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8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从待遇想起的一件事
陈登科
待遇这两字,在我们脑子里,并不生疏,我们都非常熟悉。过去,打游击的时候,人也谈待遇,那时的待遇,叫政治待遇;今天的待遇,不是单纯的政治待遇了,还包含着经济问题,因此问题也就更加复杂化了。
近来,工资改革中,有的人为着级别高低,情绪上大为不满,当然也是待遇问题。
我想,一个工人,一个机关职员,对自己级别不满意,出来说说话,不是不可以的,我们国家的工资政策,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只要工作做得多,负的责任比别人重大,国家所给他的报酬就应该高些。不过我从这件事,又想到另外一件事了。
今年7月里,我在哈尔滨遇到一位旧友,他还是干的老行当,在哈尔滨日报做记者。旧友重逢,见面时总有谈不完之感。我们谈话的内容,确实也太广了,从哈尔滨日报扯到“本报内部消息”那篇文章,从基本建设谈到增产节约。当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完成的程度时,他一再向我推荐铁路工厂一位先进生产者。他再三地向我宣传,这位工人,叫苏广铭,是一名铣工,从今年7月起,已开始做1958年的下半年的工作了。我终于在这位朋友热心鼓动下,跑到苏广铭的家里。
当我走进苏广铭家里一看,就知道他的爱人,一定是非常勤俭的人。两间屋子并不大,收拾得挺干净的,使人看起来既朴素,又舒坦。门前小院子里,布置成小小的花园,迎门有株丁香树,树旁有个小小的花坛,西番莲正开,那股清香,直往人肺里钻。喇叭花,爬上墙院,在天空织成天篷。院子里的沙土地,扫得像桌面一样的光滑亮堂。因此,当我在这个小院子里坐下的时候,就特别的注意了苏广铭的爱人。
苏广铭四方方的身材,圆圆的脸,见人难开口,问他三句,只能回你一句,有时一句也不回,只干笑笑了事。就是他的爱人马丽珍特别些,一双大眼睛,黑而发亮,讲话伶牙俐齿,百问百答,千句不乱。
她先向我介绍她的孩子。大儿子今年投考大学,闺女进高二,小女儿在小学里读书;然后就谈她的丈夫,说她丈夫,脾性很怪,见人难开口,大事小事,从不开口,埋头工作。有关她自己,只字未提。其实她虽是一个家属,所担负的工作,并不少于她的丈夫。
马丽珍一身的职务有好多,街道委员会文教委员,党的宣传员,家属扫盲班教员,铁路工厂俱乐部义务图书员,但是,这些还并不能说明她的工作。我们只要知道她每天的时间的安排,就知道她是怎样工作的了。她每天四点半钟就起身,忙着烧饭,把饭烧好,忙给丈夫吃了上班,儿子、闺女吃了上学校;待自己洗好锅碗,正好是上午七点钟,去参加工厂医院的产科学习,这种学习,是为着帮助家属接生。九点钟回来替学员批改作业,十二点钟到扫盲班里去上课,两点钟回来,顺便走菜市买菜做饭。五点钟以后,自己还参加夜校学习。七点到九点,是她在俱乐部图书馆值班的时间。九点钟以后,还有一小时的备课时间,因她从小只念过小学,光靠在夜校里学习,在扫盲班里教不下课,还得利用备课的时间,向儿子和闺女学习,弥补自己的不足。此外,还有什么街道工作,宣传员工作,就更不用谈了,那是不定时的,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做。我们可以算算,她每天的工作时间,也该说是不轻了吧?确也不少于我们一个国家的职员。
马丽珍,是一个工人家属,她既不是团员,又不是党员,也不是国家的职员,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属。
马丽珍从来没有想到待遇两字,她要求的是工作,她热爱她的工作,她觉得她能多做一点工作,是她的光荣。
也有人会说,马丽珍与我们一般的工作同志不同。我说她不同在那里呢?那只能说,马丽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属,是一个最普通的公民,她所做的工作,都是义务工作,她还不知什么叫待遇,我们胸前是挂着国家职员的证章,要求也就要高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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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贺打渔张引黄灌溉工程放水
钱昌照巨闸迎流十丈开,工农建国赖群才,引将天上黄河水,尽为人间服务来。纵横渠道三千里,人力从知可胜天,今日碱盐光板地,来年尽变麦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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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蜗牛
  单复
有些联想是很奇特而引人深思的。
小时候,我家后院种了些花草。春天,江南阵雨过后,院子里那一派清新气象,实在逗人喜爱。这时,沐过春雨的花枝或青苔上,有一种背着个小房子,胆怯地伸着两只触角在前面探路的小东西,在一步步地蠕动着。因为觉得它没出息,出门还背着个房子,一遇风险就缩了进去,所以总爱拿棍子枝子逗弄它,使它感到异常的苦恼和困惑,而自己则颇为得意。
大了,在旧社会到处流浪,这一分童心和乐趣,像个遗落的梦,早已失去。但每当流浪到一个新地方,人地两疏,找不到食宿的处所时,却总要想起故园的蜗牛来。这时,已无当年鄙薄之意,而是十分羡慕了。觉着自己的背上要是也驮个小房子,不也可以在风雨凄迷的街头,安息下来吗?而对于那根播弄着我的、掌握在特权者手里而又看不见的无形的鞭子,就更增加一分困惑和愤恨。
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住在漂亮的楼房里,有了个温暖的家,身心是会有些归宿,本该合十念佛,十分满足了。可是,在温饱之余,某种不满,某种想追求更安逸的不该有的欲念,却时时袭上心来。脑门子一热,利令神昏,就觉得委屈,觉得革命给自己的不该只是这一点点,而没想到自己给人民做了多少工作,于是也便牢骚满腹,忘了过去流浪时风雨凄迷无处归宿的街头,忘了人民给自己的已很丰优,忘了自己是住在舒适的楼房里了。但脑门子的热一退,设身处地想想,不禁竦然地想起蜗牛来,觉得这种只想到自己,只为个人打算的卑微感情,是多么渺小,多么像只虫豸啊!
近几日读“人民日报”,读到了二则关于房子的消息,不知怎样,故园里的小蜗牛,又一步步地在眼前蠕动着。
一则是:北京政法学院领导人员带头,腾出好些房子,解决了因学生人数骤增,房子不够的困难。对于像副院长、党委书记、总务主任等领导同志,能不贪恋于温暖的“蜗居”,搬到办公室去住,让学生们能各得其所,安心学习,这种克己利人,艰苦朴素的高风美德,实在令人感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以表扬,完全是适时和必要的。
另一则是: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几位处长,把省长亲自批给省文联的在里西湖葛岭山麓的两幢小楼房,强加霸占,而让自己的宿舍空着。尽管文联的领导干部东跑西奔,写公文、登门拜访,还是不肯搬出,文联没法,只好搬到处长们住剩下的几间空房里去,这可就触犯了他们,说人家是“胡来”,“没有原则性”,“影响机关团结”等等。文联在这种逼迫下,只好在厕所旁、走廊里办公。读到这里,我虽然也十分愤慨;但不知怎的,在我眼前却出现了一只可怜的、渺小的、驮着个房子出门的小蜗牛来。把那些倚着窗栏、欣赏葛岭夕阳的,或蛮不讲理的人,和蜗牛联想在一起。这虽然有些不恭,也有些不伦不类。但我前面说过,有些联想,是很奇特而引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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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一张节目单的后边
  黎欣
剧场、影院印发节目单,印着剧情介绍、场次、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名单之类,这是大家早已熟悉的,毫不足奇。可是,有一天,当我拿起一张节目单读到末尾的时候,却觉得奇了。那是11月26日的事:我去首都剧场看话剧“双婚记”。在剧场印的节目单后边,突然看到几行在其他剧场的节目单上没有看到过的字:“晚场散场后由本剧场开行的各路公共汽车路线”,下面有五条公共汽车路线的起迄站和详细的中间站名称。这几行字在我心里回环了很久,使我又一次想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的深切含义,同时也联想起一些类似或不大类似的事。
记得前几年,常常怕晚上看戏,尤其怕到远处看戏,原因之一是交通不便:不临电车道,汽车收车早,车少挤不上,三轮索价高。后来,电车、汽车公司觉察到了这一点,调整了车辆和时间,夜晚乘车容易多了。但偶尔到不常去的剧场,或散场太晚,或不熟悉行车路线,仍有找不到车或上错车的情形。今夏,有些剧场想了新办法:场内挂个牌子,写明散场后各路车辆行车路线和时间,进一步便利了群众。现在,首都剧场把行车路线印在节目单上,我想,观众对剧场同志的苦心更会深深感谢的。
另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是首都所有国营、公私合营影院、剧场,日前取消了三市尺以下儿童入场的限制,改进了售票办法,增加了演出场次,一般演出中观众出入影院也自由了。作为一个观众,我对这种利民措施额手称庆。过去限制儿童入场,不但限制了孩子,而且整苦了父母,许多做父母的只好和儿童共命运,长久不进娱乐场所。再如购票,过去排长蛇阵、露宿购票的事是被人称道过的。其实,多添几个售票窗口,长蛇阵就会大大缩短的。至于减少包场,增多零售,广大群众也希望剧场多多注意。有一个问题也许一时难以解决,那就是实行预售戏票,观众先买票后看戏,要跑两趟。路途远的,实在腾不出工夫。过去北京几个剧场实行的联合售票办法不知为什么取消了?
说起这些好处,我也想到剧场里一些缺点。比如节目进行中不得入场,不准携带带皮壳食物入场等,有时执行得的确太死。甚至场内打铃,场门关闭,你听到铃声,也只好被拒之门外。以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剧场都碰到过类似情形,许多节目就此弄了个有尾无头。其实,今天工作忙迫的情况下,故意迟到,给剧场找麻烦并影响他人的人实不多见。有的剧场因为限制带皮壳食物,发展到任何食物都不准带进场去,也给观众一些不必要的不方便。还有的剧场的小卖部卖的东西也越来越少,越不照顾群众需要。香烟就是那么几种,糖果就是那么几样。买糖一定要买成包的,概不零售。水果根本没有。炎热的夏天,人民剧场只卖汽水不卖冰棍。问售货员,答曰:“我们这样的剧场,不卖冰棍!要喝有汽水。”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已提高到只喝汽水不吃冰棍的程度了吗?……这些剧场经常想办法限制群众,便利自己,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工作究竟是为了谁。更严重的是,影院、剧场的许多戒律,逐渐为某些机关单位所仿效。也许会说,这样作是为了剧场秩序、卫生、而最终是为了观众吧!但是,应该检查一下效果,群众是否真的得到了益处。
假如一切工作部门都能像首都剧场的节目单那样,处处替群众着想,工作也许会做得更好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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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文奇闻种种
  王方
我是一个文书工作者,从最近我所整理的一些文书处理工作的资料中,发现了一些奇闻,这些奇闻,看来似乎都是小事情,不足挂齿。然而正是它说明了我们某些机关工作者上至执笔签发的领导,下至用印、收发的同志,都多多少少地患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的病症。恕我援引这“奇闻”二字,以引起我们机关工作者的警惕,共同努力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谁是谁非?
对于一个问题的解决,一个头只有一个主意,几个头,如果不交换意见,统一步调,就可能有几个不同的主意了。姑且举个例子说吧,关于企业炊事员工资的开支问题,就接连出现三种不同的主张:劳动部规定在职工福利费开支;全国总工会指示在企业行政费开支;财政部则通知在福利补助基金和企业奖励基金开支。
究竟谁是谁非?叫下面干部如何是好?
扯皮何来?
据广西省供销社反映或者说是诉苦:我省文化用纸历年由湖南、广东省供应,今年全国供销总社非但不分配外省货源,还硬分配我省要供应河北、山东省数百吨,并签订了合同。结果,现在无货外调,大家扯皮。扯皮何来?不答自知。
分身法
依样画葫芦,既不费力,亦不讨好。在我们机关里,这种行为叫做照抄照转,其所以不费力,因为只是把别机关的文件加个头补个尾;其所以不讨好,因为这样的文件除了增加麻烦外,毫无用处。广西省商业厅经常收到三、四件内容性质完全一样的公文,一是国务院下达省人民委员会后转该厅办的;二是商业部照转国务院原文发下的;三是总公司抄转商业部原文发下的;四是省公司抄转总公司原文抄报上来的。本来是一件公文经过几个机关变成了四件一模一样的公文。真有点像孙悟空拔猴毛变法呢!
一辈子的收入
应该说,电报贵在简捷,但事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商业部今年给广西省商业厅拍发了不少特急的长电报,动辄五、六千字。每份电报报费约二、三万元。算一下等于一个普通干部一辈子的收入。并且电报长,译拍费时,从发至收,也要四、五天,和一般邮信时间相差无几。费钱费时,不知所为何来?
桂林迷人
广西省省会在南宁而不是桂林,这已经是1950年广西省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事情了。可是,广西省工业厅今年却接连收到由桂林市转来的中央几个部下发的文件。普通人没有关心广西省会的改变是情有可原的,而国家的几个部却仍把桂林当南宁,莫非是为“桂林山水甲天下”所迷糊了么!?
五千里路云和月
广西省工业厅今年4月20日打报告向重工业部申请拨给氯化钾九十吨,久未见复。5月8日拍电报催问,5月16日收到重工业部一封便函并附回原申请分配氯化钾计划表,说:“这是轻工业部的事。”按理,处理的人,应该:一将申请计划表转轻工业部;二通知广西省工业厅。但事已至此,无奈,广西省工业厅只好再报轻工业部。于是,远从北京回来的那张申请计划表,迫不由己,又踏上到北京去的征途,待得到了轻工业部时,氯化钾早已分配完了。正是:五千里路长征,风尘仆仆,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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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万岁
  严阵新盖的茅屋窗下,摆着一顶钢盔,钢盔当成花盆,栽着一棵玫瑰,玫瑰花儿正开,映得窗纸通红,像那已落山的太阳,正从这钢盔里上升,主人从地里回来了,背着金色的麦棵,他腰里别着的镰刀像薄暮里的一弯淡月,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前线缴获了那顶钢盔,就是他复员以后,亲手栽下了那棵玫瑰,他放下肩上的麦棵,忙着去给花儿浇水,他胸前有颗纪念章,铸着: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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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镜头
唐今
找不到焦点的争论
某基建单位办公室。
挖土工人:“计划员同志!你作的计划不对头。计划的土方数跟实际相差太远啦!”
计划员:“不会错!我按施工图纸计算了足有几遍。”
挖土工人:“我说的是实际。”
计划员:“别搅了。你找个明白人去看看设计交来的图纸,算错了,我负责任。”
挖土工人:“啊?……”
谁说了算
某厂技术监督科长和车间主任发生了争吵。
科长:“如果坚持你们的作法,全部产品都按不合格品处理。”
主任:“我们的作法,决不影响质量。连调度长都同意了的。”
调度长:“质量不会受影响。没问题,我同意!”
科长:“谁说了算?”
质量标准:“我说了算!但是你们不叫我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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