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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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旗帜社是怎样实行民主办社的
中共莒南县委员会
山东省莒南县仕沟乡旗帜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来由于社里的中共支部和管理委员会认真贯彻执行了民主办社的方针,社员生产劲头大,庄稼收成好。全社土地二千九百亩(丘陵地占60%以上),每亩平均粮食产量四百零二斤,比去年(与去年四十八户的老社产量相比)每亩增产十八斤。全社二百二十八户,增加收入和不增不减的二百一十七户,占全社总户数的95.2%,减收的只有十一户。
从少数人包社到大家办社
仕沟乡何家店村从1951年冬开始办社。在过去的几年里,支部和管理委员会不懂得实行民主办社,社务由少数干部“当家作主”,发号施令。管理委员会七个委员当中,当家主事的只有三人,其他委员是“听招呼”。这样办的结果是:“社干部逢事往外推,社员意见一大堆。”社主任钮恩升等几个主要干部认为自己是“公公背着儿媳妇走,受了累还不落好。”去年冬天,两个村(何家店、周家坡子)五个初级社并成一个高级社以后,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办社不民主的教训,决定坚决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当时管理委员庄子调等说:“社大,人多嘴杂,乱口主家不好办。”社主任钮恩升和党支部书记何佃芳等同志用过去办社不民主的教训说服了他们。管理委员会十三个委员为了表示他们实行民主办社的决心,每人写了一份保证书;在保证书上写着:(一)有事和大家商量,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二)大公无私,给社员当好勤务员;(三)和社员同患难,共呼吸;(四)加强团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骄傲,不自满。
有事和社员商量
到底怎样发扬民主?当初管理委员会还摸不着门路。如在订春季生产计划的时候,十三个管理委员集中在一起订了三天,计划还是没订好。管理委员会认为这样虽然浪费些工夫,总算作到了有事大家商量,不是少数人包办。社员们却说:
“社干部误得起工,咱可给他们补不起工。”管理委员会听取群众意见,改变了这种作法。他们运用先召开老农座谈会和找生产队长、社员交谈等办法,广泛搜集社员意见;根据社员意见和国家要求,先由两三个主要干部负责订出计划草稿,然后提到支部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党员大会,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员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逐级讨论修改;最后提交社员大会讨论修改。直到广大社员都满意了,才作为社员大会决议,交管理委员会贯彻执行。今年社内制定的九次全年、季度、小段的生产计划,三次预分和决分方案,都是这样作的。由于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有事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意见,社员树立了当家作主思想,在领导工作上许多可能发生的错误都避免了。如在春季开展高额丰产竞赛运动中,社主任钮恩升按上级要求提出每亩产八百斤的增产指标,社员一致认为办不到,不同意,并批评钮恩升说:“你别做吹牛大汉。”管理委员会听取了社员的意见,仍然执行原包产每亩平均四百斤的计划。结果,今年实产每亩平均四百零二斤。夏种的时候,管理委员会计划用“旧犁带犁镜”的办法种豆子,社员们提出:地干,带犁镜种豆子苗出不齐,苗出不齐就要减产。管理委员会接受了社员的意见,立刻改变了原来的种植方法。社员们说:这才是民主办社的样子!社里有这样的领导人,咱真称心满意。
处处为社员打算
春季增产竞赛运动刚开展起来,有的社员生产劲头不大。管理委员分头访问社员,发现一部分社员缺粮食吃,所以生产不带劲。社主任钮恩升首先带头借出三百六十八斤粮食,生活较好的管理委员也都带头借出了粮食。接着召开了党、团员会和社员会,进行了友爱互相教育。在干部带头下,全社有四十八户社员借出粮食四千斤,加上社里借出的二千七百斤剩余的种子粮,解决了三十三户缺粮户的困难。社员们说:有福同享,有难同防,社里对咱这样关心,咱得加劲生产。春季生产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春季日渐长夜渐短,社员苦于每晚开会熬眼。他们批评管理委员会说:开大会你说我补充,讨论讨论到三更;队里每晚先记工后排活,哇哇喳喳到半夜。管理委员会研究大家的意见,改变了开会方法,办法是:(一)管理委员会在会前作好准备,会上发言时间短,多数时间让社员讨论。(二)在一般情况下不召开社员大会,遇到分配、总结评比等大事召开社员大会的时候,事先把讨论提纲分发到各个生产小队,管理委员分片传达。如果讨论内容较多,就分几个晚间讨论。(三)管理委员会会议内容多的时候,先开预备会,社主任和委员个别串连,交换意见,每人都作发言准备。(四)为了减少各生产队晚间记工的麻烦,根据包工包产的农活用工数制发工票。社员每天作完活就发给工票,做到“地头清”。利用干活休息时间计划第二天的活路。社员每三天或五天把工票交给记账员,记账员把每人的工日记在劳动手册上。会计每月向社员公布一次工账。自从春季改变了开会办法,近一年来晚间开会一般都是七点开会,九点散会,只有一次总结评比大会超过了十点钟。干部反映:“会议短,办事多。”社员反映:“自从办了高级社,熬眼跑腿都不多。”大家对会议这样开法都非常满意。
秋季预分的时候,因社内种谷子少,有些怀孕的女社员反映:今年分的谷子不够“坐月子”吃的。管理委员会听取了孕妇们的意见,决定凡在今年内生小孩的,每人多分谷子三十斤,用其他粮食顶换。全社有三十七户多分了谷子。孕妇高兴的说:有了米“坐月子”,别的东西就不愁了。
表扬先进推动落后
社里今年进行了四次总结评比,十二次小段农活质量检查。通过农活检查和总结评比,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如夏季进行总结评比的时候,社员何佃英批评管理委员傅文玉分麦秸给本队秤的高,给别队秤的低。傅文玉向社员作了检讨。管理委员会对社员采取了多表扬少批评、多奖励少处罚的原则。一年来社里有九十多人受到大会表扬,其中二十四人受到物质奖励。五个生产大队中,有三个队得了集体奖。全社只有两个社员因违反劳动纪律、贪污工分受到处罚。经过总结评比和表扬先进社员,社内有七个被称为“好吃懒作”的社员,变成了生产积极分子。
干部群众亲如一家
实行民主办社,社里获得了丰收,社员亲如一家。一个社员病了,有许多社员去问候,帮助克服困难。党支部书记何佃芳跟前没有小孩,逢年过节感到苦闷,社干部和社员就去安慰,说些解闷话。队和队互相帮助,亲密团结。傅文华小队今年麦田较多,场地不宽敞;李文宾小队抓紧把麦打完,把场地、牲口、仓库全部借给傅文华小队用。周佃超生产队麦场还没打完,遇上雷雨,七八个小队的社员赶着牲口去帮他打场。周佃贵生产小队因劳力弱,豆田锄不过来;周佃聚小队自动帮助十四个劳力,一气帮他锄完了豆子。周佃贵说:“真是民主团结力量大,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再大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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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地扣还今年的农产品预购定金
本报评论员
今年春夏期间,国家发放的农产品预购定金总共有十四亿元左右。发放这样多的预购款项,在当时农村金融不够活跃的情况下是很必要的。它对于帮助农业社和农民克服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近来根据各地反映,扣还农产品预购定金的进度非常迟缓。目前除了茶叶、蚕茧、土丝等农产品的预购定金已经接近全部扣还以外,其他农产品预购定金扣还的都非常少。例如,占全部农产品预购定金50%到60%的粮食定金,除湖北、山东等省已经收回80%以上外,河南、黑龙江、江苏等十个省,估计顶多只能收回70%左右。约占全部农产品预购定金20%左右的棉花预购定金,到11月上、中旬,收回的只有50%左右。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例如,不少地方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害,不少农业社在春季投资和集体开支过大等等。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却是有些农村工作干部和农业社干部,把保证农业社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把农业社进行社内分配的时候要少扣多分的原则,和农业社必须履行预购合同、归还预购定金的原则对立起来了。他们错误地认为要全部归还预购定金,就不能保证社员增加收入;要全部归还预购定金,就不能保证把农业社收入的60%—70%分配给社员。因此,他们在归还国家预购定金的问题上,错误地采取了尽可能拖欠不还的态度,甚至强迫粮食部门把已经扣回的预购定金再退还给农民。有些农业社害怕扣还预购定金,甚至把某些农产品直接分给社员,影响国家收购任务的完成。
应该向这些同志说清楚,如果拖欠国家的预购定金,对于国家、对于农业社都是不利的。农产品预购定金,每年都有一定的限度,下一年度的定金,要靠上一年度收回的款项进行周转;如果这笔款项被农业社大量拖欠下来,势必影响国家资金的调度。农业社得到国家的预购定金,终究是要归还的。如果今年秋收以后,不能设法扣还完毕,拖到明年秋收以后再还,就会加重农业社的债务支出,甚至影响明年社员实际收入的增长。而且,农业社如果不还预购定金,国家就无法筹措明年预购农产品所必需的定金,这样,某些急待国家用定金帮助克服困难的农业社,就难以得到帮助了。每一个有偿还定金能力的农业社,难道应该这样作吗?
根据国家的要求,今年发放的农产品预购定金,原则上应该全部收回。只有那些受灾严重、农业减产较多地区的农业社和农民,尽他们现有的力量,如果确实不能全部还清,可以经过一定机关批准,到明年再还今年不能还清的部分。
有些人想把预购定金作为救灾款赠送给农民,这是很不对的。为了救济灾区人民,国家已经拨出大批款项,因此不该再挪用这批定金。至于那些虽然没有遭灾,但因春季农业投资或集体开支过大而在经济上发生困难的农业社,应该执行全部偿还预购定金的原则;他们在经济上如有困难,应该首先从增产节约和开展农业的多种经营来逐步解决。
目前多数地区正在大量收购农产品,有些地区的定购任务快要完成了。各地必须抓住这个紧要的时刻,把扣还农产品预购定金的情况作一次认真的检查,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教育农业社和农民履行预购合同,切实保证扣还今年的预购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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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垦荒的第一年
全国移民七十多万开垦了大量荒地
各地明年将继续大力帮助移民发展生产安家立业
新华社27日讯 1956年是我国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垦荒的第一年。据内务部最近的统计,今年全国移民共七十二万五千多人,超过了1949年到1955年内移民的总和。
今年从人口密集的山东、河南、河北和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移到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等省(区)垦荒的居民,共有四十三万二千多人。此外,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十八个省,还有二十九万二千多人在省内移民垦荒。
居民们徙移到新的地方以后,开垦了大量荒地,为国家增产了许多粮食。移到黑龙江省的居民今年开垦荒地六百万亩,春季播种二百一十多万亩,平均每人播种十八亩。移到内蒙古的居民共开荒十九万亩。移到青海省参加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居民共开荒和种间歇地三十二万三千多亩,另外移到青海省建立新村的居民已开荒一万多亩,平均每人开荒十多亩。他们种植的农作物大部分都获得丰收。移到黑龙江省建立新村的居民种的玉米每公顷产量在四千斤以上,谷子每公顷产量二千五百斤左右,马铃薯每公顷产量近一万斤,粮食总产量达十二万吨。
由于移到新地的居民积极参加劳动生产,有许多人今年的收入超过了在原居住地的收入。移到黑龙江省的十万零八千多名青、壮年垦荒队员,今年平均每人收入二百元以上,也有不少的人收入达到四百元以上,比在原籍收入增加了。移到甘肃省敦煌县前进农业社的三十三户居民,有二十八户的生活水平比在原居住地提高。移到青海省湟中县大元乡的六十六户居民有90%已经能够自给,其中30%还有余粮。
国家对移到新地垦荒的居民给予了极大的支援。他们在迁移时所需的路费,迁移到新地后的住屋和建设新村道路、桥梁、水井等费用,都由国家投资解决。国家还以大量投资和贷款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其中无偿的投资占70%左右。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内蒙古等九个省区,国家对移民事业的投资即达一亿一千多万元。国家为移到黑龙江省的居民购买的拖拉机有五百台,修建的房屋有两万五千间,并且还在新村设立了许多卫生所、供销合作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和邮政代办所等。
内务部移民局的负责人说,由于各地对大规模移民缺乏经验,今年有些地区在移民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部分地区在向移出居民进行宣传的时候,夸大了安置地区的优越条件,没有实事求是地讲清困难条件;少数地区对安置新居民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妥善,例如房子准备得不够,粮食和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得不及时,这些都给移去的居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另外,在一般居民中还存在着“故土难离”的思想,有少数居民克服困难的精神不够,想依靠政府来解决他们所有的困难问题。加上有些地方忽视了对新移去的居民进行经常的思想教育工作,结果就有少数居民被一些暂时的困难吓倒,从安置地返回了原籍。根据这些情况,各地有关机关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并且准备在1957年大力帮助移到新地的居民按计划完成开荒和播种任务,同时帮助他们把将近二十万名家属接到新居住地来,以便使他们在那里安家立业。在三门峡、新安江等建设水库的地区,大约还有近十万居民需要迁移。在1957年内,地广人稀的省份还将选择好一部分适宜耕种的荒地,由人口密集地区派出一部分青壮年作为先遣队前去盖房和开荒,以便为1958年的移民工作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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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报纸上

实事求是,关怀社员,发扬民主
山东大众日报12月15日以“一个很好的榜样”为题发表社论,评论了莒南县旗帜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社员群众办社的经验。
社论说:旗帜社所以能够办得很好,是因为这个社的领导人员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工作方法。社论指出:这个社的第一条经验是:不论办什么事情都实事求是。在制定生产计划、包工包产、分配以及其他工作上,他们都表现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特点。1956年春天,他们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增产计划,可是领导上曾经批评他们“保守”。他们就再次找社员群众商量。再三商量的结果,认为这个计划是积极可靠的,就这样执行了。秋后证明他们那样做是做对了。
第二条经验是:帮助社员把家庭生活安排好。旗帜社的领导人员深切地关怀社员群众的生活问题,从口粮问题到称油买盐、吃菜、穿衣、住房、烧柴、饲草、生孩子、赡养老人、治病、婚丧、休息、开会等问题,都在他们讨论和研究的范围之内。生活问题解决了,社员们就更加亲切地体会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更加关心社的集体利益,更加积极地参加社内的集体生产,也更加热爱社干部。这个社在解决社员生活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增加社里的开支,也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而是依靠合理安排作物种植面积、发展副业、合理分配和发动社员互借互助等办法解决了问题。
第三条经验是:不论办什么事情都发扬民主,都让社员真正当家。这个社的一切重大问题,如生产计划、包工包产、财务收支、分配、社干部工作报酬和补贴等事情,都是同社员们商量好了再办。哪怕听到社员们一星一点的反映,他们也常常拿到管委会会议上郑重讨论,想出办法,解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而且使每个社员都感到自己确实是合作社的主人翁,因而更加热爱合作社的集体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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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商业新事

在少数民族用品门市部里
在包头市贸易公司胜利路少数民族用品门市部的橱窗和柜台里,摆满了少数民族喜爱的各种日常用品。里面有蒙古人民穿的长袍,各种靴子,套有银质刀鞘的刀子,有马鞍、马?和高贵的礼品哈达、粉卷等;也有维吾尔族和回族戴的帽子。
一个星期日的中午,一位年轻的蒙古人到门市部要买缎料。售货员格日勒图便热情地从柜台里拿出深蓝和深绿色的两样带团花的缎料给他看。顾客嫌这两种衣料颜色太深,花太旧,年轻女人穿起来不好看没有买。格日勒图便告诉他:“你过些日子再来,我们给准备一些您喜欢的衣料。”
蒙古人因为居住条件不同,喜好也不同。四子王旗一带的蒙古人,爱穿尖头的千底四云靴;伊克昭盟等地的蒙古人就爱穿圆头的香牛皮皂靴。那天,另一位顾客要买一双靴子,格日勒图便先问他住在那里,以后便根据那个地区人们的爱好,选了一双香牛皮皂靴给他。顾客穿了穿挺合适,高兴地把靴子买走了。
一个售货员对我说:“格日勒图同志不但服务态度好,对业务也很熟悉。她已受到顾客好多次的表扬了。” (徐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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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粮食油料单位面积产量空前提高
合作化使历史上遗留下的农业生产落后状况大大改变
新华社呼和浩特27日电 新华社记者雷本复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里,粮食、油料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据自治区农业厅统计,今年全区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已达到一百三十四斤,比历史上大丰收的1954年平均每亩超过十三斤,与1950年全区粮食每亩平均七十六斤的产量相比较,已提高将近一倍。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使自治区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了1957年的计划指标。今年的油料作物每亩平均产量也比1954年高6%。内蒙古是我国三大甜菜产区之一,今年许多农业社出现了大面积每亩产万斤以上的甜菜丰产田。
今年全区扩大灌溉面积三百万亩,比去年增加两倍多;施肥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59.1%,也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在改进耕作技术方面,各地都根据干旱特点,从1955年冬季开始普遍采取了抗旱抢种、浇水点种、锄苗、保苗等一系列防旱保墒措施。特别是推行秋耕,提高秋耕质量,推广缩垅、增行、匀播密植,效果十分显著。此外部分地区还在大面积耕地上使用杀虫农药,推广了大量新式农具和良种。所有这些措施,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起了很大作用。
内蒙古出现农业的历史很短,大部分农田开垦还不到一百年,农业技术和经验积累较差,而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反动统治者在这里实行掠夺式的屯垦政策和残酷的封建剥削以及抗日战争期间日伪的摧残,使得广大贫苦农民长期采取广种薄收的方法进行生产。因而内蒙古农业上的特点是劳力不足、耕作粗放,自然灾害多,单位面积产量不高。解放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农民大力改变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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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妇联农村妇女工作座谈会提出
协助农业社合理使用妇女劳力
据新华社26日讯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5日到25日在北京召开农村妇女工作座谈会。
会上着重讨论了合理安排农村妇女劳动力等问题。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今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参加生产的人数大大增多,劳动范围已经扩大,出勤率普遍提高,并且涌现了大批的妇女骨干和生产能手。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因而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在妇女参加生产中,也曾发生了过多过重地使用妇女劳力的问题。有的地区还有闲置妇女劳力的现象。座谈会认为,为了使妇女劳力得到充分而又适当地使用,有效地发挥妇女的劳动潜力,并保护妇女健康,照顾社员家庭生活,各地妇联首先要配合有关部门协助农业社有计划地合理安排使用妇女劳力,纠正不照顾妇女的生理体力特点和家务劳动的实际情况,单纯地强调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和对妇女劳动指标要求过高的偏向。各地妇联还要协助农业社组织妇女参加多种农业和副业生产,要根据完成国家和农业社的增产计划以及增加社员收入的需要,从妇女的实际可能出发,把妇女劳力使用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去。对于参加农业、副业生产有很好成绩的妇女,和那些负担着繁重家务劳动而又料理的很好的妇女,都应当予以鼓励和表扬。
在座谈会上大家还认为,为了要充分发挥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各地妇联必须推动农业社继续贯彻同工同酬的政策,逐步克服歧视和压低妇女劳动报酬等不合理现象。
座谈会在讨论改进农村妇女基层组织工作时,根据农村合作化后的新情况,研究了基层妇女组织的工作内容、组织形式、工作方法等问题。
座谈会最后讨论了加强培养农业社妇女骨干问题。大家认为今后必须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大力培养妇女骨干,使每个农业社都能配齐女社长或女副社长、女队长、女组长等,以便通过她们加强农业社的妇女工作。各地妇联应协助农业社采用多种办法来训练妇女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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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没有领导的自由市场
本报记者 艾玲
几个月以前,北京朝阳门行人道旁只有一个卖菜小摊,其余都是卖大饼、卖早点的。过了上午,街上就显得很清静了。自从开放自由市场以后,朝阳门附近就像个集镇似的,从早到晚都很热闹。每天清晨,人们就推着装满蔬菜、水产的小车,成群结队地从朝阳门外涌进来。小车和小摊摆满了朝阳门和朝内大街市场附近,有时还再向西发展,摆到东四牌楼附近。
最初,人们很赞扬这个自由市场,感到比过去方便得多了。有的说:“我很久没买到这种活鱼啦!现在送上门来了。”有的说:“这青菜比国营零售店的青菜新鲜,又让我挑选,价钱也合适。”市场上的商品品种也很多。
可是,渐渐地,市场上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气氛。
现在,在市场上出售的,除了国家允许自由买卖的商品外,还出现了应当由国家统购和统一掌握的花生、芝麻、棉花、猪肉……。甚至连沾满灰尘的熟猪肉、驴肉等也都出现了。
人们对市场上的商品的价格,也渐渐地不满起来了。国营零售公司出售的猪肉每斤七角八分,猪油每斤九角多。自由市场上出售的猪肉(带骨头的),每斤要九角到一元二角,猪油每斤一元六角到二元;狗肉也要卖六角一斤。葱、蒜的零售价比牌价高一倍以上,并且只许顾客买整捆的,不能零买。许多顾客一问价钱便摇摇头说:“太贵了!”市场上也常常发生争吵的事情。一个老大爷买了三斤猪肉,拿回来一秤,只有二斤半,就去同卖肉的吵起来。一个青年妇女和一个卖棉花的吵架,说棉花里面是湿的,要退货。
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混乱,也影响到国营商业部门对整个市场价格的掌握。12月19日那天,朝阳门外的农民服务所门口,堆着十几万斤大葱,像一座小山。这些葱,是山东泰安县临汶区马庄乡第一高级农业社由火车运来的。农业社事前没有同北京蔬菜公司联系,现在也不打算把葱卖给蔬菜公司。山东省每斤葱售价二分到四分,现在他们要以每斤一角五分售给小摊贩。自由市场上葱的价格,已经比国营零售价高出一倍以上了。这十几万斤大葱卖出去以后,势必更引起市场价格的混乱。消费者也就会更不满意了。自由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混乱,也影响了国营公司的收购工作。现在,郊区许多农业生产社,宁可违反“合同”,不把菜卖给蔬菜公司,用高价出售给推小车的商贩。有些菜摊贩,为了追求高利,竟藏起摊贩牌照,化装成“农民”,推小车到郊区采购蔬菜。
市场上还有很多小贩,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农民。他们白天做买卖,晚上回到朝阳门外的农民服务所里睡觉,有的住客店或露宿街头巷尾。进城做买卖的农民,并不是都赚了钱的;有的因为不了解市场情况,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结果连本钱也赔上了。一个石家庄的老汉,听说北京橘子很缺,零售价高,便贩运了一批橘子到北京出卖,每斤想卖六角或七角一斤(原价每斤三角多)。谁料他到了北京,到处都有橘子卖,价钱也没超过三角一斤,结果只得赔钱出售橘子。他只好坐在东四牌楼路旁低泣。许多农民进城做买卖,往往超过农民贸易的范围。据朝阳门农民服务所一个月的统计,在一千零七十三人中,有一半以上是专做投机生意的。许多农民空手进城,住在城里用高价收购、半途截购的方法,倒卖目前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商品。农民刘真,在8月间第一次带了自产的梨、红果进北京销售,赚了钱。随后,他便跑到通县去,利用通县市场上允许自由购买棉花的空子,购进一批棉花到北京贩卖,还在棉花上喷水作弊,结果每斤棉花赚了三角钱。他还利用熟悉的人做“中间人”,半途截购笤帚,动动嘴,一百个笤帚就赚了二元。他还在北京雇人排队套购铁丝,买的九角三分一斤,回到乡间卖一元七角到二元一斤。从蓟县来的农民杨凤,专做“中间人”的买卖。一次,转手淀粉六千多斤,每斤获利一分钱,一会儿就赚了六十元。据农民服务所的一位同志谈:“目前住在农民服务所里的农民,已逐渐对经营商业发生兴趣,而不愿回去从事农业生产了。许多农民说:“在生产合作社里干哪个活也赚不了这么多钱,还受累。”住服务所的农民已越来越多。只能容纳一千四百人的宿舍,现在已多住了五百人,连饭堂、会议室也都住满了客人。许多人一住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服务所每月供应三万多斤粮食也不够吃。小车多得没有地方放。
北京朝阳门自由市场上为什么产生了这种混乱情况?据我了解,根本原因是北京市有关部门没有加强对自由市场的领导,抱着放任不管的态度。东单区商业科的同志告诉我:“目前自由市场的情况很混乱,很复杂。我们不是不愿管,而是不知道该怎样管。上级也没有一个指示。”一个摊商联合小组的同志也说:“对农民进城做买卖我们管不了。”农民服务所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很苦恼,希望上级给以具体指示和帮助。北京市商业领导部门的同志,在前两星期曾对我说:“关于自由市场的管理问题,我们已进行了研究,很快就可以订出方案,还准备每区成立自由市场管理委员会。”可是,直到现在,还连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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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河正在更多地为人民造福
山东省广饶、博兴两县过去不断受黄水威胁。打渔张引黄灌区的渠首引黄闸开始放水以后,使波浪滔天的黄河水通过引黄闸,进入沉沙池,穿过总干枢纽,经过渠道,缓缓地流到农田里。黄河在更多地为人民造福了。 唐永平摄(大众日报社稿)
上 过去不相信黄水会被征服的杨同合(右)和岳树声老大爷,在事实面前笑了。
左 黄水到了杨武乡,土壤改变万物长。英培、桂祯把水提,吃上甜水喜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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