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赵经农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
我这几天,听到了周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报告,我完全同意,竭力拥护。
我是天主教甘肃天水教区(包括武都专区)的代理主教。在我们的教区,解放6年以来,一切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未曾停顿,也从来未受到干涉。我们教区的宗教爱国运动以及人民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也都很顺利的遵行着,没有分歧意见。原因是:当然由于党和宗教领导机构,很贤明正确的关怀,团结照顾了我们,使我们取消了一切的顾虑,与党和领导机构没有距离的可以商谈解决一切问题。次因是:在我们天水教区先搞通了神职人员的思想,取消了神职领导人员的不必要的顾虑。我们教区的每个神职人员都敢于无所畏惧的接近党,与党和领导机构亲切的周旋,协商解决一切有关爱国爱教的问题。当然也不是尽如人意的,件件事情迎合理想,不过总是取得了互相了解协商的原则,因此,上行下效打下了团结教徒、搞好爱国爱教的先决基础条件。但也不能否认的,教区内部,虽然搞好了团结,外来的打击却没有免得了。我们是曾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打击的:我们的神甫和教徒到了有些地区,不能享受宗教典礼的权利,同时也有些地区的教徒,到我们的教区,不参加我们的宗教礼拜仪式。他们诬蔑诽谤我们是裂教,是叛教,是违背教义,是脱离教宗,因此我们受到了内心的很大打击和痛苦。但是几年来,我们始终不渝的屹立不动的坚持着我们的态度,终于受到了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支持,没有锉败。到今天,我们的教区也很光荣的,没有发见隐藏着的严重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也是党和宗教领导机构的光荣胜利成果之一。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外的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见到新中国一切都在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的发展着,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都有着灿烂辉煌的成果,事实俱在,不能否认了,不能诽谤了,但却借口共产党不信神,没有宗教信仰,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不能爱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等等的毁谤。但这都是与事实相反的错误。刘委员长在解释宪法时,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都曾作了详尽诚切的答复。事实上,各国访华代表团包括各宗教团体也都先后亲眼见到,亲耳听到,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有宗教信仰的。解放6年以来,还没有阻止或消灭了任何一个宗教。毛主席说:“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毛主席又曾对西藏致敬团说:“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今天,我这一个脱离生产,多年来为祖国为人民毫无贡献的纯宗教职业的领导人,从辽远的西北,能来到首都参加这重要伟大的盛会,也就实实在在的的确确的具体兑现了毛主席的话和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所以我希望我全国的天主教徒,尤其神职人员要加强学习,提高觉悟要大胆无畏,取消一切顾虑,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来与全国爱国人士一道,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有话就讲,有事就谈,高高兴兴喜喜欢欢在新中国办好自己的爱国爱教双重重大任务,再不要摆荡不安犹豫徘徊的顾忌了。据我个人的体会,党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祖国,也开诚布公的要团结我们中国的400万天主教徒。教内的同道们,请你们试试吧!
其次,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周总理在这个大会上,代表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了:一切的人都可以回到祖国大陆,既往不究。所以我也希望台湾的天主教徒听到或看到周总理的宣布以后赶快大胆的回到祖国的怀抱!大陆的新中国决不干涉宗教信仰,相反的不加歧视的要保护和尊重,请台湾同胞来看看吧!
在我从甘肃起身的时候,我们天水教区的神甫和教徒再三的叮咛我:到了首都不要忘了大家给毛主席和各位首长的敬意和候好,所以我在这里也以极诚恳敬心代表全天水教区敬祝毛主席和各位首长以及全体委员身体健康!最后并祝大会胜利成功!
张轸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代表: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并同意李、郭、陈、董各位副主席和陈伯达委员的报告。我这次到青岛、烟台一带视察渔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中最突出的是烟台的幸福苹果生产合作社。现简单把这个合作社向各位介绍一下:
烟台郊区有一个西沙旺,过去是一片荒沙,毫无人烟。据说解放前二三十年间,由外乡逃荒的饥民,逐渐盖起茅房,栉比而居,填土翻沙,种树植果。一般居民虽依靠苹果园地生活,但每亩的生产也不过一两百斤,终年劳苦,还不免于冻饿。更先后遭到日寇和蒋匪军的掠夺破坏,民众尤为贫苦,甚至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解放后,由于党、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积极支援,从互助到合作,大大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同时生产率也大大的提高。1953年由3个互助组成立了合作社,每个社员的劳动报酬就平均在600元上下。到1955年增产特大,每亩平均3,900斤,最高的产量每亩9,000余斤,这是空前所未有的。
主要的增产原因:技术指导员章宗江同志苦心研究,基本上消灭了各种病虫害。对于修枝接种、排水防旱和施肥方面也有充分的经验。特别是领导上热心支持,也起了有力作用。烟台青香蕉苹果的品种,清香甘脆,不惟美冠全国,自行销香港、新加坡一带,把美国和日本的苹果市场完全压倒。可惜数量上还不够推销。
据章宗江同志说:现科学技术逐渐提高,再过数年每亩可保证达到1万斤。烟台郊区可种植2万亩苹果(现有1万亩),将来远景更是光明。
1955年,幸福苹果生产合作社除一切开支外,每一个劳动力最高可得1,100元,普通由600元至700多元,平均每人700多元,妇女平均360元。到1956年,男劳动力平均可得950元,女劳动力可得750元(因成立了托儿所)。每年以20%的公积金扩大再生产,并提福利金一部作救济和文化活动。整个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日益提高,今昔对比,真是天堂地狱。全村人民感戴共产党和毛主席,欢欣鼓舞不可言状,同时人人都从心坎里流出两句谚语:“西沙旺变做幸福村,穷沙滩成了金沙滩。”
我现就这个事实,用非词非曲、非诗非歌的调儿,编一个顺口溜,尚请各位指教。
题名“西沙旺变做幸福村,穷沙滩成了金沙滩。”
昔日西沙旺,尽是穷沙滩,
多少饥民披荆、斩棘、
冒着艰辛危险、填土翻沙、
把果木栽遍,却被那穷凶日寇、狠毒蒋匪,毁灭了无数田园。给多少老幼无辜成灾难。
幸解放军来,立把群魅驱散,废封建、行土改,抗美援朝接连着镇反,这才教广大穷人把身翻。
数年来这里情形逐年好转,试看今年最高产量,每亩九千余斤成定案,如此丰收从来少见,表现在修枝接种、治病杀虫、除草施肥、防涝防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领导有方起了作用更非浅。思想打通眼光放远,看旧日小农经济与我无缘,尖锐斗争,奋向社会主义迎头赶。
那怕那寒风、烈日,终年常流汗,为的是适应工业化要求,不肯把园艺作风,落在他人后面,更响应毛主席号召,随着合作化高潮,将任务超额完成,努力向前发展。
进一步提高技术,畅销中外赚得外汇,把建设支援。
赢余利润按劳分配,每人便有七百余元,百分二十公积金扩大再生产,福利金,成立了托儿所,男女同工同酬真实现,提高了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也有所改变。
群情鼓舞,老少欢腾,远大前途更无限,今昔对比,天上人间。
感激毛主席,感激共产党,到处歌声一片。
这就是“西沙旺变做幸福村,穷沙滩成了金沙滩”。
  邓文翬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当我们祖国进入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高潮时期,来召开这次会,我以无比的愉快的心情来参加。我完全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各项报告。
我是一个77岁的老人,我一生也曾参加过不少革命,可是都失败了,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而到今天,祖国仅仅解放6年多,在各方面就有如此伟大成就,并且细致的规划了今后美丽的发展远景,这是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天才的英明的毛泽东主席领导得好的结果。使我感到处在今天是无上的光荣与幸福。
此次来开会前一个月,我到过江西九江县永安、港口两个区视察,亲眼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农村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农民们掀起了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高潮,我所看到的贫农领导干部,他们领导大家办社,路线、方针掌握得很好,得到群众的拥护。各社员生产情绪高涨,朝气勃勃可爱,并且涌现了不少能干的积极的生产人物。我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今年内就可以完全实现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再过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而最近党中央又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更加描绘了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美丽光辉远景,给全国五万万农民指出了奋斗目标,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是能够实现的。
谈到国际局势,也是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我们可以大力地搞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深得全世界人心的,所谓得道者多助。而以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他们所行是不义的,必自毙的,是失道寡助的。何况我们又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阵营日益强大,是有足够的力量制止侵略集团的战争冒险。诚如周总理所揭示的,万一侵略集团敢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将不仅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整个帝国主义体系。处在这么一个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这些人,应该各自好好的自我改造,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我们,尤为对于像我这样年纪较老的人,照顾足够周到。就以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来说,觉得是很好。比如这次来开会,因为生病,而大会负责人对我照顾和各位医务工作人员的悉心治疗,胜过我的亲人。党和人民对我如此温暖关怀,只有深深感激!
我年纪虽比较为大,但我深信在党的如此关怀鼓舞下,我能活到90岁至100岁。我今后要尽我的精力要为人民多做一点我能做的工作,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给我的光荣。
我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健康。
毛泽东主席万岁!
董渭川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会议中,先后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郭沫若院长的在社会主义
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以及其他负责同志的四项重要报告,都使我感到无比的兴奋!这些报告反映了我们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是相互联系着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的阶级斗争的全盘胜利,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各项报告中不只总结了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所起的根本变化,并且还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对于如何充分动员和发挥我国知识分子的力量问题,当作重点提出。这就使作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的我,不仅衷心拥护,并且不能不结合我自己的业务来考虑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些问题。此刻我要说的,就是有关这方面的话。
周总理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需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这段话说明了新中国在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所没有的。“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光荣呵!
几年来,我国知识分子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下,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无论在数量方面、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这就成了当前突出的问题。拿我所从事的高等师范教育来说,它担负着给新中国培养教师的任务,不光培养中等学校的教师,还培养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因此,它的任务是直接间接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它是“工作母机”。可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之下,扫除文盲的问题来了,普及儿童义务教育的问题来了,给高等学校大量输送新生的问题来了,给愈分愈细的各种工作输送各级干部的问题来了,大量供给教科书和读物的问题来了,……这些迫不及待的问题都需要人力,也就是都需要师资。这些师资从哪里来呢?无疑问地要靠教育方面的工作母机。这问题,从数量方面看,就要高等师范学校大量招收学生,要用大班上课,用二部制、用函授等一切可能的办法来解决。高级师范学校本身的师资也不够,就要大量培养新生力量,如多留助教、多招研究生等等。只有这样做,才能扩大高级和中级教师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要求充分发挥现有教师的积极性。我们不是有些教师的工作量还不够吗?不是有些教师能超额完成任务吗?不是有些时间支配得不合理吗?不是有些会议太多太长或者不必要吗?不是有的老教师只带一两个徒弟甚或一个不带吗?如果切实规划,认真发动,应当说是有潜力可发挥的。谈到潜力,就不仅是数量问题,而且要求到质量了。
质量问题中既包括着业务水平,更考验着政治觉悟。解放六年后的今天,教师们虽然在政治上进步的仍只占40%,但不论是中间的和落后的,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继续进展着,变化着。论业务,在这几年来,经过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各科教研室的集体钻研和各个人自己的努力,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一般老教师旧有的知识和方法,经过批判,也还不乏有用的部分。在培养中的大批讲师助教们正在飞速地成长着。这都说明,凭借现有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再加以不断地提高,是有丰富的潜力可挖掘的。况且还有苏联专家们在辛勤不倦地指导着我们呢。
不仅如是,当前所要求于高级师范教育的是,中等学校的教导工作中以及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的指导工作中都有许多问题,希望得到高级师范学校教师们的帮助。这也是高级师范学校教师义不容辞的任务。但是,这需要通过加强实践、面向中学来解决,尤其是要依靠教师们的科学研究来完成。并且,这方面的工作和平时的教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它能提高高级师范学校内各科教学的质量。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挖掘更多的潜力,作更多的贡献。举一个例子来说,自从北京师范大学提出和北京市的中学订立长期的互助合同以来,已经有许多中学主动争取签订了此项合同,这就反映了中学对师大的希求,也加重了师大教师们的责任。
过去我们在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上,常常强调自己的水平低,条件差,老想降低标准或者延迟期限。但经过苏联专家亲身指导的实践结果,又往往证明是我们的主观努力不够,是我们对于客观事物的发展情况了解得不够,是我们对理论钻研得不够……。从这一切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正是右倾保守思想在阻碍着我们潜力的高度发挥吗?
教师们的潜力是不是无限大呢?我的体验是,一个人的潜力是能够随着他的政治觉悟水平业务水平的提高而逐步扩大的,并且更主要的还在于觉悟。说到觉悟,就是自我改造的问题了。尽管有的人对于改造这个字眼不感兴趣,但是有着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脱胎换骨,是革面洗心,不是改造是什么?要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必须通过周总理所说的那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途径,那都是自我教育的方法,也是我们的党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方法。这就是说,自我改造需要主观努力,也需要客观条件。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努力。
同时在发挥潜力中的另一不可少的条件是加强团结。在这几年内,由于某些原因,学校中在新老之间、党群之间,有时不能融洽,或者存在着隔膜,这对于发挥潜力是起着消极作用的。当前我们已经置身于社会主义的行列,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要求着我们和工人、农民加强兄弟般的联盟,党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过去的任何不够融洽的问题,应当在携起手来大踏步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候,一扫而光了。
我个人在此次大会中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像王玉坤、龙冬花、黄德茂等几位同志的英雄事迹,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应当学习的榜样。我保证,尽我一切的力量,在今后的学习中和工作中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真正称得起是和工人、农民联盟中的一个光荣的成员。
沈奏廷的发言
我除完全同意和衷心拥护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所作的各项报告而外,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愿意在这里对知识分子的问题简单地抒述我的一些感想和意见。
我现在是北京铁道学院的教授。自从1932年起,我就从事于铁道运输方面的教学工作,对于培养青年和研究铁路运输学术,我是一向感有极大的兴趣的。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也曾经对这方面下过一些苦功。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无论什么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校里的教师,是不被人重视的,甚至有人认为当教师是没出息的。当时我对反动政权当然没有正确的认识,还存在着幻想,以为尽管不被人重视,我仍要钻研我的专业,发表我的意见,希望有一天我的改良主义主张能被采用,出现什么“模范铁路”,那时我的功夫就不是白费了。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感觉得幼稚可笑。
解放后,党和政府就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照理说来,像我这样一个在反动统治之下不能抒展的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大显身手”了,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解放初期,我不懂俄文,也没有机会很好地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过去所学的是美国的一套,当然很多是不能适用了。所以一开始就感觉到空虚,想学而不知怎样去学才好。1951年来到北京以后,经过“三反”运动及思想改造运动,政治觉悟初步有所提高,后来又学会了阅读俄文专业书籍,开始对苏联先进的铁路营运科学从事学习,但是这几年来,一方面由于主观努力还不够,一方面不是忙,就是病,以致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没有学好。正如周总理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无论……在业务水平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都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急速发展的需要。”这句话真好像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真感到万分惭愧,万分惶恐。但是仔细思量一下,又觉得徒然惭愧和惶恐是没有用的。今天党和政府把知识分子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一方面期待我们贡献一切力量,一方面又无微不至地要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希望我们能迅速得到改造和提高。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岂可以拿“惭愧”和“惶恐”来回答政府这一伟大的号召。相反地,我想我应该提出今后十二年内如何改造和提高自己的远景计划来,并且帮助学校订出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全面规划来,这样才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因此,我要谈一谈我对这些方面的见解。
我想高级知识分子的通病,不是自高自大,就是自卑自馁。过去我有自高自大的毛病,今天又犯上了自卑自馁的毛病,其病源是一样的。今后我一定要去掉这些毛病,虚心地、坚决地努力学习。我想我虽然能力很差,但还是有相当根底的。只要有主观的努力,充分的时间,健康的身体,一定可以学好。关于时间问题,政府已经作出了很合理的决定,一定会实现的,用不到我担心。在我自己方面,还余下两个问题,一个是主观努力问题,一个是身体健康问题。这两个问题看来是矛盾的,好像不容易解决。其实我所患的是高血压症,虽然不宜于紧张繁重的工作,但也不是一点没有工作能力,只须主观上能下定决心,在今后几年内还是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的。所以我仍准备在健康不太好的情况下,和学校当局商量,订出我十二年提高自己的远景计划,并且努力去完成它。古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何况今天有党的正确领导,同志们的帮助,苏联专家的教导,加上主观努力,岂有不“竟成”之理。政府号召我们要把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十二年之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我坚决响应这一伟大庄严的号召,在提高我国科学水平方面,作出我的贡献!
在政治思想水平方面,我虽然比解放初期已有所提高,但也还是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的。今后除加强政治学习并也订出学习的计划以外,我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及早实现。这就是我要多多靠拢党,接近党内人士,学习他们的崇高品质,并争取他们的帮助。过去我院旧知识分子和党内人士接触实在太少了,有的老教授甚至还不认识党总支书记。这固然由于旧知识分子不争取靠拢党,但一方面也由于党员不接近旧知识分子。今后我希望党内人士尤其党内负责领导同志当我们是一家人一样,多多帮助教育,逐渐做到思想见面,无话不谈,从而摸清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及其缺点,帮助其改造和提高。我已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将努力争取其实现。
在学校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具体规划方面,其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实际问题,亟须加以合理解决。我希望能在学校进行规划的时候,尽可能提供我的意见,使我能在这方面也贡献一些力量。
在提高我自己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的同时,我还要在我原有的教学经验基础上,和其他教师一道,努力改进教学方法,编好专业教材,在培养青年一代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方面,共同作出一定的成绩。
左宗?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次我被邀列席政协会议,使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全中国人民的精诚团结,是新中国一切力量的源泉。唯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远在三十多年以前,就对这一股力量作了精确的估计,领导它放出了万丈光芒。
作为一个女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看到祖国今日已有的伟大成就,听到这次周总理和郭院长的报告,更感到无比的兴奋。我愿从自己工作岗位的角度来谈谈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一、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积极的、热情的,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但是在目前,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当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领导重视的时候,便会不自觉地降低自己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作不安心。在旧社会里,知识分子最欣赏一句话,“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现在已认识到这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绝不相容的,却没有将它从思想中彻底清除出去。换句话说,是没有真正建立主人翁的思想,没有将自己作为组织的一员,而是将组织关系看作和友谊关系一样。
另一方面,机关负责同志,遇到干部提出表面上看来是不正确的意见时,不要认为提意见的人是有思想问题。如果对于表面上不正确的意见,肯虚心分析研究,往往可以发现问题的另一方面或其他的问题,并能从而改进自己的工作。
二、高等学校的教师,目前在科学研究和师资培养的工作方面,普遍感到时间不够。在大城市中,会议多、社会活动多,以及会议和活动的缺乏计划性是普遍的原因。但是在过去交通不便的地区,特别是在反动政府快垮台时开办的学校中,配合教学的工作上存在着问题,也是重要的原因。解放后,虽则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还是赶不上需要的。这不但影响了教师的工作效率,也影响了教师的工作情绪。除有关领导应努力克服,非教学干部应努力钻研业务以外,教师也应当诚恳地向有关领导提出适当的建议,协助改进。
总之,只要知识分子和负责同志双方共同努力,必然能很好地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方针。
陈占梅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此次由海外回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内心感觉到非常荣幸。同时亦深刻认识到通过这样像无缝钢管般的伟大团结力量,祖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的胜利完成,是毫无疑义的。我是久居海外的一个普通商人,政治认识水平较差,但于爱护祖国热情,自信不甘落后。此次各首长在会上所作各项报告,都是国家施政方针与正确计划,我除表示衷心赞同拥护外,并保证回到海外时,必定认真地传达给各侨胞,使他们知道祖国在很短时间便能达到繁荣富强的地步,从而提高认识,改造自己,以符合祖国社会主义社会之要求。我在此顺便报告一些解放前后有关缅甸华侨的情况。在解放前,缅甸华侨与其他各地华侨一样,莫不关怀祖国,热望祖国富强。凡遇对外发生事故,立即群起大声疾呼,捐资救国。在对日抗战时,表现尤为热烈,在过去伪组织驻外领馆常常发生经费困乏,侨胞亦不吝啬筹谋应付。甚至工作人员无汽车可坐,亦集资买给。连修理使馆费用,侨胞亦能乐于捐助。
祖国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由于国内进步迅速,国际地位随而日高。华侨社会人士的心理,亦起了很大的变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影响,缅甸华侨财产损失甚多,一般经济力不强,有时遇到意外事如发生火灾,当地华侨,虽有救济委员会之组织,从事救济工作,但经济方面则常得到国内有关机关之支持。因此福利事业,在缅甸华侨社会中,得到顺利进展。解放前只有华侨帮助祖国,而解放后则相反。共产党领导新中国,使万丈光辉照到海外每一个角落。故缅甸华侨普遍流传连小孩亦懂的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目前缅甸华侨一般思想的倾向,青年人尤其是学生都希望回国学习或参加建设工作;老年人则深深感到亲眼看到祖国富强,引为莫大的光荣;一般有识商人,受到国内新事物的感召,对所在地的社会教育及慈善公益事业,莫不竞相努力以赴。故近年以来,在华侨社会里一般教育和福利事业,均能普遍提高与发展。在缅甸华侨救济委员会推行福利事业中,仰光市就有二处义务诊疗所,及郊区五个义务诊疗站,经常为一般侨胞免费医治疾病。缅属如瓦城、勃生二处,亦由当地热心华侨组织同样机构,为该地侨胞服务。所有这些为大众侨胞所拥护的新生事业的出现,是与祖国强大和进步影响分不开的。
目前海外侨胞有两个急切的愿望,其一就是要求早日解放台湾,实现完全统一局面。其二就是在福建、广东两省侨眷众多的地区,有多少问题,还存在着一些区乡干部对贯彻中央侨务政策不切实奉行,甚盼能得早日纠正与改善。最后敬祝各位同志身体健康,全心全意来共同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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