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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动群众制定先进计划
张永 锺路
沈阳第一机床厂一号车间党支部发动职工反复讨论了1956年的生产计划，批判了保守思想，制定了一个先进的生产计划。
1956年是第一机床厂改建后全部投入生产的第一个年头。1A62车床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非常需要的一种机床。1956年国家要求这个厂1A62车床的年产量，高出1955年开始生产时所达到的水平的几倍，但比改建的设计生产能力还低得多。一号车间是1A62车床的加工车间，就这个车间的设备能力、工人数量和技术熟练程度来看，完全有可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第一机床厂领导上接到国家计划后，看到比1955年实际达到的水平高数倍，同时又过多地考虑辅助部门跟不上，所以开始时就按国家计划给一号车间下达任务，而没有要求一号车间根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争取超额地完成国家计划。
车间主任王文山最初心里也没底，后来做了一些研究，认为有条件超额完成，但也有薄弱环节，所以只提出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年产量的113.3％。车间代理党支部书记刘殿文也考虑了这件事，他认为完成国家计划的120％没问题。支部曾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开始，计划调度组组长坚持只能完成113.3％；总工长陈金荣也说只能达到113.3％，多一点也完不成。
支部委员会没有马上作决定，而是由几个支部委员分头找各工段的积极分子进行深入了解，结果发现有些干部所说的薄弱环节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比如有人强调插床能力不够，而工人说，插床能力虽然不足，但拉床有闲着的，可以把插床的活拿到拉床上加工。其他如缺钻工、磨工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在第二次召开的支部委员扩大会议上，便通过了完成国家计划120％的决议。但有的总工长、工段长仍然没有完全同意。支部考虑到干部认识不一致，就很难领导工人定出先进计划，所以在召开动员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大会之后，又召开了支部委员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了有关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和文件，进一步分析了车间究竟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大家一分析，认为有利因素很多：比如车间里有苏联的全套设计资料、组织设计和工艺规程，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许多设备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计件工资已全面推行，工人正在不断地突破定额；同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工人的技术水平正逐渐提高，如果能够很好地加以组织，许多铣床、磨床、钻床等都可实行多机床看管，以解决工人不足的困难。特别是职工们经过反对右倾保守、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教育，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不利因素也是有的：比如，有些工卡具和材料供应不及时；从小批生产过渡到大量生产后，虽然产品质量逐月提高，但废品率依然不低；管理人员工作不深入，很少下车间帮助工人具体解决问题；部分工人劳动纪律松懈……。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比如，只要能够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明确职责范围，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某些管理人员的责任心是可以加强的。这样一来，大家心里有了数，批判了保守思想，确定超额完成国家计划123.3％。
克服保守思想，制定先进计划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在支部委员扩大会后，支部又把计划交给群众讨论。支部委员会首先召开了党员大会，通过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以身作则带动全体职工讨论好国家计划，订好个人和小组保证计划。支部确定先在两个工段试点讨论：一个是完成任务好的轴套工段；一个是完成任务差的六角工段。讨论结果很好。六角工段过去一直被人们认为是薄弱环节，因为这个工段要做大大小小80多种部件，技术复杂，车、磨、铣、钻样样俱全，稍一配合不好，就会发生问题。工段长高凤明开始接到车间给的完成国家计划123.3％的指标的时候，心里一跳，直划问号。可是当他找生产小组长和工人研究，特别是经过工人讨论后，一切都出乎意料，工人说不但能完成，而且还能完成133.3％，很快就提出合理化建议26件。六角工段定出先进计划的事例，推动了许多工段。有人说：六角工段都要完成国家计划的133.3％，咱们流水线至少也可以完成国家计划的140％。还有个别工人订出个人计划要完成国家计划的170％到200％。最后车间根据工人讨论结果，加以平衡，确定了全年完成国家计划130％的比较先进的计划。在讨论过程中，工人纷纷突破最近刚压缩了28％的新定额，1月上旬平均超过新定额26.5％，中旬超过72.5％。工人邵连生由于全面使用了工卡具，熟悉了工艺规程，磨一个大刀架的工时由新定额50分钟缩短为6分钟。职工群众这种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但推动了一号车间制定了比较先进的计划，而且也推动了厂的领导干部接受了群众的意见，提高了生产1A62车床的计划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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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针可以不痛
卫生部直属机关第二医院护士 梁洁莲
打针是否能够做到不痛的问题，长时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一般医务人员认为打针需要刺破皮肤，同时还要把药液注入人体组织或血管中，说它不痛是不对的。一般人听说打针，也感到恐惧。打针究竟痛不痛呢？我亲身的经验证明，打针可以做到不痛。几年来，我用我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方法，给不少人作过皮下、肌肉、静脉注射、自血疗法和抽血等处置，人们反映说不痛，也很少发生血肿、紫斑、疙瘩等现象。1954年健康报曾经介绍过我的注射法，有些医护人员也来参观、学习和采用了我的注射法，也证实了注射可以不痛。
我的这个注射法概括地说，首先是根据不同病人，不同病情确定注射部位和注射姿式，其次是错开皮肤和下层组织以熟练的技术快速插针；再次是根据药液的刺激性的不同和肌肉组织松紧程度的不同，变换射药速度；最后是迅速拔针，拔针后不去按揉。以上各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的，不能忽略任何一个环节，不然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我把这一系列的处置方法叫作新注射法。
新注射法是我的工作经验的初步总结。它是在党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在病员的密切合作下完成的。
我作护理工作已经很久了。在工作中经常看见人们在接受注射的时候，总是摒着气，咬着牙准备忍受注射时的疼痛，我想怎样才能消除注射时的疼痛呢？在旧社会里，一个没有进过专门医药学校的人，要想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是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和鼓励的。
1950年，我到了重工业部医院（现改为卫生部直属机关第二医院）工作，我才获得了研究改进注射法的机会。我把注射时的一些片断的问题综合成一个问题来进行研究。首先我研究按揉和内在瘢痕性疙瘩的关系问题。过去，我一直认为注射以后加以按揉可以加速药液的扩散，促进组织对药液的吸收。但是，事实上按揉却引起了疙瘩和经年不散的硬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一方面阅读有关的护理书籍，一方面广泛收集和了解病人注射各种药前后的情况，同时把自己亲手处置过的病人作详细记录。这样，经过一段时期，终于找出了产生疙瘩和经年不散的硬块的原因（这里所说的不是过敏性的疙瘩和染菌性的红肿）。注射后常见的疙瘩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注射药液的密度较大，部分或大部分药液不能及时扩散，堵塞了组织间隙，阻碍了四围体液的循环，形成疙瘩。另一种是因为注射针插入皮内组织的时候，破坏了毛细血管、或较大的微血管，内出血较多，血和药液混合后起了生物化学变化，药液被血凝结成为不易扩散的疙瘩，这两种疙瘩一般经过两天到四天即可消失，个别的经过两三个星期也会消失。但是，如果在注射后加以按揉，不仅扩大了针道创面，引起较大的内出血，而且使组织间隙壁受到严重的挤伤，甚至挤破、挤断了一些微血管，使得组织间的渗透和输送功能受到阻碍，药液不能自行消散，以至体内胶元素纤维不断增生加厚，结果留下了经年不散的内在瘢痕性疙瘩。根据这些实际的观察和分析，我想：减少内出血、防止插针创口的扩大和保护组织间渗透、输送功能的不受阻碍是主要问题。而减少内出血除了不去按揉以外，使被注射者情绪安静，血压平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插针，射药能够做到不痛。
注射后不按揉比较容易做到，但是，怎样做到插针、射药不痛呢。我除了想到必须选择锋利韧性强的针头，利用排气时流出的药液作润滑剂，以减少针梗的阻力，和使被注射者肌肉松弛外，必须做到插针快，射药速度适度。经过无数次的试验和改进，终于摸索出快速插针和无痛射药的方法，例如皮下注射，按常规作倾斜插针注射，但在插针的时候被注射者总是说痛。有几次我作了快速倾斜插针，病人反映说不痛。这使我领悟到皮层组织较肌肉组织紧密、坚韧，到处密布感受器，插针速度一慢，痛觉反应快。肌肉注射垂直插针我也作过观察和研究，所得到的结果和皮下注射差不多，这使我了解到快速插针是无痛注射的因素之一。后来，在作臀部肌肉注射的时候，全部采用了快速插针，无痛率达到100％，皮下注射的无痛率也达到90％。
射药痛和不痛我一直是简单地把它归结到药液刺激性的强弱。可是，有几次给病人注射刺激性强的药物，他们又都说不痛。为此，我反复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并且访问了病人，以后才弄清楚，被注射者的姿式正确，和射药速度合适，也是不痛的因素之一。经过一万多人次的注射，我体会到注射刺激性强的药液，射药速度应当慢，使药液慢慢扩散在组织间，使血行及体液有充分时间把药液徐徐吸收带走。例如我在用仙鹤草素作肌肉注射的时候，我是以1毫升25至35秒的速度注射的。皮下注射比肌肉注射的速度一般更慢，因为皮下组织吸收较慢。至于无刺激性的药液，射药速度可以稍快，但也不能让药液挤伤组织。一个病人需要同时注射几种药物的时候，应当按无刺激性，刺激性大的顺序以不同速度注射。我注射含强烈刺激性药液的无痛率一般达到90％以上。从1953年到现在，我已采用这个注射法注射了近7万人次，病人反映良好。
至于注射的时候必须等皮肤上的酒精干燥后再插针；抽针后应当用无菌干棉球拭去溢出的药液和血；注射前错开皮肤，使插破的上下层组织在注射后立即封闭；待病人平静之后再去注射，以减少因神经紧张，血压增高，血速加快，血拴不易形成的内出血的机会等等，这都是在观察研究过程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有许多还是根据病人的反映不断改进的。（附图片）
卫生部直属机关第二医院护士梁洁莲改进了注射方法，可以在注射时减少疼痛或做到无痛。这是梁洁莲（右起第二人）在向院内的护士们介绍注射经验。
本报 王志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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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制定除四害和消灭疾病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最近制定了关于除“四害”和消灭疾病的规划。
规划要求，在1957年内城市和工矿地区做到基本无鼠，农村先创造无鼠典型村，四年内达到每村十公里范围内基本无鼠；草原牧区七年内也达到基本消灭老鼠。1956年内，做到城市和农村一公里内无雀；二年内城市和农村周围三、四公里以内做到基本无雀；三、四年内基本消灭麻雀。灭蚊和灭蝇，规划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除“四害”需要的药品、器械，规划提出了种类和具体数量。规划指出卫生部门应该努力实现上述要求，并对有关的粮食部门、农林水利部门、建筑工程部门、轻工业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消灭疾病的规划，首先是关于血吸虫病，根据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二年扫尾的工作步骤，依其流行程度，分别要求在三到七年内达到基本消灭。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严重流行的疟疾，要求结合除“四害”，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发动群众防蚊、灭蚊，训练不脱产的防疟员，进行预防性服药4，000万人，并积极治疗病人，七年内达到基本消灭。流行性乙型脑炎，要求为全国十岁以下儿童广泛进行疫苗注射，推广中医治疗乙型脑炎的方法，在七年内达到基本消灭。其他如小儿破伤风等疾病的消灭，也作了规划。
规划指出，消灭上述疾病，是全国所有卫生机关今后几年内的中心任务。没有上述疾病的地区，可以选择几种危害当地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自行规划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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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年儿童电影周”在北京举行开幕式
文化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少年儿童电影周”十七日在北京首都电影院举行开幕式。
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通过这次电影周的活动，一定会引起大家对少年儿童电影教育工作的重视，取得更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进一步促进少年儿童的电影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繁荣。
北京市少年儿童的代表吴建如在开幕式上也讲了话。
开幕式结束以后，放映了国产儿童故事影片“罗小林的决心”和苏联的儿童故事影片“河上灯火”。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北京市文化局、青年团北京市委员会等单位的代表，以及教师、少年先锋队辅导员和少年先锋队队员等共一千多人。
这次电影周将从18日到24日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武汉、乌鲁木齐等28个城市举行。在其他一些城市也将陆续举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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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
中国彝族聚居的大、小凉山地区正式合并，成立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2日到9日在昭觉举行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原西康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了新的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瓦渣木基（彝）当选为州长，王海民（彝）等7人当选为副州长。新并入自治州的小凉山和越嶲地区代表都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还着重讨论了在凉山实行民主改革问题。会议认为：几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贯彻，凉山各族人民和彝族内部团结已经空前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有很大成就，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应该采取和缓方式实行民主改革。会议通过了“关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和一些与民主改革有关的决议。
凉山彝族自治州扩大后的行政区域包括昭觉、美姑、喜德、普格、普雄、布拖、金阳、越嶲、雷波、马边、峨边等11县，面积约35，000方公里，全州彝、汉、苗等族人口约97万多人，其中彝族近80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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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委员名单
（一）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主 席：许德珩
副主席：梁 希
秘书长：涂长望
（二）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干 铎 方 亮 王之相 王家楫 王淦昌 王际强 王应睐 尹赞勋
乐怡然 叶恭绍（女） 伍献文 朱物华 孙承佩 孙云铸 孙荪荃（女） 刘及辰 刘开荣（女） 刘锡瑛 吕斯百 初大告 劳君展（女）
李 毅 李 熏 吴学周 周拾禄 周培源 罗登义 金 涛 金克木
金善宝 陈 立 陈建功 陈明绍 陈时伟 陈恩凤 陈鹤琴 洪铭声
柯 召 胡志彬 茅以升 俞平伯 侯宗濂 高觉敷 袁翰青 陆侃如
笪移今 张 鸿 张 玺 张席禔 张伯声 游国恩 黄子卿 黄汲清
乔启明 税西恒 杨肇燫 杨锺健 葛庭燧 董渭川 褚凤仪 裴文中
赵九章 潘 菽 郑衍芬 鲁宝重 黎锦熙 钱锺韩 卢于道 谢立惠
薛 愚 薛公绰 戴修瓒 储安平 魏建功 严济慈
（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李孝芳（女） 洪 涛 彭饬三 漆文定
顾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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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种国际经济关系
冀朝鼎
现在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国际经济关系。
一种是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政策之下所建立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周恩来最近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里对这种政策曾简要地加以说明。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在互相支援或者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时候所执行的政策，首先是互通有无。我们不强迫别的国家接受它们所不需要的或者它们自己有足够生产的货品。我们的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帮助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发展本国的工业和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我们并且不向受援助的国家要求任何特权。不论我们所提供的是经济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帮助，我们所根据的原则始终是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这不是空话，而是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实践中的政策。根据这个政策，社会主义国家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和愿意建立这种平等互利关系的其他国家间，已经签订了很多贸易协定及各种经济往还的议定书，并且已经进行了内容日益丰富的平等互利的经济交流。事实证明，这种国际经济关系，使各有关国家间的贸易额大大增加，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种类也增多了。透过低利贷款，物资及技术上的无私援助，苏联不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兄弟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帮助这些国家以惊人的速度走上工业化的道路。
因此，这种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已经在实践中成长起来，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发展，这种新发展的影响远超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外。
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各兄弟国家的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榜样，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特别是久受国际侵略政策痛苦的亚非国家人民的注意。在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里参加经济委员会的29个国家的代表一致通过的决议中肯定地指出“在与会国中存有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实行经济合作的普遍愿望。”是的，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的主权，这就是周恩来主席所说我们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所根据的原则。中国和几个亚洲邻邦所签订的贸易协定，苏联对印度关于建设年产100万吨钢的工厂的援助，以及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去冬访问印度、缅甸期间所宣布的对该两国经济上的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及匈牙利对印度、阿富汗等国供给的全套工厂设备等等，都是以平等互利、不干涉受援国内政的原则为根据的。
这种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根据周恩来主席上述的原则，可以概括地分五点来加以说明：（一）尊重对方独立主权，不以贸易或援助为条件向对方要求任何特权；（二）不论对方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无歧视地互通有无；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对任何国家的贸易歧视及禁运措施；（三）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贸易及技术交流，不强迫对方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物资，也不要求任何照顾单方利益的交换条件；（四）无私地帮助受援国家发展工业并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五）在贸易及援助方面都充分地考虑到对方以出口产品进行支付的可能，由此避免因支付困难造成长期负债的对方的不利情况。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能这样做呢？主要的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不需要也不打算剥削及侵略其他国家。赫鲁晓夫同志很明确地说过：“我们没有多余的资本。我们按照计划来管理我们的经济。我们并不关心资本的输出，不关心商品的输出，我们所生产的商品只供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同盟者的需要，以及保证对外贸易的需要。我们有一些商品的产量暂时不够满足国家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虽然这样，我们还是认为有责任同我们的朋友共甘苦，兄弟般地帮助他们。这种在互利条件下的帮助是彼此都有利益的。我们的朋友知道，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无私的帮助是从我们的内部资金中抽出来的。而这点朋友们是不会不重视的，因为这说明了我们的正直的愿望。”（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说明了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也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
另外还有一种国际经济关系是本质上与此完全相反的。这就是美国侵略集团强加于很多国家的侵略性的国际经济关系。正如周恩来主席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美国侵略集团“借‘援助’之名倾销剩余物资，从而夺取其他国家的市场，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它使落后国家永远处于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的地位，以便对他们进行奴役和剥削。它通过所谓‘援助’，要求‘受援’国家割让军事基地，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承担对他们不利的义务，要求对‘援助’的使用进行监督以便控制受‘援’国家。”
美国侵略集团在第二次大战后这种政策的情况可以简略地分述如下：起初是“马歇尔计划”，其主要的企图是通过输出在美国市场无销路的消费品的方法占领国际市场，并企图将日益威胁着美国经济的危机输出，同时也借此使受援国家依赖美国。其执行的机构名为“经济合作署”。其结果是破坏了受“援”国的经济，但并没有为美国的经济危机找到出路。于是美国独占资本便愈益醉心于军事冒险，把美国及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赶上经济军事化的道路，以榨取高额利润。侵朝战争开始后，在1951年的“对外援助拨款法”便明显地提出以军事“援助”为主的政策，而所谓经济“援助”不过是为了受“援”国承担军事义务的一种诱饵而已。后来“经济合作署”改为“共同安全署”，并将美国各种“援助”计划，如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第四点计划”，及“经济合作署”在东南亚的“援助”工作，都交由“共同安全署”统筹办理。不论在公布的办法上及组织机构上，这种所谓“援助”的侵略性及军事目的都是很明确的。
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作法，即在它所谓同盟国里也引起了很多顾虑和不满。侵朝战争被迫结束后，这种十分露骨地把军事和经济“援助”联系起来的作法更站不住了，因此到处遭到更强烈的反抗，甚至连预定的钱都花不了，于是在1953年8月1日华盛顿便把“共同安全署”改组为“援外事务管理署”。但这只是个执行机构名称上的改变，所谓“援助”的军事政治内容的实质，并未丝毫改变。仅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而论，本来是拿强加于受“援”国家作为接受美“援”的一个条件的方法来执行的。被迫执行的各国，因此蒙受很多损失，各国人民反抗的呼声亦日益高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洛卡纳坦最近向曼谷报界说“因为实行‘禁运’的结果，对中国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那些实行禁运的国家的贸易却因此而深受其害，……这些曾主张禁运的国家已一致向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提出解除对中国‘禁运’的要求。”但是美国侵略集团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意孤行的坚持这种政策。
“禁运”不过是接受美“援”条件之一。此外还有其他很多条件，如加入美国所控制的军事侵略集团，割让军事基地，承担其他扩军备战的义务，接受受“援”国所不需要的美国剩余物资，保证美国在受“援”国获取战略原料的优先权，迫使受“援”国建立所谓“对等基金”并将此基金及美“援”金元本身的使用，全部放在美国驻在受“援”国官员的监督控制之下。可以说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美“援”制度，一种以“援助”为幌子的侵略性的国际经济关系体系。
但是凡是带有欺骗性的政策，就如林肯所说的，只能欺多人于一时或一人于多时，但不能欺多人于永久。在过去执行的过程中，这种侵略“援助”的实质已经在世界人民，包括受“援”国的人民面前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甚至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也早已有人公开承认这种事实了。远在1954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曼斯菲尔在讨论“共同安全法”拨款法案发言时就说：“我们看到的一切新的征象，说明我们的援助所引起的，与其说是友好，毋宁说是愤怒。”美“援”既是如此不受欢迎，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在1955年7月7日美国国会最后通过的法案中规定美国在1956年度还要拨出328，500多万美元作为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的基金呢？很明显的理由是美国独占资本透过美“援”的幌子，已经建立起整套国际剥削侵略的经济关系以及策动冷战的一套手法，由此得到很多的定货，特别是军事定货赚了很大的超额利润。正如杜勒斯所说的：“援助外国的每一块美元，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花在美国的”。因此美国独占资本当然不肯也不能轻易放弃美“援”这个幌子！
在和平共处的日内瓦精神及反殖民主义的万隆精神鼓舞下的今天，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政策在国际外交上占有伟大的主动性的今天，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在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原则下的真正援助已经得到这些国家人民热烈的欢迎及支持的情况下，美国正在想用所谓“承担进行援助的长期义务”的办法来挽救它对落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奴役。他们特别强调将要把“援助”的重点放在亚洲和非洲。很多西方国家的评论家认为所谓加强“援助”，其目的也是为加强美国的实力政策。
尼赫鲁总理不只一次地表示过他对带有政治条件的外援的意见。最近（2月2日）他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上又很明确地指出：“假如把对于这些落后国家的财政或技术援助同某些政治问题或政治考虑结合起来，那末这种援助就丧失了它的价值和作用，而且，这种援助也就要在基本上被它后面所隐藏的动机所损害了”。泛亚社东京1月19日报道“消息灵通人士说，亚洲国家普遍拒绝美国的经济援助，只要这种美国援助附有任何条件。”最近日本经济企划厅出了一本小册子，详细分析比较两种援助后，作出结论说：“美国在向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竞争方面，正在同俄国进行一场节节失败的战争。”（共同社东京1月31日报道）
是的，美国的这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关系为一切要求独立自主的国家所欢迎，而侵略性的国际经济关系则必然要受到要求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