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今年的英国圣诞老人
高植
在塞得港的英国士兵，听到撤军的消息，高兴地欢呼，互相拍肩膀，高喊着“回家过圣诞节”，甚至连晚饭也没有心思吃了。
艾登休息已罢，不怕疲劳，回国“应付困难”，当然也要过圣诞节了。
英国人要过圣诞节了。但是今年这个欢乐的节日，却不能带给英国人民什么欢乐，而迎接圣诞老人的英国人民，也不是喜笑颜开，却是愁眉苦脸了。
侵略战争给大英帝国带来了经济危机。生产萎缩了。存货减少了。进口货物减少了。物价飞涨了。
汽车的产量削减三分之一，汽油的价格涨了三分之一。轮船的运费上涨了。粗糖的价格上涨了。茶叶涨价了。羊毛涨价了。除了艾登的威望一再跌价而外，什么都涨价了。
侵略战争给大英帝国制造了一批新鬼。圣诞老人会带点什么给那些孤儿寡妇呢？那些寡妇孤儿，除了用眼泪和哭声，能用什么别的迎接圣诞老人呢？
侵略战争给大英帝国增加了许多失业的人和缩短工作的人。圣诞老人会带点什么给那些失业的工人呢？那些失业的、半失业的工人，和他们的妻室儿女，除了用怨恨和咒诅，能用什么别的迎接圣诞老人呢？
侵略战争给全体英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上带来了数不尽的困难。圣诞老人会带点什么给那些没有新鬼、没有失业的人家呢？广大的英国人民，面对飞涨的物价，除了用诉苦和埋怨，还能用什么别的迎接圣诞老人呢？
从前，许多年前，圣诞老人带给英国的礼物袋子是满满的。袋子里的东西是海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的金钱和血汗。当英国绅士们安乐地坐在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前抽烟斗的时候，海外的穷苦劳工正在热带的树荫下热得喘不过气来。
今年，圣诞老人的袋子，却像英国人民的钱袋一样，不是臌臌的，而是瘪瘪的了。圣诞老人的袋子虽然是瘪瘪的，里面却还有些文件。
这些文件是全世界维护正义、爱好和平的人士对于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谴责，联合国要英国停止侵略并从埃及撤军的决议，还有一个中国人的这点意见：
“英国这许多年来欢迎美国军队在英国过圣诞节，这是英国的自由。埃及决不欢迎英国军队在埃及过圣诞节，这是埃及的自由。英国没有任何理由侵犯埃及的主权和自由。”
英国圣诞老人的礼物袋子是瘪瘪的。但是美国圣诞老人的袋子却是臌臌的。在美国圣诞老人的袋子里，头一件礼物是给美国石油资本家的巨大利润。
艾登也许梦见了美国圣诞老人给他一点剩余的礼物。但英国的圣诞老人也罢，美国的圣诞老人也罢，都只能眼看石油涨价，却不能使艾登和衰老的帝国的威望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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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谈画
谈中国花鸟画创作
于非闇
俗语说：“未从爱花先早起”，这是说“花晨”是看花最好的时光。正当宿雨初晴、娇阳乍吐，或是清露未晞、碧空如洗的时候，花卉越显得红的真红、绿的正绿，禽鸟也越显得更翠更碧，更加活泼可爱。唐白居易忆江南词“日出江花红胜火”，宋杜衍荷花诗“晓开一朵烟波上，似画真妃出浴时”。我们古代的花鸟画家们就知道，在柔和景色里的花和鸟是最惹人喜欢、最为人乐意欣赏的，他们深刻地往复地观察、分析、比较和加工（包括晕染浓淡等手法），使得花和鸟在柔和的景色里更形象化、艺术化了。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新鲜的花鸟画，就比真的花鸟更加活色生香、生动可爱。
所谓工笔花鸟画，不单纯是如实的描写，尽管说是“为花写照，为鸟传神”，但所画的花和鸟，都要求达到“形神兼到”，缺一不可。九世纪（唐）萧悦画竹，白居易题他的画竹诗说：“举头忽见不似画，低耳静听疑有声”，这两句诗，不单是说明形和神的关系，而且更可以体会到中国花鸟画是描写动态的。对于花卉要反映出风晴雨露，对于禽鸟要描绘出食宿飞鸣，这和所谓“静物画”，从创作的方法上就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国花鸟画创作，在搜集素材方面，通过眼睛仔细观察的同时，还必须通过脑子加以选择、分析和比较。对活生生的东西，从这面看看，还须从那面看看，还必须从四面八方、各个不同的角度上看出自己所认为好、认为可以入画的形象。古人是用炭松，今人是用铅笔，随时把它描画下来（用素描更好）。这样积累素材越多，认识到了形象的活力所在，去掉一些自认为关系不大或是枝枝节节的东西，反而显得所要表现的东西更干净、更集中、更突出，更可以显示出它的活力，这就逐步作到面貌与精神的结合，使得素材更好地为我所用。但对于禽鸟，这样作还不够，还要练习到使眼睛的观察和脑子的记忆更敏锐，从瞬息万变中找出各种鸟的各个不同的动作，进行默记默写，最主要是要找出它们动力的根源。必须经过这样深入的体验，自然就使各式各样的鸟的精神面貌，闭目如在目前，下笔就到了腕底了。禽鸟快速的动作，有时根本不可能在现场描写，而必须是经过“心画”之后，回到屋里去琢磨。
花鸟画遗产，自晚唐以来，传世的相当丰富（包括域内外）。学习遗产，应该研究古代画家对花鸟怎样看待、处理和表达，无论他们使用双勾法、没骨法、勾花点叶法，或是“点垛翎毛”法。关于花鸟的笔墨技法，北宋以前比较单纯，北宋以后就更加多种多样。学习遗产要使它为我所用，这和学习古典文学差不多，学习为的是致用，最忌囫囵吞枣，我以为。（附图片）
山鹧棘雀图 （宋）黄居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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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王大化同志
张庚
大化同志死了十年了，但他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还是那么新鲜。每一念及他，一个热情、活泼、富有才气、但又非常群众化的青年艺术家的形象立刻显现在我的记忆中。
1942年以后到过延安的人，没有不知道王大化的。那时正是闹秧歌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王大化和李波两人的一出“兄妹开荒”轰动了延安：那时延安的老百姓跟着秧歌队看王大化，看了一场又一场。王大化成了老百姓中间的明星。
“兄妹开荒”其所以如此吸引人，不仅是由于采取了陕北老百姓所熟悉的秧歌形式，而且是由于这种大家所喜闻乐见的秧歌中间出现了新的人物、新的生活；这种生活和人物正是存在在当时老百姓中间的。在秧歌中间，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这样愉快活泼、充满了主人公感觉的青年农民和农村姑娘，这不是一种虚假的东西，而是农民生活中每天存在、而集中地表现在艺术中间的东西。这对人们又新鲜，又熟悉，所以他们特别热爱它。
这一点成功，是经过摸索、改正缺点和反复推敲等辛勤的艺术劳动才得到的。那时的大化并不很熟悉农民，也不很熟悉秧歌的表演，他是凭着政治和艺术的热情进行了不疲倦的钻研才得来的。那正是学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是要创造一种富于中国气派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能够表现当时当地人民的斗争、生产和学习的火热生活的艺术。大化就是为这种热情所鼓舞起来的青年艺术家之一。
大化是多才多艺的，他在秧歌剧中创造了好些角色，除“兄妹开荒”中的王小二以外，还演过“赵富贵自新”中间的赵富贵，“张丕模除奸”中的张丕模，“二流子变英雄”中间的二流子等。他逐渐深入地解决着表现新人物的问题，运用秧歌舞蹈和民歌的演唱来塑造人物、表演戏剧的问题。有两件事情我的印象较深：一件是他演“张丕模”一出场唱了一段：
日落西山红烧霞，
天空里飞来了红嘴鸦，
沟里的梢林黑压压，
清格朗朗的流水，
一片好庄稼。这段词忘了是谁写的，的确也表现了延安的自然景色。大化这一段唱真可说是字音清楚，声调圆润，更难得的是他唱得那么富于对乡土热爱的感情，像一个老百姓唱民歌那么有感情。另一件是他演“二流子变英雄”中的开荒一场：二流子不想劳动，对劳动感到痛苦，但又下了决心，终于坚持下去。这一段是整个用郿鄠“五更鸟”来唱的，大化经过了多次的试排总是枯燥无味，最后终于巧妙地运用了“五更鸟”前松后紧的节奏，表现出先懒后勤这一种情绪的逐渐转变，最后咬牙跪地快速地挥动镢头下场，博得了极好的效果。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大化是如何努力地学习和创造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表达新生活中最真实最感人的东西。
大化最成功的创造是土地革命历史剧“惯匪周子山”中的马红志这个人物。这是一个农民领袖，是一个和叛徒周子山作鲜明对比的正面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好演的人物。但是大化把他演得有血有肉，很生动地表现出一个朴实诚恳、实心干革命，个人利益完全放在考虑之外的人物。这是个历史剧，没有法子直接体验生活，但他却用种种方法去解决困难。他的成功是经过艰苦劳动的。
为了奖励大化在艺术上的成绩，1945年在边区文教大会上他被授予了一等文教英雄的称号。他没有任何骄傲，反而更加谦虚，更加孜孜不倦地工作。1946年他随东北文工团去东北。那时东北的情况又艰苦、又复杂，有的人新入大城市，眼花缭乱，但大化和文工团的同志们却坚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沈阳、旅大等地做了许多工作。他在团中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威信。就在这年冬天，在去讷河农村演出的路上，大化不幸由于汽车失事，丧失了年轻的生命。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大化的死，对于新的戏剧事业来说是一个损失。他多才多艺，能唱、能舞、能演、能导，对音乐和美术都有一定的素养。最难得的，他是一个品质非常好的共产党员，特别在整风以后，几乎没有闹过个人利益的问题，总是十分热情地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劳动，并且带动大家来工作。
大化死了十年了，文艺工作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规模和水平了，现在我们多么迫切地需要人才和干部。像大化这样才能和品质的同志，我们真不只需要一个，而是要许许多多。回忆到他，翻翻他的遗作，觉得我们需要向他学习的地方真是不少，首先那种艰苦朴素，热情工作的精神，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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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
埃及 阿里·巴鲁基
我经历过无情岁月的煎熬，我也尝受过欢乐时光的甜蜜。
但是，在这个世上我从未找到比自由的劳动更可贵的东西。
（智涛译自“埃及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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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自大不值九分钱
（蒙古谚语）
一头大牛能值九块钱，
一个自大不值九分钱。
看不清自己头上的骆驼，
能看清别人头上的细针。
蚂蚁爬上了牛角尖，
高兴地说：我爬上了高山。
粘在胡子上的饭，
要想吃饱难上难。
泣泪悲愁，
不如揑紧拳头。
郝苏民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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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页对等级社会的控诉书
——“生的权利”观后
罗斗
一天晚上，我赶到北京医学院去重看“生的权利”这部影片。第一场映完后，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大学生对那位卖票的同志说：“让我再买一张票好吗？我想再看一场。”
这一句话，是观众对于影片的最高的奖励与赞扬。
究竟是甚么使这位大学生对“生的权利”发生了这样大的兴趣呢？是因为它的情节动人、结构复杂吗？是因为它独特的、简练的电影手法吗？应该说，这些都是。这部影片涉及了祖孙三代，完整地叙述了一条小生命从出世到长大成人的过程，突出地描写了他的暖昧不明的身世所带给他的痛苦的经历。这完全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但是电影制作者却把它成功地容纳在一部影片内。给人的感觉是紧凑、但不匆忙；简练，但不草率。影片中也不乏似乎是信手拈来、但又别具心裁的处理手法。例如黑妈妈准备抱着刚满一周岁的小阿尔培托出去散步，要他和圣母说再见时，这小家伙尿湿了，黑妈妈忙着给他换衣服。等那双尿湿了的小鞋一脱掉，紧接着出现的下一个镜头就是脚上换上了一双十几岁的大孩子穿的靴子——十多年过去了。这种地方都博得了我们赞许的微笑。但是，假如说这已经足以概括影片的全部成就，那就有点近于“买椟还珠”了。
影片作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所叙述的一切有着明显的爱憎，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等级社会的黑暗面。拉腓尔为了维护自己高贵门第的清白，社会地位的巩固，既不容许女儿养下的私生子这条小生命活在世界上，把女儿也送进了修道院。所谓父女之情、骨肉之亲，在上流社会的道德观念面前退让了。影片把拉腓尔那副狰狞的面目和他的冷酷无情勾划得越清楚，上流社会的伪善的面目，我们也就看得越逼真。这条小生命算是侥幸活下来了，但是因为他暖昧不明的身世，因为他的黑妈妈，他不能像一般人一样地过着正常的生活，尽管他聪明，能干，有抱负。社会就像是一个失去了理性的狂人，把一个普通人的作为人的骄傲和尊严，放在自己脚下尽情地践踏。正是在这里，影片突破了它所描写的为一个私生子的生存权而斗争的题材，进而为更多的人——出身“低贱”的人和在种族歧视下过日子的人，喊出了向社会要求生活的权利、做人的权利的呼声。
如果说，可以把这部影片看作是一页对等级社会的控诉书，那么黑妈妈多罗累斯，就是这页控诉书的宣读者。她是这部影片中最美、最为我们所喜爱的人。影片在许多地方把她的忠厚、善良和拉腓尔的冷酷、残忍作了鲜明的对比。拉腓尔恨死了自己“败坏门风”的女儿，她则同情这个受了欺骗、又遭遗弃的母亲；拉腓尔要弄死摇篮里的小生命，她却从死亡的边缘上把这条小生命抢救回来。每一处这样的对比都等于是给了上流社会一记响亮的耳光：有人性的不是出身高贵门第的老爷，而是这个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黑人。黑妈妈用她那一双勤劳的手和一颗善良的心，把阿尔培托抚育成人。对于她，最大的安慰就是阿尔培托能像爱亲母亲一样地爱她；而她最害怕的也就是唯恐失去阿尔培托的爱。这难道是不可以理解的吗？难道可以责怪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为自私吗？在影片最后，阿尔培托的亲母爱伦娜跑来找儿子的那一场戏里，爱伦娜二十多年来对儿子的思念这时全变成了怨恨，像决堤的江洪似地全部发泄了出来。但是，黑妈妈只是泪流满面的听着，间或插一两句，也仍然是一口一个“我的小爱伦娜”；直到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才起来为自己申辩，但申辩中也仍然十分体谅爱伦娜，没有丝毫责怪她的意思。但在另一个地方就完全不同了，她对来了解阿尔培托身世的拉腓尔说：“你就知道爱你的身分，爱你的架子，爱你的骄傲！”十分有力的指斥，只因为爱得深沉的缘故。
影片是圆满地结束的。因为阿尔培托十分幸运地在生活中碰到了一位在那样的社会中难得遇见的、理想化的路易斯先生，同时也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贵族出身。但是，我们也都能感觉到：这个在影片中似乎解决了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且也是无法单独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