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六个省市委举行全体会议
根据二中全会精神部署工作
本报讯 11月下旬，中共北京市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中共河北省委员会、中共山西省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员会，先后举行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八届二中全会精神，部署1957年和当前工作。
江苏省委会议认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要加强思想领导，接受过去经验，防止一阵风和一窝蜂的偏差。
这些会议都认真地讨论了开展工农业生产的增产节约运动问题。中共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的会议都指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注意防止只图数量、忽视质量和借口降低成本而实行偷工减料的倾向。北京市委全体会议（扩大）还指出：搞好增产节约运动，在于依靠群众、加强工矿企业的民主管理。应当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例如召开工厂企业的代表大会等来贯彻企业领导的群众路线。江苏省委全体会议（扩大）决定，要有准备有步骤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省在明年2月份以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增产节约的思想教育，2月份以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会议认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必须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防止一阵风、一窝蜂忽视思想领导的偏差。要在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拟订具体措施的基础上，逐步展开运动。在批评和揭发铺张浪费现象的时候，必须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指出如何改正，使运动健康地开展。会议要求，在运动中不仅要批评铺张浪费现象，还要大力表扬勤俭朴素的单位和个人。
农业增产问题，也是这些省、市委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山西省委会议确定，在全省农村中，要开展以增产粮棉为主、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的增产节约运动要求明年的棉粮产量超过1957年的国家指标。今年冬季要做好积肥、保护牲畜等增产准备工作，同时改进计划编制和农业技术指导工作。农业社要坚持勤俭办社方针，力求节约粮食。江苏省委会议认为，今后农业增产的主要关键，是合理调整农作物种植的布局和改革农业生产制度，首先是大力发展水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粮、棉、油料等各种作物的总产量大大超过今年的水平。会议还讨论了要在三、五年内改变徐、淮地区的贫苦面貌的问题。这个地区占全省耕地面积43％。但由于经常遭受涝旱灾害，农作物产量很低（仅占全省农作物总产量21％）。会议要求，在解决特大洪水的前提下，广泛动员群众大力兴修大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在今后三年内继续扩大水稻、棉花、油料和杂粮的播种面积，大量开展饲养等副业生产，使该地区农民的全年农副业纯收入逐步达到每年每人六、七十元左右。河北省委会议认为，全省农业社应以较大的力量进行一次整顿。会议确定，整社应从生产入手，同整党工作密切结合进行，进一步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在农民群众中的核心作用。会议特别指出，对占全省总农户60％以上的七千个联村大型社的整顿要十分慎重。经验证明一村一社是较好的，但是，联村社是否分开，要从有利于团结生产出发，不同的具体情况要有不同的处理办法。
陶铸同志针对广东省省级机关负责干部的铺张浪费现象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决定用“六不”的办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
这些省市委的全体或扩大会议，都要求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厉行精简节约。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扩大会议作出决议，要求由书记动手、省级机关带头，在全省范围内厉行精简节约，革新干部作风。会议决议：首先大力精简省级党、政机关编制，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省人民委员会及其直属各机关人数平均缩减30％；广州市市级党、政机关人数缩减20％；其他专区、县、区机关编制也要适当精简。机关精简工作从12月开始进行，到明年6月底结束。编余干部将进行妥善安排。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在会上做总结发言时指出，广东省省级机关目前内部层次太多，编制臃肿。省以下的机关也有人浮于事的现象。陶铸同志特别针对着省级机关负责干部住房子太宽、用汽车太多、请客太多等铺张浪费现象，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一致同意在全体机关和全体干部中，尤其是省级机关和负责干部中，立刻实行“六不”：一不增加编制（指精简后）；二不盖房子（房子不够合理调整）；三不买一辆汽车（公共汽车和运输货车例外）；四不请客（国际友人例外）；五不送礼；六不举行堂会式的晚会和非群众性的舞会。会议决定采用整风的方法，首先检查省委领导，以带动全省。江西省委的会议也批判了某些机关和企业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和铺张浪费、好排场、讲阔气的风气。要求贯彻八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倡艰苦朴素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山西省委、河北省委、北京市委的会议，也都讨论了精简机构改进作风的问题。决定要减少层次精简机构，抽调强有力的干部充实下层，或长期帮助基层工作。
有些会议还分别讨论了节约粮食、城市供应、加强对群众的时事教育等问题。江西省委会议，还检查了今年全省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执行情况。
第4版()
专栏：
港九工会联合会举行大会
追悼九龙暴乱中死难工人
死者之冤未雪，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还未解除，杀人放火的国民党特务凶手必须依法归案严办
新华社广州3日电 香港消息：港九工会联合会二日下午在会所举行九龙暴乱事件中死难工人的追悼大会。到会的有死难工人家属和港九各业工会、各社团和各界的代表共约四百人。
会场笼罩着庄严和悲痛的气氛。会场四周摆满了港九和澳门各业工会及各界人士致送的四百四十件挽联、祭幛和花圈，右边墙上悬挂着八名死难工人的遗像。灵台右边还挂着广东省省长陶铸的亲笔题词：“进一步加强全港九工人的团结，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对危害工人阶级生命安全的任何反革命行动，必须坚决予以回击”。
在奏哀乐、默哀和向死难工人灵位献花以后，港九工会联合会理事长陈耀材在会上沉痛地致悼词。他首先谈到，这次在荃湾惨遭杀害的有工联荃湾医疗所配药师杨观福、纺织工人赵桢祥、梁注、谈志强、秋达新、蓝天、赖伯良、梁鸿光以及其他许多无辜死难同胞。他说，现在所有的事实已完全证明：国民党特务就是九龙暴乱事件的主谋和杀人犯，是港九和平居民的公敌，是威胁香港和平环境的祸根。如果让杀人犯逍遥法外，对香港来说，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是最大的灾害。
陈耀材强调指出：现在死者之冤未雪，居民和平生活与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还未解除，因此，杀人放火的国民党特务凶手必须依法归案严办。他还要求香港警察当局应当认真负起保障和平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保证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
陈耀材最后还在死难工人的灵前宣誓，表示要高举着团结的旗帜，为港九居民的和平生活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港九工人的福利事业而更加努力。
追悼大会接着宣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东省各界发来的唁电。有三位工人在会上报告了八位死难工人的生平事略。
在会上致悼词的还有新闻界人士、工商界和妇女界人士费彝民、庄我宗和李惠英等。
第4版()
专栏：体育新闻
我国在国际比赛中第一次得总分第一
无线电快速报务员比赛结束
本报讯 到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参加第二届国际无线电快速报务员比赛的我国代表队已于12月2日载誉归来。参加这次比赛的一共有八个国家的四十八名选手，中国队以五千二百二十七点六三的优异成绩获得总分第一，第二名是苏联队，以下的名次是：保、捷、朝、罗、德、波。蒙古和南斯拉夫派了观察代表参加。
在这次比赛的第一场中，苏联队比中国队多得九分，第二场苏联队以二十五分之差仍旧领先，第三场苏联队高出中国队一百二十四分，在最后的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在手抄报和打字机抄报数码项目中，多得了两个速度的分，在打字机抄报字码项目中，多得了四个速度的分，因而以五千二百二十七点六三分比四千六百三十六点六二分的成绩超过了苏联队。我国在国际比赛中获得总分第一这还是第一次。
大会的十七项奖品中，我国获得了五项，即总分第一奖，打字机抄报组第一奖，男子个人打字机抄报第一奖，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的代表队最高成绩奖，以及民主德国送给大会总分第一的精质玻璃盘奖。
我国参加比赛的六名运动员，王祖燕获得男子打字机抄报第一名，魏诗娴和孙淑芝获得女子打字机抄报第二名和第三名，孙淑芝还获得女子手键发报第二名，黄纯庄获得女子手抄报第二名，童效勇和杜效甫分别获得男子手抄报的第四名和第六名。正式比赛结束后，各国选手又进行了创造本国纪录的比赛，我国选手王祖燕和魏诗娴以每分钟打字机抄报四百四十个字码的速度创造了我国的最高成绩，这个成绩也是目前世界上的最高成绩。
（杨明训）
第4版()
专栏：体育新闻
聋哑运动员举行田径赛
新华社上海3日电 上海的聋哑人第一次参加了规模较大的田径测验会。
这次测验会2日在上海市风雨操场举行。田径裁判和发令员是用旗子代替口令和鸣枪指挥的。运动场上虽然没有口令和“加油”的呼喊，但是二十三项比赛都进行得很紧张也很顺利。上海市第四聋哑学校青年教师吴乾有得到了跳远、跳高和一百公尺短跑三项第一名。他的跳远和跳高的成绩都达到了国家三级运动员的标准。
参加这次田径测验的运动员共有二百二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聋哑学校的学生，有部分是工人和社会青年。
第4版()
专栏：
党员负责干部要重视支部生活
章世鸿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党委会前些日子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发现所属各单位局、处长以上干部不按期过支部生活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忙”不能成为经常不参加支部生活的借口
党员负责干部工作任务较重，会议较多，出差的机会也多，按期过支部生活有一定的困难，这是事实。因而当他们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参加支部或小组的会议的时候，他们向党组织请假是可以允许的。但工作忙能不能成为党员负责干部长期不过支部生活的理由呢？不能。根据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党委这次了解，有些党员负责干部不过支部生活并非每次都有正当理由的。由于这些同志对参加支部生活的意义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他们往往是可以争取参加而没有参加。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前中苏友好大厦办公室主任张苏平，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整整一年没有参加过一次支部大会和党的小组会。当然，不能说他全是无故缺席，但难道能够相信他在一年中真的忙到这种程度，竟连参加一次支部会和小组会的时间都没有吗？当党的小组长有一次对他提出意见时，他的答复是：“为什么你们开会一定要拖住我？”这就是说，他把参加支部会和小组会当作是一种负担，可见他并非完全不能参加，而是不愿参加。
上海第二重工业局副局长常青在今年第一季度为了要给小孩子买衣服，就不参加一次支部大会。我们可以相信他不能按期参加支部生活有时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总不能说给孩子买衣服也能成为不过支部生活的正当理由。
上海第二轻工业局制药工业公司经理郑仲芳自去年6月到今年4月份一直没有过支部生活。有一次党小组长要他参加党小组会，听取党小组对他的批评意见，他还是不参加。显然，对于他，“忙”是一种逃避批评的借口。
不是所有党员负责干部都是如此对待支部生活的，那些组织观念较强、重视支部生活的领导同志能够经常参加支部会议，这也是“忙”不能成为长期不过支部生活的一个有力的证明。譬如，上海市第一轻工业局办公室主任孙愈，凡是开支部会和小组会，只要他没有特殊事情，从不缺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梁廷锦除紧急会议或出差外，一贯积极地参加支部生活，这样的同志是不少的。决没有理由说这些同志的工作要比上面指出的那些同志要轻松些。
不能用自由主义的态度和首长的身份来参加支部生活
某些党员负责干部不重视支部生活，不但表现在不过支部生活方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有些同志即使参加了支部会议，态度也是极其不严肃的。请看上海第一轻工业局一些处长级党员干部对支部会议的态度：处长温众宁，开支部大会时间已到，他还要等下完一盘棋后再参加，而参加时还躺在沙发上读报；处长王衡山出席党小组会常迟到早退，在会上以首长姿态对其他同志训话；处长林洪，通知他开会不到，说是“忘了”。由于这些同志对支部生活采取了如此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就往往影响支部会议的及时和顺利召开；影响干部做党的工作的积极性，使这些机关的支部生活陷于松懈、自流的境地。
经常不参加支部生活就是忽视党的监督现在应该是消除这种现象的时候了。
有些党员负责干部以为他们经常参加其他各种党的会议，在工作中经常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因此不参加支部生活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参加其他党的会议或在工作中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参加支部生活，这是党的生活的另一部分。党章规定，凡是党员都应该参加党的生活。对每个党员来说，支部生活是党的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员负责干部本人既然是本机关党组织的一个成员，那他就应该遵守党的纪律，像所有其他党员一样过支部生活。应该看到，党员负责干部参加支部生活是十分重要的。首先，正如党章所指出，机关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对机关中每一个党员（包括行政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情况进行监督，党员参加支部生活，这就是和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接受党的监督。一个党员，如果长期不过支部生活，得不到基层党组织对他的监督，就会影响他的政治上的开展，影响他及时地克服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影响他的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最后甚至有脱离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要求我们加强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这样，党员负责干部本身接受党组织对他的思想政治情况的监督，其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
党员负责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参加支部生活
其次，一个党员负责干部对支部生活的态度不但会影响其他同志，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单位的支部工作的开展。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党委会在这次检查中发现，凡是党员负责干部重视并积极参加支部生活的单位，支部生活就比较正常、活跃，党内的民主空气就比较浓厚。如上海市人民监察院院长和副院长对支部生活都很重视，对党员和非党群众的思想情况也很关心，亲自做思想工作，并且能够以身作则在党的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大大有利于总支委员会的工作的开展。这个单位支部生活过得很经常，每个党员都敢于在党的会议上对行政领导党员提出各种批评意见，帮助领导同志及时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这样，整个机关的工作也就很有起色。在相反的情况下，如上面所指出的这些党员负责干部不重视支部生活的机关，支部工作的开展就受到一定的阻力，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是比较薄弱的。
在贯彻执行市的党代表会议决议之后，上面这种情况已有了初步的改变。为此，我们希望这些党员负责干部认真学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提高对支部生活的意义的认识，争取更多地参加支部生活，接受党对个人的思想政治情况的监督，并且协助支部做好党的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实现党所交给他们的日益艰巨的新的任务。
第4版()
专栏：
拉萨街头
新华社记者 宗子度
现在在拉萨街头，人们可以看到买卖很热闹。从康藏和青藏两条公路上来的满载内地物资和建筑器材的卡车，鸣着喇叭从闹市驶过。街上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川流不息。
1952年我初到拉萨，也是这样的初冬季节。那时在拉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看不见一部运货卡车，只有藏族商人带着骡马来往。从乡下来的农民，赶着小毛驴进出市区。
随着西藏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拉萨街头出现了新的景象。古老的建筑物旁边不断矗立起新的房屋。五条冷落的小巷已经变成了闹市。有些以前堆放垃圾的地方，也出现了一排排的商店和撑着白色帐幕的地摊。许多食堂、浴室、理发馆、成衣店和摄影社已经开设起来。拉萨街头上的行商、座商和摊贩，已经从1953年的七百多户增加到三千来户。在以大昭寺为中心环绕一圈的八角街上，商店里摆满了各种货物。从高级的呢绒、绸缎到珠宝首饰；从铜佛、氆氇到麝香、水獭等著名的土特产品，应有尽有。
康藏、青藏公路通车拉萨以后，价廉物美的国货已经在这里引起了顾客们很大的兴趣。现在，不仅国营贸易公司扩大了，拉萨街上还有了十多家国货购销店，每一家国货购销店里都经常拥挤着选购东西的人群。据西藏贸易总公司的同志说，凡是经营国货的购销店，营业额都比以前增加了五六倍以至十来倍。这一事实促使了拉萨市的许多藏族商人逐渐把资金由经营外货转为经营国货。
铁匠、木匠和裁缝铺，生意特别旺盛。据说过去就是手艺再好的匠人，三天也有两天闲着。由于西藏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各地对拉萨手工艺产品的需要量也相对增加。八角街上的十多家帽子商店，一次就接受了国营西藏贸易总公司七百顶金边藏帽的订货。
街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的人群。穿着羊皮袄、挂着腰刀的藏北牧民们，在出售新鲜的酥油和牛羊肉以及各种兽皮。拉萨市郊的农民，一清早就赶着牦牛和小毛驴，带着糌粑、小麦、豌豆等农产品来到城里，中午以后，他们又带着铜锅、铁壶，或者是茶叶、布匹等回去。
傍晚，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属十四个厅、委、处的办公室里，走出了许多藏族官员和工作人员。系着红领巾的藏族、回族儿童放学了，他们唱着歌走过街头。藏族工人和拉萨市各个藏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们，也成群结队出现在街上。这时，手拿念珠和转经筒的佛教徒们，在大昭寺周围安详地开始了晚上的祈祷。
入夜，从城北八公里外的拉萨水电厂输送过来的电流照亮了拉萨街头，夜市开始了。
第4版()
专栏：
不要乱介绍经验
报刊上、会议上，天天都在介绍“经验”。至于这些经验中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有多少有用，有多少甚至有害……，恐怕并不是每一个领导机关都能准确地回答出来。像“一个‘好经验’的来历”中提到的上饶县委农村工作部，可能就很难回答。介绍经验，本来是件好事，甚至可以说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个办法。可是如果像上饶县委农村工作部这样不负责任的乱介绍经验，那就只能使自己身上多沾上些官僚主义的灰尘。凡是有责任给下边介绍经验的机关都应该从这一篇文章中得到一点教训：当你给别人介绍某一经验之先，起码要先做点鉴别工作，看它到底是不是经验！
第4版()
专栏：
一个“好经验”的来历
胡焕明 陈秉彦
被中共上饶县委农村工作部到处介绍的一条“好经验”，原来是少数干部单凭主观意图捕风捉影制造出来的，根本不是什么经验。
上饶地区各农业社总分配准备工作开始后，不断发现瞒产现象。真相怎样，解决的办法如何，我们很想知道。
我们访问了有关部门，但没有可靠线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知“得来全不费工夫”。11月8日，中共上饶县委农村工作部一位负责人——吕庭藩同志突然热情地送给我们一份“吉阳乡清理实产的几点体会”的油印材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处理瞒产问题较好的经验，县委很重视，已由农村工作部将它介绍给各乡党组织学习去了。县委的机关报“上饶报”已经把这个经验放在一版头题的地位上刊登出来。吕庭藩同志还着重指出：“这是我们农村工作部派去的干事姜桂森同志亲自在那里协助搞的。”
我们没有道谢就先看材料。这篇材料写的虽不长，却叙述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有瞒产的具体情况——全社十九个生产队，有十六个生产队集体瞒产，队长都参与其事；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包括准备工作，思想动员，详尽作法，经验介绍，最后还有四点体会。体会中着重强调了怎样“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如何发扬干部“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和“自始至终贯彻思想发动工作”，进行爱社教育。因此，效果十分显著：产量查实了，近四天中，搞出七万一千余斤瞒产稻谷。
这份材料写得这样的有声有色，只要再补充一些具体内容，马上就是一篇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报道。于是就在当天下午，我们冒着初冬的细雨，赶到吉阳乡民锋农业社里。
当我们跨进民锋农业社办公室
（党总支、乡人民委员会也在这里办公）的时候，里面正坐着不少干部，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盹。
我们掏出工作介绍信，问“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姜桂森同志在吗？”
“啊！是了解我们清产经验？那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打算向报纸投稿哩。”一位在埋头画表格的同志连忙站起来，看过介绍信后，一边笑嘻嘻地和我们握手，一边招呼在座的干部：“大家都到前面来，赶快向记者同志介绍处理瞒产情况，党报这样关心我们，大家要好好说清楚。”
办公室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人们停止了聊天，打盹的人也睁开了惺忪的睡眼，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片刻，他们小声地议论着：
“我不摸底，谈也谈不出来呀！”
“那是他和总支副书记搞的，叫我们怎样介绍呢？”“…………”
谈话刚刚开始，他们就一个个地溜走了，办公室里只剩下了姜桂森和乡总支副书记邹良基。眼看着出现了冷场局面，还是姜桂森急中生智，连忙说：“好吧，他们都有工作，我先把详细情况谈一谈，然后让老邹补充。”
他打开笔记本，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先来分析瞒产的原因：第一可能是群众对粮食政策不摸底，思想顾虑很大；第二可能是队与队之间有怀疑。总之，队里的干部可能存在片面的群众观点，预先开了会，集体来瞒产。”
“可能？你们调查了吗？”我们忍不住插嘴问。
“你们不要以为‘可能’就不是事实。”姜桂森似乎对我们的问话有点不高兴，语气马上变得沉重起来：“这是县委书记在上次三级干部会上指出来的瞒产原因，我虽没有调查，但这里的情况一定也不会例外。”
他越说越有劲：“嗨，你们还不知道，这个社瞒产的花样真叫人难以捉摸：有的是用老秤进，新秤出；有的是进秤高，出秤低；有的是按人口或按户先私分了一部分；还有的是收多报少。可惜，我整理材料时忘记写上去。……”
“不，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些瞒产方法，搞出来的粮食都在队的仓库里，那些方法是在片的会上一位负责同志说的。”邹良基感到姜桂森说的情况不符合事实，立即插话纠正。
“看，你的忘性真大，我早不是说过吗，他们现在把谷留在仓里没有分，估计一定有分的打算，不然，群众怎么不透露一点风声。”
材料上写的全部是肯定的事实，在充分动员群众解决瞒产问题的经验中，还明明写着“发动社员提疑问点”一项，怎么现在谈起瞒产原因时，忽然全部变成了“可能”、“估计”和“群众不透露风声”呢？我们提出这个疑问，再三请他详细解释。
这时，姜桂森有些发楞，他合上笔记本，手托住腮思索了许久，才慢吞吞地说：“我们发动群众还不够充分，这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不过，客观上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你们分析一下吧，这一段冬种、普选加上征购粮，几项工作挤在一起，每日向上级汇报情况都感到时间不够用，那有时间去征求群众意见。幸喜我和老邹分工合作，来个大胆怀疑，召开了三个会议，一下子把瞒产问题搞清楚了。要不然，别想取得这个成绩。”
“是呀！那三个会议起的作用的确非常显著。”姜桂森谈到这里，邹良基即速把话接过来说：“就拿队长以上干部会和社员代表会（都是队的主要干部当代表）来说吧，我和老姜整整向他们讲了两个大半夜：谁要瞒产不报，将来受法律制裁；常言说：‘雪里埋不住死人’，
‘纸里包不住炭火’，给他们加了些压力，没有几天工夫，各队就老老实实把瞒产数字报上来了。”
邹良基兴致勃勃地继续说下去：“另外我还亲自进行过突击查账清仓的工作。十三队队长邹良海，我早就怀疑他会捣鬼，去年在初级社听说他瞒了产，今年转了高级社，手脚也一定不会干净。那天我借催送公粮名义到他们队里措手不及地给他来个大检查，果然证明我的怀疑‘十分正确’，他们队的账上比向社里报的稻谷数字多一万六千三百多斤。稻谷在仓库里放着，他们还提出理由不承认，其实赃证都找出来了，赖也赖不掉。”
“解决瞒产的缺口打开了，那些瞒产的队长也吓慌了，有的连夜清仓，有的主动向我们‘交代’，我们力气省了，也‘启发’了干部的自觉，真是一举两得。”
他的话，深深地淹没在他们得意的笑声里。……
我们来到了他们打开缺口的第十三队。这个队的情况原来是这样：割中稻时，负责统计向社里汇报稻谷数字的保管员走了四天亲戚，委托一个经常给他帮忙记账的社员暂时代替他的工作。他回来那天，那个社员恰巧被派出搞副业去了，两下没接头，那个社员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保管员怕出错误，准备等到那个社员回来将账目弄清楚，再报到社里。当邹良基来查账盘仓时，保管员马上向他作了口头报告，队长还检讨了自己工作没有尽到责任。可是邹良基不分析客观情况，硬把他们在仓里放着的、账上记着的粮食说成是集体瞒产。姜桂森听了邹良基的汇报，又给他们加上了一个订有“攻守同盟”、“不准社员透露消息”的罪名。其他各队得知这个情况，都怕戴上“瞒产”的帽子，纷纷清仓结账，有的将原来准备和其他秋收作物一同上报的晚稻稻谷数字连夜送到社里；有的谷未晒干，也只好先报后晒……。就这样大家也还难免要戴“瞒产”的帽子。队长们向他们申述理由，他们也置之不理。召开队长以上干部会时，又是他们“雪里埋不住死人”的长篇大论的“训话”，不让大家有发言机会。十三队队长气的没办法，只好埋怨自己，又去批评保管员，说他糊糊涂涂“丢了全队的脸”。保管员近日来又是愁，又是怕，耽心会坐班房，无心生产，吃不下饭，坚决辞职不干。还有些队也为此事闹得人心惶惶。
这就是这个被县委重视、被农村工作部到处介绍的“好经验”的来历。
（原载江西日报，本报有所删改）
第4版()
专栏：
草原上的幸福家庭
内蒙古草原上的牧民，组织起来生产的已达83％，其中加入牧业社的占全自治区总牧户的21.91％。牧民们开始了定居，生活比过去好得多了。（附图片）
右第一图：年轻的女副社长、生产能手车布勒玛是干努的妻子，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小男孩。
右第二图：青年牧民干努是巴音敖日格勒牧业社的放马能手。去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华社记者 陆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