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这对谁有利?
——苏联“真理报”发表巴夫洛夫写的评论卡德尔演说的文章
新华社讯 苏联“真理报”12月18日刊登了巴夫洛夫题为“这对谁有利?”的一篇文章,评论爱·卡德尔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全文如下:
卡德尔同志企图在当前共产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激烈斗争中走某种“第三条路线”。他说不应让旧的资产阶级的匈牙利复活,但又认为必须“根本”改变匈牙利的“政治制度”。这种改变,实际上必然会是资本主义在匈牙利的复辟。
最近几周以来,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之间在全世界展开了最激烈的斗争。反动黑暗势力力图利用匈牙利事件向共产主义发动新的十字军、毁谤共产主义运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纷争、影响过去曾经接近这个运动的不坚定的动摇分子、重新煽起“冷战”、以仇恨和敌视的精神毒化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拥护者的人当然决不能在这场已经展开的斗争中采取某种“中间的立场”。这种企图事实上只是意味着对反动思想体系作或多或少的让步。阶级斗争的无情逻辑就是这样。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之一卡德尔同志最近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会议上发表的相当长的演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真理:他在主要是讲匈牙利事件的这篇演说中企图走某种“第三条路线”,但是实质上只证明了,这种路线是没有的。
卡德尔在他的演说中说得很对,不应当让旧的资产阶级匈牙利复活。他说,在这种情况下,
“西方可能在匈牙利建立政治基地。这种局势会大大地破坏目前欧洲的力量对比、会严重破坏目前的均势,甚至会危害欧洲的和平。”(我们坦率地说,这样的匈牙利也会向南斯拉夫算账报复。)
但是这不管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民主制度在匈牙利的巩固也不合这位演说人的心意。卡德尔抗议“反革命必须镇压,只要纠正过去某些错误,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一结论。他认为问题不是在于必须纠正拉科西—格罗领导的严重政治错误和消除这些错误的后果。卡德尔认为,必须改变在匈牙利十年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他再三重复地说:“问题在于根本改变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必须改变政治制度”等等。
匈牙利过去大概应当走南斯拉夫在理论上已经制定和在实际上所实行的那种道路,——这就是他引导自己的听众所作的结论,例如他说:“匈牙利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不必在恢复共产党和别的政党方面枉费(?!)心机,实质上在过去革命的日子里应当为直接民主(?!)的原则的胜利而战斗,其办法就是建立统一工人委员会和自治公社作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主要基础。”
卡德尔的这番话是在怎样的政治情况下说的呢?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在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以保证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亚诺什·卡达尔政府正在努力消灭在伊姆雷·纳吉政府的时候声势浩大起来的反革命,纳吉政府曾经纵容了这些反动势力的猖獗。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在坚决消除从前的拉科西—格罗领导机构的错误。这个政府所抱的目的是要加强人民民主制度,保卫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在国家经济高涨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卡德尔对匈牙利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能理解为别的,只能是想阻止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实现自己的纲领。不管卡德尔本心是不是如此,这种干涉帮助了匈牙利的反动势力。
在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斗争中、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起着重大作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经由于拉科西—格罗的错误和伊姆雷·纳吉的分裂活动而瓦解和无能为力了。伊姆雷·纳吉政府时期猖獗的反革命恐怖使许多优秀的匈牙利共产党员和许多优秀的匈牙利工人阶级的儿子遭到屠杀。现在匈牙利的工人阶级正在竭尽全力重新建立一个始终不渝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的党。
全世界共产党人都为匈牙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重建感到高兴。然而卡德尔却试图使匈牙利共产党人相信他们争取重建党的斗争似乎是“枉费心机”。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至少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立场!
在匈牙利,如果实现“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实际上必然会是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这对任何一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难道会不清楚吗?
卡德尔忽视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对匈牙利工人委员会问题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不重视反革命分子把持匈牙利地区工人委员会的事实,把在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列为次要现象,没有提到苏联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帮助。
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在革命的俄国复辟的企图的时候说道:“我们不仅从十月革命底经验中知道了这一点,而且还从构成前俄罗斯帝国的各个边疆各个部分底经验中知道了这一点,在这些地方,现在则是由另一个政权的代表代替了苏维埃政权。试回忆一下萨马拉的民主委员会吧。他们都是以平等、自由、立宪会议的口号相号召,而结果,则他们不仅一次,而是好几次地成了转向白党政权之单纯的过路或桥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六十一页)。
现在有一些人喜欢“忘记”我国半个世纪以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经验。然而不可能为了迎合某种臆造出来的方案而把历史经验加以消灭,历史不可能像对待听写中的文法错误一样一笔勾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能改变的!
卡德尔忽视这种规律,他说,“在最近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中最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员竟然害怕(!?)工人委员会。列宁曾经大胆地提出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虽然当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还不是多数”。
但是卡德尔“忘记了”,列宁在1917年7月间大胆地取消了这个口号,因为当时盘踞在苏维埃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分子由于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倒向了工人阶级敌人方面。卡德尔还“忘记了”,列宁曾经毫不动摇地全力反对喀琅施塔得那些声称“我们赞成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叛乱分子。
列宁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说,那时候出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这种情绪“曾经很广泛地影响了无产阶级”(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六十页)。所有这些情绪,虽然也影响到了工人阶级,列宁称之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列宁说,政权如果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转移到某些随风倒的乌合之众或者是成分复杂的分子集团的手中——这些人仿佛比布尔什维克“稍微右一些”,或者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更左一些”——这就会意味着反革命的胜利。
至于说到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那么这里必须把企业中产生的工人委员会同所谓“地区”的工人委员会,实质上是自封的“委员会”区别开来。企业中的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的条件下现在和将来都是协助完成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的机构。被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所解散的所谓“地区工人委员会”则是另外一回事。大家知道,这些“委员会”被许多霍尔蒂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把持着,他们的目的是欺骗匈牙利的工人阶级,使这些“委员会”来同人民政权机关闹对立。当然,“地区委员会”里也有被欺骗的工人,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这些组织的阶级本质。反革命势力尽力利用所谓“地区委员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这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势力在苏维埃俄国在喀琅施塔得叛乱时期企图采用的那种策略,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情况改变了很多,以至在列宁时期曾经肯定有效的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现在已经没有效了。但是,对这样一些只会把修正主义的入门书当作金科玉律,而且不断地用它来编造所有那些陈旧不堪的修正主义公式的“革新者”有什么办法呢?
爱·卡德尔在演说中对阶级斗争表示了值得注意的意见,他说:“只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角度,也就是说只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来理解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在思想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则是反动的。(?!)”不对,卡德尔同志,只要世界上还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只要还有掌握政权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就是分析历史事件的出发点。修正主义者不止一次地力图从工人阶级手中夺去可以用来正确地估计事件发展方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罗盘。
列宁在希望教会工人阶级利用这个罗盘的时候说:“不,在政策中谁直接坚持某种观点并不怎样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建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十三页)。然而卡德尔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论断,他说:
“这里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谁利用了工人阶级的这种愤怒和工人阶级跟着什么样的口号走……”。试看,不愿从阶级观点来分析事物和无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什么结果!
当然,假如把部分劳动人民跟着不管什么样的口号走和不管是谁在利用这部分劳动人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点看得“并不怎样重要”,假如把这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看得“并不怎样重要”,那末埃斯捷尔哈齐伯爵之流的到达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的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次要现象了。如果不考虑所有这些,当然就可以像卡德尔那样说:“我个人的意见是,在苏联干涉匈牙利期间,起着主要作用的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这里竟连“干涉”这个名词也用上了。对于这样一个理论家,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持有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能希望他会提到苏联在匈牙利革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对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帮助!
卡德尔全篇演说的目的在于要缩小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革命作用。他的观念实质上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反对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领导作用。
卡德尔不仅限于阐述自己对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并且认为必需像他所说那样“就过渡时期社会运动的结构作出一些总的结论。”
这种“结构”是什么?对阶级和阶级斗争坚持他的特殊见解的卡德尔断言,一个国家里在社会主义发展了十年之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在政治上没有多大作用(?!)的因素。”白纸黑字,就是这样清清楚楚地写着的!
卡德尔所以需要这一令人惊奇的断言,是为了建立自己的过渡时期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对年青的社会主义国家说来危险的不是富农,不是剥削阶级的残余,也不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认为,最主要的危险是“党内和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不用说,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同官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是有巨大意义的。共产党人正在全力坚决反对官僚主义。
但是,卡德尔同志在宣布“官僚主义分子”是主要的危险的同时,他实质上又认为可以在官僚主义分子和“过渡时期国家”之间划一个等号。此外,他竟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暴动是正确的,并把这种行动看成是……革命!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应当十分清楚,根据这种说法很容易制造出一种“理论”来为对人民民主政权的反革命叛乱作辩解。这里不由得令人又想起列宁的话:“不要相信空话,最好是看一看对谁有利!”(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十三页)。
卡德尔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的理论的逻辑结论是:我们能够做的不过是取消这一结构。卡德尔没有直截了当地这样说出来,而是躲躲闪闪的。他宁肯把反对自己的人叫做“官僚主义专制”和“斯大林主义”等等。他甚至作了这样的保留:“我们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指让群众有可能去影响国家和党的政策的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然而,这种声明无济于事。卡德尔的演说恰恰是针对着“过渡时期的国家结构”,也就是针对着无产阶级专政而发的。
这从卡德尔列举的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例如,他极不赞成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雅可宾专政。他赞扬从这种雅可宾专政下的“解放”。但是大家知道,雅可宾专政时期没有“斯大林主义”,也没有“官僚主义专制”。卡德尔所以要举出他所需要的例子,是专门为了使人根本怀疑革命专政,其中也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卡德尔的全篇演说的目的就在于要缩小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在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中的革命作用。
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早就企图使工人阶级失去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杠杆。列宁再三强调,只有把阶级斗争引导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脱离这条主要的原则的人必然会滚到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去。列宁同第二国际领导人斗争的全部历史表明,他是如何始终不渝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免受各种各样袭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时期同孟什维克和偏倾主义者斗争的全部历史也雄辩地说明了这点。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国家政权的形式会随着民族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实质、基础是一样的。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的:“当各民族间的民族差别和各国家间的国家差别尚属存在时(这些差别,甚至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还要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则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底国际策略之统一,不在于消除多样性,不在于取消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要去正确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原则在局部方面能有正确的形式上的变动,使这些原则能正确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形”。(“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二页)
谁要是认为列宁的这个论点过时了,那么对这个人说来,整个列宁主义也就“过时了”。谁要是像拉科西和格罗那样,不善于而且不愿意按照国家和民族条件正确地、创造性地运用共产主义基本原则,他就会给我们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谁要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区别提到首位,而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他就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不亚于前者的损害。
每一个了解马克思主义基础的人都很清楚: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的实质下了经典定义的正是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着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底国家除了无产阶级底革命的专政以外,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
这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承认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原则是为建设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基本原则之一,我们要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我们就要放弃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偏向作斗争呢?自然不是。在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方面,没有谁比列宁更坚定!但是如果学习列宁,那么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说来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国家——本身的极其巨大的内在力量,而不是依靠一有借口或并无任何借口就会要求回到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去的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来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卡德尔抱这种观念实质上就是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反对党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领导作用。他固执地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原则叫做“斯大林主义的”原则。然而列宁说过,“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年半以后,我们向全世界宣布并且在共产国际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共产党,否则是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一百七十六页)。对列宁这句纲领性的话应当怎样理解呢?是的,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句话,我们在历史考验过程中证明了这句话。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伟大的威力、我们党的伟大的力量,在最剧烈的历史转折中经受过了生活的考验。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全部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的伟大生命力。目前在南斯拉夫,国家也没有“消亡”。要说南斯拉夫新的管理经济的方式已收到很大的效果,已是各国应当追随的榜样,现在还未免过早。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的全部经验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的伟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中也提到了这点。这个历史性的代表大会在总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候写道:“为了有效地担负起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国最广大的人民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并且同社会主义的敌人作斗争。”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的领导作用,只会被这样的人当作某种“新的语言”。这些人,用哥德的“浮士德”的话来说,只在“一切新的东西都产生于旧的东西”这句话中看到“生活的智慧”。
共产党人不能忽视修正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的投机。大家知道,即使在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期,在国内战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也从来不只限于使用强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实行政治领导,以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以利于吸引最广大阶层的劳动人民来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
顺便提一个问题:爱·卡德尔是否真的是一个像他自己所自称的那样热烈主张国家“消亡”和反对专政的人呢?目前还没有听到南斯拉夫军队消亡、法庭和警察消失的消息!关于军队,卡德尔同志说:“我们今年大概还不能够着手大量地削减军事预算。”最近德热拉斯审判案件不能说明国家在南斯拉夫消亡。当然,我们丝毫无意为德热拉斯辩护,他早就是列宁主义的狂热的反对者,但是他的审判案件决不能证实卡德尔的主张。
因此,卡德尔同志如此坚决地建议自己的邻居匈牙利人摧毁自己的国家机器,这就更加令人奇怪了。
卡德尔断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第一个走上在他认为是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所应当走的那种道路。在这方面他强调指出“工人委员会、公社和其他类似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意义。关于这些机构,我们不想说什么坏话。但是,十分明显的是,现在给南斯拉夫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前进作出总结是为时尚早的,因为正如卡德尔自己所承认的,在社会管理的形式方面还有“直接变为行政—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的倾向”。原来,“现在公社几乎在一切小的问题上都要得征得区的同意,而区又要得征得共和国的同意。”卡德尔接着解释说,“在企业和公社中,资金是这样地缺乏,以致于企业常常处于技术上和经济上停滞的状态。”
看来,南斯拉夫所保留的经济管理集中化的缺陷就在于此。同这种情况并存的、极端分散化的某些结果是:“……南斯拉夫在建造许多不必要的东西,至少是用地方基金在建造,而要建造最必要的东西又感到资金不足。”
这一切自白不就等于说,南斯拉夫的例子再次证实伟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经济领导方面的生命力吗?根据民族特点和国家特点贯彻这个把中央统一领导同下层最广泛的主动性结合起来的原则,当然会碰到许多困难。显然还不能说:在南斯拉夫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而可以把它的道路作为榜样推荐给别的国家。
如果问题是要求把工厂从社会主义国家手中拿过来转交给各工人团体的某种早就有过的主张的话,那么,关于这种主张的争论对苏联共产党来说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了。早在1921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党在列宁的领导下作出了关于这种主张的决议,指责这种主张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主张。
不管卡德尔怎样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因为它不属于个人所有,而是属于整个社会。这种所有权除了属于劳动人民自己以外,是没有另外的主人的。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把目前在某些理论家中间所流行的那种相反的论调追溯到“马克思前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流派”,即蒲鲁东。但是,共产主义者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从马克思倒退到蒲鲁东。
我们赞成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发展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但是,真理的试金石是实践。对某种经济活动方式的真正的考验,首先是看它能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如果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最重要任务——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但是要说南斯拉夫新的经济管理方式已收到很大的经济效果,已经是各国应当追随的榜样,现在还未免过早。
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把南斯拉夫的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相对立,这种方针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在目前是特别有害的。
然而,卡德尔在他的演说中硬说,“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较认真地探求并且找到了某种从政治上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可是,这种说法就等于否认所有兄弟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等于抹杀它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和对建设新社会的实践所作的全部重大的贡献。不能不认为这种言论是在把南斯拉夫的道路当作最好的道路来宣传,虽然卡德尔在口头上否认他进行这种宣传。下面的一个例子说明,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立起来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巴黎激进新闻”写道,西德外交部长勃伦塔诺曾经在不久以前举行的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要这个集团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促进“铁托主义”的发展,因为他认为,这种方法“比直接鼓励推翻更为有效”。
卡德尔公然傲慢地讽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他说,在这些国家里,“政治消失了”,“只剩下讨论计划数字、讨论钢和机器的生产、讨论马铃薯和玉蜀黍,讨论——如我已经说过的——饲养牲畜的方法等等。”但是他应当记得,政治是集中了的经济。列宁教导我们说:
“少登载些政治的空谈。少登载些知识分子的议论。多接近些生活。”(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八十页)
苏联人不打算干涉南斯拉夫的内政。南斯拉夫人民同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利自行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个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苏联衷心愿望光荣的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成就,而不问南斯拉夫同志们在这个建设中选择哪种具体方式。但是为什么要把南斯拉夫的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对立起来呢?
这种方针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则显然是相抵触的。
这种方针在目前是特别有害的,因为反动势力正在对共产党进行猛烈的攻击,企图用一切手段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新华社)
(文内插题是本报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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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加强中德文化合作
为庆祝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而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 沈雁冰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捩点,由此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也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此期间我们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做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工作,体现了我们两国相互之间的支持、合作和交流。1955年12月25日又签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它使中德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中德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推进了两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更加亲密的合作。
聪明而能干的德国人民在几个世纪中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著作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典。贝多芬和巴赫的乐曲,歌德、席勒和海涅等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安娜·西格斯等人的作品不但为德国人民爱不释手,而且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全世界人民都为德国人民对人类的贡献而感到自豪。中国人民对具有优秀传统的德意志文化怀着崇高的敬意。
在1951年10月9日中德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有效期满以后,续订了中德文化合作协定。今年以德国科学院副院长斯坦因尼茨为首的德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我国,与我国科学院签订了中国科学院德国科学院1957年—1958年科学合作协议,加强了两国科学合作的计划性。在这一年中,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合作交流,也获得很好的效果。正像德国人民欣赏我国古典艺术——京剧中的“雁荡山”“三岔口”一样,中国人民在今年有机会听到柏林人民警察乐团的令人难忘的演奏。柏林人民警察乐团在短短的二个月中在我国十二个城市为十八万听众演奏了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巴赫、斯特劳斯的作品,和“秧歌舞曲”、“白毛女”选曲、“黄河颂”等我国的音乐作品。今年中国赴德作访问演出的中国艺术团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大城市以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汉堡、杜塞尔多夫、慕尼黑、法兰克福、斯图加特等城市的演出都受到了德国广大人民的赞赏。中国上海杂技团在今年访德演出期间也获得了德国人民的好评。德国素描大师门采尔的原作在我国的展出,对我国观众、尤其是对我国美术界说来是不易多得的观摩机会。中国作家巴金、周立波今年访问了德国,参加了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会议。我国作家吴伯肖出席了在魏玛举行的海涅研究会,我国文化界今年5月在北京隆重地举行了海涅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德国作家乔治·玛乌尔、卡尔·姆恩斯托克应邀参加了我国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我国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也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是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分不开的。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既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又促进了两国在文化事业上的共同高涨和繁荣。
中德两国人民虽然语言不同,地理上距离很远,但是我们对于巩固世界和平,谋求人类进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和目标是共同的。这正是中德两国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基础。我们坚信,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下,我们两国人民将在胜利的道路上永远共同前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一周年的今天,我们衷心地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和平统一自己祖国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更光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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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夫洛夫文章中几个名词的注释
萨马拉民主委员会
1918年,由于英法帝国主义的干涉,发生了苏联境内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富农以及受到反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欺骗的一些工人,立即发动叛乱,起来响应。6月,在伏尔加河河畔成立了萨马拉民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即所谓立宪会议议员委员会,是白卫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反动政府,在同年秋天被消灭。
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是在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要塞。喀琅施塔得暴动发生在1921年3月间。当时苏维埃国家经过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国内战争,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产生了不满情绪。阶级敌人利用了这种情况,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喀琅施塔得,由于军舰水兵成分变坏,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薄弱,敌人乘机混入并占领了这个要塞。但是,反革命叛乱很快便被英勇的红军镇压下去了。
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者的一种哲学理论。改良主义者力图使工人相信,不必摧毁资本主义的基础、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和剥夺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要采用办合作社、分红利等“阶级合作”的办法,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于是,他们就伪装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来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他们用庸俗的进化论(即认为运动是简单的增长过程,是缓慢的量的发展)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从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宣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容忍唯心主义的哲学,企图从理论上解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武装。因此,修正主义者是带着社会主义假面具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埃斯捷尔哈齐伯爵埃斯捷尔哈齐伯爵,是霍尔蒂法西斯统治时期的大地主,当时他和他的家族占有匈牙利全国土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黑暗日子里,他在布达佩斯积极进行恢复资产阶级地主制度的活动。他曾打电话通知各国驻匈大使馆说:“我是埃斯捷尔哈齐伯爵。我已恢复政治活动。我打算在最近参加政府。假如必要的话,你们可以同我联系。”
雅可宾专政
雅可宾专政(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最光辉的阶段。雅可宾派(因其会址设在前圣雅可修道院而得名)代表当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法国人民推翻了君主政体后,以吉伦特派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主张同国内的封建势力妥协,并且在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外国反革命干涉面前实行退却。于是,雅可宾派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了革命的专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去反对封建势力的残余,实行了很多符合城乡劳动者利益的措施,并且在外国干涉者的进攻中保卫了祖国。但是,雅可宾派在革命中不能不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局限性。1793年秋天,拥护雅可宾派的各派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剧了。雅可宾派没有接受群众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取消工资最高额的规定等要求,使革命进一步深入,因而失去了城乡劳动者的支持。1794年7月24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可宾专政而建立了反革命专政。这也就是法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终结。
南斯拉夫的工人委员会
工人委员会是南斯拉夫经济企业中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工人的自治机构之一,由参加劳动和根据南斯拉夫根本法有选举权的全体工人和职员以秘密投票方式选出(在工作者不超过三十人的企业中,全体员工都是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工人们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企业。工人委员会决定有关生产和工作组织的一切事情,通过关于企业内的经济活动、组织和内部关系等基本问题的决议。工人委员会从它的成员中选出企业管理委员会,作为它的执行机构。企业负责人是在竞选的基础上由企业所在地的人民委员会任命的,他直接负责企业的业务,根据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通过的决定进行管理。
南斯拉夫经济中的第一批工人自治机构——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是在1950年选出的。今年,直接生产者第六次选出了自己的自治机构。
无政府工团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正如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反对一切国家和政权的口号下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工人阶级需要的只是工会组织,罢工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而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和组织本阶级的政党。就这样,他们伪装否定政治,实质上进行着分裂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勾当,想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列宁)。
蒲鲁东
蒲鲁东(1809年—1865年)是法国的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辈之一,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他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并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批判了大资本主义所有制。他顽固地力求保持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制度,主张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他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写了“贫困的哲学”等著作。马克思的名著“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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