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人造卫星
  杜连耀
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1958),也是太阳黑斑比较活动的一年即将到来,届时将有四十几国的科学工作者,在地球上的各地,共同从事于地球物理中各项重要问题的观测和研究,并交换关于这方面观测所得的科学资料。地球是宇宙空间中的一个整体,对它以及它周围环境的物理现象的观测和研究,也应该是整体的全面的。为了能够得到有系统的和比较精密的测量结果,这种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是十分必需的。它将使我们更多明白一些关于人类寄居了很久的地球。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中,人造卫星将是人类在征服大自然过程中的一个开纪元的重要事件;同时,它也将是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事件。人造卫星的制造成功,除了军事上的重要意义和进一步地揭露宇宙间的秘密,供给我们许多地面上得不到的科学资料外,它还为人类到达其他星球的星际航行奠定基础。
什么是人造卫星呢?简单地说,它是用人工的方法造成的一颗卫星,和其他卫星一样在空中按一定的轨道运行。因为它是人造的,人就可以预先安排它的轨道、寿命和它上面所应负载的科学仪器,以便在人类不能到达的高空作科学观测和记录。
人造卫星的起飞,是利用火箭所能得到的大速度和能到达的高度,把它投射到预定的轨道中去。要想使卫星绕地球飞行,不致受地心引力而迅速地落返地面,它必须具有相当大的运行速度,使它所具有的离心力和地心引力相平衡。卫星的轨道离地愈高,所需的速度也愈大。例如,在五百公里高的轨道上,它必须有每小时两万七千公里的速度。
目前打算使用的火箭是三节的。卫星放在火箭的前端。为了在低空大气层内飞行时不致因为和空气摩擦而燃烧,卫星的外面再加以椎形的保护器。火箭的第一节和中间一节内,除一部分自动控制的仪器外,均为燃料。为节省空间计,火箭所用的燃料是液体的,如液体氧和汽油等。火箭起飞时,沿垂直地面的直线上升。火箭的第一节内燃料用完时,可达六十公里的高度,这一节火箭的外壳就自动脱落,向前滑行约三百五十公里而落返地面。火箭第二节内的液体燃料于第一节脱落后就开始燃烧,内部装备自动控制和调整火箭进行的方向,使它逐渐倾斜,与垂直地面的直线成约四十五度的角。当第二节内燃料用完时,火箭可达二百公里高,但它所具有的速度可继续使它上升到五百公里高。此时,保护卫星的椎形外壳也被丢掉,第二、三节同时前滑,并转变为和地平行的方向,使卫星产生自旋。火箭第三节内的燃料是固体的,烧完后卫星将具有必需的速度向前飞。到此,人造卫星就成为地球的一个卫星,和其他卫星一样,它的轨道和速度等将不再受地面上人类的控制。
在起飞的过程中,火箭第二节是控制飞行的主要部分,因为飞行时误差的积累,以及我们对高空大气层的结构情况不详,致最后投射角不正好为零,所以卫星的轨道将为椭圆形。它距地面最近点约三百公里,最远点约一千五百公里。因为高空空气稀薄,对卫星飞行的阻力极小,所以卫星在五百公里高的轨道上,可以绕地球飞行一年;而在三百公里高时,只能飞行十数日。最后,卫星将沿旋涡式的轨道进入地面上密度较大的空气层内而燃烧毁灭。卫星绕地球一周所需的时间约为九十分钟。从构造上讲用一节火箭最为简单,但不易到达预定的高度和速度。如火箭的总重量一定,则用两节比用一节所能得到的速度高33%,用三节比用一节高45%。但节数无限制地增多时,并不能无限制地增高速度。例如节数增到无数多时,速度只增高70%。所以三节是比较适宜的节数。
人造卫星和火箭起飞后,跟踪和远程测量遂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跟踪,我们就很难知道人造卫星的准确位置和它的速度,致使地面上许多观测站工作困难。没有远程测量,我们就无法得到在人造卫星上所搜集的科学资料,就是失去了人造卫星的目的。
跟踪的方法可分两种,一种是光学的,在地面上分布的观测站用视角大而倍数低的望远镜和停表就可测量卫星的速度和位置;也可以采用照相机而得到永久性的记录。但光学系统的焦点距不可太长,否则卫星影像的速度较大,不易测量。观测的准确度视观测者的目的而定,如观测的目的是为收到远程测量的记录,则观测时间的准确度到几秒钟即可;如观测的目的是为了大地测绘,则时间的测量即须准确到毫秒(千分之一秒)。
光学的方法必须在亮度及透视距离适当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因此它受天气和时间的限制;但如果其他跟踪方法因意外而发生故障时,它将是获得数据的唯一方法。特别是在卫星寿命的末期,卫星将沿旋涡式轨道迅速的进入空气较密的地区,这时轨道及卫星本身的一切变化都是急剧的,精密测量比较困难,用光学方法将成为必需的。
另外一种跟踪方法是无线电物理学的。在卫星上安装一个频率非常稳定而功率小的发射电台,随时向地面播送每秒振动一百零八兆周的电磁波,从地面上两观测站收到电磁波时间的前后(用相角差来计算),就可测得卫星的速度和位置。卫星上的发射电台是受地面上控制的,只有靠近观测站,收到地面上的号令时,才开始向地面发射,这样可以节省卫星上的用电量。无线电物理的方法,不受天气和时间的限制,不论阴晴昼夜,都可进行观测,而且所得的数据也十分精确。
人造卫星的体积和载重量都受有严格的限制。重量增多半公斤,就足以使速度每小时降低约一百公里。现在设计的人造卫星,全重不过十余公斤。测量高空大气密度最适宜的形状是球形,因此它可能是一个直径约五十糎的圆球;如果为了能安装较多的仪器,它也可能是一个长四十五糎直径十五糎的圆柱体。无论如何,卫星上要安装的发射电台,其结构必须轻巧可靠。现在已有两种设计在实验时期,一种是采用小体积和小功率的真空电子管的,连天线和电池等在内,重约一公斤半。另一种是采用晶体电子管的,全重约一公斤。但在高频时,真空电子管较优于晶体电子管,因为用晶体电子管时还需要保温的设备。不论采用哪一种电子管,都要有晶体稳定频率的装置。卫星上的电源,是用电池供给的,对电池的选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重量轻、体积小以外,电池必须能在高度真空内维持原有的性能。目前所采用的日光电池优点很多,但它在高空内的可靠性,还待验证。
很久以来,人类受地心引力的限制,不能到高空作测量,以进一步了解许多物理现象,但科学工作者并没有放弃这种企图。最初他们采用上高山放风筝和放气球等方法到高空去作实验,虽然所能到达的高度只有几十公里,但他们的收获是丰富的,得到许多在地面上得不到的资料,如同温层的确立,太阳光谱的吸收问题等。然而,有许多有趣的问题必须在离子层(约四百公里高)上面作观测,才能得到更有意义的成果。因为离子层是一层导电的气体,它对宇宙线电磁波和其他从太阳及星体发射出来的粒子都有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采用火箭可以探测到三百公里的高空;但火箭只能在上升和下降的短时间作快速的观测,不能对某些现象作长时间平均的测量。人造卫星不但能到达更高的高空(约距地面五百公里),还能在高空飞行较长的时间(十数日至数百日),并能行经广大的地区上空。因此,它有特殊的优点。
人造卫星的应用还可以帮助研究地球物理中一些重要问题,以下是几个应用的例子:
空气的密度离地面愈高愈小,在人造卫星的轨道处,空气稀薄的程度相当于真空电子管内的高度真空。所以卫星飞行时只受到轻微的阻力。但这轻微的阻力,终能使卫星的速度慢慢减少,使它的轨道逐渐靠近地面。因此,从轨道和速度的变化,可以求得各种不同高度处的空气密度。这对研究上层空气内的化学变化有重要价值。
地面上的磁暴,是因为太阳发射出来的粒子所引起的,粒子的压力使地球的磁场收缩,遂造成地面上磁场的骤然增大。如在离子层上面去观测这一现象,将可以免去因离子层而引起的畸变和衰减等现象。
高空中宇宙射线内数量非常微小的较轻的原子核如硼、锂、铍等是否存在的问题必须采用长时积累的观测方法,才能确定。人造卫星能在高空飞行较长的时间可对类似的问题加以观测。
地面上宇宙射线强度变化的原因,除了射线数目低减外,是否还有动能的衰减。
大气温度随高度的变化并不像密度变化那样简单。在约二十五公里高时,温度最低,约为摄氏表负八十度;在四十至五十公里高的地带,空气中因光生化学变化而成的臭氧分子加多,遂吸收太阳能而温度上升至摄氏零度。此后,到八十公里高时,温度又降至最低。及至上升到一百六十公里时,温度将达摄氏表一千度。人造卫星将对高空大气的温度,提供新的资料。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科学问题可以应用人造卫星来观测和研究,例如地球磁场,离子层本身和它的界限,地壳平衡和水准面,大地测绘、冰山学、海洋学、极光、相对论和地球的反照率等。
最后应该指出,人造卫星的成功和运用,有赖于无线电物理学中高度精确技术。从火箭起飞的控制到人造卫星的远距离传输数据,全部过程是离不开无线电物理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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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历史研究”1956年11期上,发表了胡绳同志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文章,对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解答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的这个问题上的各种混乱的观念,给予系统的分析和批判。
作者指出,很多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著作试图答复历史学是不是一种科学和怎样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但是得不到正确的答复。在这方面存在着几种错误的观点。
一种是根本否认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有客观规律,因而否认历史研究能够成为科学,这可以拿梁启超和何炳松的史学著作作为代表。他们把历史发展的最后根源归结于“心力”、“意志”、“内心动机”等等,因而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作者指出由于社会历史现象是由有意识的人参加在内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通过人们的错综复杂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这就使得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发现科学规律较为困难。梁启超等正是利用了这种困难,片面地极度夸大思想动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在根本上否认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可能。作者批判了梁启超等借口社会历史中同样现象不会反复出现和历史研究中不能做自然科学的实验工作,来否定历史发展中的科学规律的说法。
一种是把历史学说成就是史料学,从而取消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明白主张这种观点的有傅斯年。他认为历史学并不是以历史事实本身为研究对象,而只是以前人留下来的史料为研究对象。文章作者指出了史料工作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史料学和历史研究的正确关系,同时也指出这种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的作法,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把史料学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作者对顾颉刚所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命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不应当被抹煞,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但是在许多地方,史料和历史是被混淆起来。
一种是认为历史学乃是一种“主观”的学问,是没有客观标准的
“科学”。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有的是忠实的进行着史料工作,在个别史料和个别历史事实的考订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他们一到必须提出对历史发展的根本看法的时候,就往往会接受主观主义的影响。有的则是在重视史料工作的掩护下公开宣传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拿梁启超和何炳松来说,在论述史料考订问题的范围内,他们还能自信地说出些具体的东西,但是一说到各个历史事实的相互关系时,他们就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只是在排斥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承认各种因果关系。自称有历史癖的实用主义者胡适更公然主张在叙述和解释历史时不是依靠科学方法,而是依靠“想像力”,依靠“艺术”的能力,来把各种史料组织成为
“历史的系统”。作者指出这种主观主义方法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独创,在某些方面渊源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和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和赛诺波等欧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著作。
最后一种观点是企图把生物学引导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以为这样就有了历史科学,但实际上却是破坏历史科学。主张这种观点的有朱谦之、常乃德、潘光旦等人。他们宣扬“生物史观”“生机史观”
“人文史观”。作者指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生物史观”,其实都只是反映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因为公开否认社会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立足了,所以他们竭力用生物学的名义来给它加上一些装饰。因为想使人相信他们也是从物质条件出发来给与社会历史以科学的解释,所以他们拿生育、遗传的现象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在他们手里的生物学(生机主义的、目的论的生物学)和所谓优生学本身都只是假科学,社会历史的研究和这种假科学结合在一起是一步不能前进的。
文章作者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批判,指出这些错误观点在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工作中起了很坏的影响。同时也肯定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的贡献。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在打破把远古当成黄金时代的迷信、在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在注重叙述的真实性和提高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的重视等方面是比封建时代的历史学有所进步。
文章作者最后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的统一,以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和方法的意义。作者强调指出,有些人好像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的任务不在于对历史事变作科学的说明,只在于歌颂在历史上各个时期起进步作用的力量,而反对起反动作用的力量,愈歌颂得响亮,愈辱骂得有劲,就愈能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实际上这种看法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的。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书的序言中批评雨果的著作“小拿破仑”说:“雨果只是对政变事件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事变本身,在他的笔下好像是晴天霹雳。”雨果不能给事变以科学的说明,像马克思所说的,他对他所詈骂的人的这种描写反而使人觉得这是个伟大的人格。马克思的这种批评,生动的表明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相一致的要求。(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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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我国国内当前主要矛盾的争论
关于我国国内当前的主要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近一个多月来,全国约有二十多种报刊发表了文章,并在解放日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十几种报纸上引起了争论。争论的主要之点在于: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可以理解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前国内的生产关系是否已跑在生产力的前面了?这个争论还在进行中。从现已见到的意见看,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论者主张“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他们所持理由是:社会制度即指社会经济制度,或主要是指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经济制度,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已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所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反对这种看法的论者认为:
(一)我国目前既有社会主义的经济,也仍有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和个体经济,所以不能说我国目前的生产关系都是社会主义的。(二)“社会制度”这一概念是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全部上层建筑的总的概念,如把“社会制度”仅仅理解为“生产关系”,就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它们相互作用的重大意义。
主张我国目前是生产关系跑在生产力前面的论者认为:(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水平落后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已基本建立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飞跃了一整个时代,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余地,生产的社会革命虽已基本完成,但生产的技术革命还只在开始,(二)我国生产关系改变之后,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迅速增长,推动着生产力向前发展,这就是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落后的表现。(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和国家能够自觉地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新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成熟的条件下,先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开辟生产力发展的广阔余地,来发展生产力。(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相互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表现为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种规律是表现为适合了又不适合,不适合了又适合,其总的趋势是一定要适合,但不是如影随形,亦步亦趋。(五)也有些论者认为:所谓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是指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水平的前面,而不是说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性质的前面;我国目前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是适合的。
不同意上述看法的论者的理由是:(一)如果说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已走在生产力的前面,那就仿佛说我国目前的生产关系不是按照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建立的,而是凭着人们的主观意愿建立的。(二)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关系虽有影响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它是始终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的事,过去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三)我国目前不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只存在着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矛盾,这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表现。(四)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说和历史上过去任何社会制度比它是先进的,所谓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是指和我国先进的社会所提供的广阔的发展可能性比、和先进的苏联生产力比是落后的;不能说我国生产关系已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五)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我国私有制还没有最后取消、按劳取酬的原则还未完全实现,足见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没有完全扫除。所以现在还是要继续改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争论双方的意见看来,大家对于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点并没有怀疑,绝大部分同志也同意目前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方面,问题在于:有些论者认为这种不完全相一致是生产关系跑在生产力前面了。另一些论者则认为,这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完全相一致,并不能说是生产关系跑在生产力前面,如果这样说,就无异说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合了,那怕是另一种形式的不相适合。看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双方对于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性质相适合的基本原理在认识上是不一致的,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者之间的辩证的统一也各有各的理解。因此,弄清这些争论之点,对于我们具体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条原理、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实际将会有所帮助。 (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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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工作
本报讯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有了发展。截至目前,潞西、瑞丽、莲山、盈江、梁河和陇川等六县已有小学二百五十七所,入学儿童已达二万五千多人,比解放前增加八倍。为了适应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几年来自治州培养了不少民族师资,改变了过去没有民族教师的面貌。瑞丽县七十二个教师中,就有三十三个民族教师。目前自治州除了继续在民族师范学校中培养师资外,还保送了六十名傣族和景颇族的优秀青年到北京和昆明的民族学院、卫生学院和民族师范学校深造,以及在州里开办了民族教师短期训练班,有一百十五个民族教师在这里深造。
在加强民族教育工作中,有关部门还注意帮助汉族教师民族化。潞西县汉族教师中,大部分能用傣、景颇民族语言和文字进行教课,大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以民族文字作教材方面,自治州先后发行了傣文语文和算术课本达七千册、傣文扫盲课本一万七千多册,并用傣文编译了通俗读物三十四种,受到了傣族人民热烈欢迎。 (罗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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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造各种办法进行扫除文盲工作
  北京养路工程事务所工会主席介绍工作经验
据新华社讯 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的工会主席,在7日北京市职工扫盲干部会上,介绍了他们在职工当中进行扫盲工作取得成绩的办法。
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的职工共有一千七百多人,今年开展扫盲运动以来,由于联系实际,采用多种学习组织形式,占职工70%左右的文盲、半文盲绝大多数参加并且坚持了文化学习。经常参加学习的占入学职工的95%左右,基本上消灭了旷课现象。今年上半年职工学习成绩及格率达84%强。
养路工程事务所的工作单位分散,生产组织经常变动,职工文化程度不齐。扫盲工作就根据这些具体情况,采取了班、组、包教包学和自学、小先生等学习形式。同级学员在十五人以上的编成班,同级学员三人到十五人的编成小组,同级学员不足三人又有教员的实行包教包学,人少没有教员但有点基础能自学的就组织自学,人少又不能自学的就采取子教父妻教夫等找小先生的办法来学习。
养路工程事务所用就地取材的办法解决了扫盲教师的来源。
养路工程事务所在开展扫盲运动以前,党、政、工、团、业余学校等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研究、分析。首先,了解文盲、教员的人数、分布和思想情况。在这基础上,又用大会动员、群众互助动员和个别说服的方法进行了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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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央群众艺术馆等单位推荐一批春节演唱材料
本报讯 中央群众艺术馆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剧本”及“歌曲”编辑部合作,编了一份1957年春节群众演唱材料目录。其中有:独幕话剧三十二个,各地戏曲与小歌舞剧三十五个,舞蹈节目十一个,音乐节目三十四个,曲艺节目四十六个,共计节目一百五十八个。这些节目,大多数是在各地会演与评选中得奖,或长期受到群众欢迎的作品,易学易演,为群众喜闻乐见。中央群众艺术馆已与有关的出版社和新华书店合作,从12月中旬开始陆续出版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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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偶步“书林”
  史断
半年以前,工余或者例假的时候,我偶尔也跑跑杭州的古书店,花上一元、八角,拾几本古旧书籍回来看看。那时的书价确实便宜,三、五块钱可以买到一部清初精刻的诗文集;白棉纸的明版书,也只不过几块钱或几十块钱一部。我买过一部万历年间邓原岳刻的白棉纸的“世说新语”,就只花了六块钱。现在,我是偶尔又偶尔地跑跑了。倒不是没有兴趣,而是:一则买不起,书价半来年上涨几倍到几十倍;二则买不到,几乎除了旧教课书,其他的都被外地的什么阁、什么斋之类的古书店大捆小捆地捆载而去,书架上有时“空空如也”。
古籍是我国文化遗产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古书业对于古籍的搜集、保存和流通起着重要作用,这都是应该肯定的。古籍及其行业过去曾经一度被不正确地对待过,如论斤计价,强迫改行之类,这当然不对。目前有的地区对古籍尚漠不关心,对访书者多方作难,可见这方面的问题尚很严重。西谛同志在“漫步书林”中曾为此大声疾呼,这我完全护拥。但是我又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需要重视起来,即对于古书业的领导和改造问题。
这中间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杭州的情况来看,似乎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一)古籍的价格问题。古籍是很难计算成本的,也不能像红糖白糖那样规定毛利几分;但它与其他商品之间、同一商品的不同品种(版本不同,印刻纸墨不同等)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比价,我想这也是肯定的。现在,古书店可以任意讨价和抬价,成了“无政府状态”。一本明朝郑若曾著的“江南经略”,收进只有几十块钱,出卖时讨价千元,终于以四百元高价卖给来熏阁;七十二册敌伪时期出版的文艺杂志“文心”,有什么文献价值呢?只因少见,居然也卖了二百元;一部普通版本的高邮王氏的“读书杂志”,第一次讨价八元,第二次就要三十二元;连两小册的“佝偻集”(原价一元一角)也要卖到十几元,这些是什么价格!为什么把古籍价格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操纵在名义上已经公私合营、实质上尚未进行重大改造的私商手里?全业公私合营以后,其他行业的商品都在逐步提高质量,降低价格;独有这一行业的“商品”狂涨不已,这现象是否完全正常?(二)经营的方式问题。城市和农村的确散存着大批古籍,有些极有价值的书籍和文献当作废纸在毁掉,这也时有所闻。古书业的从业人员深入民间,把这些古籍收购上来,从毁灭中“抢救”出来,加以保存和流通,这是在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杭州也确有几家古书店从废纸里“抢救”出不少太平天国的文献。我认为这是古书业经营方式上的正确方向。但现在却不是如此,他们很少真正深入到民间去收购和“抢救”了;而代替以书店与书店之间的互相套购,层层转贩。北京、上海的书商大批拥到杭州来,包了栈房,请客、游湖,抬高书价(如原书店标价一元,他们给一元二角,唯恐书价不涨)大事套购;杭州的又大批拥到绍兴、宁波、江西、湖南去;杭州各书店之间又互相套购。就是这几本书,你贩来,我贩去,所得的结果,除了书价凭空涨了几倍到几十倍,古书业获得空前利润,购买者
(公家和私人)倒霉以外,对文化事业究竟有多大益处,这是值得冷静考虑的。这一经营方式究竟与旧社会的投机商的经营方式有多大差别?(三)对私方人员的教育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服务,这应该是公私合营后的古书业中私方人员的工作态度和目的吧。但现在有些私方人员却不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目的来从事工作的。如有一家存书很多的古书店,为了谋取高价,解放以来长期把大批古籍囤积不卖,最近已经发现有六千斤古籍被虫蛀得完全不能用了,这是多大的损失!多大的罪恶!
偶步“书林”,略有所得,拉杂写出,供有关方面参考。倘能引起注意,亦“书林”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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