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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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委员会
抽调大批干部进行农村调查
协助基层组织开展农业增产节约运动
本报杭州5日电 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最近抽调四百多机关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协助各级党政组织开展一个广泛的农业增产节约运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和部分省委委员率领的一批干部,已到达宁波、温州等专区。
这次深入农村的中心任务是:摸清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的思想情况,加强党对农村的政治思想领导;发动全省农民,总结一年来合作社的优越性和丰产的先进经验;帮助灾区和严重减少收入的社做好生产自救、节约度荒工作;同农民共同研究开展农业增产节约运动的办法,领导农民搞好冬季生产。
各部门下乡人员还要研究如何开展各部门的业务工作,从各方面保证和支持增产节约运动。如财政贸易部门将研究及时收购、供应,正确执行价格政策;金融部门将研究抓紧收回农业贷款,发放必须发放的农业贷款,以便更好地支援当前生产;农业技术部门将研究加强对先进经验的传授和推广;省委农村工作部、宣传部、组织部将研究如何加强农村的政治教育工作、贯彻丰收经验和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等工作。
省委在动员机关干部下乡的时候指出:这次各部门负责人带领干部下乡做调查研究工作,不仅是协助基层组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且也是改进领导作风的一项重要措施;省委各部门的领导人每年必须有七个星期到十二个星期深入下层,倾听群众呼声,切实有效地改变领导机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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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行长会议决定
  抓紧时机加强农村金融工作
新华社4日讯 中国人民银行在11月26日到30日召开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行长会议,讨论了今冬明春的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加强收回到期农业贷款和吸收农村存款的工作。
会议分析了今年银行资金的收支情况。到10月底为止,全国发放的农业贷款比去年年底增加了二十三亿多元,这些贷款对于支援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今年农村的存款增加得不够多,这就使银行放款资金出现了某些紧张现象。会议认为要克服这种资金紧张的状况,最主要的办法是收回到期的农业贷款和吸收农村存款。这两项工作做好了,不但可以解决今年旺季收购农产品的资金问题,进一步稳定市场,而且可以使明年银行的信贷工作放在更加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会议认为,自从10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村金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后,各地只顾向上要钱,不注意收回贷款和吸收存款的现象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农业贷款大量增加的趋势已经停止,有些地方农民已开始踊跃向银行存款、还贷。但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很好开展这一工作。有的地方没有把这两项工作统一安排。因此会议要求各地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要进一步贯彻国务院的指示,抓紧时机,加强领导,组织力量深入下层,大力开展收回贷款和吸收存款工作。会议认为,根据过去的经验,今年在丰收地区收回到期贷款的90%,一般地区收回80%是可能的。对于灾区,应该区别不同情况,收入好的农户的到期贷款也应该收回。不能简单地规定灾区贷款一律不收回。
对于农村存款工作,会议认为只要坚持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为存户保守秘密的原则,坚决反对强迫命令的作风,农村存款是会大大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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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糖料作物产量超过去年
  福建建华农业社又创甘蔗大面积丰产新纪录
新华社5日讯 据农业部预计,今年全国甘蔗和甜菜都比去年增产,但是都没有完成国家原定的生产计划,这是因为甘蔗和甜菜的主要产区广东、福建和黑龙江等省,在6月至9月份遭到了台风侵袭和雨涝等灾害。
今年各地甘蔗、甜菜产区推广甘蔗、甜菜良种的工作有显著成绩,并且在生产中推行了许多先进生产经验。据统计,全国新推广的甘蔗良种面积比去年增加了一倍,总数达二十九万亩,由于加强了栽培技术和田间管理,这些新推广的良种甘蔗每亩的产糖量比去年增加了三成到四成。福建省新种的甘蔗中有60%到70%都采用石灰水浸种,有些地区甘蔗的密植面积占到总面积的80%。广东、广西两省还为农业社训练了大批甘蔗技术员。福建省仙游县建华农业社今年又打破了他们去年创造的全国甘蔗大面积丰产纪录,全社种植的二百多亩甘蔗,平均每亩可产两万斤。各甜菜产区也出现了不少高额丰产社,有些丰产社每亩的最高产量达到一万六千多斤,比一般产量多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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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收购灾区副业产品
天津市国营商业部门与河北省文安、大城等遭受水灾地区的供销合作社签订了副业产品收购合同(总值一千二百多万元)。这是文安县供销合作社把从灾区收购来的苇席用船运往天津。
               新华社记者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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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许多千斤稻丰产田
  在福建北部山区出现
新华社福州5日电 福建省北部山区南平专区许多农业社获得千斤稻高额产量。
建阳县农业社今年种植间作稻八万多亩,这些田大部分是过去只种一季水稻的山垅梯田。今年改种间作稻后,由于进行了加工加肥和技术改革,早晚两季稻平均产量达到千斤水平的有一千二百多亩,其中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达到一千四百多斤,最低的也有一千零四十斤,比当地间作稻平均产量提高两倍多;比原来种植单季稻产量增加四倍到五倍。浦城县农业社今年双季稻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一倍多,已发现的千斤稻面积有五百二十八亩。这个县的曙光农业社的一亩间作稻,早晚两季平均产量达到一千八百斤,创造了山区间作稻产量最高纪录。
这个专区的光泽、邵武、建宁、泰宁等产粮县份也陆续发现大面积千斤稻高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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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牧民支援农民
  内蒙古今年运出耕畜比去年多三倍半以上
新华社呼和浩特3日电 到11月底止,今年从内蒙古自治区运到辽宁、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湖北、山西、甘肃等地的耕马、耕牛和骡子已经有四万六千八百七十多头,比去年全年多三倍半以上。目前,自治区还有一批支援区外农民的耕畜正待继续运出。
内蒙古牧民为了帮助山西、河北等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多种经营,今年还运出了两万五千只母羊。为了支援山区农民交通运输,又调往山西省三百三十多峰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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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新建两个机耕农场
新华社拉萨3日电 又有两个由国家投资的机耕农场,开始在西藏富饶的年楚河边建立。一批建场干部已经前往场地,农场的水利工程正在兴建。
据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农林处负责人说,这两个农场共拥有两万多亩可耕地,明年春天就将有四千亩土地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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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工培植的蘑菇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市郊人工培植的蘑菇开始采摘,每天都摘下三、四百斤肥厚的鲜蘑菇。人工培植的蘑菇比野生蘑菇肉质厚,味道也更鲜美。
上海市郊原来有十多个个体经营蘑菇的生产单位,今年春季他们合并为三个蘑菇生产合作社。由于改善了经营管理,今年蘑菇长得特别好,预计比去年能增产三、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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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丰收了,为什么忧愁?
本报评论员
丰产丰收本来是件喜事,可是在有些地方却给农民带来了烦恼和忧愁。这不是奇怪的现象么?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甘薯丰收了,但是这里的农民却发了愁。他们愁什么呢?主要是甘薯太多了,一分钱一斤也不容易卖出去。统购留粮中甘薯留的过多(四斤薯折一斤粮)有些社员分到的口粮半数以上是甘薯。吃又不好多吃,卖也卖不出去,保存又不好保存,于是,农民就发了愁。其他一些多种了甘薯的地方,也有类似问题发生。山东有些种薯太多的社,社员们望着甘薯堆叹气:“为社会主义也不能光吃甘薯啊!”
甘薯是高产作物,收成好的每亩可达万斤。正是因为这样,今年不少地方都以大量推广甘薯作为实现高额丰产指标的重要措施。有些地方甘薯的种植面积一下扩大了几倍甚至十几倍。河北、山东有些县份增产数字中甘薯占相当大的比重。增产了当然是好事情;可是,要一下改变农民的吃粮习惯,却并不是一件很轻易的事情。有些地方的领导机关,在甘薯丰收之后,注意粮种调配,组织农民开展以甘薯作原料的副业生产,发展养猪业,并且及时进行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这情况下,甘薯虽然留得较多,问题一般也得到解决。但并不是所有多产甘薯的地方都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些地方,农民便不免发出这样那样的怨言。
这是不是说这种高产作物不该推广呢?不能这样说。用一切办法提高农作物产量,这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任务;而推广高产作物,仍然是提高农作物产量的重要途径之一。甘薯虽不是很好的口粮,但和其他粮种调剂食用还是可以顶一部分粮食的。此外,甘薯还可以作粉、酿酒、作猪饲料等等。从全国范围来说,甘薯的种植面积还不是过多了,今后适当扩大甘薯种植面积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具体安排上,应该吸取今年的经验教训。既要考虑到产量的增加和国家的需要,也要照顾社员的吃粮习惯和生活需要。不顾具体条件和群众习惯,不向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只是以盲目扩大甘薯种植面积来硬凑增产数字,就必然会脱离群众。据说在春季播种的时候,有些农民就提出过意见,说种的太多不好办。有的干部就答复说:“只要增了产,国家有办法。”可是,收获之后,碰到具体问题,领导方面却未能及时解决,甘薯远程调运又有很多困难,这样就更增加了农民的不满情绪。难怪有的农民说:多种甘薯是上了当,明年说什么也不多种了。
据了解,辽宁有些县今年扩大了玉米播种面积,高粱减少了。这里农民习惯以高粱为主食,今年留了很多玉米作口粮,改变了农民的吃粮习惯,农民也有意见。
目前,各地正在制定生产计划安排明年生产,对这个问题值得加以注意。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要适当地推广和发展,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具体安排播种面积的时候,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一方面也要照顾农民的习惯;今年种得太多的如果农民不愿再多种,可以适当缩小些;种得少而又有种植条件的,还需要教育农民适当发展些。国家计划必须保证完成,但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应当允许合作社自己决定自己的种植计划,不能硬性命令合作社执行。当然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但改变的时候一定要他自己懂得改变的道理,自觉自愿地起来改变。强迫他们改变,只会引起农民的不满,这对国家对农民都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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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趣的试验
  新华社记者 石正章
安徽省南陵县新光农业社的第二十九生产队,是一个很出色的生产队。这个队青年人最多,接受先进生产技术很快。今年这个生产队的试验小组在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指导下,作了很多有趣的、对增产有意义的试验。
每亩一千八百三十斤
今年试验小组用两亩地试验了三季连作(一般是一年种两季)。三季作物是大麦、中稻和晚稻,按照一般人的看法,连作是有困难的。可是,由于试验小组紧紧抓住生产季节,使试验完全成功,获得了丰收。三季作物平均每亩收到一千八百三十斤,这样的高产记录在当地还没有见过。
八棵甘薯重一百斤
“胜利百号”甘薯是当地新推广的良种,社员们开始不相信这个品种的产量高。试验小组就专门培植了八棵“胜利百号”甘薯。他们把地整得很松软,施足肥料,后来又把甘薯藤架起来。在收获的时候,吸引了很多社员。他们从地里挖出了二十多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甘薯,一共有一百斤重。最大的一个重十三斤二两。青年们笑得嘴也合不拢。社员们争着看,都说,这么大的甘薯一个人一天也吃不完!
两种栽法、两样收成
在晚稻插秧的时候,试验小组的青年们在一块一亩三分的田里,一半采用六寸见方的小株栽插法,另一半采用三六寸株行距的大株栽插法。栽秧以后,他们对这块田的管理工作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收获的时候,两种不同栽法就显出高低来了。大株密植的一半打了三百四十斤稻谷,而另一半只打了两百六十斤。
试验小组的青年们今年还作了其他的一些试验。所有的试验,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他们对于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发生浓厚的兴趣,准备明年继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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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头”的高粱
  本报记者 苗风
黑龙江绥化县宝山农业社农产品展览室门口,许多男女社员在议论着:“一株高粱八个穗,还有十二个穗的!只种了一分二厘地,就打了三百三十斤,那么一亩二呢?三千三,一垧呢?十垧呢?一百垧呢?……”人群里不时发出“啧啧”的声音。是谁挤到前面,拿起一粒,想放到嘴里,也许是想试试真假,也许是想嚼一嚼什么味道,却被一个大个子老头抢去了:“一颗也不许糟蹋!你知道这高粱来的多不容易啊!”这高粱是怎么来的呢?那大个子老头——社员胡文然,他知道的最清楚。
去年冬天,胡文然去老家(辽宁省黑山县姜家村)探亲,他看到郑老三家房梁上吊着几穗高粱,下面还吊着一张报纸。一打问,才知道是一种稀有的高粱——“多头”高粱。胡文然想要几穗,可是刚一开口,郑老三就说:“我留这想交给社里试种。”
胡文然说:“我拿回去也不是做买卖呀!”三说两说,把郑老三给说住了,终于给了他四穗。他得了这“宝贝”以后,在老家再住不下去了,谁留也留不住。
上了火车,你看他手提报纸包,躲躲闪闪的样儿,那真是:放在行李架上怕压了,提在手里怕碰了,索性脱下夹衣包起来,抱在怀里。
老婆和孩子们看到他的高兴劲儿,都问他有什么喜欢事,他总说
“没啥”。原来他怕孩子们把这高粱翻腾坏。晚上,他才对老婆说:“我给咱社带回宝贝来啦!……”老婆那里肯信。第二天一早,胡文然出东家进西家,他只要人们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一株高粱能长几个穗?一垧高粱能不能打两万斤?人们的回答,使他犹豫起来了。他想:如果冒然给了社里,因为“地气”不对,要不是那么回事,可怎么办?
到了春天,全社的高粱都播种完了,又开始锄头遍,胡文然才告诉社主任孙守成。孙守成说:“你怎么不早说,赶快种上再讲,就不是那么回事,也不会赔本,要是了,咱就抓住了。”
宝山社的社员们花费了多少心血的多茎穗高粱终于收获了。就在收获的那天,社员们才在农产品展览室门口,议论着这稀罕的庄稼。
他们打算明年种更多一些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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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甘薯丰产县”里的忧愁
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是今年涌现出来的一个“甘薯丰产县”。这个县并没有具备什么特殊条件,全县70%的土地是盐碱地;一些回
族同胞,生产技术比较差,土地施肥量也较低。但是,今年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由于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甘薯丰收。一般春甘薯平均每亩产二千五百斤左右,夏甘薯平均每亩产一千五百斤左右。
甘薯的丰收,给广大社员带来了喜悦,但也带来了忧愁。
孟村回族自治县共有二十七个高级社,北部十五个社分配的甘薯折粮占社员分粮总数的30%以上;南部十二个社甘薯折粮占社员分粮总数的50%以上,有的社竟达到80%。例如姜官屯乡前进农业社,全社共计七千五百一十六口人,今年所产的甘薯,每人平均将近两千斤。为什么今年种这样多甘薯呢?这问题不难回答:因为甘薯是高产作物。确实如此,按这县说来,较次的土质每亩春甘薯也能收二千斤。以四斤甘薯折一斤粮计算,共折粮五百斤,比种其他粮食作物产量高几倍。光从增产指标着眼,多种甘薯似乎是有好处的。可是,如果考虑一下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问题就来了。
社员们家家分粮不多,甘薯却堆积如山。人们希望把甘薯拿到市场上卖了,换回些必需品,但也并不那么顺利。起初,集市上甘薯价格是一角钱六、七斤,后来落到一角钱八、九斤,现在是一角钱十斤,比秫秸和饲草都贱。目前进行粮食统购,县人民委员会规定:一般的甘薯由社内自行调剂,分给社员吃用或到市场去交换粮食。对收获特多的社扣除人、畜(汉族农民养的猪)消费后,国家收购多余部分40%至60%的甘薯干。规定好说,执行起来问题真不少。就说让农民到集市上换粮吧,因为全县甘薯多粮食少,粮食的牌价和市价脱节很厉害。例如小麦国家牌价规定一角一分钱一斤,有的集市上却是一角八分一斤成交。成交办法也很巧妙,公开写税票的时候按牌价;背后交款的时候,双方按“黑价”,欺骗集市管理人员。农民落个“两头吃亏”(卖甘薯落价吃亏,买粮食涨价吃亏),所以有的就只好看着甘薯坏掉。
不光农民发愁,社干部也发愁。因各社的土质条件不同,一个社内有的队种的就多,有的种的就少。但是在今天甘薯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合理的种植也引起了矛盾。如石桥乡三星农业社的第十生产队
(罗疃村),共种甘薯五百亩,第九生产队(正道村)因土质不适宜没有种植。秋收分配的时候,社务委员会决议,从第十生产队调甘薯六万斤给第九生产队,而该队的社员见集市上的甘薯一角钱十斤,计算起来要吃很大亏,怨声四起,拒绝接受。这就妨碍了秋收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社员们见到甘薯又多又贱,都拼命要粮食。高寨乡光明农业社社员,把社里保留的一部分优良品种也分掉了。为此,社干部整日发愁上火,坐立不安。
现在,据说乡以上的脱产干部也正在担忧发愁。按今年的年景计算,这是个余粮县,不可能再向国家要粮。但是,因为社员分的甘薯多,吃粮少,再加有些社员缺乏贮藏经验,担心霉烂,要求迅速出售或调换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作法是组织社员到产粮多的地区调换粮食,或把甘薯自产自销然后再到自由市场买回粮食和用品。但是他们没有这样作,反而限制小贩出入路境贩运甘薯。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听听中共石桥乡党委书记王汝亭的说法吧:“如果让小贩把甘薯都给运走,到春天乡政府里又一去一串串的人要求解决粮荒问题,又让乡干部负责,光‘负责’还有个完吗?”他们不去主动解决问题,只是单纯进行“经济封锁”,实际上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有些小贩常常夜间偷着捣运,更助长了甘薯价格的下跌。
这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胡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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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卷烟包装纸上的商标可以取消
整条卷烟的包装纸上,两端都贴有商标,我建议取消这种商标。因为这种商标只是表示一种商品的牌号,如果把这个商标印在包装纸的封面上,取消这两端的商标,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纸张和资金。根据今年6月份全国卷烟销售量二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四箱计算,一个月内就可以节约纸张四千六百四十令,折合资金六万九千元。一年则可以节省纸张五万五千六百八十令,资金八十三万五千二百元。这样不但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纸张和资金,同时也减低了卷烟的成本。
仇子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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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是因为他们善于依靠社员群众
  梁晓然 黄克成 方杨经
湘西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新科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执行“民主办社”方针上做得比较好的一个社。这个社没有工作组经常帮助,只是由于社干部善于深入群众,把群众当中的积极因素发动起来,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把社办好了,获得了增产46.16%,95%的社员增加收入的成绩。
从忙乱中走出来
花垣县麻栗场乡新科第一农业社是今年春天建立起来的,秋季升为高级社。
今年二、三月间,社刚建成,社里采取的临时调工办法满足不了集体生产的要求。工作质量低,生产工具无人照管,队和队之间互相怀疑,社员和社员之间争分吵咀、闹不团结,有的队甚至两、三天不出工,直接影响着生产计划的完成。那时,社主任麻正林忙得到处打转,顾了这个队就顾不了那个队。为了克服工作中的忙乱现象,社管理委员会议便研究制定了劳动定额。4月间种玉米,当时规定四里路远挑七挑大粪算一个定额。第三队有五个社员挑了半天,就累得喘不过气来,不愿再出工了。麻正林在工地发现了这个情况,便亲自试挑了一天,不松不紧,只能挑五挑。修改了定额,大家复工了。又一次,麻正林参加第二队种玉米,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耙土的定额太松。他只耙半天土,就达到了一个定额
(三亩)。一个是分工协作处理不当。当晚麻正林召开了管委会。将订得不够合理的定额作了修正。不合理的定额,在半年来的执行过程中,先后修订了十九次。
定额比较合理了,但工作质量还是不能保证。社主任麻正林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耐心帮助社员改正错误。第二队有的女社员最爱争分。他们在薅草的时候,专拣包得松的活干,对包得稍紧的丘块,即使是在自己的责任区内,也不过问,工作质量也不好。有一天,社主任在工地上发现了她们这种不顾质量的行为,晚上就有意识地去和一个争工分的女社员“摆龙门阵”,慢慢地给她讲清单纯争分不顾质量的危害性。那个女社员很难过,第二天晚上便自动地在会上进行了检讨,教育了其他几个女社员。第七队有一个社员平日爱打小算盘,割牛草也要渗水和石头,监委会主任黄学仁采用了社主任教育争工分的女社员的办法,使他在劳动态度上有了转变。这个队平日有几个最爱沾小便宜、不顾工作质量的社员,因为受了这个社员的影响,也转变过来了。
这样,广大社员的劳动热情逐渐高涨,出勤率由原来的65%上升到经常保持在90%左右,劳动时间也由每天六小时增加到九小时。
零用钱的问题解决了
5月初,生产开始走上正轨,新的问题又发生了。每逢场期,社员们便纷纷向社里借钱买日用必需品,社里研究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决定发展多种经营。他们找出全社全年能集体经营的副业有养猪、养鸭、种蔬菜等。光组织社员帮助粮库加工大米一项,就得了人民币三百多元,初步解决了部分社员缺零用钱的问题,大大地鼓舞了社员们开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管委会还组织社员开展家庭副业,要大家多养猪、养鸡、挖药材、捞虾子来增加家庭收入。可是,在养鸡问题上又碰到了难题:这地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鸡是雷公菩萨,鸡粪不能下田下土,手摸到鸡要遭雷打”的神话,深刻地印在苗族农民的脑子里,很多社员反对养鸡,麻正林知道这是有关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问题,不能硬性地勉强要大家养鸡。他便深入到已经养过鸡的社员龙德二、王家寿、麻兴林等家去总结养鸡的好处。龙德二告诉他:今年养了两只母鸡,孵了三次小鸡,卖了二十二只小鸡,得十五元五角,解决了油、盐和零用钱的问题,现在家中还有十八只小鸡,准备秋后卖掉,换喂一头小猪。麻正林再度召开了管委会,用这些生动的事实打通了社委的思想。会后,社委们分头用实际事例动员群众,传统的迷信思想被打破了,社员们纷纷养鸡。去年只有六户养鸡,今年已有六十五户养鸡。社员零用钱的困难得到了解决。
掀起抗旱高潮
插秧过后,整整两个多月没有下雨。到7月间,全社已有二百多亩稻田遭旱脱水,部分有手工业收入的社员,想出外谋生。很多贫困社员则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唉声叹气。社里的迷信靠天思想逐渐抬头。个别党员、团员和骨干分子,也动摇了,空喊抗旱,不积极想办法。眼看禾苗快要枯死,抗旱保苗成了全社当时最突出的战斗任务。
第五队队长龙竹连和社委龙金生二人,领导全队社员,费了三天时间,在山腰上架了一条半里多路长的水枧(引水槽),引出了山上的凉水,使十多亩行将枯死的禾苗得救了。黄学仁等从第五队这件事得到了启发,他想到第七队附近张母冲也有一股凉水能够利用,可以灌溉大山一带的三十多亩田。于是他到第七队去和第七队的社员商量。第七队的社员非常拥护他的主张。
但是第七队架枧抗旱的合理化建议没有被管委会通过,社主任麻正林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感到如不想尽一切办法挽救禾苗,就会造成农业社的严重减产。他仔细看了第五队架枧的地方的地形和水源,又仔细比较了第七队要求架枧的地方的水源和地形,肯定第七队修水枧也一定能够成功。他决定独立负责支持第七队修水枧,回头再想法说服其他社委。黄学仁得到了社主任的支持,回到队里,便领导社员们夜以继日地在山岭上架枧。由于劳累过度,他病了,晕倒了,仍然带病坚持工作。捆竹枧的草用完了,黄学仁把自己垫床铺的草拿来用。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的情绪更加昂扬,他们喊出了“不架通水枧不下山”的口号。经过七天七夜的紧张劳动,水枧终于架成功了。一股大流泉,通过起伏曲折的竹枧,源源不断地流到稻田里。原来有悲观情绪的人,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情绪安定下来了。社里立即出现了群众性的抗旱高潮。经过二十多天的顽强斗争,旱灾终于被战胜了。
“尾巴队”变先进队
第五生产队原来的工作比较薄弱,缺乏骨干。生产队长龙竹连和管理委员龙金生办好社的决心虽然大,但缺乏经验,办法不多,工作中常碰钉子。有一次,队的记分员石宗文(富裕中农)闹别扭,有两天没有记工分,引起社员在会上大吵大闹。队长龙竹连急得满头大汗,两个人都去找社主任,一个要交记工簿坚决不干,一个向社主任要办法。社主任鼓励龙竹连大胆放手地干,还告诉他在工作中要注意找依靠力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他们就注意培养最贫困、最忠实而劳动又好的龙德二、汪大全、石把刚、龙巴哥等人。一次收工的时候,有些社员把锄头、粪桶等十多件农具丢在地里,龙金生就连挑带拿把它们收拾回来。在队里的大会上,队长龙竹连表扬了龙金生等的爱社模范行为,从此,队里的正气渐渐抬头,情况开始好转。
他们又培养了龙佩唐、龙佩择兄弟代替记分员石宗文的工作,由于文化水平低,开始账记得不好。队长龙竹连决心培养他弟兄俩成为自己工作中的助手,于是就到龙佩唐家和他住在一起,谈了三个晚上,对他进行了细致的阶级教育和团结大家搞好生产的教育,龙佩唐兄弟终于被发动起来了。在一次队员会上,他俩主动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并向社员保证要学习算账技术,提高记账能力,记好工账,这个队的积极分子已经由四人增加到十一人。社里所布置的生产任务,队员们都能够按期完成或超额完成。春天种玉米,第五队总是最后完成任务的“尾巴队”。秋天收谷子,情况就变了,第五队比各队提前五天完成任务,并调出力量支援了兄弟队。
好人好事越来越多
社员当中,有不少爱社的模范人物,只要注意把他们的模范事迹搜集起来教育社员,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新科第一农业社就是这样做的。
社员张茂顺饲养社内十三头牛。4月的一天,一条小牛病了,在山上吃草时忽然倒了下去,碰巧这时候落大雨。张茂顺赶忙喊了两个社员,把小牛抬回他家,自己烧了火给小牛烤。夜里张茂顺又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和小牛伙着盖,让老婆孩子盖蚊帐过夜。第二天清早,就叫老婆去寻牛药给小牛吃。小牛终于给治好了。
管委会在各个生产队表扬了张茂顺,教育社员爱护耕牛。很多社员深为张茂顺的爱社行为所感动,表示要向张茂顺学习,争取做个模范社员。许多人原来不愿养牛,现在不只安心养牛而且养得很好。全社十七个养牛员,像张茂顺一样的模范,很快就出现了十个。
社主任麻正林深刻体会到表扬好人好事这种工作方法的良好效果,他经常白天到各队去了解情况,晚上就拿着广播筒到处去喊,表扬当天发现的好人好事。这样,一个群众性的爱社运动,在社里很自然地开展起来了。爱社已形成风气。田里的月口塌了,或是有了漏洞,不等管水员去检查,就有人把月口或漏洞整好了;玉米被风吹倒了,很快就有人把它扶正,培好土……
先进人物越来越多,社里越来越生气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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