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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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灿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和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报告和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我过去曾于1922年到1929年在德国留学。我学的是一套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的经济学说。我过去30年在中国政治的活动中,我的指导思想是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我过去曾深深感到我所学的理论和业务是与我的政治思想有矛盾的;同时也感到我的政治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距离的。我长年地在这种矛盾基础上感觉到彷徨和痛苦。
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和维也纳学派的学说是在资本主义尚未建立而空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既已建立而又不敢真正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德、奥产生出来的,它是彻首彻尾十足的资本主义辩护经济学说。可是过去在旧中国资本主义既未能真正建立起来,而在整个民族要求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怒潮之下,同时在工人阶级业已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之下,它是丝毫没有用武之地的。因此,我所学的与我过去的政治主张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我感觉到痛苦。
我过去的政治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邓演达先生发展了的三民主义。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三民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只能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低纲领相适合。当我发见蒋介石反动派叛变革命,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完成,而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的时候,我的旧政治思想又与我的新政治思想发生了极端尖锐的冲突。我更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以上这两种痛苦纠缠了我几十年,使我彷徨而痛苦,痛苦而懊丧。
1949年1月,一声炮响,中国工人阶级继苏联工人阶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而最后地领导了中国人民获得了最后的革命胜利,光复了我们今日光芒万丈照耀了全世界的首都——北京。随之而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了。这一声炮响就使我的彷徨和痛苦懊丧都随着全国人民的重重苦难一扫而光。我的矛盾也终于解决了。
我自1949年起,即抛弃了我旧日所学的那一套废物,再也不讲授那些垃圾堆里的东西。我开始讲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了。我后来觉得不够,就决心从头学起,接受彻底的思想改造和业务改造。我于1951年到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学生,竟也毕了业。我于是就能够基本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讲授政治经济学了。从此,我也就终于抛弃了我从前三民主义乃至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今日,我得与大家一道争取做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做个真正的红色教授而不是什么红皮白心、挂羊头卖狗肉的、偷运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的教授,要做个在理论上、业务上和政治思想上表里如一的教授。
马克思早已说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学者们,自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死后,就再也没有人敢于探讨政治经济的真相,只是作了些庸俗的无聊的辩护滥调而已。现在德奥的庸俗经济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得以不胫而走。现在英美的学者竟自斩断了古典学派的龙脉,反转过来向“边际效用学说”讨生活。所谓大学者们如凯因期之流的所谓学说,都不过是这个学说的亚种。全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者们已经随着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灭亡而走上了死路一条。
我国过去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在经济学方面,始终是欧美的学生。因为在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不独所谈空中无物,抑且辩护无物。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包括我个人在内,可以说碌碌终生,毫无所得。这不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然而,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却不能这样说。唯有中国工人阶级才能正确无误地批判地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完全诚心诚意地接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我们难道还不曾看见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近20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不独生根、发芽、成长并且日益壮大、茂盛吗?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中国今日已经放了奇光异彩。我可以断言未来的中国科学的成就,最先接近于世界水平的将必然是这门科学。
今日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有无穷发展的场所。我们将学会掌握发展规律,使全国的自然科学者、技术人员发展高度的技术,来求社会生产的日益增长与完善,来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我过去一样曾经彷徨感觉到痛苦的人们,难道说现在还不清醒反省自己的错误吗?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自从抛弃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之后,企图抹煞和掩蔽历史范畴的“价值”,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直接解释“价值”为“使用价值”,似乎资本主义世界是永恒不朽的人类“天堂”,似乎在危机不绝之下,竟可望于“全面就业”。其实,欧美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先生们,对于不生产牛油面包而生产飞机大炮原子弹等杀人利器,即令是所生产的牛油面包也不是当作“使用价值”来供给人民使用,而当人民买不起的时候,宁可投于海中的这些事实,也就不攻自破地证明了自己的谎言,宣布了自己的破产。
我国的社会科学者、经济学者,将近7年来在党的耐心教育下,通过许多运动,业已在业务和政治思想水平上有了相当的提高。我们过去的社会科学者和经济学者们应该彻底抛弃过去的陈腐东西,因为新生的革命的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该与全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步伐整齐地向科学大进军!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不到12年就要达到世界上的科学水平!
我个人特别衷心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虽然年已早过半百,但是我愿意诚心诚意地表示我将同全国知识分子一道前进,贡献我的一切力量来克服科学的堡垒,来致力我一分子的力量,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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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孟刚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会议听取了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四位副主席所作的各个报告,以及陈伯达委员所作的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我衷心地拥护。
我是一个工商工作者,也是一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负责人。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谈谈我的认识和体会:
周主席的政治报告中说:“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把各项建设事业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以便使各项事业的发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这样做,才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厉行节约,才能保证超额完成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今天的工业,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当前更迫切的是为农业服务,不论农具、肥料、防旱、治疗等问题,在在与工业有关,随着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更需要工业的支持。但目前仅以农具一项来说,如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已感觉到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说,社会发展情况已经根本变化,工业若不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便不能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了。
当前工业的任务既然这样艰巨重要,更需知识分子应用科学技术来增加新生力量。科学技术是工业的新生力量,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力军。为了要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下发展工业生产,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必要的。一方面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方面要加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高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无容讳言,过去工厂对科学技术是不够重视的,错误地认为理论不结合实际,书本知识不如车间经验。工厂对知识分子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知识分子对工厂也觉得疏远客气,当面指教少,背后批评也不多。工厂与知识分子形成隔膜,工厂也就不易做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成绩。因此,加强工、农、知识分子的联盟,今日是有迫切需要的。
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不妨学孔子的大门人曾参的榜样,每天经常把关于服务、贡献、学习等三个问题,反省自己。我想今天已经踏进了社会主义门槛的或正争取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工商业者,也不妨把曾参的榜样,来反省自己,也可以把下面的三个问题来反省自己:
一、对清产核资工作,政府信任我们,自填自报,我们有没有实事求是,做到不高估、不低估,不重点、不漏点?
二、在人事安排方面(我来自昆明,就昆明来说)可以说,政府已尽量适当安排,做到量才任用各得其所了。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没有做到守职尽责,毫不保留地、毫不吝惜地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三、公私合营后,企业与个人开始进一步地改造,个人改造能不能跟上企业改造?
我是云南省的一个工商工作者,在当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请容许我介绍昆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在我来京的前一日(1月21日),我很兴奋很愉快地在12小时内参加了两个庆祝大会,庆祝15个商业行业、20个工业行业全部公私合营。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我也欢送了不少工商界的先进积极分子,走上了专业公司与合营企业的新岗位,光荣地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国家的干部。我兼任工商工作将近6年,这是我在6年中所参加的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件大喜事。
我作为一个公私合营工业企业的负责人,今后我当继续进行有系统的学习,从学习理论来提高思想认识,从提高认识来进一步改造自己,由一个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我当鼓起我忘年的勇气,贡献我余生的力量,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最后,我敬祝大会胜利成功,各位委员、各位同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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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米吉提·阿合毛拉也夫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报告。
我是祖国遥远边疆的一个小小的水利技术工作人员,此次能列席政协会议并看到了亲爱的毛主席,毕生将会感到荣幸。我们可爱的祖国现在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之中,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中,每一个有动于中的中国公民是会毫不吝惜将自己全部精力贡献给伟大而庄严的事业的。
最近中共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很令人振奋的。毫无疑问,这个纲要的制定与实施将会使我国5亿多农业人口及早过渡到美满、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纲要草案的及时提出,是符合于当前农业合作化高潮形势发展情况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与内地汉族老大哥人民一样,也是日日夜夜地盼望着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区根据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要求,也必须采取较快的速度赶上新形势的发展。新疆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较为稀少而很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地区。尤其在农业方面,自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驻新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南、北疆兴建了许多水库、河道,开垦了许多荒地。但这些措施,距本区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根据国家要求,1956年至1967年本区播种面积将要达到11,000万亩左右的指标。要达到和超过这个指标,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水利问题。我们国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开垦荒地,而新疆实为全国主要荒地拥有地区之一,土壤也适宜于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高山雪水水源相当丰富,但还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依照国家移民垦荒以及本地区农业基本合作化以后大量扩增耕地的要求,新疆必须加紧大规模开垦荒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兰新铁路即将修通,为了给本区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条件,必须大力发展农牧业。新疆气候干燥,农业生产几乎全部依靠灌溉。所以要大规模发展农牧业,首先必须着手解决水利问题。而发展水利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中的关键问题,就是技术力量的配备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们在大会发言中已提到了,我认为这个问题亦有必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新疆是个少数民族地区,过去没有大学、专科学校,故技术干部的来源就很困难。加以语言、文字隔膜,过去也未很好培养技术干部,现在原有的一些技术干部为数很少,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援,本地陆续也培养了一些。技术力量虽较以前是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和今后水利工作任务来看,则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求。新疆今后灌溉面积要比其他各省大,而技术力量则很薄弱。本区在灌溉方面除现有耕地两千万亩外,以最低估计约再扩大灌溉面积9,000万亩左右。因而若不积极地行动起来,争取时间抓紧一切重要的准备工作,必将影响今后农牧业及其他生产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值得提出和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因之,在党的领导下,我们除紧密地依靠本区各族人民共同尽最大努力克服困难、发挥潜力外,拟请中央在今后由内地各省继续调派水利技术干部赴新疆参加建设工作。第二,拟请中央继续多为本区培养本地民族水利干部,并请时常派有经验的水利技术专家赴边疆巡回视察并指导水利建设工作。第三,在可能的条件下派民族学员及干部赴苏联留学,以资深造。第四,用维吾尔文字所翻译的水利等科学书籍目前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求中央多供给与维吾尔族语言、文字相近似的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共和国出版的有关参考书籍和材料,以便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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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焕平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治报告”,郭沫若副主席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和其他几位首长的报告,也看了周总理在党中央会议上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一步体会到党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无微不至,使我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动,也使我感到责任的重大和进一步改造自己的必要。我完全拥护这些报告,并决心为贯彻它们而努力。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从事文艺教学工作,并且几年来也负责工会工作。在这里,我想汇报一些情况,也算是不成熟的建议:
一、适当调整高等学校人事,克服劳逸不均,以普遍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
院系调整以后,高等学校人事,比较从前已大有改进。但目前在某些高等学校中,劳逸不均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学校,这种现象甚且相当严重。例如有的系主任还兼教研组长,并教两门到三门功课,工作量达到教育部所规定的一倍之多;有的系主任则不教课,或一学年只教一段约一两个月的课。有些系主任、教研组长或教授,兼三四种乃至七八种社会活动职务,除上课外,每天开两三个会,备课只有开夜车。他们忘我劳动的热情与积极,值得表扬,但损坏了健康,却并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同在一个学校里,有些教师则既无兼职,每周亦仅教二三小时的课,甚至不开课,闲得无聊。在院校与院校之间,教师人数悬殊,也是很惊人的。同以一个中国语文系为例,有的院校,该系学生130人左右,而教师将达50人;有的院校,该系学生达300人,而教师只十六七人。有的学校实习,一位教师只指导两位学生;有的学校则一位教师指导15位学生。一般情况是:大城市的高等学校,教师比较多;边远省份的高等学校,教师比较少。这是不合理的,应该及时调整,合理地分配人力,才能在工作、教学、培养新师资和科学研究上,更充分地更普遍地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
二、照顾边远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到大城市或先进地区参观学习,以增广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
边远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一般都努力工作,有的且能以在边远地区从事开恳工作而感到光荣。他们对吸收新知识的要求如饥似渴。例如苏联展览会,外国艺术代表团、歌舞代表团、体育代表团等的表演,科学报告会,学术讨论会等,他们从报上看到这些消息,都希望得到机会去观看或参加。
边远地区高等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也比较差,有些教师的待遇,也定得比大城市为低。
由于上述原因,他们深深感到自己学习机会比较少,进步比较慢,他们有些人就产生自卑感,甚至还有些人有不安于位的思想。固然,自卑感也好,不安心工作也好,都是不健康的思想和感情,需要不断地予以亲切的帮助和教育。领导上也有必要掌握他们的特点,在工作、学习、图书仪器设备等方面,尽可能予以适当地照顾。例如苏联展览会,尽量组织他们去参观;苏联专家或著名学者的科学报告会等,可以组织到各省或原大行政区的中心城市去举行,组织附近各省的高级知识分子去参加;外国艺术团等,在可能范围内,也尽量多到各省去表演;暑假期间,组织参观团到先进地区去参观学习;生活待遇方面,务求根据同工同酬,按劳取酬的原则办事,不可压低。总之,是想方设法使他们感到温暖,感到在边远地区工作更光荣。这样,既可以鼓舞他们,又可以提高他们,对于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力量,会有意想不到的效力。
三、希望文艺修养比较好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作家,到边远省份去体验生活,反映这些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并指导这些地区的文艺工作。
以广西来说,作家极少,省文联发见了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写作者,却不易找到适当的作家来带徒弟。桂剧团、京剧团要改编传统剧本,找不到人;要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更找不到人。他们下乡演戏,群众非常地爱看戏,但他们生产很忙,所以区乡干部对剧团说:“你们演反映合作化的戏,我们动员全区全乡的老百姓来看,这比我们开几晚的会还容易解决思想问题。但是你们演古典戏,我们就难于安排时间了。”剧团深刻地感到剧目不能满足群众要求的苦恼。剧团是非常愿意排现代戏的,但苦无剧本。要创作剧本,就需要较有修养的文艺工作者支援。
四、教育系统的工会的会费,必须贯彻周总理的指示,使用于基本单位的会员的生活福利和文娱体育活动等方面,以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过去教育工会的会费,全部上缴省市工会联合会,分文开销都要在上一个月做预算。个别省市工会联合会往往未能掌握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高等学校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经费抓得很死,因而经费使用得往往不合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例子:某基层工会买一筒蜡纸,预算5元,实支7元,超出二元,不准报销;某校工友评优,基层工会向上级工会请拨10元买奖品,不批准;某校全体教工签名请上级工会拨款买一张乒乓球台,不批准。某基层工会要求发一本“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作学习资料,不行;要求补助旅费去参观集体农庄,也不行。因此,有些会员说:“我们只有缴会费的义务罢了”。这对于提高他们的组织观念,发挥他们当家作主的工作积极性,是会受到影响的。我认为对教育工会的经费使用,必须认真切实严格地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尽量用于提高会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
以上这四点,是向领导上建议的。
当然,正如郭沫若副主席所指示:“问题要想得到彻底的解决,责任的至少一半,还要依靠知识分子自己的努力。”我们肯定了我们知识界6年来的进步,同时必须正视我们的缺点。我们应自觉地响应郭副主席的号召,每日以三问来反省自己,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以继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格地鞭策自己,克服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周总理所说的“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符合祖国对我们的要求,才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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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纪泽的发言
我是第一次来到人民的首都,列席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内心上实在是说不出的兴奋。能够亲眼看到敬爱的毛主席,亲耳听到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专题报告,就像给予我无限的热力和鼓舞,我是衷心地、热情地拥护这些报告和指示的。
我是一个在地方工业中的技术人员,我想简单的谈一谈我在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洪流中我的感触吧!
地方工业的主要任务是为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需要服务,这是党给予每一个从事地方工业的崇高任务。再三读过周总理报告中关于农业合作化部分,及全国农业12年的发展纲要以后,党提出经过3年的时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全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的伟大号召,令人十分振奋。从而就对地方工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宽阔的前途,在很短的时期内必然会引起一次在工业战线上的大踏步前进的新的高潮。拿四川的情况来说,目前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反映出磷肥、农具和煤炭的增产是十分紧迫的。以煤为例,四川约近8,000万人口,农村绿化和利用稻草积肥的结果,大量需要改烧煤炭。假定至少按70%的人口、每人每天平均烧煤一市斤来计算,每年就该1,000多万吨;加上工业燃煤,数字自然更大,更是惊人。这种突然需要增加的数字,在去年是谁都没有梦想到的。这就给我们地方工业带来极其艰巨的而又极其光荣的任务。毛主席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就需要我们急起直追,打破常规,用革命的手段、战斗的方法,迅速的把四川地方工业推向高潮,生产出更多更好更省的产品来满足农村紧急的需要。
不难想像,我们知识分子,一切工程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应起的作用是如何的重要。需要我们贡献出一切力量,走在建设的最前哨,顽强勇敢的战斗着。因此,在党和毛主席英明的、及时的提出的知识分子问题上,我诚恳的向党向这次大会,提出我的两点心愿。
第一、勇敢的把自己投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高潮中去,让炼炉把自己重新融化一下,要炼成铁,炼成钢。时时刻刻记住郭沫若院长提出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当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庄严的热情的号召。更好的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争取批准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永远的献身于党的事业。
第二、积极的提高技术业务水平。四川地方工业迅速扩张的趋势,反映到技术人员,不仅是质量低,数量不足的现象,特别是中级技术人员,数量不足更严重。过去我们极端忽视新生力量的培训,只认为自己加紧学习还来不赢,那有时间去带徒弟、办训练班呢?我们是完全不理解数量与质量相互影响的道理,即是说培养了更多的技术干部,自然也会提高了自己的技术质量,同时也会更好的分担了自己的一部分技术工作,减少了集中少数人的日夜忙乱、效果不大等现象。这在目前来说,训练技术干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愿意作到最紧张的努力,为扩大我们的队伍而奋斗,为提高自己的水平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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