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卢明道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
我完全同意并热烈地拥护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董必武四位副主席以及陈伯达委员的各项报告。我是一个石油工作者,在10年以前在反动派时代以一个被遣散、被抛弃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到玉门油矿去做一般的化验工作。去年12月调到石油工业部中央研究所筹建处工作。现在的玉门油矿,已从荒漠的戈壁滩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新型的工业城市了。
旧社会不重视技术人员,更不重视女技术人员,但解放后油矿领导对我是加意的培养与教育。有些共产党员对我讲:“我是如何希望看到你,看到我们的女技术人员啊!”这种亲切热情的话是深深感动着我的。我经常想,我现现成成享受着革命先烈以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我拿什么去报答呢?
解放初期,油矿领导以处理四五事件(油矿工人对官僚资本家斗争的事件)对职工首次进行了深刻的阶级教育,给我更多的机会去亲身体验。我开始认识了什么是工人阶级,同时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顽强性与坚韧性有较深认识。我平时自以为是刚强的,相形之下就显得十分脆弱了。后来几年中,工人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各个生产战线上,从热情的顽强的忘我劳动中,所获得的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无疑的是鼓舞我前进的基本动力。
我原来认为我不斤斤于个人利益的,大概可算是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了吧!1951年出差北京时,没能按领导意图留在北京做筹备研究所工作,而强调一些主观愿望,就到大连去工作了几个月。后来通过审干学习与初步思想改造,我发现我当时实际上是自己不愿意干烦杂的筹备工作,不管当时需要,只顾自己兴趣,难道能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有了这个认识,当1952年油矿领导调我回去时,我说现在的卢明道不是1951年的卢明道了,绝对服从组织分配。确实我是高高兴兴回矿去了。放下了大连很好的生活环境与工作环境,到组织上需要我去的地方。生活比较苦,工作条件比较差,我当时的认识肯定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可是当领导交下一些任务,需要创造一些条件去完成时,我就经常强调困难,用各种方法把它推出去,无法可推时才很不乐意地接受下来。在1953年总结时,党和行政领导严正地提出我这缺点。我想,不管客观需要,强调主观困难,难道能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当1954年8月领导把成立研究室的任务交给我,虽然当时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干部,我情绪上没有抵触,没有向困难低头,同时也得到领导上的全力支持,工作就慢慢地开展起来。当时研究室主要工作是试制新产品,我在这项工作中另有一些体会。如在1954年底,玉门油矿要解决自用润滑脂问题,决定设小型厂自制。基建部门立即进行设计建厂,要研究室进行研究如何掌握生产方法。那是1954年11月提出1955年全矿润滑脂就要求自己供应。当时我认为这任务很紧,自己技术力量不足,就提出一些具体办法,领导上就大力支持组织人力,进行分工,由我带了工人同志到东北和上海兄弟厂去学习与掌握他们的先进经验与生产技术,另一批人留在矿上采用矿区的原料进行试制,兄弟厂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在很短时间内就使我们掌握了润滑脂生产的关键。我们回矿就与留矿人员合并组织起来参加润滑脂的试厂工作,把自己摸索的经验与兄弟厂的成熟经验结合起来,再加石油研究所润滑脂研究方面的理论指导,搞清楚了钙基润滑脂油皂分离的原因,解决了我们技术方面的最大困难,使我们的试制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在提高过热蒸汽的温度方面,工人同志与技术人员在一起研究改进了炉管,克服了困难。从这件具体事实,我自己体会到这是一个跃进的办法,吸取已有的成就再逐步提高的办法。因此,我坚信只要有党的领导能作出全面的规划,再很好地组织分工,很快地学习与掌握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甚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在十二年内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是能够迎头赶上世界水平的。但在学习中应该打破很多思想障碍。例如,在试制凡士林的过程中,我就有残余的崇美观点,阻碍了试制的速度。事实是这样的,解放前后已有几个人进行了试探试验,多次没有成功,做出来的凡士林不像凡士林,拉不出丝,问过几位美国实习的人,他们多说没有看到过美国是怎样制造凡士林的,文献方面也很少谈到。至于拉丝性问题,亦许要用添加剂才能解决。这成见在我脑子里留得很深,总觉得凡士林的拉丝性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石油研究所在开始试探时也碰了这钉子,后来吸取了苏联的先进经验,用地腊试制成功了。我们按研究所的比例调配,当时的观察,拉丝性方面还不令人满意,一直等到我们有位同志从我矿沥青中提炼出一种接近凡士林的物质,拉丝性很好,我才建立起信心。完全不用添加剂,用玉门的自产油料也可以调配出合格的凡士林。而实际上呢,罗马尼亚用渣油制造凡士林已有资料,并已有人去参观过,我们就没有很快地向他们学习,走他们的道路,找出我们的合适原料。因此,就多走了一些弯路。通过我以上这些经历,我是具体地体验着周总理和郭副主席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认为是十分正确而又十分适时的。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为科学技术开辟着广阔的道路,也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为科学技术工作者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最后我当积极地、加速地按周总理指出的三条道路继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在国家的科学发展规划下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学习世界先进经验,认真负责地培养新生力量。在科学大进军中当一名忠实的勤恳的小兵,把我的一切贡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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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维博的发言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和各位首长的报告。我是一个儿童工作者,经常接触少年儿童,因此,我想谈谈少年儿童方面的问题。
1955年曾有一个挪威的代表团到上海少年宫来参观,其中有一位中学教师看了儿童们的活动之后,他说:“可以看得出,你们的儿童都很活泼、愉快,都很能干,而且对自己的前途毫不怀疑。那么请问你们是用什么原则来进行教育的?”不久以前,又曾有一位英国记者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但她又问到解放以前的中国儿童是否也是这样?我不打算把当时我回答他们的话在这里重述一遍,但我愿意引用另外一位国际朋友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1955年10月间,波兰军队歌舞团的副团长鲁达上校在他们参观了上海的少年宫之后,在报纸上发表感想时写道:“……在人民政权取得胜利之前,工农子弟甚至幻想要走进那些自己父兄们亲手造的高楼大厦都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从易北河到中国的东海岸,凡是政权已经属于人民的地方,在整个伟大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美丽的宫殿、广场及花园的大门为那些我们最喜爱的人——我们的孩子们打开着。他们现在有一切可能来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天才,受着共产主义道德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所有这一切,在上海少年宫里,当细嫩、温暖的小手抱着我们的脖子,给我们带上鲜红的少先队红领巾的时候,我们又一次地体会到,又一次地想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这样活泼、愉快、能干而且充满了希望的道理。只有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里,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与教导下,在全国人民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忘我劳动的时候,中国儿童才获得这样幸福的生活,他们的个性全面发展才成为可能,在他们的面前才出现了广阔的道路。
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我们不但有责任为他们创造一个和平幸福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还有责任培养教育他们,使他们将来不愧为我们这一代在中国手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的接班人,使他们能够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旗帜撑持到最终的胜利。
在教育儿童的工作中,知识分子负了很重要的责任。在学习方面,儿童的要求很多也很高,这里我只想谈一谈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要求:儿童的特点之一就是喜动好问,他们喜欢追根究底,从一棵小草一直问到宇宙的秘密;他们最怕大人讲“不许动手”。刀子、锯子都是他们的好朋友,若是能够用手碰一碰机器,那就能够产生极大的快乐。当他们用自己做的矿石收音机听到广播的时候,那声音听起来格外美妙。当他们注视着自己做的小电动机轻快地转动的时候,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自动化的工厂。当他们把自己做的模型飞机送上天空的时候,他们想像着自己已经在祖国的天空中飞翔了。当他们收割自己种的向日葵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和丰收季节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曾有过几位来自美国的客人们,在上海少年宫的舰船小组和一个女孩子谈话,他们问:你为什么喜欢造船?女孩子回答:我的父亲是个造船工人,我也希望能成为一个造船工人或工程师。客人们又问:在你们国家里,有造船的女工或女工程师吗?女孩子回答: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河流和海洋,要造很多很多船来发展航运事业,将来不但需要很多男的造船工程师,也需要女的造船工程师。这一段对话使那几位客人非常惊奇,但在我们看起来,这并不是特殊的事情。少年儿童们不但喜欢唱歌、舞蹈,也喜欢科学技术,他们通过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巩固和丰富了科学知识,培养了劳动习惯和劳动技能,发挥了想像力和创造力,同时也更坚定了献身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志愿。参观过去年8月间举行的全国少年儿童科学技术和工艺作品展览会的人们,看到少年儿童们那种出色的才能和成绩之后,不能不从心里感到喜悦。
少年儿童的科学技术活动除了需要教师的教导之外,还需要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实际上各方面人士——尤其是科学家们,对少年儿童的科学技术活动经常地给予帮助和鼓励。但是目前这方面的帮助还是很不够的,甚至还没有引起社会广大人士的重视。目前少年儿童的科学技术活动仍是自发性很大,而技术是比较落后的。在活动中大部分还是和木块、铁皮打交道,能用电烙铁焊锡已经算是较高的技术了。即使这种比较落后的技术和设备,也还不是普遍的。很多孩子没有见过车床——他们参观工厂的机会太少了。我们接到过海南岛一个儿童的来信,他说他不知道什么叫模型,要我们寄个模型去给他看看。在种植活动中,一般的是只是种植,由于缺乏指导,还很少科学研究。有些家长因为怕把家里弄脏弄乱,把孩子们的工具没收,把半制成品毁掉。在上海少年宫里有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对无线电很有兴趣,成绩也很好,他已经能装5灯机了,去年下半年他打算研究无线电操纵,但我们说:“现在条件还不够,慢点再研究吧”。
周总理的政治报告中讲到我们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讲到我们已经到了向科学大进军的时候了。我想更多地关心和帮助少年儿童开展科学技术活动,多为他们创造一些条件,提高少年儿童科学技术水平,这在培养科学技术人材方面是一个基本建设工作,这正是我们知识分子特别是科学家们的责任之一。
新的一代正按着共产主义教育的要求在迅速地成长起来,但同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坏行为也在对儿童进行侵蚀。因此,从关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角度来关心和热爱儿童,小心的保护他们,正确地教育他们,首先从自己的行为上和思想上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这就成了爱国主义的行为和共产主义的美德。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一代比一代生活得更幸福。旧社会是一代不如一代,新社会要求一代超过一代。我想“后生可畏”这句话,应该改为“后生可爱”。祖国充满了希望,祖国到处是青春,让我们满怀着青春的活力,为了持久的和平,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下一代的幸福生活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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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费彝民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对于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各位首长的各项重要报告,完全赞成,热烈拥护。
今天的祖国已进入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新时代。6年来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辉煌成就,6万万人一条心,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一种共同愿望而努力,即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保卫持久和平而努力!难怪帝国主义者不容易理解,一个积弱100多年的古老国家,怎么可能在短短6年之间,以崭新姿态出现于世界。他们也不愿意理解我国同胞正在齐心一致地朝着更大的理想迈进,这就是毛主席所昭示的,我们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就是长期住在海外和港澳而6年来又从未回来观光的同胞们,因为没有亲眼目睹,也有人疑信参半。我是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知道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们中,有的人存在着两种疑问:(一)6年来怎么可能这样快就有这么多的成就?(二)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规划究竟能不能实现?
对国内同胞来说,经过过去6年的学习和实践,经过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实际经历,他们不发生上面两个问题,或者已经完全解决了上面两个问题。事实是,五年计划不但能够实现,而且是四年到四年半就可以提前完成。事实是,农业合作化并不难,入社农户已占全国农户78%,今年内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经过两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全社会主义合作化。事实是,私营工商业在许多地方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不但工商业家本身要求马上合营,连他们的家属也赞成合营。这都是我们所耳闻目睹的铁一样的事实。海外和港澳同胞要问为什么可能?为什么成绩这样快?这样多?我们应该向他们指出:全国同胞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6万万人都在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这就是获得成绩的可靠的保证。而这种成绩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海外和港澳同胞再问:今后的一切规划是不是都可以实现呢?我们应该肯定地告诉他们说绝对可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把握提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加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时我们又深深相信党和政府的任何规划,都和过去6年中的一切已经实践的计划一样,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相信:无论是12年农业发展纲要,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划,都必定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样,不仅提前而且可以超额完成。
谈到科学家,我个人觉得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长期规划,的确是配合今天社会主义高潮来临的一个非常及时的号召。全国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应该提出保证:努力做到在思想意识方面,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改造;在学问技术方面,加紧研究,加紧进修,争取迅速达到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从前的话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的话应该是社会主义成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责!
最后,我还要谈一谈台湾解放问题。我绝对拥护周恩来主席所提出的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台湾800万同胞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由于美国的武力侵占,干涉我内政,由于蒋介石集团的执迷不悟,白白地使台湾同胞多受了几年痛苦。祖国人民关怀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命运,向他们指出两条道路,要他们悔罪来归。而台湾同胞眼看着祖国日益兴旺,也一定感到振奋,期待着早日回到祖国怀抱。解放台湾是我们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全体人民,包括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应该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属于我国内部的事务。为了提早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为了提早使台湾800万同胞和祖国同胞一起,共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并分享其成果,我想所有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于周恩来主席这一伟大而仁厚的号召,他们应该愿意通过和平途径解放台湾,帮助祖国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这样,不仅对祖国立了功勋,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作了贡献。根据周恩来主席的话,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何去何从,要早下决心,应该及早争取立功,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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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国宝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次我被邀来京,列席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我是非常兴奋和感谢的。在会上听到周总理的政治报告与郭院长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的报告,使我鼓舞,同时也使我惶恐。
首先,让我对我自己的过去,作一简略的检讨。我是一个从反动政府过来的人,我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之下,历任金融财政重要职务,不下20年之久。除参加国民党外,并在伪中央银行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以及官僚资本的企业机关如中国兴业公司、中央印制厂等机关中拥有各种实职及兼职的名义。除此以外,那时我并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参加过有关财政金融的各种会议。在这种会议上,我总是推行资产阶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反动政府的一切祸国殃民的措施,我总是随声附和,绝不加以拒绝或批判。而于人民的利益,则置之脑后,绝不一顾。所以反动政府在金融财政一方面的罪恶,我也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的。
解放前夕,我以在国民党反动政府中日子过久,地位亦相当的高,恐不能见谅于共产党,本有逃往台湾之意。虽有人说,共产党很看重读书人的,我尚不信,以为共产党打仗虽是好手,读书恐不内行的。后来连续接到中国共产党来信两次,慰勉有加,坚嘱勿走,我意始决,决计从此弃暗投明,投向人民怀抱。
虽然如此,我那时的思想还是想不问政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教书只是为糊口之计,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丝毫也没有的。但是后来在人民银行、复旦大学、以及上海财经学院,到处受到党的重视与关怀,到处觉得党的温暖,使我不能不大为感动。加以中间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等种种伟大运动,我的思想不断转变,不断提高,政府对于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到此才有了全面的认识。
不过这次我被邀北来,仍是出乎我始料所不及。无论在学问的造诣上,教学的贡献上,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上,我均是远远落在我校(不说别的学校了)别位同志之后,现在评选到我,不单是别的同志要不服气,即我自己也感觉到汗颜无地,万分惭愧。
其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论,我也是别无可说,只有检讨。我在30年前写成一本“统计学大纲”,可算是集资本主义形式主义统计学的大成,毒害我国的青年学者与统计工作者不下有二三十年之久。即在解放以后所写成的工业统计学原理一书(1952),也是把苏联的工业统计学说,与美国的品质管制的办法杂拼起来,真是一种“杂碎”。有一位同志批评我,说我“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贩卖资本主义的毒素”,真非虚语,我是完全接受的。
最近我有一修正本(1955)观点立场虽已大体改正,但因为我的写作急于发表,不够认真,不够仔细,其中一部分用我前年的讲稿,因此又犯了一些别的错误。所以目下还在修改之中。推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的作风尚未驱除净尽所致。最近我决心要以较长的时间,写一本比较完善的书籍来献给党和人民,以报答6年来党对我教育、培植的盛意。
最后,我将对于郭院长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所提出的5点,谈谈我的感想和体会。
一、贡献力量。关于这一点,我自惭棉薄,恐不足以满足党和政府对我的要求。不过有一点可以保证的,即是从今以后,我愿意把一切力量供献给党和人民。
二、扩大队伍,即是带徒弟的办法。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校内有一个特殊的情形:最近几年来,我校毕业生少而政府人事部门需要的人多,因此毕业生全部分派工作,无一留校。所以我们校内倒有无徒弟可带之感。多数教师均是自己辅导,并无助教。今后希望中央人事部门能让我校每系酌留少数优秀毕业生,作为助教,以便可以培植后备力量。
三、提高水平。关于此问题,我拟分二点来谈:
第一,派遣留学生问题可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派高中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一种是派大学毕业后有一定时期的工作经验、比较更成熟的人员。第一种办法费时较长,第二种办法费时较短。第一种人因出国时经验无多,往往不知关键性问题的所在;第二种人经验较多,工作中能提得出问题,所以返国后可能起较大的作用。现在为急于应用起见,似以派遣较为成熟的人员出国留学似更有利。
第二,关于赶上国际水平一点。财经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财经学科,现在已是完全依照苏联教材讲授的。我们的教师多数均能阅读俄文书籍,边学边教。现在只是学习苏联,跟着苏联,尚不敢说赶上苏联的水平。如果大家能注意做到下列各点,则在12年内要赶上苏联的水平,就财经学科而论,我想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1)必要的俄文参考书籍杂志(关于财经的),希望政府与苏联交涉充分供应。好在全国财经学院不过四、五处,对苏联似尚不致有很大的困难。
(2)学校与业务部门的密切联系。现在的问题不在工厂,而在学校。工厂已尽量帮助学校,给学校师生以参加实习等种种方便,而学校给工厂的帮助似乎不够。所以今后应由学校争取多多给工厂以帮助,同时又可借此给学校教师以参加实际工作的机会。
(3)财经学院的教师对于生产技术的知识似尚不够。最好的办法,我想须补习物理、化学等基本学科。
四、自我教育。高级知识分子与一般知识分子不同,其责任也更重。所以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应以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是正确的,必要的。
五、加强团结。自思想改造以来,对于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的思想已大大批判,最近肃反运动中又批判了宗派主义小集团思想等等,宜乎可以团结无问题了。不过这一问题还须得特别注意。尤其是因为我国的读书人,向有“文人相轻”的习惯,不说他人几句坏话,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明。还有一种人,抱着个人英雄主义,不愿见他人的长处优点。例如三国时代,周瑜说过一句话:“既生瑜,何生亮”。周瑜真是千古以来最典型的“小气人”。我们一方面要批判这种嫉妒思想与文人相轻的恶习;另一方面,我们做事也不必爱惜羽毛。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是有利于党与人民,我们尽可放手做去,对于他人的说长道短,尽可置之不理。
总而言之,我这次来京,听了各位首长的报告,对于我是一种鼓舞,是一种教育。前天听到一位同志说,要把他的年龄指标提高到80岁。我现在也觉得身体更健旺了,精神更充沛了,我的年龄指标也要提高到80岁。我要尽我的余年,把我的一切力量,贡献给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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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何之泰的发言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我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飞速地向前发展和“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并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新的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我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对周恩来主席和其他各位首长在大会上所作的几个报告完全同意,并衷心拥护。
我是一个水利工作者,请允许我就从水利这方面发表一点意见。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我要谈的内容,分为(1)我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体会和(2)我对水利工作的感想。
(1)我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体会:
我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这个纲要虽然主要是对5亿农民提出的,使他们对于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但对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的人民来说,同样是很重要的。因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事业是互相联系着的,必须彼此互相配合,按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原则来进行,才能符合我们国家总路线的要求。我竭诚地拥护这个纲要,并坚决地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十条,关于“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这一项最主要的农业增产措施的具体安排和要求,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只有小型水利工程、小河的治理、各种水土保持工作与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与大、中河流的治理相结合,才能全面地、彻底地消灭水旱灾害。只有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国家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胜利推进,全面完成国家总任务。解放后6年来,各地农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鼓励下,已经办过不少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修堤、筑坝等等。他们在做这些工作中,曾创造了许多先进的办法,取得了不少的先进经验。合作化之后,农民的生产劲头更大了,把已有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他们一定能够轻松愉快地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有计划地大量地去办理。结合国家大型水利工程,要求在7年至12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是没有问题的。
(2)我对水利工作的感想:
在反动统治时期,我国各地经常发生水旱灾害。黄河被人们说成是有害无利的河流。淮河则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汉水下游的水灾三年两遇,人们说:“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长江中下游从1921年到1949年当中,发生过很严重的水灾达5次之多。长江1931年的水灾,淹没耕地760多万公顷,受灾农民250多万户,从沙市到上海沿江所有城市全被淹没,人民财产的损失达12亿银元之多。反动统治阶级和那些贪官污吏,只知骑在人民头上,进行残苛剥削,遇到发生水旱灾害的年头,他们不但不救济灾民,反而要乘机诈取一番,大发其财。因此,堤防越修越坏,灾情越来越严重。说起来,真痛恨!
解放后,情况完全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并派遣了大量的人民解放军和他们一道来与自然作斗争,大规模地展开防洪、排渍、防旱等措施,几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家知道的:全国各大、中河流的堤防已普遍地得到培修加固;荆江分洪、引黄济卫、佛子岭水库、官厅水库等许多伟大工程,都已胜利完成,并对减免水旱灾害起到很大作用。像1954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来未曾有过的、比1931年的洪水以汉口的最高洪水位来说要高出一公尺半之多的大洪水,也被我们战胜了。保卫着荆北大平原的荆江大堤安然无恙。武汉市、黄石市、南京市等重要城市安然无恙。这是一个奇迹。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产生出来的。此外,汉水下游分洪、梅山水库、大伙房水库等等工程现正在施工,其中有的今年汛前就可完成。更伟大的是黄河的综合利用流域规划业已完成,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即将逐步付诸实施,其中三门峡和刘家峡两大水库工程,现已开始设计;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亦已开始进行。若干年后,这条一向被人们说成是有害无利的黄色的河流,将一变而为一条有利无害的清水河流了。
继黄河的综合利用流域规划之后,其他许多河流的综合利用流域规划工作,现亦在进行中。其中汉水的综合利用流域规划不久就可完成。作为开发汉水第一期工程的丹江口水库工程设计,最近这次全国水利会议要求提前在1957年内就提出。汉水是长江的一条大支流,它的最大洪峰流量在襄阳、碾盘山一带达40,000秒公方,比黄河、淮河的最大洪峰流量都要大得多。丹江口水库,如正常高水位定为180公尺,总库容385亿公方,有效库容340亿公方,工程修成后,就防洪说,丹江口以上千年一遇的洪水可调节,使碾盘山以下洪峰不超过下游安全浅量12,000秒公方。丹江口以下地区发生千年一遇洪水时,配合泽口临时分洪亦可解决。就灌溉说,可为灌溉唐白河流域1,200万亩及引汉济黄济淮提供条件。就电力说,装机容量60—80万瓩,年平均发电量30—40亿度。就航运说,调节流量550秒公方,使下游终年通航吃水一又二分之一公尺的船舶。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它的流域面积为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流域内有23,000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二,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土壤肥沃,蕴藏丰富。长江的年径流量比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大50%,比苏联最大的河流叶尼塞河大一倍,比伏尔加河大三倍,比黄河大二十五倍。开发长江的水利资源对发展我国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来说,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像长江这样大的综合利用流域规划工作是世界上从未有人做过的,而这个工作现已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着手进行中。今年年底以前可以提出长江流域规划要点。原计划在1958年提出长江综合利用流域规划报告,现因为了配合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大发展新形势下的需要,要求提前一年完成,并希望在10至12年内就在长江干流上修成一个大水库。这个大水库如果修在三峡,正常高水位按235公尺计,总库容有1,370亿公方,有效库容1,050亿公方。完成后的工程效益:就防洪说,宜昌千年一遇洪峰流量可由96,500秒公方削减到30,000秒公方。再结合汉水、沅水等支流水库、小型水利、水土保持工作等,长江的水灾就将永远绝迹了。就电力说,每年平均发电量约为1,550亿度。为我国广大地区的电气化提供了条件,就航运说,调节下游流量11,700—13,200秒公方(保证率95%—50%),使万吨级的海轮可直航重庆或泸州。就农田水利说,因为有了廉价电力通过抽水灌溉、吸水排渍,使丘陵高地与湖泊洼地都可变为良田,可使我国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
上面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水利方面,我们已正在做着我们的前人所从来没有作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在旧社会里,由于政治腐败,社会风气非常恶劣,贪污腐化,习以为常,以强取豪夺为能事,不肯同流合污为傻瓜。许多老水利工程师曾幻想要兴水利、除水害,为人民有所建树,但辛苦了一辈子,终于一事无成。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工作者才同全国人民一道站起来了。6年来,我们水利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通过一系列的伟大运动、工程实践和不断地努力学习,在思想认识、政治觉悟和业务水平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对国家水利建设事业,贡献出不少力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这些进步还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我们在工作中也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和错误,必须迅速纠正,彻底革除。
1、加强理论学习,克服保守思想:我们有许多水利技术工作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觉:某些工作没有做好,走了弯路或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技术水平不够,而是由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对头,受到主观主义或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不全面所致。我们必须克服这些缺点,使在今后工作中,能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2、贯彻专家建议,学习先进经验:我们过去对学习和推广国内外先进经验及苏联专家建议重视不够,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了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为了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尽可能快地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绝对不能容许这个缺点继续保持下去。我们必须立即纠正这个缺点,并建立制度,保证贯彻执行。
3、加强联系工作,反对本位主义:水利工作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很密切。编制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或做一个水利枢纽设计都必须与有关国民经济部门取得联系,协同办理。过去由于对这一点认识不够,注意不够,常常造成工作被动忙乱,并使国家受到损失。这个联系工作没有做好,有时是因为本位主义在作怪。因为我国水利事业,如上面所说的,也正在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吸取已往教训,反对本位主义,搞好联系工作,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支援,共同努力,为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水利建设事业的胜利推进而奋斗。
最后,我向大家提出保证:我一定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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