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朱树屏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和其他四个重要报告,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我都竭诚拥护。
我是一个水产科学工作者,请允许我就水产这方面发表一点意见。
(一)最近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个纲要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纲要中有一条(第二十二条)专文提出“积极发展海洋水产品的生产和淡水养殖业”的任务。全国水产工作者(包括水产科学工作者)对这项任务和对在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水产能占这样我国史无前例的大比重,特别感到兴奋和鼓舞。
周恩来主席在报告中指出“要完全实现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还必须进行很多科学研究工作,还必须全国各界的通力合作和各部门的互相配合”,并号召我们在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我们水产科学工作者热情无比地响应这个号召。我们一定要积极努力拿出一切力量,通力合作,群策群力,为实现这项积极发展水产事业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在解放后的新中国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及广大渔业工作人员的热情劳动,水产事业发展得极为迅速。去年水产总产量,以重量计,已是约占去年全国粮食产量的1.3%了(超过1949年水产总产量的五倍)。1952年水产总产量已超过我国解放前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农业发展纲要中对水产事业“积极发展”的指示的贯彻,可使全国水产产量在最近12年内,继续大增。粗略估计,到1967年增加到1955年总产量的两倍以上,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努力,尤其是我们在水产的科学研究这方面的努力。很显然,水产对全国人民动物性蛋白质的供应和对全国人民的健康、对工业、医药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必将日益增加。而且海洋渔业的发展与祖国海防的巩固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国海洋及淡水中有丰富的生物资源,这是事实。但是,我觉得应当指出,盲目滥捕,可使这项资源遭到破坏,也是事实(以前日本渔人侵渔,在我国近海滥捕佳吉鱼,破坏了这项资源。使我国佳吉鱼渔业陷于破产。历时30年。到解放后这种渔业才逐渐恢复。这是水产工作者都知道的一个显著事例)。因此为人民的长远利益计,为合理地开发和最有效地利用祖国的水产资源计,必须尽早地做好我国水产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如以海洋捕鱼业为例,我们就需要研究出可靠的科学根据,用以预报渔况,即对渔捞对象预报渔期、渔场、产量(可能产量和最合理的不致损害资源的最高的捕捞量),及研究解决生产中其他急待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重要问题;以便据以作生产计划,布置作业,经常提高渔业技术。我们水产科学工作者,对这类发展水产业有决定意义的研究工作,必须负起责任来。这项责任此前未能负起来,已使水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今后一定要负得起来。
(二)海产养殖(海带、贝类、鱼、虾等等海产生物的养殖)在我国有极大的潜在力,有大事发展的可能性。粗略估计一下,我深信海产养殖的产量可以发展到超过目前海洋捕获量的总和,只要我们努力(特别是水产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来研究和解决发展我国海产养殖中必须解决的技术上的和科学上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海产养殖便可很快地发展起来。实际养殖中无须大量资本,主要是人力。对此妇、孺、老、幼都是适用的劳动力。小学和初中毕业生也都可在海产养殖中有效地发挥他们的学识、能力。
随着海产养殖的发展,祖国国防就可多了一层保障。因为即便海滩上的一个脚印或一个人影,或夜间海上的一点灯光,都不易逃出这些海产养殖者的注意。从潮水带来的油质,煤屑,木片,衣物碎块等有时可据以分析出海上发生的事情。
农业发展纲要中第二十二条的“积极发展海洋水产品的生产”可以包括着海产养殖的水产品。不过海产养殖在产量上和国防上是这样地重要,我愿建议在第二十二条中把“海产养殖”很明确地提出来,加以重视。
(三)周恩来主席在报告中提到“我国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在水产这方面,更是如此。目前水产界知识分子的力量和水产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的距离特别大,本身缺陷也特别多。因此在提高水平和培养新生力量方面,希望政府更多予以重视。同时水产科学工作者自己,更必须积极努力、自我改造、自我教育、大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我从事有关水产的研究工作,算来已20余年。可是对祖国水产事业的发展迄未能发挥作用。不胜愧怍。一方面是由于科学和思想水平低;一方面也由于从旧社会带来的不好的思想作风未除,限制了自己的进步。工作的开展和有关科学工作者的团结,因而大大不利地影响了对人民服务的效果。在这次大会中我受到的教育和启发,使我更深地体会到6年来党和政府对我是怎样地爱护、关切和培养教育。在觉到万分感激的同时又觉极端自愧。
我要坚决遵循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指示,和这次大会中郭沫若副主席的报告中有关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意见,积极努力改造自己。除了已开始每天以郭副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外,我还必须自问:今天犯过胸怀狭窄、自高自大、看问题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毛病没有?这个毛病在我是严重的。
(四)水产科学是与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数学、湖沼学、海洋学等等科学有密切联系的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因此水产的研究工作,就需要这些科学中的专家来配合。在目前水产科学的研究力量极为微弱的时候,更是这样。为着实现发展水产的计划,一切与水产有关的专家和水产工作者,必须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而加强相互间的团结。配合好、合作好、群策群力地致力于生产中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我一定要向这方面努力。
最后我愿高呼:工、农、知识分子大团结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敬爱的毛主席万岁!
徐敬之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总理在本次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四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所作的报告,并且表示要继续认真的进行学习。
我是辽宁省旅大市公私合营联合油脂厂资方代表、企业副厂长。我从29岁开始创办榨油工厂,在20多年的期间,完全是靠剥削工人的劳动和吞并小资本家发展起来的。比如1936年有一次收买大豆时,我以投机买空的手段,就使某县32家粮商被我挤垮了10余家。我个人最好的时候,资本达到250万元日币,在大连开了3个工厂,产品销于世界市场。但是势力再大,也抵不住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知道不可能再继续干下去,就尽力疏散钱财。不出所料,1940年日寇把大连30家榨油厂集中在一起,由汉奸把持。我被迫逃走到天津、上海等地流亡。日寇还派人抓我。1945年旅大解放后,我回到大连。我怕共产党,又怕工人斗争。自己有点技术,又不肯贡献出来,就躲在家里。后来看到共产党提倡工业,要恢复生产。我在1950年出来,与政府协商,实行了公私合营,由我担任副厂长。但是我仍然害怕斗争。伟大的三反运动开始时,我错误的认为这回可要整我这个资本家啦,情绪消极,在生产上放弃领导,以致在四个月当中,少出豆油760多吨,价值60多万元。又因为我提出的一件合理化建议未被及时采纳,就把图纸撕毁了。这时,我和公方厂长闹对立,不靠拢共产党。
经过总路线的学习,知道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知道资本家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光明的前途的。只要对国家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虽然政策交代的这样的明确,但我对国家的政策仍然半信半疑。经过党支部和公方厂长对我耐心的帮助教育,又亲眼看到工人同志生产热情的高涨,在反复的深刻的多次的思想斗争之后,这才初步澄清了我过去对党不满的错误看法,开始靠近共产党。并把三反时撕毁的图纸,重新画出。在上级支持和工人帮助下,很快把干蒸机安装上,使每百斤大豆出油率由9斤几提高到14斤左右。以后,又与工人一同研究成功用自动铁圈代替过去使用的油草,一年可给国家节省60多万元,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了,劳动强度减轻了。在成本方面,1955年比1953年降低了21.2%,比1951年降低了38.9%。这不但给国家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而且也增加了资方的收入。
去年10月,毛主席召集全国工商联执委座谈,给我们亲切的教导。旅大的工商界听到传达后,都受到极大的感动。当我从旅大动身来参加这个大会时,旅大市私营工商业已按行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1月22日全市召开了20万人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这样,我们旅大市随着全国各大城市之后,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全市人民欢欣鼓舞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也不例外。经过反复学习,我更加认清了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到党的和平改造,赎买政策的伟大,不仅全国工商业者乐于接受,而且对国际上也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我决心要更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决定把账外生产资料和物资——榨油机900台、锅炉30台和其他设备,共重5,000多吨,仅按铁价计算,可值100多万元,还有楼房400间(每年可收租金4万元),现款4万余元,金子约七、八两,全部投入合营企业,以支援新合营的兄弟工厂来扩大生产。
我这次光荣的列席了全国政协有历史性的会议,听到首长的报告和大会发言,都给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是感到很大兴奋。我虽年老,决不甘心落后,决不吝惜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最近,我的在哈尔滨工大学习的小儿子来信说:“我入团了,叛变了你们资产阶级。”我看完,笑着说:“你叛变了,我也在叛变,我也决心最后变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我一定要在旅大市私营工商界中起一个核心分子的作用,积极帮助和推动新合营的兄弟厂矿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搞好清产核资和企业改组的基础上,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把一切力量贡献给国家。我决心要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努力学习,逐步改造自己,争取立功!
杨玉清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有机会列席大会,感觉非常荣幸!
我完全同意大会中的几个重要报告,我更特别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总理在政治报告中说到了国际形势、国内建设和解放台湾的三大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是有密切关联的,实质上是一个问题。
“外交为国力之总和”。几年来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措施的胜利,都是和我们几年来伟大的国家建设的成就分不开的。特别是抗美援朝,给了美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使美帝国主义者认识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加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信心!
台湾问题,本来是我国的内政问题。但美帝国主义者偏偏要“无中生有”,“无理取闹”,把它拖到国际问题当中,像“煞有介事”地纠缠不清。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过去曾经以“文明人”自居,把去侵略、压榨其他民族说成是“白人的义务”。现在明明是扩充军备,明明是制造战争,偏偏又装出爱好和平的样子,说成是“超过战争以上的力量,等于和平”,他们“准备战争,不是为了战争,而正是为了避免战争”。这种讹诈政策,是欺骗、威胁不了任何人的。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台湾的同胞,都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使台湾同胞都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这是我们6亿中国人的坚决意志,不是任何内外的反动力量可以阻挠得了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建设蓬蓬勃勃,不久全国就要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在几年当中,几乎走完了人家走过了的几个世纪的道路。今后一切,还正在向世界的先进水平进军。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奇迹。稍有觉悟的人,一定要为祖国的辉煌成就而获得无限的欣喜和爱戴。
我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及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弃暗投明,起义立功,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以达到解放台湾的目的。这不但可以从污浊的深渊中救起自己,同时可以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巩固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这种意义和贡献,是不算小的。
我是沉浸在旧社会当中的一个人。我和国民党有过深厚的渊源。我对国民党也曾发生过幻想,希望通过它的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所谓“现代国家”。我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所指示的:处在帝国主义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但国民党统治中国的事实,已经足够打破我的幻想。我绝不甘心为国民党殉葬,我总想尽量挣扎,争取光明。临到南京解放的前夕,我也想“奋不顾身”地在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投进一粒小小的石子,希望推动一点微微的波澜。虽然主观上空洞的愿望,没有能产生客观上实际的效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还犯过不小的错误,但至少在脱离反动阵营而投到人民的怀抱里来这一点,自己认为总是对的,总是为人民所欢迎的。
我从1949年冬来到北京以后,得到了党的殷切的关怀和温暖的照顾,使我几年来有很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并且在党的教育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虽然这种进步,只是骆驼式的慢步,但只要我争取自我改造,坚持不懈,将来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有良好的基础,是有百倍的信心的!
我知道,不少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去台湾,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有的是迫于历史关系;有的是迫于家小生活。他们也不是毫无理想的。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繁荣富强的欢欣鼓舞,我想,是不下于在大陆上的人们的。
过去,也许不知道党和政府的政策,对自己的行动,有所徘徊,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急起直追,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和全中国人一样,共同为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奋斗!
历史不会倒退。时代前进的巨轮,是不会为任何人留情的。当“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候,我们只有迎头赶上去,才不会为时代的怒潮所沉没。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台湾的朋友们!祖国已经在这儿向你们招手,你们不要丝毫迟疑,努力地行动起来吧!
胡国钰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会议中,我能列席参加,感觉非常荣幸。这次听了周总理的政治报告,以及李副主席、郭副主席、陈副主席、董副主席的报告,我衷心地拥护。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听完了这些报告后,我愿就着“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谈一谈我的了解和感想。
我原以为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这纯粹是保守思想。在这次大会上,周总理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正在以更大的速度和规模向前发展,我们的国家将有可能在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以一个现代化的、有高度文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出现于世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郭副主席号召我们知识分子“把自己一切有用的知识,无保留地不吝惜地贡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我现在向大会声明,我举起双手响应这个号召。
我们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都曾受过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影响,而这种思想是与社会主义思想不相容的。因为有了个人主义的思想,不是达到妄自尊大的地步,就是达到妄自菲薄的地步。因此在我们知识分子中有一种人,自封为老子天下第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认为只有我才行,别人都不行。这就是寻常所说的个人英雄主义。另外一种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反正有大家在那里干呢,没有我也行,抱着顺大流到社会主义社会里去的态度,这就要达到寻常所说的颓废派的地步。这都是不对的。毛主席号召我们说:“全中国6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毛主席把我们每个人(除反革命分子外)的力量都计算在内了的。要知道历史是人民大众的历史,是人民大众自己所创造的。我们知识分子,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上,不要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也不要过低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我常常警惕自己说:“不要说没有我也成,同时也不要说没有我不成。”根据同样的理由,对于别人,我们也不要说“没有他也成”,也不要说“没有他不成”。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建设事业中,都有他应占的地位,应尽的责任。
我是一个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工作人员,在我国伟大建设事业中,我们能作些什么呢?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十九条中说:“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特别对于我们从事师范教育的人是这样。随着小学义务教育的普及,师范学校和中学的数目必定要大量的增加,而培养这些学校德才兼备的师资的高等师范学校的责任也随着加重了。这个责任是重大的,可是这个责任也是光荣的。但是我们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工作人员,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这个重大责任的要求。党和政府已经在领导我们的学习方面、改进我们工作条件方面以及解决生活待遇方面,筹划种种措施,并且考虑得极为周详,真使人感激兴奋,剩下的那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了,我们必须发挥积极性,用坚强的劳动,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觉悟来完成我们这个光荣任务,以报答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
最后我想就周总理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所指示的方法,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周总理说:“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我是一个曾被帝国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所俘掳过的人。它否认世界的物质性,说实在只是经验;它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说“有用即真,无用即伪”,这就是强权即公理的另一种说法。解放前,我根本未接触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后,我只听到说实用主义是反动的学说,自己却并不深刻地了解。1950年经学校党的负责人指示,特别指示我阅读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我这才知道实用主义是现代主观唯心论的一个派别,是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辩护的。这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习,我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理论武器,我深深感到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的重要,并且也感到对于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彻底批判是迫切需要的。
此外,我在心理学的研究上也曾被反动唯心主义的完形派所俘掳过。解放后,通过对巴甫洛夫的学说及苏联心理学的学习,我才知道完形派的说法完全出于虚构。它的实验是一个幌子,它的理论是以类比推理作根据的。通过专业的学习,知识分子不但提高了他的业务水平,他的思想水平也是可以同时提高的。此外,党重视知识分子的专业,还可以引起青年对于老教师的尊敬,同时也可以引起老教师对于青年的爱护,这也就在团结问题上能得到一定的效果。
在我生活的60多年当中,我亲身看到过多少次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提出二十一条时,我们的先生同我们大家只是在教室内饮泣悲伤。解放以来,情形便大不同了。抗美援朝终于使美国不能不放下武器;日内瓦会议终于使越南的战争停下来了。我们在国际中的威望,蒸蒸日上,这怎能不使爱国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呢?解放以来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胜利,现在都可以不必提了,因为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快完全胜利了。在这样伟大的胜利中,知识分子的思想能说不发生大的改进吗?
解放初期,我听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法。因为抱有个人主义的思想,我曾表示怀疑,并曾公开地问,全心全意是否可能。经过几年的学习,并经过实际的观察,我已经认识到这是可能的了。我自己的服务观念也正日在滋长着。但是“全心全意”的情况,对一般知识分子说,特别是对我来说,尚有一段距离。不过,我愿听从周总理的指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再经过实际中的锻炼,逐步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
魏曦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衷心热烈地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副主席、郭沫若副主席、陈叔通副主席、董必武副主席以及陈伯达同志的各项报告。
这几天我列席了这个大会,又列席了1月2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我在这两个会议上,特别是听了关于祖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规划,而感万分的兴奋。我是一个卫生工作者,首先我想对于农业规划中有关消灭传染病的规划来谈一下。广大的农村中住着占全国总人口的80%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劳动在未组织起来以前是分散的。合作化以后,人数比较集中的场所必将逐渐增多(例如托儿所、学校、大的集会处所等)。一般地说卫生情况必将好转。但传播传染病的机会也将随着增多一些,一切可能因人口集中而易于传染的传染病,今后都可能增加传播的机会,过去在农村很少发生的病今后也可能要发生了。最显明的例子是流行性感冒以及其他呼吸道传染疾病。这也是在农村卫生规划中须要注意的地方。关于规划中已经提到的其他传染病如何扑灭问题,解放后6年来由于执行了党和政府正确提出的预防为主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已经取得不少的成绩与经验。例如:天花已经在全国的许多大城市里基本上消灭了,鼠疫业已在流行地区完全控制了,乙型脑炎也因大力预防逐渐减少了。但是疫源地区及许多城乡大量老鼠和不少储存鼠疫的野鼠,在广大的农村中蚊子孳生的处所,仍然很多。而农村合作化以后,劳动力组织起来了,我们在捕鼠和灭蚊工作中,已经积累了并且正在创造着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消灭野老鼠、蚊子的计划,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可行的。不过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但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规划,集中大家的力量,从各有关方面进行配合,是可以达到消灭它们的目的的。特别需要指出,在城市和农村中还有大量的中医,只要中西医紧密地团结起来,完成规划中要求在7年内消灭几种传染病的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我想谈一下科学技术及研究工作。周总理在他报告中说:“我们必须动员知识分子的一切力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这个号召给我很大勇气、力量和信心。我认为这样提是有基础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来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我们就在过去两年中亲身体会了这个指示的正确性。我国的血清疫苗是全部自己制造的,但过去存在着质量低、废品多的毛病。我们遵照毛主席指示全面的系统的学习苏联,并且与此同时,对于苏联法规内许多科学性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地方性的一些科学问题,展开了研究,几十种苏联法规是计划在三年内学完,到现在已经学过的有几种。一般的质量已达到苏联制定的标准,部分也在英美标准之上。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过去找不出适当的题目,现在已经有不少题目可做了。有一部分的问题,也是其他国家未解决而正待研究的问题。关于制造血清疫苗这项科学工作,我们规划在三年之后,当全部苏联法规学习试验完毕时,各种制品的质量大部分达到接近苏联的标准。贯彻执行这一个巨大的科学上的学习试验计划,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而艰巨的工作。在某些人员中,统一思想认识是一件困难的事,这需要从上到下,经过一段时期的说服教育。党、团、工会当然要起保证作用,但在一般技术人员当中还是要用和风细雨很细致的办法,下一番工夫,等到他们认识了他们自己的缺点之后,工作的进展就可以加快了。我们学习试验苏联法规,在设备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困难,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就可以创造条件,克服困难。这几次试点学习试验,都证明了完全可以克服各种困难,如期完成计划的。所获得的经验和成绩可以作为其几十种苏联法规很好的参考。学习试验的时间可以缩短,三年全部学习试验完成的计划是可以保证做到的。按农业规划的指标,在12年内把这项科学提高到接近世界水平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在生物制品的规划中,还要看到目前农村新的情况。血清疫苗的需要,过去主要在城市,今后农业合作化,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即将随之提高增多。准备条件供应农村以大量疫苗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而发掘生产上潜在力量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环。卫生工作过去的力量主要放在城市。解放后6年来,城市中不少传染病得到解决,如霍乱、天花、鼠疫都不再在城市中流行了,疫苗血清的需要量也一年比一年用得少。可是这不应该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疾病减少了,血清疫苗的产量也可以减少了。在广大农村实现合作化之后,疫苗血清的需要必将增加,这就应该考虑重新予以规划。正因为存在着这种情况,我国现有几个生物制品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做好全面规划,克服保守思想,动员起来,大家一齐动手,是完全可以完成农业规划对生物制品所提出的要求的。
在今天这个新形势下,检查自己,还存在着一种重视研究、轻看生产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思想,这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怪。我决心除了在今后工作中纠正这个缺点外,还准备每日要以郭沫若副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并在党和民盟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力量把工作搞好。
总之,要以高度的热忱,加紧学习政治理论,刻苦钻研业务,提高自己,顽强地工作,使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红色专家。
唐午园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正当党和国家号召我们知识分子向科学大进军,来贡献出我们的力量,来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尤其是这次政协大会上周恩来主席政治报告中已明确的指示出:“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我想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最好首先遵照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教导,不消说要这样做才能胜任愉快的。我除了同样同意几天来各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对国家大事的其他报告而外,还对许多委员和列席同志们作出的响应发言,也激励了我个人试作这个最后的书面补充发言。这对于一两位自我鼓舞要活到120岁来为社会主义事业努力的同好者,是有着适宜地解答意义的。
我枉自活到65岁,还是个不成器的卫生医疗工作者。又由于过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太差,每每从革命高潮中退却下来,为着无聊的生活在机关部队中作作卫生医疗工作,不过是个名义。常自命有兴趣跑跑政治活动,也一无是处。像这样常在苦闷中过着个人的低潮,回想起来可耻也可怜之至。直到解放以后,才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教育,参加了工作和学习,体会到个人和整体的真理,把过去我的思想与行动不一致的苦闷观念整复了过来。只是对人处事的方法(主张虽坚决、态度不和平)应深深的学会辩证唯物主义来处理一切麻烦,在这点上更是个小学生。但不怕麻烦,不在麻烦下低头,是有了起码条件的。在上了这次大会的大课之后,更应该在自我改造下好好的帮助别人才算是有进步呀!
这里我应把激励我的事作出交代,简明的介绍我尚未成熟的“关于延长知识分子劳动力年龄的科学研究”,仍是抛砖引玉的概括叙说如下:
一、在两年前,我曾商请几位卫生医疗专家共同研究延长劳动力年龄的问题,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未老先衰的问题。我不客气的先写了近7,000字的序言,意在抛砖引玉的分发出了40份请大家指正。但至今还未能够引出来。这仍怪我努力的不够。序言中间曾说明未老先衰在我们知识分子过去难以避免的实况是:经常在脑力劳动中的坐业者,在太少运动的青年,多数不免患常习性便秘或是肺病;四五十岁后又因思想更复杂化了,患失眠症的更不少。除介绍了我30年不断的深呼吸和10年来操练八段锦,近几年加上沈恒老“42种运动”的好处,以及如何医治好我过去这些病痛的经过。并证论苏联先进科学已有抗拒衰老期早日到来的研究,活到150岁的例子。这在生理卫生学和生物学从新陈代谢上尚未能发展的功能来补救我们后天不足的缺点,再加上胎生学和优生学在先天中发掘潜在力量,是能够做到延年益寿的。
二、近一年来为着我工作上负有的任务,常对中医药方面注意,并根据古有不药为上医的名训,对祖国医学遗产中“勿药元铨”的研究是我们老年人更应该注意的。其中最好的是“调息法”如“小周天”法和“苏子瞻养生颂”等。又其“十六宜”法中,我证验有特效的是“腹宜常摩,面宜常擦,齿宜常叩,背宜常暖,大小便宜闭口勿言(咬紧牙关)”这是我经常的课程了。在唐山的气功医院,其疗效同样如调息法之静养“精气神”是有一致性功用的。这更再证明李老书臣先生70多岁尚健步如飞便是个活跃的例子。最近在大会中就请得他老人家的许诺(他是气功法的老祖宗),把他的摄生之道的心得贡献出来大家研究。今天盛行有名的针灸同样与摩擦法(日本人早盛行的“马萨吸”法便是),都是理学疗法的有效作用。我深信“调息”与“气功”都是符合巴甫洛夫大脑皮质条件反射学说的。
我愿在我现在岗位兼带负责的武汉市的环境卫生、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除4害和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在内)和中医药的研究,结合上述的“延长知识分子劳动力年龄的科学研究”,愿作为终身的事业来搞。但要请求大家都有共同研究的信心来参加指正,才有着一定地或较大的贡献。我想今天已是全国一致的有决心有信心的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一道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是已上了年岁的高级知识分子,每一个青年学生也要做好毛主席的“三好”指示,并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八条)为我们的标准,那么,加里宁的两项指示便是我们的指针了。
他说“若要培养出健康、强壮、灵敏、机智、勇敢、既善于克服困难又卓有信心正视前面的人,则体育和运动乃是很重要的因素”,又说“你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那你永远也会是年轻的”。我们年老的能够这样做,也就年轻了呀!这并不是奇迹,而是可能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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