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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工作更复杂更繁重了，但是直接领导农业生产工作的干部反而大大减少了，显然，这是很不合理的。
希望调人充实下层
林韦
半年没做“正经事”
10月份我在山东泰安县的时候，党的县委书记有一次在闲谈中开玩笑说，他觉得自己半年来没有做什么“正经事”。他对“正经事”的解释是：沉下心来住在乡间，住在乡村的干部和农民中间，好好地组织和领导大家从头到尾做好一件重要的工作（当然，目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办好农业合作社，使农民增加收入，社会增加财富，同时完成国家征购农产品的计划）。他说，他和其他的县委同志们有时候也下乡看看，但很少能像过去那样深入下去。原因主要是：县级机关和机关中的部门都在不断地增加，各个部门又都无例外地要求县委大力加强对这部门的领导。各部门的会议和文件一天天增多，每一个部门有人从上面开会回来都要求县委开会听传达，每一个指示来了都要求县委讨论布置，结果是县委把大量时间用于在家开会，很少能够抽身下乡了。
领导办社的人大大减少了
从山东泰安县转到河南辉县，我发现那儿也有类似的也许是更大的问题——经常驻在乡间指导中心工作、指导农业合作社活动的普通干部也大大减少了。
辉县县委派驻胡桥中心乡的工作组的同志们告诉我，去年以前，这个中心乡属于第十区。这个区一共有二十四个干部经常在各乡各村指导工作。其中有十个是区级干部（党的区委委员和正副区长等），十四个是一般干部。撤区以后分成两个中心乡，领导的地片一样大，但经常在乡村指导工作的干部却减成了八个人，其中三个是区级干部，五个是一般干部。这就是说，原来的人有三分之二走了，只剩下三分之一。胡桥中心乡包括三个乡，共有十九个行政村，四千多农户，组成八个很大的农业合作社，每社平均五百多户。但这个工作组里区级干部加上一般干部一共只有四个人。这里所说的一般干部，包括刚刚脱离生产的没有经验的青年。要他们去解决农村中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实在是很困难的。
关于八个农业合作社的情形，工作组同志们说是有五个社增产了，一个社不增不减，还有两个社减产了，其中清下佛社减产达44％。四路口社减产10％。减产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下雨太多，遭了水灾。从主观上说，则是党组织，对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缺少具体领导。夏收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小麦长得很好，可是临收割时大雨一连下了十多天，水淹了。雨后各村都需要马上有人去组织农民排水，抢救庄稼。可是，十九个行政村（八个社）只有四个人去指导，根本顾不过来。清下佛社和附近的小庄社，一共包括六个村，一千一百多农户，只有一个区干部去跑。顾此失彼，实际上扔了清下佛社。结果这个社的社员们没有能够发挥集体的力量，排水抢救工作没有作好，小麦有40％霉了
（有领导的社发霉小麦都在20％以下）。仅这一个社，国家少征购粮食十二万斤。社员受的困难就不必说了。
辉县第十区原来的三分之二的干部都哪儿去了呢？据说有的到了县府各科（有些已扩大成局），有的到了食品公司，有的到了新华书店，有的到了供销合作社（这些工作都是重要的，但是把领导中心工作的干部抽走是不是对的呢？）……总之，他们都离开了领导合作化运动和领导集体生产的岗位。
胡桥中心乡的这种状况，并不是仅有的例外。11月10日我访问辉县县委会的时候，几个县委书记、委员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们都说，直接在乡间领导农业合作社的干部现在大大减少了。他们告诉我：在初解放的几年，辉县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一共是五百人的样子，这些人大部分时间在乡间工作。仅计十个区的区干部，总共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县里经常下乡的人员，全县三百五十个行政村，几乎村村都有专人负责领导。大家认为那时候党同农民群众的关系是密切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就是在去年，各处都只有一些三、二十户的小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也几乎每社都有专人负责经常指导，所以解决问题比较及时而深入，生产也组织得比较有秩序。但是，在农民几乎全数入社，全县农民变成了一百九十八个各有数百户人家的大社，急切需要党来具体领导组织大生产的今年，经常在乡间直接领导办社的干部却减少到了历年来的最低数字——只剩了县委派驻各中心乡的六十六名工作队员。加上县里下乡的人员，恐怕也很难经常达到百人。最近，听说工作队取消，全县二十个乡都已派原来的区干部去当乡长和党支部书记；另外全县山区保留了三个区的编制，共有三十来人；县里还有十来个巡视员。经常在乡领导办社的干部据说总共达到了一百零二人。这个数目同解放初期几年相比，仍不及半数，甚至不及三分之一。而现在全县脱产工作人员总数却是一千八百人（等于原来五百人的二倍半还多）。
很多问题没人帮助解决
经过过去几年的合作化运动，乡村中已经涌现出许多有能力的办社人员，能够很好地组织集体的生产劳动，所以辉县在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上今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全县水田由过去的二十六万亩突增至四十八万亩。但是，由于所有的社都由数十户一下扩大到数百户，乡村干部都表现出经验不足，劳动组织和分工、计工（计算劳动）等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解决，这就形成一种混乱，大社尤其混乱。有的农业社二、三千户，南北十来里，好些村庄合在一起，农民的日常生产活动都要求社干部来“吩咐”，而社干部得不到上面干部的经常帮助，生产组织不好，结果有不少社减产了。三交口过去是余粮社，今年成了缺粮社。二千四百多户的南村大社，今年也减产了。全县五十六个受灾社，有二十个社经抢救没有减产；其余三十六个社无人组织抢救，或抢救不及时，结果减了产。据说未受灾的社也有减产的。
这问题似乎应该由县委负责，但县委不能完全负责。每一个系统和部门，都有上面规定的编制人数。依据编制，各系统各部门都有权拥有现有的以至更多的工作人员。辉县财贸部门十九个系统统计，现有人数是九百多名，按编制是一千四百多名，还缺五百名的样子。仅仅为了满足财贸部门的编制名额，就是把现有的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的区干部统统抽光，还缺四百名。
县委们告诉我：上面有时候也派一些人到农村里来检查和帮助工作，了解农村的情况和问题，但只是了解，并不解决，村里社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依然如故。而由于上面各系统经常来要这类那类的材料，反而对下面形成一种沉重的负担。据说各乡里都有两三个干部经常苦于应付上级，无暇到群众中去工作。
新乡县长也同我谈过农村领导的情况。从各方面看，这两个紧邻县份的问题都是十分类似的。
希望调人充实下层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同志对这问题也有同感。他说：像全面合作化以后第一、二年这样关键性的年头，就是从中央机关和省、市机关抽调大量干部下乡来领导合作生产，也完全应该。从上级机关干部拥挤的情况看，抽人也是可能的。他认为专区以至县级的领导机关，各系统，各部门，也并不需要现在那么多人，可以大批地抽出来充实下层，加强对农村的领导。他说：如果各系统人马都齐全了，而农业社都减产了、垮了，大家还是什么也干不成。
这些意见，我以为是正确的。苏联的经验早就告诉我们：消灭剥削制度和改变生产关系并不是最困难的。这只要把旧的一套打碎就行了。要组织亿万人民的新的经济生活，这是一个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力量。从辉县等地的农村情况看，事情似乎是相反的：我们在组织农业合作社
（改变生产关系）时曾经用了很大的力量；但组织集体生产的时候，有些地区和有些人却企图只付出很小的力量。
豫北地区好些人说：“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削弱了。”这话似乎不大科学，因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除了配备乡村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内容。但是乡村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办社人员的多少和强弱，确实不应当被看作小问题。一个社的减产，在我们是纸面上的一点“教训”，对农民却可能是意味着吃不饱，穿不暖，没盐吃，没煤烧，有病不能治……。现在农民一切困难都要靠社解决，祸福苦乐，都在这里决定。而我们对这样的事情只付出很小的力量，这是可以允许的么？
合作化的农业生产比个体的农业生产优越，高级的合作生产比初级的合作生产优越。但是，这种优越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发挥出来。要充分发挥这种优越性，首先需要调集很多很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普遍地深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随时随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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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关怀还是干预？
罗小志
有天晚上，在狮子滩工地招待所的宿舍里，有几个同志在聊天。七扯八扯，把话题引到了青年男女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久住工地的同志们讲了几个小故事。末了，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很气愤。
（一）
工地上的一个女拖拉机手，模样漂亮，工作积极，于是女拖拉机手的师傅就爱上了这个姑娘。
师傅爱徒弟并没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这位师傅的恋爱的手段。师傅向徒弟暗示：爱我，你就能学到技术。否则，就学不到。这种求爱的方式，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女拖拉机手没有表示爱，也没有表示不爱。后来，这位姑娘跟另外一个青年有了爱情，师傅知道了不高兴，工程队的领导人员同样不高兴，说女拖拉机手的恋爱态度不正确，不能叫她继续开拖拉机，应当叫她去看守汽油库。离开拖拉机，对女拖拉机手来说，是多么伤心的事情。女拖拉机手便向领导人员表示：“我对他的态度一直没有变。”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别人怂恿之下师傅向徒弟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女拖拉机手，把眉毛一扬，说：“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等我当了工程师再结婚。”
（二）
一个女电焊工，和工地上的一个男的往来密切。就这样，有人看不上眼了，说这个男的“作风轻浮，长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但是，也挑不出更多的缺陷来。这个女电焊工正申请入党，党组织中有人就对她提出了善意的“建议”和“忠告”，要她另找个爱人，并且把这件事作为考核她入党的一个条件。这样，问题就严重了，爱他，就不能入党；要入党，就不能爱他。工程快结束的时候，需要这个女电焊工当机立断。最后，这个女电焊工下了决心，马上同男的一块去登记结婚。她说：“结了婚再说。”
（三）
最后的这个故事就更加微妙。工地上的一个调度员给个女护士写了一封求爱的信，不幸这封信落到了别人的手里，并且当众公开了，说这个女护士根本不爱调度员，这是硬追。为了惩罚这个调度员的“无礼举动”，调度室的领导人就叫调度员作检讨。并且非挖出点什么“思想”不可。于是，调度员只得一次再一次地检讨，口头的，书面的。后来，他的检讨总算是被通过了。
像这类小故事是很多的，虽然这里只写了三个，但是，事情已经很清楚，青年男女们在处理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时，经常有些第三者出现。领导人员对青年工作人员的恋爱、婚姻问题表示关怀，不能说是件坏事情；可是像上面这种“关怀”是对的吗？（附图片）
领导权的扩张 英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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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他们学会走群众路线
太原市委轮训基层领导干部
本报讯 中共太原市委正在用轮训的办法，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这是太原市委根据“八大”精神改进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次训练的对象是全市车间、工区、工段、街道、乡、财贸系统中门市部一级的领导干部和相当于这一级的其他领导干部。这次训练由市委党校和十二个较大的工矿企业党委分别组织进行。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市委工业部长赵力之等负责同志，都到党校基层领导干部训练班讲课。他们讲课时，大企业派理论教员旁听，以便回去讲授。截至11月下旬，多数单位都开始了这一工作，市委党校第一期训练的二百多名干部已经结业，太原电业局、华北太原工程局等单位也已训练了一期基层领导干部。
经过训练的基层领导干部，都深深感激党对他们进行的这一次教育。这些干部大多是最近几年才从生产建设和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的，没有系统地受过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另一部分从农村转业到厂矿企业等的基层领导干部，虽受过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但是他们缺乏领导企业的经验，同时又盲目地感到农村那一套已全不适用，再加任务紧张繁重，因此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就丢掉了。这一次他们受到群众路线的教育以后，才懂得为什么会把许多好事办坏。大家都痛心地检讨自己的缺点。西山矿务局官地矿党支部书记魏兆唐说：“今年评选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没有交给群众讨论，只是由行政和工会指派，党支部委员会没作调查就表示同意。结果，先进事迹材料中，有夸大事实的，有冒名顶替的，引起全矿工人的不满。以后，工人们遇到难活，都说：‘叫“先进小组”去干吧！’而我却认为这是工人落后，说怪话。如果经过工人评选，一定会进一步在全矿掀起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高潮。实际上，由于不走群众路线，反而使工人生产情绪低落了。”许多基层领导干部都充满了信心表示：现在掌握了武器了，回到工作岗位去看事实吧！
可惜，个别企业领导方面还没有了解到市委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性，还不了解这一学习是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作都迫切需要的，所以行动不够积极。
（顾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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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不少机关有大汉族主义倾向
不敢放手提拔民族干部
据新华社7日讯 广西省对培养和放手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不够重视。
桂西僮族自治州是1952年成立的，几年以来，虽然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僮族干部，但是直到现在，各级自治机关中当地民族领导干部的比例还很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的三十六位局长和副局长级干部中，只有七人是僮族；中共自治州委员会的十七位委员中，没有一名僮族委员。自治州直属的十五个县，还有七个县的县长不是少数民族。鹿寨县僮族人口占60％，而僮族干部却不到全县干部的10％。隆林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85％以上，而少数民族干部只占干部总数的16％。1952年自治县成立的时候，少数民族县级干部有三位，到现在仍然是三位。中共县委员会和县粮食局里，竟然没有一名少数民族干部。自治州民族歌舞团的成员，绝大部分是汉族，少数民族团员还不到十分之三。歌舞团的负责人对人说：“我不管民族不民族，只问有没有技术。”
广西各地的不少工作机关，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汉族干部在工作上包办代替，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甚至歧视他们。例如，田东县瑶族副县长罗秀平，除了下乡以外，在县里几乎找不到事情可做，县的汉族领导干部也不和他研究工作。他没有单独的住房和办公用的桌凳，只好在床上办公。可是汉族县长、副县长和各科科长，每人有两个房间、两张办公桌和好几把椅子。隆林县人民法院曾经用各种借口把几个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少数民族干部陆续调出去，现在只剩下一个少数民族干部，还准备把他调走。这个县只有两个苗族女干部，其中一个名叫杨文斌的，自1952年从中南民族学院回县后，前后分配到六个单位工作，都被拒绝了，结果被调到贸易公司积压商品的仓库里，还是没有分配工作。
上述各种情况，已经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批评。他们把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情况叫做“自治机关的汉族化”，要求广西省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尽快地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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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成立
据新华社长沙7日电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正式成立。在12月1日到5日举行的自治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侗、苗、回、汉族的一百五十七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张祥（侗族）为县长，杨顺沛（侗族）、廖斐群（女、汉）为副县长，丁芳等十六人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还选出冯瑞时为县人民法院院长。
新晃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东部接壤处，当湘、黔交通要冲。县境内磷矿、汞矿蕴藏丰富，还有一望无际的森林。农作物以稻谷为主，还盛产桐油、生漆等经济作物。这个县有侗、苗、回、汉等族十三万四千九百多人，其中侗族占62％多。解放七年来，民族干部不断增加，现在全县已有一百三十多个民族干部，其中很多都担任了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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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李铁民安葬在烈士公墓
新华社5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铁民先生的遗体今日上午十一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安葬。
李铁民先生公祭仪式于上午九时在北京嘉兴寺殡仪馆举行。由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庄希泉主祭，陪祭的有廖承志、方方、陈其瑗、王源兴、黄长水、庄明理等。
参加公祭的有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华侨事务委员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和各民主党派代表等二百多人。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也参加了公祭。
李铁民先生在11月30日晚因患肝癌长期治疗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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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击剑比赛昨结束
本报讯 北京市运动员李俊生和河北省王建奇，在昨天（7日）晚间举行的花式剑决赛中，以四战四胜和四战三胜的成绩，分别获得了冠军和亚军。到此全国击剑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在昨天举行的男、女单人技巧规定动作比赛中，浙江省男子运动员陈凤麒（九点七分，满分是十分）和北京市女子运动员黄新河、王萍（都是九点三分）得分最多。男女混合双人技巧规定动作比赛得分最多的是北京市黄新河（女）和严亥（男），成绩是十九点二五分（满分是二十分）。男子双人用力技巧规定动作得分最多的是北京市王梦奎和罗文铣，成绩是十八点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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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事件中被殴工人
来广州就医
新华社广州6日电 广州市港澳同胞接待办公室最近几天来陆续接待了七十一名自香港前来这里就医的受伤工人。他们都是在九龙暴乱事件中，特务分子血洗荃湾时被殴至重伤的。尽管他们被殴的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身上仍然伤痕累累。
这一批受伤工人中的一部分现正在广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留医，他们在那里受到医生和护士热情的治疗和护理。另外一部分受伤工人也被安置在舒适的地方疗养，让他们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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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心疗养早日恢复健康
陈汝棠等前往慰问
新华社广州7日电 广东省副省长陈汝棠和广州市副市长孙乐宜以及政协广东省和广州市委员会的负责人，6日慰问了从香港到广州来就医的在九龙暴乱事件中被特务暴徒殴击受伤的工人。
陈汝棠等希望受伤的工人们安心疗养，早日恢复健康；并且勉励他们伤愈回到香港后，要进一步加强全港九工人的团结，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赠送给回来就医的受伤工人每人一套衣服，广州市人民委员会也向他们赠送了慰问金。
受伤的工人们这几天还受到了广东省和广州市工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文化界、医药界、戏剧界的慰问。他们收到了各界人民寄来的许多慰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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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兄弟血肉相连
华侨继续捐款
新华社广州7日电 香港消息：国外华侨继续募集款项，慰问九龙暴乱中的受害同胞。
香港文汇报6日收到英国伦敦又一批华侨二百一十二人汇来的捐款二百四十四英镑。这批华侨在慰问信里写道：“侨居海外的侨胞与祖国及港九的同胞们的血肉是相连的，我们时刻地关心着你们，并且坚决地永远站在你们一边！”
旅居在澳大利亚的一位华侨，最近也把慰问九龙暴乱中受害同胞的捐款港币五十元汇给了香港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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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是一家
送他五十里
去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解放军某部苗族班长杨忠福被派到云南省的一个马崩乡去作群众工作。当时，这个乡的临时互助组已经解散；两个常年互助组，也垮了。再加上坏分子的造谣破坏，当地苗族、彝族同胞思想有些波动。杨忠福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和乡干部一块研究，并分别召开了头人会议、群众会议，宣传党的合作政策，并揭发坏分子的谣言。经过反复宣传和一系列的工作，群众思想有了转变，已经解散的临时和常年互助组，很快又组织了起来。接着，就帮助组员积肥、组织劳动力投入生产。秋收时，组员普遍增了产。
今春，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到了马崩乡，杨忠福就到这个乡的花底坪去帮助建社。社建立起来以后，他便细心研究一些新发生的问题，帮助社里改进评工分的方法，建议大家合理支配劳动时间，又积极帮助合作社的干部改进耕作方法，推广先进经验。在推广单株密植、双株密植的先进经验时，社员们的思想有抵触，不少人试了一个阶段，就又动摇起来，有些老年人还发脾气。杨忠福并没有灰心丧气，总是耐心地向大家宣传解释。终于，在这个社的三分之二的土地上，都采用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为了积肥，他曾借款给社员买猪买羊，他还亲自花了六天六夜的功夫，给合作社烧了三千斤石灰肥。一次，他从别的地方回来，和同行的民兵每人割了三十斤青蒿，背回社里积肥。合作社的青年受了他们的影响，不到一个月，就积了一万多斤肥料。
不久前，杨忠福到昆明参加部队召开的积极分子会议时，有些社员一直送他五十多里。他们说：
“杨同志，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还是你具体帮助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大路啊！”杨忠福笑了笑，说：“要是没有共产党，我又能干个啥！”（马喜堂）
鱼船和巡逻舰
“八一”号巡逻舰完成巡逻任务以后，在惊涛骇浪中返航。天阴沉沉的，下着细雨，风呼呼地刮过海面。信号员王长春在了望台上发现右后方的海面上，有两个模糊的黑点在漂来漂去。副舰长王长仁用望远镜望去，看见是两只小渔船，有一只快要沉下去了，另一只也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巨浪打得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他立即命令舵手改变航向去营救渔船。
巡逻舰离小船越来越近，一只小船的舱里已经灌进了很多水，船上的五个人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他们用力朝着巡逻舰划来。但是由于浪大，而且顶风，前进了一步，又被风浪顶回去两步。舵手林治增沉着地将巡逻舰绕到小船的北面，把舰身横过来挡住了风，让小船靠近，然后抛下了缆绳，把人救了上来。水兵们把自己的大衣披在渔民的身上，送他们到锅炉舱里取暖，拿出开水和饼干给他们吃。渔民们告诉水兵说，他们是吴淞口外陈钱山（岛名）渔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因为出海捕鱼而遇险的。以后，巡逻舰把小船送回到陈钱山。
第二天，巡逻舰在返航途中，忽然又遇漫天浓雾，顿时连五十公尺以外的东西都看不见了。当大家正在焦急不安的时候，右面海面上有一只渔船向巡逻舰划来，船上的人不断地向水兵们招手，还大声喊道：“我们是陈钱山渔业生产合作社的，听见你们的汽笛声，就马上赶来了，怕你们在雾里迷了路啊！”大家听说，就都拥到甲板上来，向他们招手致谢。渔船引导着巡逻舰，沿着安全的航路返航了。
（张哲明）
澜沧江边的友情
工兵营来到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蛮长寨，准备到澜沧江上去进行架桥训练。这时，他们了解到当地傣胞为着马匹不够，几万斤公粮运不完，正在发愁。他们决定利用部队的汽车，顺路帮助傣胞把粮食运到区政府去。从蛮长寨到区政府不到二十公里，汽车很快就把附近几个寨子的公粮运完了。
蛮长寨的傣胞非常感谢军队的帮助。全寨男女老少当天晚上敲起了象脚鼓、芒锣，同部队开了一个联欢会。从此，工兵营官兵和当地傣胞结成了亲密的友谊。
不久，工兵营到澜沧江上去执行训练任务。这里两边都是高山峭壁，没有人烟，交通不便，粮食蔬菜也供应不上。这些困难情况很快就传到了蛮长寨。有人提议马上组织一个马帮组，协助部队运输。从蛮长寨到澜沧江边，这支小马帮每天都驮着大米、蔬菜和肉类等，按时送到部队。
士兵们对傣胞的热情支援非常感激。他们在离开蛮长寨以前，又帮助当地居民在一条交通要道上修筑了一座坚固的木桥。（允中）
军医似“神医”
在西藏阿里区，有一个地方叫巴噶。一天，住在这里的藏民穷别乔达拉忽然病了，两个膝盖肿得和馒头一样，骨头痛得钻心。照藏民的风俗习惯，曾请喇嘛到帐篷里来念了一场“消灾经”，但是病没有好。以后，他又找了一些当地的医生、外国香客来看，都不见效。最后，喇嘛对他说：“你这个病要找解放军治，他们治不好就永久治不好了。”
穷别乔达拉连夜请人到两马站开外的解放军某部去找医生。军医谈福见到送信人时，快要吹熄灯号了。外面天色黑得怕人，狂暴的南风一阵比一阵紧，大雨点里夹着冰雹，打得山上山下响成一片。谈福没有迟疑，他立即收拾药包，披上雨衣，和翻译一块，骑着马，跟捎信人出发了。当夜赶到穷别乔达拉的帐篷，谈医生没有休息，马上给他检查，确定是急性风湿性关节炎，便给他吃药，并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在病人身边。经过七十二小时的治疗，病人的肿开始消退，骨头也不太痛，拄根红柳棍可以走路了。谈福又观察了几天，肯定没有问题，便留下足够的药才回到部队。
大概过了一个月，穷别乔达拉的病彻底好了，他给谈福送来一条大牦牛，还有哈达、八块砖茶和二百磅酥油，口口声声说是送给“神医”的，非收下他不走。从此以后，“神医谈福”这四个字便在巴噶一带流传着，距离七、八马站的牧民，也骑着牦牛去找“神医”看病。（附图片）
驻守海防前线的士兵们经常给当地渔民讲解时事。左图是某部列兵李有文在给渔民读人民日报刊登的中国人民全力支援埃及的消息。右图是列兵刘吉正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渔民刘老大爷织补渔网。
张泽西 曹富庭摄（解放军报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