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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构庞大有害无益
为什么要这样庞大的机构编辑同志：
煤炭工业部在1955年7月刚成立时，机关编制人数是八百二十一人，实有人数是九百多人，当时领导上准备精简一百人。但是，后来这一百人并没有被精简，随着机关编制的扩大，到今年6月全部编制人数增加到一千零三十五人，现在实有工作人员增加到一千二百多人了，如加上附属单位则在一千五百人以上。
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增加了这么多的人，是不是完全都是因为业务需要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据我所知，目前我部有些局和司人浮于事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甚至有些局和司需不需要设立也很值得考虑。如我部的基本建设工作，根据目前的业务情况，由一个司来管理就可以了，但领导上硬要分为基本建设管理司和基本建设技术司两个单位，这样编制人数就从六十二人增加到一百六十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这与领导上在“社会主义高潮”的影响下不顾实际地盲目扩大编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今年年初中央提出在十二年内在科学技术上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口号，技术司的领导上就强调要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成立科学研究处和技术通讯处的方案。技术通讯处有十个干部，任务是专门收集有关煤炭工业的外国技术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后整理成书面材料供领导上参考。但由于实际工作不多，这些同志感到非常苦闷。科学研究处，实际上只领导三个科学研究院的日常事务，就配备了十个干部，其中有四名工程师。该司原来有个选煤处，负责指导各企业选煤厂的业务工作，也是在今年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影响下盲目扩大为局，编制就由二十人增加到五十一人。
原来在机电司下设有一个工厂管理处，负责领导三个机械制造厂的工作，有十个工作人员，一般说来工作搞得还不错，但部的领导上考虑今后十二年的发展如何如何，就决定把处改为机械制造局（已报国务院审批），编制扩大为三十一人。
再拿管理干部和负责干部定员工作的干部司来说，该司在煤炭工业部刚成立时，定员为三十八人，今年把干部培训工作划归教育司领导以后，本应减少人员、但恰恰相反，人员反而增加到四十四人。
也有个别领导同志认为人多好办事，因而片面强调本单位工作重要，要求增加编制。如保卫处去年只有十八个人，工作也一样做得很好，但现在却一定要增加到三十一个人。人增加以后，摊子大了，再叫处就不像样了，所以该处处长曾多次要求要把保卫处改为保卫司。
我部机构逐渐扩大，人员日益增多，干部从那里来呢？只有从所属的企业中抽调。单从1956年1月至10月计算，就从基层单位抽调科长以上干部三十三人，其中处长十七人，局长八人。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是基层单位最强的干部，在下面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调上来后，有的因工作分配不当而不安心，有的虽然工作比较安心，也因工作不多而感到苦闷。
机构逐渐扩大，人员不断增加，那么工作可以做好了吧？事实也不是这样。有的司人多事情少，有的干部没事干，就闹各种思想问题。部里干部增多了，按理对基层单位的领导应当更具体更直接了，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原来开滦、峰峰、井陉和京西四个煤矿由部来直接领导，这四个矿离北京较近，直接来京请示问题，解决问题都很方便。领导上认为直接领导这四个基层单位很麻烦，决定成立天津煤矿管理局来专管这四个煤矿。这样京西煤矿有问题时就得从北京到天津去请示，然后再由天津煤矿管理局请示部的领导才能解决，这样不仅增多了层次，浪费了人力，而且使部的领导更脱离了基层，脱离了实际。
宏 钟
人多并不好办事编辑同志：
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应当紧张地工作，可是，财政部农业税司却是另一种情况。这个司共有三十二个正式工作人员，其中司长级干部二人，处长级干部七人，科长级干部七人，科员、办事员十六人。这样，科长以上干部就占干部总人数的50％，每人平均领导一个科员或办事员，科员也多是比较老的干部。
按理说，这样多的领导干部，工作一定是做得好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拿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说，因为领导干部太多，工作不多，所以有许多事情都由处长、科长亲自做了，下面干部非常清闲。有一部分同志终年没有一个固定的任务，只是应付“临时差使”而已。另有一部分同志虽然每年都有下乡任务，但平均起来，每年顶多下三个月乡，整理三个月的材料，其余的时间做些临时工作和读书、看报、休息……。有时，虽然有一些临时工作，但是早已有司长、处长、科长定出了具体作法，下面干部只要照着办就行了。也许有人说：“领导上布置工作具体，不是很好吗？”具体领导，当然应当受到下面干部的欢迎，但是像我们这个司具体到让干部只要动手，不要动脑的地步，却是很糟糕的，这会阻碍干部积极性的发挥。
这个司的领导干部的积极性是不是得到充分发挥了呢？也没有。领导上有领导上的苦恼，就拿司长、处长来说，一应大小事情，都得司长、处长共同商量，而且有许多问题常常不能得出一致的认识。比如起草一个文件，单单推敲文字，要推敲几个月，你有意见，就改过来，他不同意再改过去。今年有三个文件，就一直推敲了五个多月，还没有最后定稿。
在7月间，由于司里业务有些改变，工作也就更加清淡，所以就把原来的三个处改为二个处。这样一个处就有三个或者四个处长，处长多了，连科长的作用也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了，科长被当作科员使用了。因此，建议领导上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单位的人浮于事的问题。
小 风（附图片）
有这样的机关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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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鲜明的对
比两个犯了同样错误的党员，由于党组织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一个进步了，一个消极了。
孙界
一些农村党员、干部，常常在工作中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用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甚至打骂群众，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使工作受到损失。这种强迫命令行为的发生，固然犯错误的基层干部要负责，但常常是同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此，党的组织在处理这类错误时，除了要担负起本身应当担负的责任以外，应该着重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思想教育，而不应该采取惩办主义的作法；就是对于个别错误严重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同志，也应当热情地关怀和帮助他们，而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歧视。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而不致伤害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这里就有两个例子。江苏省泰兴县薛徐乡的共产党员薛栋臣，在1954年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由于严重的强迫命令，受到了县委的通报批评。以后乡党支部书记不断地对他进行教育和帮助，向他说明了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群众的老爷。每当他在工作中碰到困难时，就具体地帮助他解决，反复地向他交待工作方法，使他逐步地从实践中懂得了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受到很大的感动，不但没有消极下去，而且克服了过去的强迫命令作风，遇事都和群众商量，工作干得也很起劲。例如今年秋收时连续下大雨，高粱、粟子在地里要出芽，薛栋臣同志就立即召开社员座谈会，研究抢收方法，结果使八十多亩高粮、粟子避免了损失。现在社员只要提到薛栋臣同志，就把大姆指一伸说：薛社长大不相同了，过去是强迫命令，现在是走群众路线的好榜样。
这个乡的另一个党员王余龙，同样也犯了严重的强迫命令错误，并因有腐化行为受到行政撤职处分。这以后，由于党的组织既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也没有教育他改正错误，因而他消极悲观，工作上躺倒不干。这样，群众对他就有了更多的意见。
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虽然两个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基本相同，但因为党的组织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结果一个进步了，一个消极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党的组织正确地对待犯错误的党员，对于团结同志和做好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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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证”何其多？
邓瑄祚
我有一个皮夹胀得满满的，里面装的并不是钱钞，而是比钱钞更重要的各式各样的证件。
证件确实太多，从名称来说，除了大家熟知的“工会会员证”、
“兵役证”以外，还有“省人民委员会临时出入证”、“仓库工作证”、“仓库检查证”“医务所诊疗证”、“政治理论学习听课证”、“图书馆借书证”、“伙食团用膳证”、
“公用自行车乘车证”。这已经够呛了，如再加上“棉布购买证”、“购肉证”、“购油证”……等等，真不下二十多种。证件的来源，有全国统一的，有全省制订的，有机关印发的，甚至还有机关内的科室，例如我们秘书科颁发的“用膳证”、“乘车证”。差不多的证件上都少不了姓名、年龄、籍贯、性别、工作单位等项目，有不少的还要贴上照片、盖上印鉴。从颜色来看，红、黄、蓝、白、黑都具备了，真可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拿我来说吧，一个普通的工作日要交验多少次证件：早上进机关上班，交验“机关工作证”；到仓库了解物资储备情况，交验“仓库工作证”；骑公家车子到省人民委员会开会，交验“乘车证”和“省人民委员会临时出入证”；回到机关食堂用饭，交验“用膳证”，下班听政治学习报告，交验“听课证”；傍晚到工人文化宫散散步，交验“工会会员证”；假如是生点小病，或是晚上到仓库检查一下安全设备，那还得劳“医疗证”或“仓库检查证”的驾。我这小皮夹也真够辛苦，一天只见各种不同颜色的证件进进出出，也难怪原是崭新的皮夹，用不到一年眼看就磨坏了。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却不在少数。
不同的证件有不同的用途。有些也确有必要，但证件是不是要这么多？“分工”要这么的细呢？却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比方说：在一个“机关工作证”上，是不是可以证明这个人可以进出本机关，可以借用公家的自行车，可以到机关食堂内用饭，可以上机关的医务所看病，可以参加政治学习。假若他因工作需要进出其他部门，是否可以就在这份“机关工作证”上加盖其他单位的印戳而有效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证件多了，并没有什么好处。费事、费钱、难保管，甚至贬低了证件的作用。有这样的事：一个机关工作人员上馆子吃东西，忘了带钱，就把“政治学习听课证”押给饭馆的老板。证件多了，又不统一，填发的单位又多，什么都可以“证明”，又难免真伪难辨，鱼龙混杂。过去反对过“五多”，但其中没有提到“证件多”，我看这种滥发证件的现象也该“反”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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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各部门滥发公文现象开始减少
中共上海邑庙区委采取措施减少会议
新华社沈阳6日电 沈阳市人民委员会和各区的人民委员会，在检查文牍主义作风以后，各部门滥发公文的现象开始减少。据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统计，今年七、八两月份市人民委员会及办公厅收到各部门的请示公文，比检查文牍主义以前的五、六两月份减少了20％，9月份又比8月份减少9.4％，10月和11月份收文的数字还在减少。公文精简的结果，不但可以节省公文收发、打印各个运转、打印等环节的人力，并且有助于领导干部抽出更多的时间深入到下层去接触实际问题。
沈阳市在今年夏天开始普遍检查各单位的文牍主义作风。检查中发现各部门和各区的文牍主义作风很严重，某些单位甚至已经泛滥成灾。如有的局的领导干部把签署文件的权力完全交给了秘书，结果发出大量公文还不知道，卫生局的一些科长把手戳交给科员代管，科长不看文稿，就由科员代为盖章。有些机关同在一座房子里办公，也互相发文联系事情。积压公文的现象也相当严重。根据检查结果，北市区举办了小型的反对文牍主义展览会，卫生局等单位采取措施简化了公文运转手续，精简了一些不必要的行文。市人民委员会也制定了文书处理制度。
本报讯 中共上海邑庙区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减少基层党组织会议过多的现象，使全区许多基层支部从忙乱中解放出来，并且推动广大干部改进了工作方法，更加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
上海邑庙区是一个手工业、小工厂和小商店较为集中的市区，基层党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过多的会议，使他们不堪负担。如公私合营毕美康厂党支部书记陆惠仁，3月份一个月就参加了四十八次会议。会议过多的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党员的生产和学习，使党员和群众的关系也疏远了。公私合营林康袜厂的王慧英，因为常常在生产时间开会，在劳动竞赛中就经常达不到自己提出的指标。毕美康厂的党支部书记陆惠仁出去开会，因为无人接替他的工作，竟使生产停顿了几个小时。群众讽刺这些同志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生产上的落后分子。”还有不少党组织的干部，因为晚上也开会，不能很好地学习文化。
中共邑庙区委针对这些情况，采取了下面的措施：首先是解决干部兼职过多问题。基层组织的主要干部兼职过多的现象是普遍的，有的人甚至身兼七职到九职，从支部书记直到扫盲协会、体育协会的主任，什么事都管，这样就使他们要拿出很多时间来开会，不可能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因此，要想干部摆脱过多的会议，必须减少他们的兼职。邑庙区委已向基层党组织提出：党支部正副书记、工会正副主席、团支部正书记都不要兼职，党支部委员一般不要兼任团支部和工会委员，要提拔和吸收更多的优秀职工和优秀团员参加团和工会的领导工作。在区委统一领导下，各个基层组织都有计划地提拔了一批干部，在全区商业系统中就提拔了干部四十五人。现在全区三十一个区店的二十九个支部的干部都已基本上不兼职。其次区委又严格地控制了区委各部门的会议，规定每星期只有星期二、五的非生产时间内，可以召集基层干部来出席确属必要的会议，会议的时间一般不能超过两小时。区委各部召开全区性的基层干部会议，要经过区委批准，并且要预先登记。这个制度在开始贯彻时，许多干部都不习惯，觉得工作无法开展。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这样做不但会议大大地减少了，会议的质量提高了，而且促使干部加强了工作的计划性，改进了工作方法，用个别活动代替了会议，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比过去密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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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
结束在上海的视察工作
新华社上海8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上海的视察工作已经在7日结束。
几十位代表和委员在将近半个月中视察了一百多个基层单位，对自由市场、工业生产、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仔细的了解和讨论，并且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意见。
代表王志莘等到了上海几个最大的副食品市场，他们看到那里有大量的蔬菜、鱼虾、鸡鸭，市民们正在自由选购。在市场上交易的双方向代表们谈到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代表们还了解了自由市场的经营管理工作，同时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要加强摊贩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以避免抬高价格，或产生黑市等建议。
政协委员张德庆等视察了上海一些制造汽车配件和附件的工厂。张德庆对汽车机械制造富有经验，他看到这些工厂的工人能克服生产设备简陋、材料不足等困难，创造性地制造出质量很好的产品感到很高兴。张德庆在视察中向工人们介绍了苏联等国家制造汽车配件、附件的先进经验，并且对很多工厂缺乏防护设备、工人不重视安全生产提出了批评。
代表傅作义在上海郊区详细地视察了农田水利灌溉的情况，多次倾听了农民对水利灌溉的要求，并且到田间视察了人工降雨站、抽水机站。他在了解了当前上海农田水利工作中存在的防汛、清淤等问题以后，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掌握上海的水文情况，同时应该根据上海这个水网地带的特点，有重点地来试验修闸防汛的办法，并且可以考虑逐步推广利用流动的抽水机来灌溉农田的方法。上海市的农业水利机关认为这些意见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丁志辉、黄鼎臣、郑振铎、蔡畅和其他一些政协委员分别视察了卫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视察者在这些部门留下了有关发挥医院潜力、节约印刷纸张、加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等多方面的意见。
7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的负责人柯庆施、曹荻秋、金仲华等特地邀请代表和委员们举行座谈，听取了他们对上海各方面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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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强拆民房
新华社8日讯 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各市镇强拆民房，弄得许多人流离失所甚至自杀，引起台湾居民普遍的不满和反抗。据台湾报纸说，最近蒋介石集团“台湾省政府”由于各县市在强拆民房时发生许多困难，竟发出一个“指示”，规定蒋介石集团警察和官员因强拆民房而造成受害人自杀死亡等后果，都“不负刑法上的责任”；居民如果阻挠或抗拒拆屋，应以“妨害公务罪”逮捕押往法院处罚。
台湾居民由于生活贫困，许多人都在市镇的空旷土地上和河边用竹、木、干草等盖起棚户栖身。这些棚户到处林立，使蒋介石集团在台湾大量征用土地作为军用地段和出卖地产搜刮钱财受到影响，而且也被认为是“有碍美国友人的观瞻”。因此蒋介石集团在“取缔违章建筑”的名义下，不顾台湾居民的死活，疯狂加以拆除。在六十多万人口的台北市，这种穷人居住的棚户就约有三万户。蒋介石集团台湾各县市政府都设有“取缔违章建筑大队”，专门负责强拆民房的工作。拆屋大队的人员常常向遭受拆屋威胁的贫民敲诈勒索。
台湾报纸说，蒋介石集团不光是强拆这些棚户，有些砖屋也不能幸免。
蒋介石集团这种祸害居民的措施，引起居民普遍不满和反抗。殴打拆屋警察和官员的事件，在台湾经常发生。不久前，高雄市的警察和官员往拆市内的七户“违章建筑”时，居民们就在屋内抬出四口棺材，准备以死相抗。台北县的“拆除违章建筑大队”最近到中和乡强拆民房，被愤怒的居民包围，要把他们缴械，吓得他们不敢动手拆屋就逃去，后来，有居民多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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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全国拳击等表演赛
昨日全部结束
本报讯 1956年全国拳击、击剑、技巧运动表演赛，在昨天（8日）下午举行单人技巧运动男、女自选动作比赛后，技巧运动的名次已最后揭晓。至此，所有各个项目的比赛也宣告全部结束。
天津市杨波紫以二十七点二的总分获得女子技巧运动全国冠军。技巧运动包括自由体操、单人技巧动作，满分是三十分。取得亚军的是北京市黄新河（二十七分）；第三名是上海市王淑英（二十五点七分）。
获得男子技巧运动全国冠军的是上海市黄之清（二十六点八分）；北京陈纪铨也得二十六点八分，但是他的试做次数多于黄之清，所以退居亚军；第三名是上海市乐振祥
（二十六点六分）。
男女双人混合技巧运动（其中包括男女自由体操，满分是四十分）全国冠军是北京市黄新河（女）和严亥（三十六点五五分）；亚军是浙江省徐可平（女）和胡俊（三十四点三五分）；第三名是上海市蒋慧玲（女）和乐振祥（三十四点二分）。
取得男子双人用力技巧运动
（包括个人自由体操在内，满分是四十分）全国冠军的是北京市王梦奎和罗文铣（三十五点九分）；广州市朱启平和谭任民以三十三点五五分获得亚军。第三名是哈尔滨郭书增和白占山（三十一分）。
昨天晚上在北京市体育馆，各个项目的优秀运动员还为北京市观众举行了精彩的表演。（施毓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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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苗乡纪行
罗印文
“你想了解这个地方过去受干旱威胁的痛苦生活吧，告诉你，就是点起灯说上无数个夜晚，也是讲不完的。”
当我来到凤凰县千弓坪乡的时候，人们这样对我说。
聚居在这里的苗族人民，祖祖辈辈为了找寻水，不知道踏遍多少山头，钻过多少岩洞，到头来还是没有找到。
“人民政府只要能够给我们解决水利问题，我们子子孙孙也不会忘记。”
人民曾经这样深切地盼望着党和政府。
从解放的时候起，党和政府的干部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遍访山头和岩洞，结果还是一样。去年夏天，县长亲自率领五个干部来到这个乡，在一个古老的早就没有见过流水的洞边，仿佛听到一阵阵的潺潺声，于是拼命往下挖，用四根两丈长的竹子通下去，接连搞了五天五夜，才抽上来两担水。
当地党和政府确实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
早在1951年冬1952年春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人们就着手研究从根本上消除干旱的办法。听群众说，这里不是没有水，是因为这里的地漏水。地底下有河，叫做“阴河”。每年落大雨时，溪道里也有水奔流，但不久水就从地面上的陷眼流到“阴河”去了。1952年春天，人们为了把这宝贵的水蓄住，便在溪道源头筑了座坝，因为那时还没有筑坝的经验，工程质量不高，盛不住水。人们计议着要修大型水库，不能让成千成万的苗族人民的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有些群众说，地漏水，蓄不住的。为了闹清楚这个问题，在1954年请来了地质工程师。地质工程师作了初步的勘查，判断溪道源头的地底没有褶皱和断层的构造，不会有阴河，在这里修水库不会漏水。人们高兴已极，湘西苗族自治州农林水利局派来了技术干部，立即开始设计。
简直有些急如星火了，当第一张设计图纸还在省人民委员会水利厅办公室，工程师们正在研究的时候，修正的设计图纸又送去了。这个拦水坝的工程是艰巨复杂的。如果万一设计不好，甚至万一地底下出了问题，那不是意味着干旱还要侵袭苗族人民吗？去年秋天，省水利厅派了副总工程师顾知礼来到凤凰。他在这里对地层情况、坝址和坝型的选择等，作了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人们要把这个水库建成为最可靠的水库。
虽然地质工程师在这里勘察过，他们还是召开了老农座谈会，向他们了解地层情况，并且发动干部和群众上山作普遍检查。在溪道源头两边的山坎上发现了三个岩洞。要是岩洞同溪道下段的阴河相通，到水库建成，蓄水面超过岩洞时，水不就漏掉了吗？人们找来了黄泥水和桐油，往洞里灌，黄泥水和桐油不是流走了，而是流到溪道里来了，也就是说仍旧流到了未来的水库里，人们才算松了一口气。
那个作为未来水库的溢洪道的山洞有没有问题呢？尽管当地有人说，这个洞如何神奇，从来没有人敢进去过，湘西苗族自治州农林水利局水利科科长贺奇响，还是带领两个干部进洞去了。反复查看后，认为岩层构造和水库下岩层构造一致；同时他们在山洞出口的地方，测量了水流量，和进洞时水流量一致，证明水流经山洞时，没有消失或增加，也就是说里边没有通阴河的洞。
工程师们设计了三个坝址和八种坝型，反复进行比较，并且研究了我国民间传统的修筑拱坝的经验，参考了苏联和波兰修筑拦河坝的经验，最后确定在山洞进口的地方修建拱坝。坝身高二十三点三五公尺，是湖南省第二个最高的坝。
1955年底，规模浩大的水库建设工程开始了，经得起水力重压的水泥从山西太原运来了，泄洪用的无缝钢管从鞍钢运来了。汉族技术工人和汉族岩匠都从外地及时赶来了。人们喊出了响亮的口号：“支援苗族兄弟！”在这个山村地区，不用说冬天是冷的，就是在春天，三月还有飞雪。汉族工人和岩匠，同当地参加修建水库的苗族民工一道，忍受着寒冷；有时甚至要跳到冰冷的水中进行工作，也都没有怨言。许多苗族民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工程，技术跟不上，汉族工人和汉族岩匠就耐心帮助他们。开始抬岩的时候，每一抬岩小组里，都有一个汉族岩匠参加，和苗族民工一起抬两天，教给他们如何套绳子，穿扛子。当民工们把石方快要抬到筑坝的地方的时候，岩匠们就来接肩。苗族民工欧启元说：“这些客家人（即汉人）真好，哪一样都帮助我们。”
今年6月初，这个命名为三江寨的水库建成了，苗族人民世世代代日夜盼望着的水，顺着那纵横交错的渠道，欢腾地流向田野。人们沿着渠道两岸欢呼着。眼睛不大好的七八十岁的老伯伯和老大娘，争着要人领到渠道边，他们说，我们看不着水，让我们去摸摸吧！
从这个时候起，这里许多田地再也不会受旱灾的威胁了。今年虽然两个多月没有下雨——是近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大干旱，但水库所灌溉的一千四百多亩田，仍然比去年增产粮食十六万多斤。干旱所带给人们的说不尽的痛苦，一去不复返了。（附图片）
湘西苗族自治州吉首县马动坳区的梯田 （民族画报稿）林国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