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首都冬景

在饭店里
  苏联 塞·扎雷金
寒冷……黑暗……街灯的光芒并不暗淡,但没有照亮全街,黑暗和街灯的亮光时而近、时而远地交织变换,一会儿它出现在光亮的地方,一会儿又在黑暗中消失。人、马、驴子在柏油路上移动……
那人的头上包着毛巾,脖子上扎了个结子,每走一步,结子的两条尾巴就上下摇动。他走得很快,不断挥着鞭子。在这好似石缝一样的、上面罩着黑色天空的街上,传出枪响似的、低沉的声音,每响一下都是那样突然,那样令人惊悸……
马和驴子拖着一辆大车,大车是木制的,有两个巨大的轮子。马迈着沉着而安详的步子,对赶车人的吆喝与谈话毫不在意,虽然那些话里透露着有气无力的嘲笑。每当鞭子在空中叭哒叫响的时候,驴子只微微耸一耸耳朵,向前面,或者是向左边迈进一两步。马走一步,驴子要走两步。它下垂的脑袋上面,竖着两只耳朵。由于它的肚腹非常肥大,几只腿子便显得特别细。它的整个身子,它的一举一动,都说明它在使用力气……它看着下面的柏油路,看着小小的蹄子立刻就要踏着的地方。这目光是集中的、全神贯注的。仿佛驴子固执地抱着一个希望,想在这寒冷的柏油路上寻得一株青草,一嘴把它拔起来。驴子扇动着鼻孔,也许它嗅到了白菜的芳香……那沉沉地装满白菜的大车,叽叽吱吱地叫着,声音很不匀称,一会儿尖细,一会儿粗壮,一会儿又很低沉,而驴子、马、人一会儿隐没在黑暗里面,一会儿又出现在灯光照耀的地方。到了这时,他们三个便给柏油路投上一道奇幻的影子……这奇怪的影子里,除了三个头以外,什么也看不清,驴子的头上张着两只大耳朵,马的头上竖立着尖尖的耳朵,那人的头下也有两只耳朵,这是扎在脖子上的头巾的结子……
那人对马和驴子骂了两声,紧了紧脖子上的结子,随后把拖车的绳索套在肩上,身子向前面倾着,又开始拖那叽吱叫响的大车了……他空着的手,仍然和先前一样扬起鞭子,在牲口的脑袋旁甩出叭哒的声响……马的耳朵颤动着,驴子更低地埋下头来……稀稀落落的,冷嗖嗖的雪花正飘落着……
街灯射着亮光……人用大车运着的白菜,马和驴子,可以闻到泥土和阳光的气味……还有马汗的气味。
这些气味现在汇合成一种气味了,既不能叫出它的名字,也没有相似的东西可以和它比较。但这气味是可以认识出来的……
我写在这里的一切,是我在夜间穿过北京的街头时刹那间见到的。我看见了,但是没有注意,看见这景象只是转瞬之间,跟着便忘记了……
然而在第二天,当我在一间宽大的饭店里吃午饭的时候,我在一样味道很好的菜里,突然闻到这个熟悉的气味……
我闻到了这气味,那幅景象立刻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编者附记〕塞尔格·扎雷金
同志是应邀来我国参加鲁迅逝世
二十周年纪念的苏联作家之一,
这篇散文是他在北京写的,译文
据原稿译出。 (张孟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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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冬季的工作已经开始
  林庚严冬的风啊吹过林梢你西伯利亚寒流之子欢迎那远方来的客人冬季的工作已经开始叮当叮当的铁匠风箱已经变成了钢铁工厂多少只烟突伸向天空那里有天风永远在唱冬季里静静的风呀吹起来气象局的预报到了广播台七级风八级风零下四五度北国的冬季天生活正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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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都市的雪在唱歌
  邹荻帆哦,都市的雪在唱歌,唱温暖的歌,唱和平的歌,不,羽毛般的雪无声地下落,是都市在落雪天唱歌。电车、汽车戴着雪盔驶过,人们要用工作去唱歌。去,让机器倾吐肺腑,让计算机响着像田亩上收割新禾,让水笔滴着墨点像春雨般洒落……都市的雪唱着温暖的歌。工厂的烟突是社会主义的暖气管,开放了烟雾的花朵;卫生局用亲切的声音在广播:“预防感冒!防止煤气中毒!……”冬天,雪在洒落,雪在唱歌!都市的雪唱着和平的歌。“大雪纷纷下,柴米油盐不涨价”,这是百货店、合作社、公私合营店的歌;它们橱窗上还亮着大标语:“支持埃及,反对英法侵略!”冬天,雪在洒落,雪在唱歌!落雪夜,都市的夜啊,烘红了天的是满城灯火。我不必说人们今夜将怎样休息,明天将怎样工作;就在这安静的夜里,苏联马戏团在太阳宫表演,匈牙利文工团在大剧院演奏,法兰西电影片出现在我们的银幕……我们的都市在休闲夜也唱着国际主义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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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相逢
  海果
在昨晚受到党委会的批评以后,卫生科沈科长的情绪就很不好,但他仍然睡到了九点多钟才起床,十点以后才挟着公文包懒懒地来到办公室。烦恼还没有从他头脑中彻底驱走,他想:为什么人人都说我有官僚主义?——昨晚党委会上那种不愉快的情形,便又都浮上眼前,他狠狠地推开办公室的门,好像也要借此把烦恼暂且从头脑中赶走。
办公室的门打开以后,紧接着从沙发上站起一个脸色苍白的人来。从那急切等待的眼光里,显露出终于等到了要见到的人那种微笑,一边说着“你是沈科长吧,我是……”同时伸出了一只削瘦的手,想来握住沈科长那只肥胖的手。
沈科长把对面这张苍白的面孔盯了一下,凭着他卫生科长这种职务的本能和灵感,立即就断定这一定又是一个调皮的病人来找他的麻烦,于是他并没有听完对方的自我介绍,便用肥胖的大手把那只伸来的手挡开,用力的指向门口,大声的喝道:去!去去!快出去,我没有功夫,有事去找大夫,不要到这儿来找“麻烦”。
被撵出来的卫生科直属门诊所的李大夫,面对着沈科长办公室的大门,一时呆若木鸡。他今天早晨特地跑了二十里路来找这位沈科长,要和他商量关于一个重病人住院的问题。两年多来,他已听惯了关于沈科长难见的种种传说,但他却还没有料到今天会有这样的遭遇。他在气愤之余,便只好顿顿脚返回门诊所去。
过后,沈科长照例地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沈科长兴致勃勃地带了爱人,坐着小吉普车去游览名胜,游罢归来的途中,余兴虽然未尽,但已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心想那里能有香茶一盏,点心少许,这就正得其时了。顺着这思想,眼便扫向街旁的门面,正是无巧不成书,他一眼便瞥见卫生科直属门诊所的牌子。他一面急忙招呼司机停车。一面暗自好笑地想:这可真是天随人意,进去坐坐,香茶点心……再说,人人都说我官僚主义,这不正是深入下层来了吗?
门诊所里墙上的挂钟,已指向了十一点半,候诊室里还守候有八个待诊的病人。李大夫穿着一身洁白的隔离衣,带着口罩,正在全神贯注地给一个病人听诊。突然听到候诊室里一个大嗓门喊道:“谁是这门诊所里的大夫,他在那里?”这仿佛在那里听到过的刺耳的声音,使李大夫怔了一下,定睛一看,马上认出了这个大摇大摆闯进来的人,正是在半个月前撵走他的那个沈科长。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就是。同志,你是来看病的吗?请在候诊室里等一等,看病要按次序,不要随便闯进来。”沈科长被这意外的“误会”弄得很尴尬,慌忙说明自己是科里派来检查工作的。李大夫笑了笑说:“那可好,请把介绍信给我,等我看完这些病人咱们谈一谈。”沈科长简直没有想到这一招,便不得不用更大的嗓门来自我介绍说,“我是卫生科的沈科长”,但是用了特别重音的“沈科长”三个字却并没有引起他部下的惊慌,李大夫装得十分狐疑的问道:“你是哪个沈科长,有身分证吗?”沈科长被将军得一时也就呆若木鸡,……下级如此不尊重上级,这医生竟不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人。这,这像什么话?沈科长被气的脖子上的青筋都一根根地蹦起来了。在这下不来台的情景中,他顿顿脚急转回身,奔上吉普车去。
当天晚上,沈科长召开了一个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他怒气冲冲地指责说:“在我们这里,竟有这样的奇怪现象,一个工作了两年多的大夫,竟连我这领导门诊所的科长都不认识,这真是一种最严重的官僚主义。”(附图片)
  你是谁?竟连我也不认识! 吴耘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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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见都”和“见部”
  祖国春
在“十五贯”里,况钟同官僚主义者周岑的斗争表现于“见都”一场。夜静更深,况钟在上司的客厅里恭候接见,十分焦急。周岑迟迟不出,一味推延。终于推无可推,只得接见。
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发表了易槐的文章“谈首长难见”。有些事实好像是笑话。
这当然是个别的、极其少有的事例。为了让这样的事“从少到无”,还是可以说几句话提醒一下的。
下级从外地来到北京,求见部长,在招待所里,一等就是十天半月,再等又是半月十天。然而久等不“见”,下级等急了,便找窍门——“拍电报”,也可以说是情急智生了。
在外省,下级求见厅长,住在招待所里,也“一等就是半月”,再等可能又是十天。他们也会情急智生的吧。
在“十五贯”里,下司况钟和上司周岑是住在一个城里的。况钟“见”都,按当时制度,在堂前击鼓,上司非接见不可。据舞台上的剧情看来,况钟只等了一两个小时就见到了上司。
在易槐的文章里,下级是从外地乘火车或飞机来到北京或省会的。下级“见”部,下级“见”厅,一等就是十天半月,还未必见到。可见我们的工作制度上尚有必须改进的地方。
虽然打电报可以代替打鼓,打电报是现代化的“请求见面”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不足为训的。鼓声一响,上司立刻听得见。电报发出去,谁知道首长什么时候看得见呢。从这一点看,五鼓天明前接“见”下司,能不能算作周岑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呢?
当然,今天的社会和旧时代的社会,既有天壤之别;今天的首长和旧时代的上司,也不能相提并论。二者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这里所谈的只是“见”的方式方法,不是把“都”和“部”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是可以一目了然的。
中国人多事多,自然首长们就忙了。不过,在中央各部里,首长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他们从批文件、开会议、看报告上抽出一点时间,早日接见应当接见的下级,为下级节省一点时间,为招待所节约一点水电,是完全可能的。
我十分赞成11月28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上编辑的话:“立即深入下去,经常深入下去。”深入下去的第一步,当然是接“见”下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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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傣族寡妇
  ——滇西记行
  彭荆风
傣族是个多情的民族。叫傣族人唱歌,他们会唱很多美丽的情歌;叫傣族人讲故事,他们也会讲很多、很真实的恋爱故事……。
夜晚,当我们在傣族村寨开完会回来时,常看到远处田边大道上有一闪闪的暗红色火光。最初,我常感到迷惑,怎么每夜有这么多夜行人呢?时间长了,我才知道,那是傣族的小伙子到远处村寨去找自己心爱的姑娘呢!
我们夜宿在傣族村寨时,半夜,也常会被傣族姑娘那缠绵婉转的歌声所惊醒,那歌声有的来自竹丛林里,有的来自密荫的老榕树下边。歌声中还可以听到小伙子们那似乎是回答、又是伴奏的低低口哨声。
人们讲了许多美丽而又动人的故事,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管老妹的故事:
她是盈江先弄寨人,丈夫在前几年就病死了,那位贫苦的农民,除了留下两个孩子外,没有给她留下一点财产。她的腰累弯了,汗水流尽了,每天还是难使一家三口人吃口饱饭。那时,一个清贫的寡妇是很难生活的,傣族有句民谚:“妇女犁田,牛都会哭”。即使妇女有劳动力也不能去下田种地,只能眼看着田地荒废。她很需要一个男人来照顾她,但在土地改革以前,大多数傣族农民都很贫困的时候,谁敢要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呵!
去年冬天,盈江这一带实行了和平土地改革,她很快的就成了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今年春天,先弄寨开始建立合作社后,很多人都还在观望徘徊,她和十户农民首先参加了合作社。
生活逐渐好过了,心情也变得愉快了,她似乎又恢复了那失去的青春,寨子里的一个中年农民开始热烈地追求她。当他们正准备商量嫁娶问题的时候,农业合作社里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社长和副社长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了争执,富农分子又在从中挑拨,以致社里的生产搞得很糟,一部分社员也认为办社没有前途了,闹嚷着要准备退社。
和管老妹谈恋爱的那个男人,本来就是一个对走合作化道路抱着怀疑态度的社外农民,他要管老妹也退社,并且声称:否则,他们之间的爱情就会受到影响……。
这对管老妹是多么为难的一件事呵!她爱这个新办起来的合作社,她这半辈子受尽了艰辛,深深懂得只有依靠合作化才能走幸福的道路;但,她也爱那个男人,她知道自己已是个青春不易再来的中年人了,她不能让刚盼望到的爱情和温暖就这样失掉……。
也不知道多少个夜晚没有睡好觉,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当她对那个男人一再解释而没有用时,她终于咬着牙对那男人说道:
“你要我退社,我不能嫁给你。”
说完了,她就全力参加了整社工作,同那些积极分子一起挨家挨户去宣传农业合作化的前途,去揭发富农的阴谋。看到一个寡妇都这样坚决,那些曾经动摇过的男子汉也感到羞惭了,他们说:“怎么?我们男子汉还比不上穿裙子的妇人家懂得道理多?”
本来要垮的“先弄”合作社又重新巩固了下来。
可惜,我就在那时离开了盈江,我不知道管老妹和那个男人以后到底怎样了。据说,那个男人又有些后悔。我相信她一定会过得幸福;那个男人在很快明白了合作社的好处时,他也一定会深刻感到,管老妹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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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后生出的犄角
(蒙古谚语)后生出的犄角,比先长的耳朵长。没有意志的人前程远,没有信仰的人佛爷远。冬季的寒冷接春天,前辈的嘱托在青年。
郝苏民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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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中来

故乡的文物
最近回乡,知道大文学家蒲松龄的故居、坟墓都经政府修葺一新了。日前看到王统照先生关于蒲松龄的文章,知道有人对蒲松龄的著作加以收集和编辑。这使关心同乡文豪的人感到了极大的喜悦。
在清初,淄川、博山两地出了不少的文人,他们的文化遗迹在淄、博两地比比皆是。有名的诗人赵执信就是博山县人,这位因为和洪升一起排演长生殿而被革职的大诗人,却不像蒲留仙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赵执信取以为号的秋谷目前不过是多了一条铁路,而其他如“桥上流水、桥下行人”、怡园、范泉诸名胜依然存在,稍加修葺就会成为很精致的小公园;虽然当地的政府为文化宫花了钱,但是却没有对这些小名胜加以整理。
在怡园旁有一石座的亭子,据说里面盛着些没有人看的书,亭前的“鸢飞鱼跃”大水池也快毁了,想不到当年人民游息的地方成了芜草丛生,碎砖杂处的地方。
由亭子里面的“藏”书,不禁使人想起当地另一家显宦——孙廷铨的遗族所藏的书籍文物也在历次战争中失散了。据人言这些书籍文物的损失是无法用金钱估计的,它们都散失到那里去了呢?想来加以调查就会找回一部分的。
在由故乡回来的火车上,经过一块高地的时候,出现了一排石人石马和碑碣,有些看来已经遭到了损伤,有的石人面上涂了黑漆,看样子是日见荒废,有人从车窗里告诉我说,这就是王渔洋的墓地。虽然他和蒲松龄生前过往很密,而且彼此相离又近,但却好像没有受到人们的照顾。 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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