩特、贵阳、兰州、西宁等17个城市举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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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二场比赛
柯轮
22日下午，波兰克拉科夫市“格尔巴尼亚”足球队（以下简称波队）同我国中央体育学院和第一机械足球联队（以下简称联队）作了一场自始至终都非常紧张的友谊赛。全场比赛以○比○结束。
比赛开始后，联队就采取了攻势，当球传至右翼丁凤章的时候，他缺乏高速度的切进能力，又不能及时传出空档球，球被波队有经验的右后卫比也库尔斯基截去。在上半时内联队左内锋孙福成、中锋史万春等在进攻中的巧妙配合，虽曾多次攻至波队禁区，共射门11次，但都由于射门动作缓慢，不及时，大多射出界外。
在上半时的45分钟的比赛中，波兰共组织了23次进攻——从中间配合进攻的有11次，从右翼进攻的5次，从左翼切进的7次——射门的次数达18次之多，因为联队防守严密，都没有奏效。
休息10分钟后，继续比赛。人们的心情更加激动，谁胜谁负，这是大家一致关心的问题。下半时波队虽然处在逆风的情况下，但士气相当高，争取胜利的心情也更为迫切。16分钟时，联队球门告紧，波队右内锋比亚特克在禁区内获得射门的机会。眼看就要进球了，这时，联队中卫丛安庆急忙赶上抢阻，将球猛踢出右边界外。38分钟时，联队球门又一度紧张，波队左内锋鲍泽克在离球门五、六公尺的地方射门，这一球却正好踢到联队守门员的身上反弹出去，被联队王德发一脚踢跑。以后，波队又曾几次组织进攻，都未能进球。联队下半场处在顺风的有利情况，有过6次射门机会，一球偏右踢出界外，其余5球都被波队守门员救出。波队守门员斯特罗尼亚尔兹表现特别沉着机智，曾多次救出险球，联队的守门员徐福生，也作了很漂亮的表演。
在这一场球赛中，波队的前锋表现得很活跃，组织了比第一场同北京青年队比赛时更多的进攻。他们的传球配合得很默契，停球、带球等动作也都很巧妙。联队的后卫、前卫在比赛中踢得很出色，战斗意志顽强，他们在禁区前后的紧迫盯人战术很成功，使对方很难得到轻易举足射门的机会。这是这场比赛能够打成平局的主要原因。可是联队在组织进攻中却有不少缺点，如配合不默契，传球不准确，高球过多，推进速度很慢，球到对方球门跟前，缺少办法，射门动作也迟缓无力。这些地方都是应该虚心向波队学习的。
经过波兰“格尔巴尼亚”足球队在首都的两次比赛，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国足球队的缺点。我国各个足球队应该虚心向各兄弟国家足球队学习，勤学苦练，迅速提高足球运动的水平。（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同波兰“格尔巴尼亚”足球队的负责人和队员以及裁判员等合影。 本报记者 苍
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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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使古老的高原面貌全新
贵州遵义县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 钟成亮
提起我们贵州这个地方，大家就会想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几句话，意思是说：贵州省自然条件很差、人民生活很苦，是一个非常贫困和落后的荒僻高原。是的，贵州省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但那是旧中国时代的情况，现在已经大不相同了。解放以来，贵州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不断改进耕作技术，不断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使得这个高原地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低不平的田地里，逐渐长满了丰盛的庄稼，少吃缺穿的农民们，逐渐有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全省出产的粮食不单是够吃够用，并且已经开始有余粮运到外地，支援国家建设。这是多大的变化啊！我们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和全省农民兄弟一样，在促成这个变化中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现在我们还正在热情地劳动着，要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裕。
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同自然灾害不断斗争中成长壮大的。1952年，我们开始成立了一个包括7户人家的互助组，就在这组织起来的第一年，我们经受了一次严重的考验。大家知道，我们这里大部是坡地梯田，是“经得起十天涝，经不起十天旱”的地方，这年夏天却有60多天没有下雨，灾情很严重。但是，这并没有吓住我们，旱象一露头，组员们便一齐出动，有的用水桶担水，有的用水车车水，抢救庄稼。旱的时间长了，水量越来越少，水位越来越低，怎么办呢？我们便把水车接起来，一道、两道，一直接了13道水车，还是把水车到了田里。经过像这样的几十天战斗，全组84亩地不仅没有一亩受灾，并且全部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49％。组外单干农民和我们地界相连的田地却只有三、四成收。这不单鼓舞了社员的生产情绪，也给了社外农民很大的启发。他们开始相信组织起来的力量，要求参加互助组。第二年，我们互助组便扩大了两倍多。1953年虽然又是40多天没下雨，我们22户社员的总收入还是比1952年增加了二成多。秋收以后，互助组转社的时候，已经是47户了。合作社成立后，人多力量大，事情就更好办了，在1954、1955两年中，旱涝灾害还是不断发生，新社员的比重也逐渐增大，而我们的产量也还是年年上升。1955年我们96户社员的600多亩土地，每亩收粮食平均700多斤，比过去产量增加一倍。
经过以上几年的发展，社员们已经感觉到低级社有些不够劲，便有人想办高级社，去年秋收以后，转高级社的声浪越来越高，社里便根据群众意见讨论转高级社的问题。不知消息怎么这样灵通，我们刚开始讨论，社外群众便嚷起来了，他们说：你们是毛主席领导的，我们不是吗？你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不招呼一声呢，我们也要走！他们有的直接提出入社要求，有的托亲拜友请人说情要求吸收他们进来。那知吸收这批还有那批，就像江里的浪涛一样，一浪赶一浪。不光是本乡农民要入社，外乡的也来了，不光是个体农民要入社，有些小社也想并进来，我们的办社计划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乡支部研究后便决定把全乡所有个体农民和农业合作社全部合并起来，成立一个1，555户的高级社。这样一来，乡里的问题解决了，外乡要求入社的400多户农民只好劝他们回到自己乡里再组织一个社。
当我们把自己的计划报告区委的时候，问题又出来了，区委怕我们摊子太大办不好，只批准我们办300户的社。上级不批准，群众还直是要来，怎么办呢，社干部真是左右为难。大家一商讨，这怎么能行呢？于是又派代表到县委、地委去请求，县委，地委问明情况后，对代表们说：好吧，满足你们的要求，你们认为能办就办吧。11个代表得到这个答复后，高兴得一夜也没睡觉，回来传达后，全乡农民个个都喜欢得眉笑眼开。
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初步提出的关于农业发展的17条意见也传达到了乡里，群众情绪更高了，我们便召开了400多人的积极分子大会，讨论转社，并根据17条意见制定了我们社的今后7年发展规划。我们计划在7年里，把全乡范围内50，000多亩土地全部利用起来，除现在已经耕种的12，000亩外，再开荒5，000亩，其余分别划为牧场、桑园和各种林地；把东零西散的人家按生产队合并成16个居民点，每处都安上电灯、电话、广播筒，并设立一所民校，全乡办一所小学附设中学班，此外要修建小型水库和发电站，电力除用作照明外，并用来开设碾米、榨油等加工厂；把旱地逐渐变为水田，主要农作物——水稻的产量，提高到每亩1，374斤，再加上经济作物、畜牧业和各种副业收入，到了1962年，每个农民除收入2，500多斤粮食外，还可有近400元现款的收入，比现在又增加了好多倍，当然和“人无三分银”的时候更不能相比了。
这个计划是不是冒进了呢，指标是不是太高了呢？也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地回答说：不冒进，也不高。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办法实现这个计划。贵州省生产潜力是很大的，这里地势虽然较高，但是大部地区全年雨量都在1，000公厘以上，气候也很温暖，很适合水稻生长。过去贵州人民生活所以贫苦，主要是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榨所造成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能够消除灾害，改进技术，不断增强地力，粮食产量的逐步提高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修建3座水库，今年就可保证7，000亩水田干滥无忧，离我们这里不远有个磷矿正在开采，我们今年准备购买120吨磷肥在稻田中重点施用，自然肥料也要从去年每亩1，200斤增加到3，000斤，再加上其他技术改革，今年每亩水稻的产量就将提高到729斤。1957年，我们计划养猪两万头，开始养一部分蚕，猪屎蚕粪，都是上等肥料，那时每亩地共可施肥5，000斤，全社施用的磷肥也要增加到两万吨，部分土地可以使用双铧犁耕种，这样便可把产量提高到910斤。以后每年都照这样不断改进技术，消除灾害，根据我们的计划，到1962年便可达到1，374斤。
有些社员还嫌这个指标有些低了，他们说：1953年那2亩丰产地每亩不是收了1，020斤吗？那时每亩才施肥1，500斤，其他条件也都没有现在这样好呀。社员刘银章更拿他多少年前一个丰产故事来说明这个指标不算高。他说他过去种地主20多亩地，有一年遇到大旱，无法全种，便把人工和粪水都集中在3亩地里，结果这3亩地收了3，600斤。经他一提，大家都说：高额丰产的事例过去是有过不少的，不过没人去研究推广罢了，现在有共产党领导，只要大家努力，就会普遍的超过这个指标哩。
真的，自从订了规划以后，社员生产建设的劲头更大了。过去这里有句俗话叫做“妇女下田、大旱三年”，大旱三年是假，如果谁家妇女下田，就有人背后说怪话，耻笑她抛头露面。现在不管男女老少都在一起做活，再也没有人耻笑了。由于社员们热情地劳动，我们的小水库已经修好了两个，发电站在4月份便可开始发电。
我们红星社一天一个样子地在变化着，整个贵州高原也是一天一个样子地在变化着，不久的将来，这个古老的高原将变得面貌全新。
（张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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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平顺县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计划今年修滩地170亩，扩大耕地面积，他们已经修好了120亩。这是社员们正在修滩地。 新华社记者 张瑞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