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钢铁战线上的友情
草明
李尚忠和柯烈斯尼柯夫的友谊是从炼钢开始的,所以他们的友情也坚如钢铁。尽管李尚忠一想起柯烈斯尼柯夫的时候,就想到怎样在自己的平炉里把炼钢时间再缩短一些;但是,有时总免不了要想想:柯烈斯尼柯夫的太太和小孩们是怎么样的,他工作的车间是不是和自己的车间一样,他的祖国究竟怎么个漂亮法等等一连串的问题。去年10月里,柯烈斯尼柯夫来鞍山时,虽然邀请过他:“请你到苏联去,并且上我家串门子去。”他只把这句话当作梦想吧了。
今年11月里,冶金业工会考察团去苏联访问时,李尚忠也被邀请参加,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莫斯科时,啊,他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红五星高高地插入深灰色的初冬的天幕里,虽然在电影上,在画页里无数次看到过这几颗红星,但是究竟没有亲眼看的亮,没有亲眼看的高。还有,那二十多层高的莫斯科大学,那说不尽多么优美的芭蕾舞剧……。当一个成天和坚硬的钢铁打交道的中国炼钢工,看到了那一群轻盈得像白云,柔软得似棉绒的天鹅的时候,他的心情也禁不住随着那轻柔的舞蹈的旋律,飘到秀丽的湖边去了。
瞻仰了列宁—斯大林墓,特别是参观了列宁博物馆,李尚忠深深感到自己上了一课活的国际主义的教育。“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列宁按照马克思的原则,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建立起来了。我们呢,我们祖国已胜利地走向社会主义了,我们炼钢工人不好好地多炼钢,让祖国早点工业化,那还等什么时候?”李尚忠心里想道。他就在这样激动的心情下参观了苏联的几个钢铁的城市,并在马格尼托格斯克钢铁厂会见了他的朋友和老师柯烈斯尼柯夫的。
马格尼托格斯克在苏联是个有名的钢铁厂。特别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工人们对保卫祖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那时工人们常说:“打中法西斯的三颗炮弹中,有两颗是我们这儿的钢做的。”当李尚忠和代表团进去参观的时候,以为自己走进花园里。“唉,咱们鞍钢,连个打球的场子也挤没有了。瞧这里,好大个院落,树木、花坛、喷水池、球场、图书馆、俱乐部……啥都有。”他赞叹着。现场也很大,平炉车间就有三个,有各色各样的轧钢车间,高炉都是一千三百多立方公尺的……
有趣的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河乌拉尔河把这个钢铁厂和农庄联系起来。钢铁厂在乌拉尔河欧洲的这一边,农庄和住宅在乌拉尔河亚洲的那一边。李尚忠不禁赞羡地望着这道美丽的河流,它不仅把欧亚两洲接连起来,也把工业和农业联系起来。
但是,最最使李尚忠不能忘记的是,他和柯烈斯尼柯夫在马格尼托格斯克共同炼了一炉钢。
这两个老搭当一见面时,高兴得忘记了一切地紧紧抱成一块,好像再没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分得开来似地。
“啊,我们曾经在鞍山共同炼了一炉钢,现在我们又在马格尼托格斯克一块儿炼钢了。”李尚忠热烈地说。
“我们虽然在两个国家和不同的城市,也相隔好几千里,但是我们都是在一条战线上奋斗的。你们的成绩常常鼓舞着我们。”柯烈斯尼柯夫由衷地回答他。
“我们打从你那儿学到经验后,我们平炉的快速炼钢平均达到出钢总炉数的40%到45%。现在我们的炉子决心争取提前一年零一个月完成五年计划。这都是和你的帮助分不开的。”这些情况,他们早就写信告诉过柯烈斯尼柯夫,不过现在见了面,他不由得亲热地再说一遍。
“不,这都是中国钢铁工人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和智慧高度发挥出来的表现。我仅仅是把苏联工人的经验介绍给你们罢了。”柯烈斯尼柯夫谦逊地说。
当下他们两个换了操作服,便到车间去了。李尚忠一看这个平炉,就和自己的一号平炉一样,全是自动化的。再看看炉前炉后,却比咱们的干净得多。他暗地里说了一声“惭愧”。他过细一看,哪一个是工长,哪一个是炼钢工,全看不出来。他暗暗想道:“在咱们车间,两手叉腰,或者伸着脖子往门洞里看望炉顶的,不用问,准是炼钢工;谁的操作服比较白净点的,那准是工长。看人家,不管是工长是炼钢工,都动手操作。”他就这样地把人家的优良作风一点一滴地记在心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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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林在呼喊
陈善文
我站在瑶山上
看满山满谷
红枫绿杉
白芦苇在晚风中摆动
那深深的山谷啊
那无穷无尽的古老的呼喊
像晚潮拍岸
像钱塘秋涨
像万箭脱弦而去
像万马奔过山间
古老的森林啊
青春的生命在呼喊
1956、11、24于连南瑶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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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新年”的回忆
王燎
几年来旅居国外,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不免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今年,我回到祖国和亲人们一起迎接新年,思乡之苦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依然想起“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诗,因为我又有了新的怀念——怀念着我国外的朋友们,怀念着我们在莫斯科一起度过的几次“国际新年”。
“国际新年”,就是在除夕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几个国家的留学生聚在一起过年。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也没有什么礼节的约束,我们无拘无束地在一起欢度这个愉快的夜晚。
当收音机传出克里姆林宫的十二响钟声之后,伏罗希洛夫同志就向全体苏联人民致新年贺辞了。我们静静地听完他的讲话,大家就举起酒杯,高喊“乌拉”,互相祝贺。我们和苏联人民一起过年了。这时,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爱和喜悦。我们为遥远的祖国和亲人们祝福,也为站在面前的国际友人祝福。这时,不管我们的皮肤和头发的颜色如何不同,每一个身在国外的人,一下子都觉得彼此是这么亲近,拥抱和接吻也不能表达出我们的感情。
今天,我还深深地记得和我一起度过“国际新年”的友人们的每张面孔和他们的声调和眼神。那沉默寡言的退伍军官朝鲜李,那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的德国人赫尔姆特,那心急口快的波兰少女玛丽雅,那布达佩斯工人出身的杨努世,那二十几岁就秃了顶的捷克人亚力山大……。
在莫斯科几年的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具有不同生活经历和生活习惯的人,成了不分彼此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准备功课,我们一起打篮球,一起做“国际饭”吃;我们也爱在一起谈谈说说从国际大事谈到自己的私事。然而,我们最常谈的题目,还是各自国家的一些情形,人民的风俗习惯,自己过去的生活……。而当我们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经常谈到的却是自己的幻想和抱负。
现在,我的朋友们都已经回到祖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了。在佳节又将到临的时候,我是多么怀念他们啊!朋友们,你们可还记得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日子,你们可还记得那除夕之夜的“国际新年”?今天,在千里之外,让我们的心飞过高山和重洋聚在一起,再一次举杯祝贺新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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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要真心干
(蒙古谚语)
只要真心干,
牛车也能把兔赶。
多手多脚干,
赛过伶仃英雄汉。
群聚的喜鹊,
要比单走的虎强。
人在甜言上易栽跟头,
马在软地上常打前失。
泣泪悲愁,
不如握紧拳头。
郝苏民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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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判处活刑”
吴高伦
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创设了一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生们说,这是一条比死刑还要残酷的法律,因为被判处者天天都在死刑的“威胁”中,还不如早死的好。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别具用心的恶意的攻击,至少也是一种很大的误会。事实上,在作了这样的规定之后,我们的政府就在用一切的方法来帮助被判处者争取永远活下去的前途,争取永不执行的前途。所以,这是一条在特殊情形下的最人道的法律。这是闲话,暂且按下不说。
但是,在解放以后,我却觉得在我们的一个界——报纸、杂志和出版界中,倒真是创造了一条有点有伤“人道”的法律了。这条法律的名称可以叫做“判处活刑,长期执行”。
这话怎解呢?这就是说,收到一部或者一篇稿子之后,往往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结果。说死吗,并没有干脆退回说明不用;说活吗,三月五月、三年五载不见发表出来,这只能说是战战兢兢地在承受一种长期的“活刑”。
活刑之一,是收到稿件后经年累月不见动静,连收条也没有一张。岁月易逝,人生一世能够这样等待几次?
活刑之二,是要作者无数次的补充、修改。编辑同志却不知道“山中才数日,世上几千年”,这样补充下去,何日能够“赶上现实”?
活刑之三,是为了慎重而由很多人审来审去,就像没有一点训练的篮球队,抛来抛去,就是抛不进圈。
作品就像自己的婴儿。如果一个人的婴儿,生下地来,就被别人抱去研究他是否足月,是否五官周全,是否有遗传病等等,而且三年五载,渺无音信,你想,身为母亲的人的痛苦为何如?
笔者忝为编辑界工作人员之一,有时也不免参与了这种“判处活刑,长期执行”的判决,这实在是一件“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我们那地方叫做“丧德”的事情。我虽然也曾为了反对这种徒刑而不断地奋斗过,但是却没有什么大结果,甚至一个小小单位的空气也变不过来,这不是有些可悲么?
除了编辑的工作而外,有时候我自己也手痒起来,偶尔写点不像文章的文章,就曾经尝过多次这种“判处活刑”的味道。有几次甚至于是这样的:千把字的短文,已蒙恩准刊用,一个电话来说(有一次是星期六晚上),请你务必在今晚改好,明天或本期就刊用。等你如实照办之后,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下文,也不对你说个所以。这种事情,我不愿说他是“官僚主义”,更愿说他是有伤人道。
以上所说,在过去几年,大概可以称为“不成文”法,但近来这条法律渐渐有变为“成文法”的趋势,这就更不能令人默尔而息了。大家知道,近来有很多报刊,都逐渐明文规定,来稿如不刊用,恕不能一一退回,退回的也不能附上意见。我想,这个规定不能说是错误的。熟悉内幕的人就知道,有时一个小小杂志的编辑部,一来就是几十个人,大部分的人力都用在退稿、复信、提意见、通讯联络等事情上,但是杂志还是没有办好。所以适当地减少这一部分工作,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但是,最近看见一个刊物的征稿启事,就差不多要把“判处活刑”变成“成文法”了。这个启事说:“因编辑部人手太少,无法做到每稿必退,故一般不退稿。”刚才是“无法做到每稿必退”,一下就变成“一般不退稿”了,而且妙文还在后面——紧接上面两句的是:“稿件寄来后,上了两个月尚未收到我们的回信,即表示不用了”。这是一种什么“先进工作方法”呢?对编辑部来说可谓省事之至,对作者来说就未免有点冷酷了。这个话就等于说,“没有音信”就表示“没有音信”了,这是多么的不讲道理!对于作者,冷酷处还不只此,因为作者还会设想:不见得不用了吧,是不是稿件没有收到呢?是不是由于稿件太多还没有排到我的头上呢?是不是有什么临时的“运动”一时人力不够呢?总之,他可能变成永不死心的单恋者。无言的回答,是轻蔑和冷淡的表示,这应该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加以肃清的,对于“文章是自己的好”的人们,尤其不应如此。
话也不要一面倒,这种“判处活刑,长期执行”的事,有时候也是由作者自己争来的。例如,本来十万字可以写完的,有的人坚持要写五十万字或者一百万字;本来是取自几本书的拼凑产物,却硬要说是可以问世的“创作”;本来是就一个现成译本略改几个字的译稿,却非说别人的译文如何一塌胡涂,自己的译文则是如何如何的信达雅不可;本来是从常见书(对专门家来说)上漫无标准地抄来的,却又略欠自知之明地自诩为多所“发明”、一字不可更易的伟著。……凡此,对于“通人”来说,都是大可不必的。我的主要职业是编辑,本“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的古义,在这里对后者就不便深论了。
对不起,锋芒还是转回来对着我的同行吧:我也想请求什么的保佑一下,这篇文章也不要被“判处活刑”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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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官容易读书难”
邵燕祥
报载,有这样一位科长,对他属下讨论“八大”文件的同志“训话”,要大家学好上级布置的“八个大文件”云云。
哑然失笑之余,我想起小时候朝夕相对的一幅中堂,上面一句说:“为官容易读书难”。这出自一个官僚的手笔,感谢他无意间说出了老实话。在他,“为官”就是“为官”:骑在人民头上,信手搜刮,可使“天高三尺”;倘有靠山可凭,大权在握,本不是什么难事。
单口相声“连升三级”不是也讲到这么一个角色么?目不识丁、不学无术的张好古,居然在翰林院里混了三年,全仗着一句“好的好的”,应付了许多差使。这虽然是相声艺人的讽谕,其实在那买官鬻爵的社会,确是不乏其人。
今天可不然了。不管在什么职位,都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容易,得有真才实学;要服务得好,得读书——广义地说,就是学习。例如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八大”文件,以及党和国家的许多政策;还要学习专业知识,比方从事戏曲工作吧,就该知道“乱世鸳鸯”和“拜月记”是一出戏,不把前者当作黄色戏曲禁演等等。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本来无所谓官;不过在这当中,为人民服务得不好的官僚主义者是有的。官僚主义事出有因,而且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身居领导职位而不学习。不读书,或读书不求甚解,思想僵化,精神空虚,结果不是“为官容易”,倒是“容易为官”——很自然地成为官僚主义者。但是我们的制度是反对官僚主义而不是保护官僚主义的,这就使官僚主义者处境很不“容易”,“上压下挤”,十分难堪。
无如并不是每一个“此中人”全部意识到了这一点。某科长就还只是在督促别人学习“八个大文件”呢。放眼看来,又何独某科长然!所以非敲起警钟不可。
“为官容易”与否,姑且不去管它;“读书难”,这是事实。若不想浅尝辄止,或仅仅背诵教条,那么每一课都要付出老老实实的劳动。若不想成为“只做官、不做事”,终于被人民摈弃的人,而想为人民多做事、做好事,就不能吝惜这份劳动。
让我们记住“八个大文件”这个新典故,经常引以为戒吧。


第8版()
专栏:

从供销社归来(木刻)  布和朝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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