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战壕足”
秦牧
在医学上,有一种病的名称叫做“战壕足”。这是一种严重的冻伤病,害这种病的人往往要把两只冻伤的脚完全切掉。
我们知道寒冻可以使人致命。因寒冻而生的病变一般分成三度,第一度是受冻地方发红、渐渐变成青紫色,感觉消失。第二度是发炎、生水泡、溃疡。第三度是组织坏死,只好切掉。所谓“战壕足”,就是士兵在寒冻的战壕中蹲立得太久,冻伤由一度二度进至三度,结果不用打仗,也会变成一等残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有大量的士兵因生这种病截去了脚,于是“战壕足”一词,开始出现在医学词典里,并且成为这一类冻坏了脚的病的统称了。
士兵有因这种“战壕足”病而成残废的,至于帝国主义,要生这种病尤其容易。
中国人民是熟悉“日本的泥足”这样一句话的。那“泥足”两字的涵义,和“战壕足”很相似,它意味着一脚一脚地踏下去,终于拔不出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在中国战场上得了这个“战壕足”的病的,正和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得了这个病一样。
生这个病的个人和国家都是这样,表面上,病情看起来并非一下子就严重到怎样,然而却时时刻刻在增长着,等到发现严重的时候,两只脚已经只有锯掉的份儿,害病者只好变成头等残废了。
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军队赖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区北端不肯走,那花样,使人想到:这两个国家的脚也正逐渐要变成“战壕足”了。
历史的行程完全和帝国主义者所预期的相反,当艾登喜气洋洋,面有得色地签署侵略埃及的文件时,他预料几天之间就能占领全埃及,但是事实证明一星期的功夫帝国主义军队还无法完全攻陷塞得港。英法参谋本部预料阿拉伯国家不会联合行动起来,然而战火一燃烧,帝国主义在近东的油管就纷纷给切断了,阿拉伯国家表现了空前的一致行动。帝国主义起初以为世界人民的支援只是一句空话,但是最后苏联的严重警告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呼声终于迫使侵略者下了停火令。这一切事情,有那一椿和艾登、摩勒等人预期的相一致呢?
现在,英国和法国正在大闹恐慌,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了。船只都在恢复十九世纪中期的老样子绕道好望角。英法大闹石油恐慌,英国的存油不够二个月用,法国的存油不够三个月用。英国城郊大道的汽车大减特减了。法国开始实行了每周停售汽油两天的办法。来自近东的每吨七英镑的汽油西欧人买不到了。只好买来自美元区的每吨二十一英镑的汽油。美国德克萨斯的油商正在眉开眼笑。而且,随着石油的缺乏和航运的困难,一切问题都飞临到侵略者头上了。生产减缩,物价飞涨,铅、锡、橡胶、羊毛之类的战略物资的储存量都降到“危险点”。一个星期的放火,英国就耗费了军费一亿镑。中、近东石油生产的减少和运费的损失每月是一千三百万镑,还有入口物资运费的增加,生产减缩造成的损失……还都没有计算呢。于是英国的黄金美元储备迅速下降,又是接近了“危险点”。于是,一个月前趾高气扬、顾盼自豪的艾登“病”倒了。
当战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英国国内的舆论曾经说这是赌棍在“押一宝”。是的,正像把一个银角子投进“吃角子老虎”机器里面,引起许多东西跳出来一样,不过跳出来的不是什么银角子,而是许多“恐慌”罢了。
一个星期的卖劲放火就把国家累成这个样子,帝国主义的衰老已经是百词莫辩了。现在,侵略者终于被迫宣布从埃及撤兵了。尽管他们的代言人还想徒劳地辩护,但是,这毕竟表明了侵略政策的全部破产。因为,如果苏伊士运河现在马上就清理,通航还得在将近半年之后,而如果赖着不走呢?通航就更遥遥无期。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议桌上也不能得到。在战场和会议桌上都得不到的东西,又那里能够靠耍流氓手段得到呢?英法侵略者如果硬想赖着不肯撤走,他们的“战壕足”终必有溃疡的一日,那时,帝国主义集团中又有两条好汉要继前人之后锯掉双脚了。瞧吧,瞧吧,历史终将证明这一切。锯脚的医生并不止是由埃及人民来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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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独立
  土耳其 那瑞姆·希克梅我也熟悉这些军队,这些战舰,他们从前曾逼近过我们的海岸,为的是想在万籁无声的静夜里,让他们的士兵
登上我们的陆地。这些军队给我带来了死亡,他们想窒塞我的呼吸,剥夺我眼中的光芒,
和手中的宝藏。那时我们英雄的人民就把他们投到海里。这事发生在
一千九百
二十二年……。埃及人,我的兄弟,我们和你有着相同的名字,相同的命运,相同的歌,和相同的苦难。我们每个城市里一切最美好的东
西,一切优美的东西,一切伟大的东西,一切活着的东西,都同你们一起战斗。我们每一个乡村里,人们都在用你们的语言
做着祈祷,
预祝你们的胜利……埃及人,我的兄弟,我了解的正跟你了解的一样,独立,兄弟呵,这可不是公共汽车,要是你没赶上头一辆,还可以乘下一辆。独立,正像我们的情人,那怕你只辜负过她一次,再也难挽回她的心意。埃及人,我的兄弟,在苦难中你没有畏惧,你已把自己的热血,和运河的怒涛搀合在一起。只要热血一和河水搀合在一起,一和祖国的泥土搀合在一起,那么祖国对于他,就比什么都珍贵,就比什么都亲近。难道能够说,
一个民族要永生,
他的儿女却不为祖国献身?
(白祖芸转译自苏联“文学报”,俄译者M·巴甫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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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乡村杂记

山中有苦鸟
  野渠
当秋、冬的月夜,月光照耀得如同白昼,山中有这样的鸟,在树林深处,孤单而凄凉地“苦呀!苦呀!”一声声地叫着,把沉在甜蜜睡梦中的山村的人们叫醒了。
我开了电灯,一看表,一时十分。这是一个不愉快的时刻,黄昏呢,已经过去了;早晨呢,还没有到来。怎么办呢,只好欣赏这月色和鸟声罢。
关于苦鸟在山村里流行着两种传说。一种是这样的:
某家的大女儿嫁给邻村的一个男子,这个男子时常对着他的妻夸赞她的美。妻子说:“我那里算得上美,我的妹妹才真是一个美女哩!”
“世上能有比你更美的美女么?我不相信!”男人说。“你见到才会相信!”妻子说;“可惜,要见我妹妹是不容易的,她从来不出门,不见任何一个男人!”
这么一说,男人可更加渴望见到小姨了,再三恳求着妻子让他见一面。妻子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带信给她的妹妹诳言自己病重,希望妹妹来看她。得到这个信,妹妹来探望姊姊了,一到姊姊家才知道姊姊并不生病,只是因为姊夫想见她一面。妹妹在姊姊家一住三天,就和姊夫好上了。姊姊从此得了一病,忧郁不乐而死,死后灵魂变成一只鸟,每当夜晚,对着妹妹房间窗口的梳妆台,叫着“苦呀!苦呀!借我梳子梳狗头,借我镜子照狗头!”
另一种是这样:
一大早,嫂嫂得到娘家亲生母患病的消息,急急忙忙赶回娘家去。临走时,把刚满月的小孩托给她的姑娘,说:“孩子倘使大、小便了,请你给他洗一洗!”到傍晚,嫂嫂回来了,不见孩子,问姑娘说:
“孩子呢?”
“孩子么?你不是叫我给他洗一洗么?我已把他洗干净了,放在那里。”姑娘指着挂在廊前的一只篮子,回答说。
嫂嫂取下篮子一看,孩子被破了肚子,洗得干干净净,又悲又气,一病死了,死后变成一只鸟,叫着
“苦呀!苦呀!”
我们的祖先早就看出了自身的缺点,所以便这样告诫着自己:“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注〕,而且在人与人之间,还定出了许多消极的防范的办法;
“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注〕诸如此类,尽管如此,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里,人总依旧是以剥削人,伤害人,欺骗,说诳作为天经地义的不可动摇的幸福的基础。
在新社会里,剥削的基础要被彻底摧毁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应当以劳动、友爱、正直、真诚作为幸福的基础。怎样把人的精神和道德更加升华,难道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么?
〔注〕见“礼记”
1956年11月1日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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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朵苏匈友谊之花
  方蕾
匈牙利诗人萨米奥·乔治月前来到了中国。忽然,匈牙利国内起了变乱。这消息使全世界人民不安和愤怒,更何况远离祖国的萨米奥。他在整个旅途中,强烈地惦念着祖国,惦念着家。
中国同志安慰他、分担他的忧愁,并用一切力量帮助他得到祖国和家庭的消息。可是消息迟迟不来。
在上海,诗人偶然同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相遇了。这热诚的苏维埃人立刻打听诗人的祖国和家庭的消息。这时,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刚刚成立,国内情况基本平定下来了,可是诗人还没能得到住在布达佩斯的妈妈和妻子的消息。波列伏依说:“我今天就打电话给我的妻子,让她从莫斯科打个长途电话给你的妻子。女人们谈话往往比外交官要行得多啊!”
这次碰面后,诗人离开上海回北京了。他一脚跨下火车,迎接他的中国同志报告给他一个好消息:波列伏依从上海打来了电话,他的妻子已经同诗人的妻子在电话中谈过话,诗人的全家平安。诗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只重复着:“波列伏依真好!”
第二天,他又收到上海拍来的加急电报,波列伏依在电报中又告诉他:“你全家安好,你的夫人愿意你在中国好好地旅行。”诗人当时要回电报感谢,但是波列伏依已经离开了上海。
不久,波列伏依回到北京。诗人去找他。刚到电梯门口,波列伏依走出了电梯。诗人扑上去,两人相抱在一起,嘴里直嚷嚷。波列伏依拉着诗人重新走进电梯,再去找个俄文翻译同志来。
热情不曾因语言的阻隔而减弱丝毫。诗人说:“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你是第一个给我家庭消息的人,我将永远记着这件事。”波列伏依热情地说:“我真替你高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我是一个老兵,因此我劝你在中国再多呆几天,你的夫人也这么希望呢!
这时周围挤满了中国同志,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个个露出一脸的兴奋光辉,祝贺这一朵开在中国土地上的苏匈友谊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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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草原夜行
  吕建中
请读者想想看,那沉睡了几千年的北大荒的夜晚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草原上夜行了一百四十里。
那是从新兴的福利屯火车站到友谊农场场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飘过一阵小雪天就晴了。开往友谊农场的三辆满载旅客的汽车早已出发,农场接待站安排我搭乘的那辆汽车因为临时出了点毛病,延迟到半夜以后才动身。
道路有些泥泞。汽车喘息着爬出福利屯,就和苍茫的原野上一片发动机的轰响合流了。通往富锦、集贤等地几条新修的公路上的汽车往来如梭,数不清的汽车灯光柱闪烁着,像一条条锋利的火剑刺透了那漫无边际的黑暗。公路两旁,载运木材和谷草的马车队在蠕蠕行进,清脆的铃铛声和得得的马蹄声,又像一支引人遐思的夜行曲。
汽车翻过一道漫岗,在一座桥头旁边暂停下来。年轻的驾驶员松一口气,揩揩额角的汗水,然后告诉我:几个月来,这片草原上一直就没有安静过,数以百计的汽车和胶轮马车日夜不停地给农场、移民新村赶运粮食和建筑器材。这年轻人不久以前还是个农村小学毕业生,去年春天他来到友谊农场汽车库做工人。开头是装货卸货,后来又跟车。他常常想:要是自己能够驾驶着一辆汽车成天价在草原上奔跑那该多好哇!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派到农场司机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头一天毕业,第二天就接车。当农场领导人把那辆崭新的汽车交给他,苏联专家又向他亲切地握手祝贺的时候,他那颗年轻的心跳得那样厉害,满肚子话一句也讲不出来。
汽车一辆又一辆地爬过桥梁,震耳欲聋的轰响在空旷的河谷里回荡着。驾驶员检点过车上的东西,坐进驾驶室,用嘴指指对面开来的一大串汽车对我说:“您看见了没有?走在头前的那几辆汽车也是我们农场的。”
“您怎么能看得出来?”我问。
“您仔细看看,前边那几辆的灯不是特别亮吗?农场的几十辆大卡车都是苏联送的,一色新,全是1955年的新出品呀!”
黎明时分,汽车跨进了友谊农场场区。农场拖拉机夜间作业的喧嚣声早就平息下来。原野上一切景物的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一群狍子惊恐地竖着耳朵向田间作业站那边的一小片草地上跑去。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黑色土地,在晨曦里闪着金光。远处,横着一道乳白色的轻雾,两支刚露出头来的烟囱在冒着浓烟。一忽儿白雾散开了,慢慢地现出一大片美丽如画的红色楼房,在耀眼的霞光里微微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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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山劈岭(木刻)
——在鹰厦铁路工地        丁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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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蝙蝠怕见太阳
(蒙古谚语)坏心人难走四方,夜蝙蝠怕见太阳。凡毒蛇没有粗细之说,是奸人没有远近之分。不杀毒蛇,毒蛇咬人。
郝苏民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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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安来自何处?
  丁蓝
一位音乐工作者从北京到上海,刚刚坐定就已坐立不安了,原因是印度电影歌曲“流浪者之歌”到处皆是,这种“悲伤的情调”和欢乐的“繁荣的大城市太不相宜”,使得他深感不安。
“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重演也引起某些人士的不安,原因是相同的:生活在欢乐的社会里,为什么要演这些电影叫我们流眼泪?
对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鞭挞也引起这些人们的惶恐不安,据说是反对教条主义会碰伤“马克思主义的尊严”,这是倒下“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医生劝神经衰弱者“少出门,免受刺激”,其实,少出门并不能免除神经衰弱,即使埋头在被窝里也不能减轻内心的不安,还不如去寻找不安的根由。不难发现,这些不安是并没有什么根据的。
爱上“流浪者之歌”的人,并没有厌恶起幸福的生活而去到处流浪,这歌声也不会叫工厂的烟囱和厨房的炊烟停止冒气;看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电影,流了眼泪,却没有引起对共产主义前途的悲观,也不会感到今天的生活变得不可爱了。人们的感情、生活是复杂的,没有恨就不会有真挚之爱,没有悲伤,又那里来欢笑。同样的,反对教条主义,那会碰伤“马克思主义的尊严”呢,更不会倒下“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是因为教条主义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敌,马克思主义是不会在反教条主义中倒下,也不是靠空洞的维护的喊声才建立起来的。
如果是为另一个缘故而不安,则我举双手赞成。那就是多想想:为什么这些歌曲和电影这样受到群众的欢迎,而我们的今天的好东西又如此之少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如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如此生硬教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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