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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肯定成绩 揭发缺点
甘肃全面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
本报兰州24日电 根据中央发出的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指示和计划，甘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都普遍进行了检查。甘肃省是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以外，还有回族、藏族、蒙古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满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十一个民族，约占全省总人口11.4％。从这次检查中看，几年来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已有显著成绩，如建立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吴忠、临夏、固原三个回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等七个自治县。在这些地区已经培养选拔了少数民族干部一万零四百五十多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二百二十六人）；发展党员一万五千四百九十多人。少数民族农业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90％的农户加入了农业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卫生事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检查中也揭发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各种表现。比如，在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有些机关的汉族干部在工作上包办代替不尊重不信任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天祝藏族自治县四个正副县长，其中有三个当地民族县长没事做，觉得难过，而一个汉族副县长却每天忙不过来。有一些汉族干部不尊重甚至侵犯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如天祝藏族自治县一个党的区委书记（汉族干部）和一个乡长说：“以后请示什么问题必须得和我商量，区长（是少数民族干部）决定不了什么问题”。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中共东乡县委会二十二个县委委员中，到现在，东乡族的委员仅有三人。天祝藏族自治县供销社很早就缺十个干部，但却不愿吸收当地民族干部，而等待上级派有文化的外来干部。有的汉族领导干部在对待少数民族干部时，往往以不懂业务不会算盘、文化不高甚至以穿衣服不顺眼去挑剔他们。东乡族自治县百和岘乡今年在普选中选出了一名东乡族女乡长，县领导机关却不给批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迫切要求入党入团，但有些地区的党团组织却不愿多接近他们；不少参加了党团的少数民族同志得不到党团组织的经常和及时的帮助教育。还有的地区的领导机关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特点不够尊重和照顾。如敦煌县在今年安置河南三门峡水库区移民时，对大多数汉族移民安置得很好，却忽视了对少数回族移民的安置，结果引起一些回族移民很大的不满。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要照顾或讲究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是宗教意识浓厚的表现，甚至认为是政治上的落后的表现。因此就不去认真解决少数民族或民族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如兰州市百货公司领导上经常不照顾回族干部的工作和生活，而当他们提出意见时，领导上反而认为他们故意和领导上为难。发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部分干部产生了居功骄傲盲目自满情绪。他们只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忽视了工作中的缺点，既不认真研究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也不倾听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甚至还抱着一种“我是来扶持你们的”的错误观点，这样就在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大汉族主义，违犯民族政策。目前全省各地区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尚未结束，多数地区和单位正在结合“八大”文件的学习，继续深入地细致地进行全面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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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
在各地继续视察工作
在河南视察文物发掘工作和历史教学工作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史学家尹达最近视察了郑州和开封两市的文物发掘工作和历史教学工作等情况。尹达在同许多文物发掘工作人员接触中，了解到文物发掘工作和基本建设工作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虽然有些单位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仍然有些单位对文物的发掘没有重视。另外，由于目前工作人员缺少，干部忙于田野发掘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提高本身业务水平也是一个问题。文物发掘工作人员向尹达提出，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领导，组织参观，交流这方面的经验。
尹达在郑州还详细地视察了正在挖掘的商代古墙的遗迹和陶窑等工地，视察了工作队的仓库和工作室，研究了有关资料，对如何作好发掘工作和室内的整理工作，特别是如何作发掘报告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
在开封视察期间，尹达为了便于接近群众，他住在开封师范学院里，白天举行小型座谈会，晚上和空闲时间个别地同教师们自由谈心，深入了解教师、特别是老教授们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等情况。根据视察所了解的情况，尹达向这个学校的领导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发挥老教授的专长和积极性以及加强新老教师的团结等建议。
建议福建改进科学研究工作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崇乐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黄农，22日就福建省科学研究工作向福建省副省长许亚等人提出意见和建议。
刘崇乐和黄农在视察中发现福建省各科学研究部门在拟订科学研究计划时互相联系不够，因此有些研究题目彼此雷同，浪费力量，有些部门未将主要力量放在迫切需要研究的方面，福建省防治血丝虫病比防治血吸虫病显得更加重要，但这方面的研究力量很薄弱。甘蔗是福建重要农产品，但有关甘蔗的科学研究题目很少。刘崇乐和黄农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他们建议福建省成立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谘询性机构，来协调各科学研究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还建议有关部门应重视中级研究人员的培养提高工作和充分利用现有科学研究条件，将各图书馆现有书刊统一编成综合目录印发各科学研究部门，以便充分利用。
福建省副省长许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仔细研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来改进本省的科学研究工作。
对广西整理民族民间艺术提出改进意见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音乐家马思聪21日结束了在广西省的视察工作。临行前，他对广西省整理民族民间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
马思聪对记者说：广西省在整理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歌舞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马思聪接着说：但是，在整理各民族的民间艺术时，千万不能凭主观想像来加工，以至损伤原有的独特风格。马思聪举例说：“捞虾舞”原是僮族的一个抒情气氛很浓的歌舞，但经过加工后，却失去了原有情调，有点像话剧场面了。姑娘们学着京剧旦角妞妮害羞的表情，看不到僮族姑娘大方、爽朗的性格。更奇怪的是：自治州歌舞团演出的几个不同民族的歌舞音乐，节奏旋律都差不多。拿芦笙舞来说，伴奏的音乐中，小提琴等乐器的声音遮盖了芦笙的声音，显得嘈杂，而且失去了原有风味。
马思聪最后对记者说：我相信，广西省的文艺工作者在改进工作方法后将会发掘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来。
对河北部分农村妇女同工不同酬等问题提出批评建议
据新华社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清扬、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金宝善在河北省的视察工作已经结束。
刘清扬代表在保定市视察了四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她了解到当地今年推广玉米、棉花密植和棉花早播种的结果，除少数地区较往年增加了产量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减产。根据这一情况，她建议今后推广农业先进生产经验的时候，必须考虑当地的土壤、气候等具体条件，因地制宜，以免造成损失。刘清扬还了解到农业社里有的生产队在安排劳动力和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方面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她建议各农业社的负责人组织各生产队互相交流安排劳动力的经验，并且要经常检查各生产队执行男女同工同酬的情况。
金宝善委员在石家庄市视察了科学卫生工作。他建议粪便转运站应当多设加盖的粪池，使粪便在池内能因长时间的储藏而发酵，肠寄生虫卵和伤寒、痢疾等疾病的细菌就会遭到破坏，粪便也具有更成熟的肥料价值。金宝善还深入街道，了解居民处理垃圾和粪便的情况，并且视察了石家庄市工厂的医疗卫生情况。他认为当地的医疗卫生机关对工厂中的粉尘和有毒气体等对人体的危害性的化验和研究不够。他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并且希望有关机关加以改进。
在浙江同人民群众取得广泛的联系
据新华社讯 到浙江省视察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童第周、赵忠尧、顾功叙、张曼筠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赵九章等，在视察过程中同各高等学校的负责人、科学家、教授、青年教师和各民主党派人士等进行了广泛联系。在杭州和宁波等地曾经举行了很多次座谈会，听取意见。
代表和委员们在视察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时候，深入实验室同正在工作的教授、科学工作者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
代表和委员们到浙江视察的消息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以后，人民群众纷纷写信表示欢迎他们，有的还在信上请求代表们帮助解决问题。代表和委员们对这些来信都亲自一一作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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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各部门
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工作
新华社成都24日电 从今年1月到12月20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单位共接到人民来信三万五千多件，接受来访一万三千多人次。来信来访的数目都比去年多了一倍。
许多群众来信来访提出了关于生活、工作方面的要求，有的来信表示了对政府政策的一些看法，还有很大一部分来信揭发了一些部门和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铺张浪费现象，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各单位对人民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大多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进行了处理，或转给有关部门研究处理。需要答复的，一般也作了答复。今年3月间，汉源县唐家乡一些干部因为有强迫命令作风被一些人检举，被检举的干部就诬告检举的群众是“反革命集团”。这件事情经过省人民委员会根据许多群众来信组织有关部门调查清楚了，并进行了妥善处理，群众都表示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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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到自己家乡的人
本报记者 钦达木尼
从包头新市区西去，就是乌拉山。
乌拉山长约三百里，高而又陡，层层叠叠，巍然峙立。山的附近是一个傍山望水的大平滩，这便是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
在三、四十年前，乌拉特前旗的蒙古族人民就在这个广大的水草丰美的大平滩上，沿着黄河岸边游牧。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旗的东部，他们全部被赶到山里去了。从那时起，失掉了丰美的牧场的蒙古族人，就在荒山里过着苦难的日子。
解放后，这些被迫上山的人们，有少数从山上走下来，政府给他们辟出了足够的牧场。从1950年起山上的人开始大批下山，现在除少数人外，绝大部分人都下山了。全旗共有三千多人，下山后都沿着乌拉山麓安家了。
现在，当你走到乌拉山下时，不但可以看到蒙古族人民在自己往日的牧场上自由地放牧，而且也可以看到他们和汉族农民怎样亲密团结建设他们美好的生活。这里的牧民有90％以上都合作化了，有一部分牧民还和汉族农民共同建立了十个蒙汉民族联合社。我最近访问的和顺庄蒙汉团结社就是其中之一。该社是由五十户组成，有十九户蒙古族社员。
当我到蒙古族副主任巴荣家里访问时，有几个人正在收拾刚打下来的新麦子，我用蒙古人的礼节向他们问好时，他们呆呆地注视着我不说话，原来他们不是蒙古人，是汉人，屋里住的才是蒙古人。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个老太太把我请到屋里。老太太叫额喜玛，六十来岁，是巴荣的岳母。她的男人叫玛希，在合作社里放牲畜。老太太告诉我说：“我们家里劳动力少，外边是我们社里的汉族社员们帮助我们收拾麦子。”老太太还说：“我们许多重活都要靠汉族社员给我们帮忙哩。”
老太太讲了很多过去的事情：“我们被迫上山的时候，山里连个住处都没有，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住在勉强用石头盖起的‘房子’里，到了晚间冻得不能睡觉，就升起了篝火，大家围绕着篝火度过那些寒冷的冬夜。唉，那些夜晚是多么长呀！”
不过就是在这样一些困苦的年代里，蒙古族和汉族劳动人民之间却仍然是息息相关的。当时，牧民每到秋天就偷偷地跑下山来，汉族农民在前面进行收割，他们跟在后面拣穗子。蒙古族人了解到汉族农民需要木材，到了晚间偷偷地运了一点木材放到山脚下，第二天晚间汉族老乡来运木材时，在拿去木材的地方放上一点粮食。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就这样地度过了那个岁月。现在的两个社副主任巴荣（蒙古族）和张金才（汉族）的友谊就是在那个时候结下来的。
解放后，蒙古族人刚下山来时，正像他们刚上山时一样，首先感到困难的是没有房子。于是汉族群众就帮助他们造房子。巴荣根本连房子也盖不起，由于张金才的帮助，也盖起了两间房子。
几年来，这些饱受辛酸的蒙古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努力建设自己美满幸福的家园。今年由于秋旱，和顺庄蒙汉团结社的收成并不算太好。但是，在这一年里，通过各种具体事实，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团结互助的好处，他们充分享受到了这种好处。这种好处不仅是对蒙古族牧民有利，对汉族农民也同样有利。
蒙古族和汉族人民联合办社以后，他们内部进行了分工，除个别种过庄稼的蒙古族社员外，一般的蒙古族社员都进行放牧，牲畜统一经管，这种分工不但解决了过去的农牧矛盾，而且也给社员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联合办社以前，蒙古族群众因牲畜少，光靠牲畜还不能过活，所以多少也必需种一点地。可是他们既没有种地经验，又缺乏必要的劳动人手，顾此失彼，结果哪一样也弄不好。汉族农民过去也有些散畜，但因为他们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农业上，因此牲畜总不见增长，幼畜的成活率不到50％。
今年联合办社，牲畜由合作社统一经管以来，这些情况都有了很大改变。
过去在汉族农民的家里，人们是很难看到炕上有毡子的，可是你现在到和顺庄团结社去看一下吧，无论你走到任何一家农民家里，都可以看到他们铺着洁白的毡子，这是合作社今年用蒙古族社员生产的羊毛新做的毡子。蒙古族社员的羊毛不仅给汉族社员解决了炕上铺的毡子，也解决了今年汉族社员的夏季服装。羊粪还可以做肥料，今年联合办社以后就施了二千多车粪，而施肥在这里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夏季里，牧民们为了移场放牧，就把牲畜赶到山里去，农民生产的蔬菜瓜果源源不断地送到山里去，而农民呢，也可以吃到各种奶食品了。有一次，汉族农民段岐荣跟我谈到这些好处时，他说：“我们汉人过去从来没有吃过黄油，只是看着人家吃，可是今年我们也都吃到了！”语气里充满着一种自豪，我想这种自豪正是蒙古族和汉族人民团结互助的珍贵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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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和压
南人
有了官僚主义作风，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检查、批判和克服。
但是有些人却不是如此，而是采用“推”和“压”的方法，想一推一压了事。
要是真能够一推一压了事的话，愿天下有官僚主义的人，都来采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既不要进行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又不要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这真是省事得多，轻松得多。
事实恰恰不是如此，“推”和“压”的方法，不但不能克服官僚主义，而且发展了官僚主义。“推”和“压”，就是官僚主义地处理问题的方法之一。
这有事实为证：据人民日报（12月15日）报道，中共广东花县县委，就因为采用了“推”的方法，除了原来的不了解下情，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作风外，又增加了一种官僚主义作风，这就是工作中发生了错误，不能大胆承认，而把错误责任推在下级干部身上。中共山西沁县县委农村工作部采用另一种“推”的方法，因为不大了解下情，少数合作社中限制社员活动过多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更严重的问题还在这里，当新店乡合作社社员魏小员揭发并要求处理这个问题时，农村工作部的答复是：请你村支部书记解决吧！把这件事情就推给当事人之一去处理。
“压”，不仅仅一般地发展了官僚主义，而且使问题的性质起了变化。
上海市税务局蓬莱分局领导上，不了解下情，提拔了一个不应提拔的干部，因此全局80％—90％干部提出了反对意见。分局监察科担任通讯工作的共产党员房志远，向上级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情况。按理，分局的负责人应当立即调查、处理这件事情。而分局局长、共产党员高耘樵却不是如此，先在分局局务扩大会议上把监察科批评一顿，继而要人事科把房志远调离分局，“下去改造”。房志远提出不同意见时，高耘樵就说：“不准你讲话！”并且对房志远进行威胁：“明天在全体党员会上搞你，在群众大会上搞你！看你怎么样？你到市局去告也好，到市委去告也好，到中央去告也好！”在高耘樵想：这样一来，就把自己的官僚主义掩盖得一干二净。其实，暴露了高耘樵的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他已够得上叫官僚主义分子。
上述事实还说明了：“推”和“压”的目的虽然都是想掩盖自己的官僚主义，但是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对自身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认识不清，所以“推”出去不肯承认。花县县委就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所作的全县在4月5日前割完春收小麦的决定是错误的，在个别地区发生错误时，以为这是执行决定中的问题，不是决定本身的问题。后者就不同，已涉及到思想品质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任何人对批评应抱的态度。有官僚主义的人，对批评更应抱欢迎的态度。高耘樵明明有官僚主义，但是不许别人揭露，别人揭露以后，就采取压制、报复的手段。在高耘樵身上，已很难嗅到共产党员的气味了。
奉告一切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还是老老实实地进行检查、批判，并努力克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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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制止这种挥霍国家资金的行为编辑同志：
11月28日，我们三位同志到驻在上海的中央血吸虫防治办公室谈工作，听到这个单位几位负责同志正在毫无顾虑地商讨如何突击花钱。原来中央卫生部在南京的单位，1956年度购买房屋的三十三万元预算还没有用。现在南京正有一幢房屋出卖，可是这个单位将要迁到上海来，没有再买房屋的必要。如把钱拿到上海来用，按预算制度的规定，期限只有一个月，怎能用完呢？在这个紧要关头，从南京赶来的那位负责同志想出一条妙计：认为这一大笔钱若是花不了，就得上缴。因此不如先把南京那幢可买的房屋买下来，把三十三万元预算用了，免致冻结上缴。明年机关搬到上海来，再把南京那幢房屋出卖掉，拿钱到上海买房屋。几位负责同志，都面带喜色地同意这位同志周到的计划，三十三万元预算，就这样得到了“安排”。
中央卫生部在上海的工作单位，现在的房屋够用不够用，我们不知道；需要不需要三十三万元买房屋，我们也是不知道，但听了这些同志的花钱计划不免令人惊讶。难道这些负责同志不懂得应该严格执行国家的财经制度吗？最近，党报上不只一次地揭发和批判年终突击花钱的错误，难道他们没有见到吗？希望这个单位的负责同志解答一下。
中共中央上海局办公室 史子禄
× ××编辑同志：
随着年终将至，洛阳市人民委员会又在突击花钱了。在11月，它们曾对基本建设工程结余的八十多万元作了“安排”；但是，由于城市建设部门的宽打窄用，又节余七十多万元，为了贯彻领导意图，城市建设委员会在12月7日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讨论了这笔钱的开支：一方面打“埋伏”，拨给市政工程处十八万元；此外，把钱用于一些不必要地方。如拿出十万元给友谊宾馆添购设备。三年前，省政府调给市人民委员会中吉普车一辆，因不用，卖了二万二千元，这笔钱本应全部上缴，但刘秘书长却指示行政科要买卧车，并说：“不管好坏，先买一部，不好，明年卖了再买，不然，到年底把款上缴了，就买不成啦！”各部门在市人民委员会的影响下，也在积极的找花钱的窍门。市防疫站把结余的一千六百多元，先斩后奏的擅自添购了自行车二辆，收音机一部。这种现象是与二中全会增产节约的号召根本违背的。我们建议上级机关应该立即制止这种歪风。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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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顾问在台湾
聂智威
编者按 本文作者聂智威（聂毓吾），原是蒋军八十一师二四三团三营重兵器连的中尉副连长。今年6月30日黎明前，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大担岛泅水到达厦门岛，受到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现在，他把他在蒋军部队里的见闻，写成了两篇文章：“美国顾问在台湾”“在蒋军部队里”，在本报今明两日的第四版上陆续发表。
我是今年6月底从台湾回到大陆的。我原是蒋军军官，而且从1948年起，就一直住在台湾本岛。几年来，我亲眼看着美国人一批一批地来到台湾，也亲自尝受过美国“顾问”的苦头。
美国人在台湾以“顾问”姿态出现，控制着台湾的各个机构。被控制得最紧的要算是军队了。由美国人控制军队的事实，可以反映出它对整个台湾的奴役情况。
美国人的手段是很阴险毒辣的。它掌握蒋军部队不是用“一把抓”的办法——那样将会引起部队的反美情绪，而是采取“分期控制”、“步步加紧”的办法。
美国人对蒋军的控制可分为三个时期。1950年到1952年，他们是在上层机构活动，顶多是到军或师级为止，仅仅干涉一些高级事务，如政策、计划等。1952年到1954年这一时期，“顾问”的魔掌就伸展到了排级，干涉范围扩大到生活环境、教育内容、训练课目、演习计划等，连修一个小型射击靶场也都要经过“顾问”的批准。随着美国“顾问”权力的扩大，蒋军官兵的反美情绪有了增长，这使得美国人大伤脑筋，他们不得不向蒋介石及伪国防部致备忘录，“请制止贵管部队部分军官所采取与顾问不合作的错误态度”。
美国“顾问”中有军官，也有士兵，不论是军官顾问或士兵顾问，都很骄傲自大。他们都是“对”的，我们什么都不行；样样都要从新改变，变成美国的样子。凡是有血性、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怎么能忍受得了呢？于是在各级军官中普遍燃起了“反顾问”的情绪。大家都有这样的看法：“佬美这一套并没有特别好的值得学习”。有很多军官有时就同顾问当面争吵起来。士兵也同样对“顾问”不感兴趣，“顾问”一来，他们就在背地里咒骂。
国防部发觉了这种严重形势，就赶快颁发命令，并转下蒋介石的手令，大意是说：“近查各部队，有少数军官不了解中美合作之关系，及顾问到部队之真正意义，致时有对顾问不合作、不礼貌之事件发生，亟应加以纠正。各级军官必须与顾问密切合作，接受顾问的建议，即建议有不合理时，也不能当面提出辩论。不论顾问阶级大小，或官或兵，都应一律向他们表示尊敬。若有对顾问不礼貌者，各级主官须严加制止，并按情节轻重予以处罚。以后举凡训练、演习，均应以颁发之翻译美军操典为准”。总政治部也不断发下工作指示，严令制止这类事件，但蒋军官兵同美国顾问的争执照样发生。我的一位姓郑的同学是蒋军排长，就是因为同顾问争执而被记了一次大过，他气愤之下就退役了。
从1954年开始，蒋军部队基本上都操纵在美国人手里了。他们的干涉扩大到“人事”“情报”“训练”“作战”“补给”，就是在金门、马祖修碉堡，也都得“顾问”同意。由于长时间的压制，蒋军官兵对美国“顾问”的不满，渐渐由表面冲突转到内心的愤怒。这种闷在肚子里的怒气，遇有机会就会发作出来。
美国人在台湾的野兽生活，也是十分可恶的。他们住的是最好的地区和最好的房子，过着奢侈淫荡的生活。在大街上，他们拥抱着台湾姑娘招摇过市。那种丑态，实在不是我们有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中国人可以看得过去的。美国人好喝酒，而多数是喝了必醉，醉了就乱来。不管在哪里，他们碰到妇女就乱拉乱扯，听说在基隆，就有女学生被他们强奸了。
美国人还有一个玩的花样，就是一手抱着女人，一手开汽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时常轧死行人。1953年的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个“顾问”开着快车轧死一个将近十岁的小孩。当警察走过来时，他说赔钱好了，留下一个地址，开车就走。当时围观的老百姓无不气愤，有些人喊，“一命抵一命”，“让美国鬼子滚回去！”
美国人在台湾的横暴行为，简直叫人不能忍受。我为什么要回到大陆，就是不愿受美国佬的气，不愿替美帝国主义做走狗，所以才不顾一切，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到祖国的怀抱。（附图片）
美军的“自由世界” 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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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12月16日在芒市举行。图为吴巴瑞总理和周恩来总理在联欢大会上。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缅甸联邦吴巴瑞总理在大会上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