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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员来信
帮助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编者按：今天发表的这三封党员来信，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对预备党员的考察教育工作，在某些党组织内还作得很不好。他们并没有按照党章的规定对预备党员进行认真的考察、耐心的教育和具体的帮助，只是到了讨论他们转正的时候，才发现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于是只好决定再“研究研究”，再“考察考察”，再“教育教育”。就这样，一些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一直拖延不决，这显然是那些党组织不负责任的表现，应该注意改正。
“修行在个人”吗？编辑同志：
目前，有不少党的组织，不重视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致使一些预备党员不能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据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六个县的统计，在现有的一千六百九十一名预备党员中，没有能够按时转正的就有三百五十名之多。比较严重的是富锦县，一百五十六名预备党员，就有一百零三名被拖长了预备期，其中有三十一名被拖长一年到三年。汤原县最近批了二十二个预备党员的转正材料，这些同志全部都延长了预备期，多的三年，少的也有半年多。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组织没有抓紧对预备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工作，有些党员和党的组织错误地认为，一个人入了党，就算是万事大吉了，他们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样，党的组织就不能结合实际工作，确定专人去对预备党员进行教育和帮助，再加上组织生活不健全，致使预备党员在入党后没有受到更多的教育和锻炼，有些人到期后不能转正，因而苦闷，不安。汤原县万庆乡的新党员石成金说：入党前还有人常同我谈话，入党后谁也不找了，我感到入党前同入党后没有多大的区别，也没有什么进步。这就说明了，刚入党的同志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党组织指导和帮助，而作好对预备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工作，对于巩固党的组织又是多么的重要。因此，我建议各级党的组织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预备党员都教育培养成为合乎党章要求的正式党员，以增强党的战斗堡垒作用。 高振亚
为什么拖了五年多编辑同志：
李振朋同志于1950年4月在山东荣城县第七区入党，预备期半年，但由于有关党组织的拖延，直到今年8月才办理转正手续，整整拖了五年又十个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李振朋的转正拖了这么久呢？
李振朋入党五个月后，向乡支部提出了转正要求，当时答复是：“等整党后再说。”一拖就是三年。
1953年7月，李振朋带着预备党员介绍信来到武汉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一工地当临时工，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一年半的期间，他写过十五次转正申请书，一直也无人过问。1954年9月，他参加了武汉市的防汛斗争，工作在一工段工地，由于他努力工作，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所以在防汛结束时，经支部大会讨论，一致同意按期转正。但报到建筑党委后，经审查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没有转正，可能有问题，需要考察考察，了解了解。”经过向批准李入党的中共荣城县第七区委了解，并无问题，不知为什么又拖下来。
1954年12月，李又到武汉市土产公司做临时工，他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又继续恳切地向土产公司支部提出转正要求。这时，正当武汉市商业系统的整党将要开始，得到的回答又是等整党后再说。这样又拖了半年多。1956年1月整党开始，2月，因商业系统机构调整，李所工作的仓库交礄口区委领导。当时，经调查研究认为李可以转正。但是不幸得很，刚经党小组讨论通过，李的党的关系又转回原土产公司了。过了一些时，李向党支部干事询问他的材料是否由礄口区委转来。想不到材料竟被丢了，直到8月才转为正式党员。
中共武汉市第二商业局总支
金作良 黄美容
奇怪的理由编辑同志：
1952年12月，我在温州市文教局入党，预备期为六个月。1953年3月，调至浙江省工商联工作，同年7月初我写报告申请转正。小组在讨论我的转正的时候，全组有表决权的五人中，三人同意转正，有一人认为申请报告内容太简单，小组长就决定要我重新写报告，重新讨论。此后，我连续写了三次报告，小组都认为报告写得不好，就延长了我的预备期，小组长还给我增加了一条决定延期转正的理由是：“过期不申请，没有转党要求。”
这个理由是很奇怪的，明明支部在1953年就讨论过我申请转正的报告，小组讨论的次数更多，难道支委会和小组把自己讨论过的事，竟忘得这样一干二净了吗？难道五个支部委员都是这样健忘吗？不是的，这是支委们抱着“与我无关”的态度，来对待党员的政治生命罢了。而且即使一个预备党员没有政治觉悟，过期不申请转正，难道支部就让他自生自灭吗？这显然是不符合建党方针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支部又有三个预备党员超过预备期一年多了。支部应该关心这些同志的政治生命，切实地改变官僚主义作风。
方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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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危险的“舞会”
本报记者 习平
上海某些工厂举行的跳舞晚会，已经不能称为正当的文化娱乐活动，而变成铺张浪费败坏道德的场所了。
举行舞会的风气，目前在上海的工厂、机关里颇为盛行，每逢周末或假日的晚上，几乎到处可以看到灯火辉煌、乐声四扬的舞会场面。跳舞本来是一种正当的文化娱乐。但据最近上海市一个工业党委对工厂里举行舞会的情况的调查结果证明，有不少单位的舞会已经远远离开了“活跃文娱生活”这个正当的目的，出现了一些很不健康的倾向：铺张浪费者有之，贪污腐化者有之，聚众斗殴者有之……形形色色，影响极坏。
最普遍的情形是铺张浪费。据调查，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等三个工厂，其中有两个厂自己都有不小的场地，但举行舞会却要去租用大舞场。他们几乎租遍了原来上海出名的跳舞场所，什么四姐妹舞厅、爱而林舞厅、大沪书场……，都有过他们的足迹，排场大了要花钱，于是就采用卖舞票的办法，票价由一角、两角、甚至卖到六角、八角，有时竟出现了“黑市”，贪污票钱的事，当然也随之出现。
问题还不只是多花些钱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好些单位的舞会，实际上成为解放前放荡淫佚的旧式舞场的再版；成为社会上流氓分子混进工厂、引诱工人堕落的一个媒介。上海提篮桥区有些工厂只有十几个人或一百多人，但举行舞会时，舞客常常多至六百多人。这些舞客中“阿飞”也有，私娼也有，反革命嫌疑分子也有，真是形形色色。有些舞会上，甚至公然播送敌伪统治时期的黄色歌曲……。
这些不健康的因素，严重地侵蚀了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思想意识，现在在不少工厂里出现了一批
“舞迷”，他们对跳舞的兴趣远比工作、学习的兴趣大得多，成天打听哪里有舞会，到处设法弄舞票。因为跳舞，常常弄得白天打瞌睡，生产没有劲。有些青年艺徒，本来很好，进厂后受了这些影响，回家后向父母闹着要漂亮衣服，工作学习无心；有的因此而堕落到偷窃。还有少数的工人，每到举行舞会时就聚集到中学校的门口，找女学生作舞伴，弄得一些青年学生无心学习。而这种没有约束的放荡生活，也是造成职工道德纪律败坏的因素之一。
不能让这种有害的现象继续下去了！企业的党和工会组织不能把这种现象视作无关轻重的小事。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不能下一道命令禁止举行一切舞会，也不能禁止职工去跳舞；而应当对职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积极地引导职工开展正当的、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使职工的正当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这样才能消除不健康的因素，把企业内部的文娱活动
（包括跳舞在内），真正拉到正当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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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都安瑶族自治县派出一千多干部
下乡访问少数民族农民
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要求，解决了问题
新华社南宁2日电 广西省都安瑶族自治县组织干部下乡访问，倾听少数民族人民的意见。访问工作已在最近结束，目前县、区各部门都忙着召开会议，讨论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都安瑶族自治县从十月份开始，组织了一千多名县、区、乡干部，成立二十四个队（组），由中共县委书记、副县长和区的负责人带领，分别深入到全县三百一十七个乡进行访问。除通过各种会议了解情况外，各队干部还利用早晚时间挨门逐户访问，或者白天到田间一面帮助农民生产，一面访问。访问期间，工作队根据有些农业社因灾减产，和全县历年冬春缺水等情况，先摸清有多少缺粮户，共缺多少粮，该在什么时候供应，以及有无过冬的棉衣、被子等，作出通盘规划。首先发动社员生产自救，真正不能解决的，由国家出粮、出钱供应或救济。在访问期间，全县发放了七千套棉衣和大批棉被，救济贫困农民。关于缺水问题，在工作队的协助下，十月份以来，各乡普遍找水源、开塘、挖井，解决人、畜吃水。
在访问中，各族农民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农民批评有些干部在石山地区推行玉米单株密植时，也盲目规定每亩种三千五百株，不够的还要强迫补种，在财经工作方面，各族农民要求加强收购供应工作。
对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属于工作作风方面的，工作队都当面向群众作了检讨或说明；属于今后发展生产和生产改革方面的，部分农业社在工作队的帮助下经过调查分析，已作了适当安排，大城区有些农业社还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处理了许多入社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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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市部分政府机关
节约用房合署办公
市委号召党员干部同群众共甘苦
新华社天津1日电 办公用房较宽绰的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和天津市统计局，为了节约用房今天已开始迁入天津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内合署办公。这两个机关原占用的一幢十一层大楼——利华大楼，全部腾出来让给急需用房的单位。
利华大楼除厕所、厨房外，有用房一百七十三间，室内面积约四千平方公尺。1954年，计划委员会迁入这幢大楼的时候，平均每人办公用房面积曾达到十二平方公尺，超过房产管理局规定一倍以上。以后，天津市统计局迁入了这幢大楼。但是，由于人员编制的变动，现在每人办公用房面积仍在十平方公尺以上。计划委员会的各职能处平均有工作人员十多个人，用房都是三、四间。多数处长都有单独的办公室，室内面积约四十平方公尺。
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和统计局的领导方面最近已非常重视改变这种用房不合理的情况。他们曾积极和市人民委员会有关机关负责人研究，并号召本单位工作人员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目前这两个单位正在迁入的办公用房共六十四间，面积有一千六百平方公尺，还不足过去的二分之一。
新华社天津1日电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同人民群众共甘苦。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三千多党员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市委书记李耕涛说：在目前市场上部分商品呈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希望全体党员干部继续发扬节约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在目前生活水平已经逐步提高的时候，应该多注意节约，多注意储蓄，少购买些目前比较缺乏的日用品和副食品，把更多的商品省下来供应给市民群众。
李耕涛还说，今年以来，由于国家建设事业迅速发展，天津市生产潜力得到发挥，就业人数增加了四万五千人，工资水平也提高了。郊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组织起来以后，收入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整个社会购买力提高到历史上未有的水平。因此，一部分物资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但今年以来投入市场的商品不是比过去少而是比过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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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新闻
拳击、击剑、技巧运动
表演赛昨天在京开幕
本报讯 1956年全国拳击、击剑、技巧运动表演赛昨天（2日）下午在北京市体育馆举行开幕式。
参加这次表演赛的有来自十六个省、市的一百四十多名男、女运动员。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黄琪翔在开幕式上讲了话。
开幕式后，还举行了最轻级、次轻量级、轻量级和轻中级的五场拳击预赛和两场表演比赛。
在两场最轻级比赛中，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最轻级拳击冠军王守忻（北京）战胜了白文君（成都）。云南省的运动员黄文豪在两回合半中就击败了武汉市的伍湖平。
次轻量级比赛是黄寿康（北京）对方业焕（沈阳），方业焕是越级参加比赛的，由于体力稍逊一着而失败。
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轻中级冠军获得者、黑龙江省朝鲜族运动员孙吉柱，因为体重减轻这次参加了轻量级比赛。他战胜了西安市运动员郑季芳。
轻中级运动员王国钧（北京）击败了陈国强（武汉）。
又讯 在昨天（2日）晚间继续进行的拳击比赛中，天津市次最轻级运动员业宝?击败了广州市谭镇鸿。他们都是体重不超过五十一公斤的十九岁的年轻运动员。
第二场和第三场次轻量级比赛，马靖夷（西安）和许连生（上海）分别战胜侯汉荣（广州）和陈伟刚。
在轻量级的最后三场比赛中，陈新华（北京）、李国华（西安）和余汉强（武汉）先后战胜郑木通
（武汉）、许幸男（福建）和李家海（天津）。陈新华是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轻量级拳击冠军，郑木通同他比赛，在技术上显然处于劣势，因此第三回合便自动弃权了。
比赛完了还有一场表演赛。
甸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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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在11月19日成立。生活在这里的有回、汉、东乡、藏等七个民族，共八十一万三千多人。解放后几年来，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各族人民团结互助，经济、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发展。
左上图：临夏市大夏河畔新建了一座水力发电厂，电厂的回族工人在汉族工人帮助下，已能熟练地掌握发电机的操作技术。
右上图：以“团结”命名的电影院已经修建完工。现在正上映国产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
左图：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文教事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现在在中学和小学学习的各族学生有五万八千多人，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是临夏女子中学的各族学生在做早操。 新华社记者 郝常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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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高原城——康定
新华社记者 李耐因
高原古城
当我们翻上云雾弥漫的二郎山峰岭，俯瞰脚下群峰纵立，为西康高原壮丽雄伟的景色而振奋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目的地——康定，竟然和这座拔海两千五百多公尺的高峰在一条等高线上。我们乘坐的吉普车跨过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以后，沿着河岸向康定行驶，几乎每前进一公里就要爬升二十多公尺。
还在雅安的时候，当地同志就向我们介绍了“康风雅雨”的谚语。据说雅安以多雨闻名，而康定每天下午都刮大风。果然是这样。当我们到达雅安的时候，周公山上正涌起团团怒云，傍晚就淅淅沥沥落起雨来。我们进入康定东北大风沟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卷着细砂的雄劲的西风。
我们到达了这座高原上的著名的古城。湍急的折多河喧闹着穿城而过。比连的阁楼、白色的墙壁、金顶的喇嘛寺，顺着山坡层层并列，构成这座山城的特有景色。
站在城中心的街道上向四面望去，几座大山把康定紧紧包围住。几乎每一个初到康定的人，一到这里就着急地问：“跑马山在哪里？”“哪里是郭达山？打箭炉在哪里？”中央慰问团歌舞团的男女青年们，刚刚下车就欢唱起著名的藏族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来。跑马山就座落在康定的东面。这座陡削的大山的顶上，却有一片比较平坦的草坪。清朝时候，这里每年举行马赛。现在这片草坪已经成了康定城青年和少先队员们野游的地方。相传诸葛亮曾经派将军郭达在城北一座山下造箭，所以康定又有“打箭炉”的名称。
根据可靠的文献，远在汉武帝以前这里就已经建城。三国以后，这座山城成了川藏、青藏的交通孔道，成了汉族和藏族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现在全城居民中，一半是藏族，另外一半是回族、汉族和彝族。
生活的变迁
我们在碎石街道上漫步，赏览着这座城市的特有景色。街旁店铺的新奇货物吸引着我们这些初到藏区的人们。这里陈列着银镶缕花的小腰刀，绣着金边的缎呢高筒靴，圆筒形的绣花藏帽，纤巧的项圈和头饰，专供喇嘛们用的念珠，排得像墙一样的大包的茶砖；还有酥油店和标写着“北方风味”的食堂。服装店的门口陈列着各式长短皮衣和漂亮的藏族女袍。民族贸易公司和百货公司的宽大的门市部里，摆满了由上海、天津运来的各色衣料和百货。
在城中心的街道上，流动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群穿着羊皮宽袍、袒露着右臂的藏族青年同我们擦肩而过。这是从郊区来的青年农民。他们指手划脚地评论着，走进店铺去挑选长靴和冬帽。银铃一样的笑声从我们后边传来。几个穿着黑色镶边长袍的姑娘，正停留在一家首饰店门前选购银饰。街上走过了老年人、少先队员和披着紫色袈裟的喇嘛们。一阵马蹄哒哒声传过街头。遥远乡村的行商和牧民，也骑马翻过雪山大岭进城来采购商品。
康定的街头是喧闹的，动人的。每一个到这里的人，会立刻感受到一股新生的力量在冲激着这座古城，给它带来蓬蓬勃勃的朝气。不论是从民族干部学校学员们欢快的脸上，从新华书店门市部，从正在修建楼房的工人的歌声中，还是从街头的电影海报、标语，都可以使你感受到这里的人民走向新生活的急迫的愿望。
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康定的过去，人们就会发现这座山城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怎样大的变化。农民绕钦登土告诉我们：“不要讲太远，就是解放前两年，这座城里那一天不看到冻死和饿死的人。街上是成群结伙的流浪汉。人们过着半饥半饿的生活，甚至连酥油茶也吃不上。”在那些悲惨的年代里，藏族人民唱出自己的痛苦：“五尺杆没法量我的苦，秤盘没法量我的苦；哭着走路，哭着走路，一辈子苦死，哪时走到头！”女搬运工人泽呷家庭生活的变迁，就是一幅康定人民生活变化的缩影。泽呷十六岁的时候，就担负起全家生活的重担，她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来养活年老多病的父亲和幼小的弟弟。她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零工赚点钱，可是常常找不到活作。她说：那些年我没记得吃过几天饱饭，一年到头的挨饿，野菜根也采来充饥，还欠下了粮债。……我和泽呷谈话的时候，她刚刚搬运茶包回来，脸上还留有汗迹。她说：“解放后，我就参加了搬运工作。这几年，债还清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吃的是?巴，喝的是酥油茶，我还送弟弟上了学。”
当家作主
在康定的这些日子里，不论是同普通的藏族居民、喇嘛、上层人士或是藏族干部接触，都不只一次地听到“当家作主”这句话。当他们说到这几个字眼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就流露出严肃和骄傲的表情。
只要翻一翻历史，人们就会理解到藏族人民对于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的这项庄严的权利是多么珍贵和自豪。
从忽必烈蒙古军到国民党政府，藏族人民长期以来处在反动统治的掳掠、压榨和屠杀下面。在那些年代中，藏族人民从来不曾停止过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和反抗反动统治压迫的英勇斗争。在康藏高原白雪皑皑的峰岭上，洒遍了藏族人民英雄儿女的鲜血。远在红军长征的时候，藏族人民就曾经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了自己的波巴政府。
但是藏族人民真正的解放，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自己的自治机关，藏族人民才实现了多少年来的愿望。他们怀着爱戴和尊敬的心情，把来到这里帮助他们进行各项建设的汉族干部称为“新汉人”。
是的，应该看一看藏族人民是怎样当家作主的。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康定县县长办公室的。
我走进二层楼的一间明亮的房间，一个约模二十六七岁的人向我伸过手来说：“我是杨武斌。”他又把一位稍矮微胖的青年介绍给我，这是中共康定县委副书记李鸿鸣。我访问他们的那一天正是星期日，但是电话铃声仍然不时地打扰我们。
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木炭火盆不时地迸出一星火花。我们谈到藏族人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谈到了民主改革和当前工作。一幅藏族人民为新生活而斗争的动人图画，在我面前展开，它是那样使人振奋。
康定县从今年1月份开始实行民主改革，这项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长久以来压在藏族人民头上，使藏族人民贫困落后的封建剥削制度已经被废除。目前全县已经有四十三个农业社和一百二十多个互助组。杨武斌说：“目前我们的主要工作，是领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他们对当地情况和人民生活的熟习，使我感到惊讶。他们随便地举出一些农民的名字，描述他的过去和现在，计算他家庭的收入和开支，像熟习的邻居那样清楚。只有那些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才可能这样。
当我请求他们谈谈自己的时候，杨武斌和李鸿鸣都笑起来了。
“我们的经历是一样的。说一个人就够了。”
他们都出身于藏族贫困的农民家庭。解放前，他们曾一块在国民党政府办的边疆师范同学。这种上学当时被称为“学差”，是国民党政府向各县摊派的，贫苦藏民的子弟就受雇来上学。康定地区一解放，他们就都参加了工作。最初接触到的人民政府干部和解放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党的民族政策给他们鼓舞，他们深信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是藏族人民的救星。从那时起，这两位青年藏族农民，就决心把他们的一生献给本民族的解放事业。后来，他们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在同一个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工作。他们所在的木雅区，被称为全县生产和各项工作最好的区。今年8月，他们一起被调到县里来，担任县的领导工作。李鸿鸣谦逊地说：“我们的工作经验不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党的民族政策，党对藏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鼓舞了我们。我们的决心是努力学习，努力把工作作好。”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穿着羊皮紫袍，戴着皮帽的人走进屋来。他久经风霜的面容，淳厚善良的眼睛和粗糙的双手，使我深信这是一位勤劳了一生的农民。
杨武斌和李鸿鸣立刻站起来给他让坐。并且介绍给我：“这是木雅区老区长邓珠降泽。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
邓珠降泽是翻过折多山到县里来开会的。他坐下以后，就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只会几句简单的汉话，只好请杨武斌替他翻译。当我们谈到民族干部的成长的时候，邓珠降泽笑起来：“欢迎你到我们区去看看。在我们区里主要负责干部都是藏人。汉族同志已经教会我们怎样给人民办事了。”
我抽了另外一个机会，去拜访了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法院院长土登却隐。我和土登却隐认识是在中央慰问团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当时一位胖胖的、披着黄色袍褂的喇嘛站起来发言。别人给我介绍：这是中级法院院长、南无寺堪布土登却隐。
当我这次走进中级法院二层楼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土登把我让在靠近火盆的矮凳上。旁边的矮长桌上，摆着各种藏文和汉文的案卷和书籍。土登就在这里处理法院受理的各种案件。
我们的谈话是从法院受理的案件开始的。土登院长告诉我，两年前，这里受理的案件多半是财产纠纷和打冤家。几百年来，藏族地区就盛行械斗的风气。两个头人为了争夺牧场、领地或者争面子，就发动起战争。这样的械斗往往打几十年，传好几代，把许多地区的人民都牵连进去，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土登说：“打冤家，是压在藏族人民头上的大灾难之一，不知死了多少人，毁坏了多少财产。过去的反动政府都不想解决这件事，反而挑拨藏族人民自己打仗。只有共产党真心解除藏族人民的痛苦。党和政府对这类案件的方针是：旧案两结，新案调解。这真是好政策，不知救出多少人命，救出多少财产。近两年来，这种案件已经少了。”
土登把一叠厚厚的卷宗拿给我看，然后指着一件件的调解书，向我讲述每椿案件的历史和结果。我看到许多调解书上都签有“调解人士登却隐”。当他谈到那些冤家想通了，和好了，还抱到一起流泪懊悔，对天盟誓的情节的时候，就高兴得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土登却隐激动地说出他心里的话：“这几年，我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共产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地帮助藏族人民。毛主席叫我们藏族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我们就要真正对得起党和政府的信任。我的信心很强，很大，我们藏族人民一定努力进步，和兄弟民族一起走到社会主义社会。”坐在旁边的王心副院长插嘴说：“土登院长工作认真负责，他熟习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因此处理许多案件都符合当地情况，获得人民赞同，使我们也学到不少东西。”
“那里，那里，”土登谦虚地辩解说：“还不是亏了老干部的指导，帮助！”
在康定，我度过了难忘的十天。康定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我看到，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古老的、有着光荣历史的民族，正从雪山峻岭中站起来，向着未来的新社会迈步。虽然这一步是稳慢的，但是却充满了信心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