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为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而奋斗！
陶里亚蒂同志在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第一项议程所作的报告全文
新华社讯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在12月9日刊载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12月8日在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第一项议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为劳动阶级的民主政府而奋斗”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摘要曾经刊登在12月12日本报第五版）的全文如下：
意共八大是在十分严重的时际召开的，它的任务是特别重要的。
这次意大利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十分严重的时际召开的，它的任务是特别重要的。不能够、也不会把这次代表大会当作例行的普通代表大会。如果降低成这样，就会有损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而我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正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
最近的国际形势发展是惊心动魄的。正当人们看来有理由希望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之间关系上的缓和局面可以在和平中扩大的时候，法、英帝国主义不顾信义地向埃及人民发动进攻，把战争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由于这一侵略的结果，我们当时距离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不远，而我们知道：在今天，世界大战就意味着现代文明世界的大部分完全破坏。因此，我们的文明本身当时又一次被迫面临深渊。
在社会主义世界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这个阵营的绝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和平中建设新经济和新社会。其中有两个国家出现了改组现象，在改组的同时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人民运动，而反革命势力也公开地或者隐蔽地插手活动。在匈牙利——匈牙利，由于人口少，是个小国，但是由于地处欧洲心脏，而且由于它的历史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甚至搞到悲惨决裂、发生暴乱行动、发生战争行动的程度。匈牙利事件的发展甚至也显然形成这种危险：不仅几个国家，而且是全欧洲会卷入战争。劳动者眼前突然出现了血腥法西斯暴政复辟的前景。
这个事件惊动了、深深激动了舆论，尤其是使得革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心灵深深激动。如果不认识到这个事件的根源在于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的深刻危机，如果不认识到这个危机所引起的问题及其解决涉及我们整个运动的责任，那将是天真的，那将是一个错误。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拍桌子的办法或者用复诵某些言词的办法来解决的，要予以解决，就得认真分析并且勇敢地作出结论。要使得以匈牙利事件为材料和借口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和反民主宣传没有成功的希望，这是唯一的办法。
在我国，表现出危急而尖锐的景象。在经济上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关头，有人显然在试图使政治关系恶化。旧问题以新形式出现，而新问题也在产生，其中有些问题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民主的前途、对于阶级力量和意大利人民力量的团结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代表大会是在特殊的气氛中进行筹备的，因此，大家应该明确这一点，而且应该着重指出这一点。行政选举运动一旦过去——经过情况是不坏的——我们党就忙于应付起源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种种决议、批评和严重的揭发。这是必要的，我们有责任这样做。今天比以往更看得清楚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仅是一个发展阶段，而且是一个革新的转折点。我们运动中的任何一部分不参与这一转折是不可能的，而后退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们十多年来的政策内容，由于党一贯力求使其本身具有的性质，由于党一贯力求使其行动具有的性质，由于葛兰西遗训给予我们的思想准备，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要理解上述一点是比较不困难的。然而，经过党以空前规模展开的讨论，结果是：我们有许多问题、十分严重的问题要加以深入探讨，要澄清和纠正若干错误的政策和工作方针，从而使得探求一条特殊道路来促使工人阶级在意大利也完成它的职责的工作不仅不致中断、而且大大推进一步，从而结束剥削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讨论是和斗争交错着进行的：讨论本身就是反对从外部攻击党的敌人的斗争，反对他们的任何势力渗入我们队伍的斗争，反对把必要的讨论变为诽谤党和领导干部、变为瓦解党员队伍的任何尝试的斗争。支部、地方党委会、省委会代表大会已经表明全党是怎样以新的自觉对待党的一切任务，怎样团结一致、果敢有力地为完成这些任务而作好准备。
这次代表大会是本身已经包含着深刻革新的一个过程的最后一环。革新并不意味着摈弃，也不是为了加以消灭而重新审查我们政策上和组织上的新的伟大的理想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在建立共产党之初就加以肯定而且在以后的一切行动中力求永不背弃的。革新，就是说为我们在意大利所从事的争取民主、维护和平和争取社会主义的行动极其明确地确定基础和内容；就是说再一次强调我们党的民族和民主性质；就是说消灭反对这种行动、反对这种性质和反对这种行动和性质的日常实践的一切公开和隐蔽形式的抗拒；就是说打破并且摧毁限制和歪曲同劳动群众的联系、束缚党内生活从而阻碍党的发展的官僚主义积习和组织上的公式主义。因此，革新和加强是两个密切相连、甚至合而为一的目标。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从已经展开的讨论和与之配合的斗争中，归纳出一切积极因素，去其糟粕，从而使党成为指引和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斗争的更有效的工具。如果就在此刻，我们已经感觉到能够肯定说：以直率的反动态度或者多少以相当伪善的姿态梦想我们党会遭到必不可免的危机的那些人，一定会极为辛酸地大失所望，我们这样说，丝毫也不是预言。
我们原来想在里窝那举行这次大会——大约三十六年前我们党就是在那里诞生的。不过，十一年前，在这里，在罗马举行了标志着我们党的复兴的代表大会。在罗马这里，在现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由于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经验，我们的党将有所革新和大大加强，而且我们将比过去更具信心地、更加生气勃勃地继续走我们的道路，同时确信将获得新的胜利。
国际局势
因为我们要考虑下列事实才能确定主要任务，所以我们应该从下列最严重的事实出发，这个事实就是：整个文明世界有被投入全面战争深渊的危险，而造成这种危险的是英法的侵略，即，对埃及人民进行的帝国主义侵略。
和平力量曾使国际局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是，走向缓和的每一步都使国际反动势力惶恐万状。
经历了长期冷战，度过了可能爆发全面战争的其他严重危险关头，国际关系上终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达到这一点，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计划一再受到挫折以至于破产，是由于各国人民警觉起来施加了压力，是由于保卫和平的伟大运动取得了成就，是由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和平政策赢得了胜利。在当时看来，只需依靠和平力量的强大优势，只需借助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形成和殖民制度的即使还不是全部的崩溃而造成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改变，就可以扩大和巩固缓和局势。我们自己当时根据对这种改变的正确估计得出了结论，认为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甚至避免新的局部战争。
不过当时就很明显，而且我们一再指明，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帝国主义和它的走卒社会民主党已经改变了作为侵略力量、作为和平的恶毒敌人的本质。人们可以强加遏制，但是不能改变这一本质。
要巩固国际关系上的缓和局面，必须有几个前提。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从而必须放弃各式各样的阴谋和冒险，不论其目的在于动摇社会主义世界的巩固，或者像对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耻作法那样，把某些国家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人们必须承认不能让和平与战争取决于私利的盘算、取决于挑衅、取决于深渊边缘上的不幸的赌博、取决于帝国主义各国政府的威吓，何况今天这些政府已经不再独占着这些威吓手段，它们已经不是支配世界的力量。人们必须承认殖民主义的解体，承认不可能使它起死回生，承认殖民地人民有权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有权使他们的主权和民族财富完全受到尊重。总之，必须有一个新的欧洲和世界政策，这种政策的依据应该是：放弃组织分裂世界和引向战争的军事集团，特别是必须放弃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把它当作挑衅和恐吓工具的做法；在全世界各地撤除国外军事基地；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争端。
然而，要迫使这些帝国主义大国的反动领袖们承认上述一切，从而吸取教训，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事实所证明的这些变化已经加深了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些变化的巩固和扩大，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亚非两洲的新国家的加强以及殖民体系残余部分的新崩溃，有可能使帝国主义阵地进一步削弱。
为了实行冷战政策，仅仅美帝国主义者就花费了三千五百亿美元的惊人数目。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他们预计的目的。他们把他们的经济的一大部分建筑在战争生产上面。他们加速了作为资本主义现阶段固有特征的发展过程，从而助长了在他们影响下的所有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强有力的集团取得胜利。因此，进行挑衅和从事侵略活动的中心就增加了数目。走向缓和紧张局势的每一步都使反动人士更加不安，甚至惶恐万状，正如受意大利大资产阶级指使的报纸厚颜无耻地向我们透露的那样。这种心理状态在最近几个月更加严重了，因为在这段期间资本主义大国中出现了表明非常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征兆。殖民体系的日暮途穷，已经在把繁荣主要寄托在殖民体系上的大国本土的整个经济中引起了严重的动宕，造成了缺口。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加强了；它们陷入困境，一方面想用武力来阻止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另一方面则力求寻找新办法来奴役这些人民。一些古老帝国主义国家眼看着它们的国际威望和傲慢无礼态度赖以建立的支柱相继倾颓。另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则力求把殖民体系危机转化为进一步加强自己支配世界的力量。
对埃及的侵略不仅表明英法要拯救殖民制度，还表明帝国主义反动集团试图制止局势缓和，恢复冷战，对抗世界上的伟大变革。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产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危机是从埃及政府作出一个从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当的决定的时候开始的，经过几个星期极度紧张的局面之后，发生了英法的侵略。
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插曲。我们要驳斥这种意见，因为它是错误的。苏伊士危机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当前的处境，在于它们疯狂地寻找出路。另一种看法认为苏伊士危机和中东人民的整个解放运动都是俄国制造的阴谋，正如上个世纪的“东方问题”一样；这种看法还认为出路只在于在那个地区划分大国势力范围。我们要驳斥这种看法，因为它不仅错误，而且荒谬，况且鼓吹这种看法的是某一个已经当上了反共记者的前历史学家。
有些人把今日的埃及和亚非两洲的阿拉伯人民说成是一种伊斯兰帝国主义，说是它像过去的希特勒帝国主义一样威胁着世界，说是应该拿起武器来对付它。我们要谴责这些人，要指出他们是战争挑拨者。地中海地区和中东的穆斯林民族甚至并没有全都获得民族独立。在阿尔及利亚，他们每天都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命令之下遭到杀戮。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他们还受着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的暧昧的代理人的统治。到处，他们的经济组织是薄弱的，社会财富微乎其微，工业力量几乎等于零，而武装力量非常有限。说帝国主义威胁来自他们那里，无论从政治或历史方面来看都是荒谬透顶的谎言，只能用支付给宣传这种论调的报界代理人的英镑和法郎的力量来解释。诚然，这些国家还没有组成民主体制。这既是经济发展薄弱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为了支配它们而竭力压制和毒害它们的政治生活的结果。然而，今天重要的是：居住在地中海整个南岸的、有着伟大的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这一地区力求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这些民族可以而且定将作出新的独特的贡献来改变地中海的性质。地中海不能长此作为英国舰队或者美国舰队举行演习的湖泊，而应该重新成为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独立主权的、平等的、自由的民族和国家交往的中心。
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声援受到攻击的埃及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是符合我们运动的性质的，我们的运动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这种声援是符合我们保卫和平利益的，而且对于我们说来，同我们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也是密切一致的。
但是对埃及人民的侵略强盗行为不仅仅表明英国和法国金融界蓄意掠夺，不仅仅表明法英两国要击溃埃及来拯救它们的殖民阵地和没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威信的没有得逞的图谋。除此以外，还说明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世界最反动的集团为了反对国际关系缓和而进行的强烈反抗，也说明它们试图制止缓和局势的发展从而恢复冷战，希望在冷战的气氛中可以比较容易地克服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彼此之间恢复比较有效的团结，从而对抗对它们说来今天的发展已经达到危险地步的世界上的伟大变革。
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把匈牙利事件和借此发动的无耻运动同苏伊士运河国际危机纠缠在一起的做法尤其证明了我们的判断正确。在过去，在国际局势最危急的关头，人们早已清楚地看出帝国主义大国如何力图用团结起来准备对苏联进行斗争和战争的办法来克服——或者至少掩盖——它们之间的矛盾。这种倾向是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今天，随着帝国主义者之间客观矛盾的日益尖锐，这种倾向就重新出现了。这种倾向助长了这样的图谋：使全世界重新投入冷战，而所采取的传统方式是巩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军事、政治集团，同时公开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后消灭；这样，当前国际局势中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现象现在是互相交错的：这两个现象是帝国主义阵营的瓦解以及力求在进行新的侵略活动的基础上重新团结。
帝国主义在匈牙利的颠复活动，猖狂的反苏反社会主义运动，是企图使世界重新投入冷战，反对社会主义世界，反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参加了这个反动浪潮。
下面将详细谈谈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遵循错误政治方针而造成的匈牙利事件的原因。事实上，我们曾经公开指出：在我们看来，这些错误的方针是我们借此了解匈牙利事件经过的最重要的事实。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的政治方针，帝国主义者的瓦解活动和挑衅活动就会难于得逞。但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仍然是，而且应该是我们用以对局势下判断的最突出的因素。事实俱在，而且如果说在我们看来这些事实是一些确凿的证据，我相信它们甚至对于我们的敌人也应该至少是使他们感到狼狈或谨慎从事的因素。
多年来就有人在想尽办法不断呼唤匈牙利人民反叛，这是事实；在事件发生的前夕这种呼唤来得特别频繁，而在事态发展过程中则变成对叛乱行动和强盗行为的具体指示了。
在暴动发生之初就有武装集团存在，还有明确的叛乱计划，这是事实；而且在还没有发生任何外国军队进行干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当人民力量已经消失或者说正在瓦解的时候，反动领导机构就出头露面了，这是事实。这个反动领导机构在实行白色恐怖和准备法西斯制度复辟的同时，还呼吁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干涉。
这也是事实：美国特务机关的一个领导人和一个法西斯领袖很不当心地发表了一些谈话。根据这些谈话，将在匈牙利发生的一切，他们是老早就知道了。
还有这样的事实：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夕，美国预算中供组织社会主义国家内颠复活动的拨款增加了两千万美元，而现在似乎已增加到五亿美元。
有人甚至跑到我们这里来公开夸跃自己曾经指导和准备匈牙利学生的暴动。这位先生是在什么地方发言的呢？他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就是说法西斯主义——的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
如果人们忘记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日益大白于世的这类事实——然而还有一些社会党同志有时忘记这些事实——，就不能够就整个国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些事实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在眼前的时刻，国际关系整个局面面临着普遍危机，而预谋破坏前此所实现的政治方面、社会方面和维护和平方面的巨大成就的攻击，就是这个危机的一部分。现在猖獗一时的反苏、反社会主义运动证实了我们的判断。强行解散西德共产党，就是这个运动的先兆和预告。这个事件本身就具有充分的含义，我们对此再一次表示抗议。这个运动在法国表现为针对法国共产党的法西斯匪徒暴行。我们对法国共产党再一次表示全体意大利劳动者的永不磨灭的声援。由于这个运动的刺激和推动，反动的图谋和露骨反动的集团又猖狂起来了。这个运动已经使得也许正逐渐成为那些所谓“匈牙利人民之友”的榜样的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又在罪恶地处死自由战士了。
在我国，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人们不得不受到某种遏制，因此反共宣传再次刺激了天主教集团夺取绝对垄断的政治领导权的欲望：就是说，既排斥人民的力量，也压制它们自己的盟友。凡此种种就使得在我们眼前呈现出这种情景：必须使人民运动进一步发展，这样来对付和击退巨大的反动浪潮。
如果我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国家的反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派是这种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和恢复冷战企图的鼓动者，如果他们列入一切反苏反共歇斯底里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中间，那是不足为奇的。社会民主党试图用这种方法来掩盖它自己的悲惨责任；这正是他们的绝望挣扎，是荒唐透顶的事情，而且我们希望这种挣扎是白费了力气。
侵略埃及人民的蓄意为恶的直接主犯，如果不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人，又是谁呢？可耻地屠杀阿尔及利亚爱国者的组织者，如果不是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政府，又是谁？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对于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一个领袖何以要在侵略埃及的前夕在意大利工人运动中散布混乱的原委，是了解得更清楚了。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甚至比政府阵营其他各党更早地发出呼吁：吁请维护“大西洋”团结，以求恢复冷战、为反对社会主义世界和反对殖民地各国人民解放而斗争。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的行径，是背叛任何国际团结原则、背叛任何社会主义理想的行为。这种背叛行为同第一次大战初期第二国际的背叛行为是不相上下的，甚至更坏些。因为社会党人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并且自动驱向进一步败坏国际关系、驱向新的冒险。有事实为证，使我们明显看出：要反动堕落到怎样的程度，才能像法国社会党目前的领导机构所鼓吹和实践的那样，执行一种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代为管理政权的政策。我们希望意大利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部分——无论大小——都不要让自己迷失方向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被引上一种类似的政策方向。
社会主义世界已经赢得了冷战的第一回合，肯定还将赢得以后的一切回合。各大国首脑应该从速举行会议，重新创造谅解和协商的气氛。
但是，尽管我们看出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多么严重，我们却没有忘记和平力量是多么强大，也没有忘记仅仅由于世界结构本身、今天就已经得以避免战争这一事实。最近的事态发展本身，就证实了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帝国主义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们希望用战争来解决它们念念不忘的一些问题，它们甚至悍然不顾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然而，他们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匈牙利暴乱的发生曾经使它们希望实现罪恶企图的道路已经通行无阻，希望和平最坚强的保卫者苏联瘫痪了，希望舆论完全迷失了方向。然而，这种希望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实现了。苏联对侵略者的严重警告提得恰是时候。埃及所遭受的背信弃义的攻击激怒了各国舆论和全世界人民的舆论，这种舆论高涨到了迫使英、法不能不接受的程度。
不久以前美国公民们的投票，支持的是一个——对也罢，错也罢——总之被当作主张国际局势缓和以及主张和平的人。苏联在匈牙利的第二次干预是严酷地必要的，它迫使匈牙利的战争挑拨者和法西斯分子丧失了获得胜利——那怕是暂时的胜利——的任何可能性，它还决定性地影响了侵略者在中东的行动。因而，即使在十分混乱和动荡不定的时刻，在蓄意制造出来的紧张关头，人们也得以制止侵略，得以强迫遵守国际法，能以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从而拯救了和平。但是，为此，一切和平力量必须积极行动并且团结一致，和平的天然保卫者、首要的、最强大的和平保卫者——社会主义世界必须保持内部团结、保持威信和力量。
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制定了若干首要的任务。我们不认为国际局势缓和的因素已经丧失。恰恰相反。最近的一些事实反而可以对舆论有所助益，既然舆论已经对举世和平所经历的危险有了深刻的印象，等到对埃及进行强盗远征的物质后果表面化的时候，舆论还会不得不进一步考虑。
中东冲突现在还没有完全灭绝。世界上这个部分的其他地区还存在着新战争冒险的威胁，不仅有这种威胁，同样现实的是全面冲突的危险。和平还不是稳定可靠的。万一发生全面冲突，争论毁灭文明和灭绝人类的范围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这同样是可怕的。这只是争论劫后的墓地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而已。不错，这种前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用来起约制作用，但是，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它便会自动运转。
应该用积极的行动和保证和平的措施来拯救和确保和平。侵略者既已开上战场，同他们进行仓卒的谈判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新的政治行动，这些庄严的行动应该以新的方式并且严格地约束所有的人，而在采取这些行动之前应该恢复国际形势的缓和并且使得这种缓和局面获得新的进展。
因此，我们认为，最大国首脑应该从速举行会议。会议应该达到的目标就是解决对于全人类的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某些问题，例如禁止原子武器和普遍裁减军备，并且解决对欧洲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例如德国统一问题。
苏联又一次提出的建议所提供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但是在取得上述重大结果之前，应该达到一个迫不容缓的目标，这就是消除目前极端紧张的情况，重新造成一种谅解和可以进行协商的气氛。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天主教人士的建议也恰恰相反。他们希望恢复冷战，甚至加紧进行冷战，因为他们像过去一样希望社会主义世界经过冷战以后不仅孤立，而且崩溃。经验并没有对他们有所助益。他们看不出社会主义世界已经赢得了冷战的第一回合，社会主义世界肯定地还将赢得以后的一切回合。但是，我们拒绝这种前景：恢复过去几年的严酷、荒谬和致命威胁等情况。恢复这样的前景只能使得全人类、首先是我国遭受损害。
因此，我们谴责今天有人发动的恢复“大西洋团结”的宣传。在最近几周中，我们觉得我们同美国政府所主张的某些有利于和平的立场比较接近；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是希望采取和平政策的，因此我们希望美国人民的统治者执行他们的愿望。然而我们认为，由于当前严重危机的结果，整个西方落入了美国的财政、经济和政治势力的无可争辩的支配之下，这个事实对于欧洲各国人民、特别是意大利人民来说是危险的。
反对恢复冷战的大西洋团结，反对把意大利变成英美侵略者的尾巴；意大利有能力为和平作出重大贡献。
我们反对大西洋团结，因为它是一种恢复冷战的方式，是使意大利支持反对殖民地各国人民解放运动、从而阻止殖民主义最后崩溃的行动的方式。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团结应该有一种新的表现，就是说表现为缓和紧张局势、消除一切对立的军事集团、撤除一切国外战争基地和撤退今天驻扎在各地的一切外国军队。对于那些向我们高谈欧洲主义和西方使命的人，我们回答说：我们也是欧洲主义者，我们准备参与不管怎样的倡议，只要这些倡议有助于在全欧各国人民和国家之间建立有利于和平的新关系。我们要求参加目前的各种欧洲主义组织，以便也能在这些组织内阐述和维护我们作为这么大一部分意大利人民的代表而主张的和平政策。
而且，今天显而易见的是，“西方团结”的最放肆的鼓吹者实际上希望的是意大利做英美侵略者的尾巴，希望它甚至参加侵略。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参加维护旁人的殖民主义的战争。让他们去想入非非吧。
今天我们看见意大利和平政策面前展开了新的广阔前景，即使我们目前的统治者看不出来，因为他们摆不脱冷战在思想上和政策上遗留的渣滓。过去了的那个冷战时期，已经以世界形势中的转变而结束，这个转变是：利益只在实行和平政策的、希望缔造和平的一个国家，已不再有处于孤立状态的危险了，已不再有听任敌对集团摆布的危险了。世界已经变成了多中心的。甚至在帝国主义国家阵营里，也存在着某些分歧，这些分歧是可以用来支持民族的和平政策的。我们同各方面贸易的经济可能性比过去大了，这种增长也是同已经取得的技术进步相适应的。屈从于外国强加于我们的限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例如禁止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人为地限制我们的国际贸易。在社会主义世界的旁边，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由昨天还受殖民主义奴役的各国人民所组成的伟大新世界。我们没有、而且我们也不再能有隐蔽的殖民主义意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找到最好的朋友，可以找到进行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自由合作的最充分可能。意大利人民是不是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呢？难道我们愿意加强帝国主义国家奴役锁链么？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我们已经成为代替它们在非洲丧失了的地盘的“基地”，而它们内心里是轻视我们的，而且阻止我们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伟大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和平的国家。
意大利有能力为缓和国际局势、为巩固和平提供重大的贡献、决定性的贡献。可是目前的统治者、天主教人士、狂热拥护西方“团结”和大西洋“团结”的人却不愿意这样。我国的外交部长最近的一些言论和行动，都表明了这一点。在一再犹豫之后，他终于投入了冷战鼓动者的怀抱，他甚至一心想要从他们那里把主动权抢过来，一心想要比美国人还美国化，比最极端的人还要极端。意大利人民应当为和平作出贡献，就像他们在过去曾经能够做到的那样，曾经做得还不错的那样。我们应当促使人民提出要求强令实行始终如一的政策，这种政策应该不盲目跟从事态的发展，而要既具有和平的形式、又符合和平的明确意愿。人民应该表现出推动力量，用这种力量来迫使政府遵循这种政策。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先锋队，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其实现。因此我们将继续参加和平运动并使运动获得发展。我们反对一切试图削弱和平运动的倾向，反对一切企图在和平运动承担着最迫切、最明显的任务的时候加以压制或者予以禁止的倾向。
促成国际局势缓和的事业不仅取决于各国政府，而且取决于各国人民。要想能够拯救和平，阻止冷战再起和避免使得国际局势的缓和再度受到阻碍，我们应当争取人民更加广泛的支持。工人阶级、工人中的共产党员们应当领导斗争拯救和平。如果我们希望拯救和平，加强我们的运动就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
对于全世界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说来，特别是对于作为这个运动中自觉先锋队的我们共产党人说来，最近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以最为重要是由于它宣告了、肯定了和决定了革新的转折点。这个代表大会的一切决定的主要支柱有二：第一是这种认识：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各国体系，同时殖民主义在逐渐瓦解；第二是揭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奉行的错误政治方针：这些错误，用苏联同志们自己的话来说，“粗暴地破坏了关于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粗暴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结果发展到作出犯罪行为。依据这种认识，人们已经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得出了重大的结论：肯定由于世界结构的改变，战争有可能避免；承认可以不经武装起义、在民主法制范围之内、甚至利用议会体制来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揭发不能不、而且已经使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深刻纠正和制定出新的方针。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宣告了、肯定和决定了革新的转折点，它引起了各国不同的反应。
但是应当指出这样一点：人们没有以必要的明确态度立即强调指出已经这样明白加以肯定的新原则和政策立场同批评和揭发大会所指出的斯大林长期奉行的错误方针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点仍然处于阴暗不明的状态。苏共代表大会所揭发的那些错误的政治方针，不仅同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纲领从来就是不相容的、不仅损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而且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而造成这种损害的时际可能正是已经从只有一个国家建设和存在社会主义的局面进入由社会主义各国体系构成社会主义世界的局面的时候。要追究这个缺点的根源，也许需要指出这一事实：那些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成为罪行，在对这种错误加以猛烈揭发的同时，没有立即深入追究和批判其根源和产生的条件。人们局限于戏剧性地在一个领导人死后去指出他的错误和过失，而不去追究他生前所领导的政治组织中产生过、必须加以纠正的是怎样的一些歪曲行为，不去追究是哪些原因使得这些事情得以产生的以及怎样才能够使这些情况永远不再发生。这个缺点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们较难于对形形色色的敌人的宣传进行斗争，这些敌人们力图硬说（在这方面敌人是立即全力以赴的）整个苏维埃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都应该对所揭发的这些事情负责，因此应当从原则上谴责这些制度。然而，在我们看来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受到这个缺点的限制，所以未能立即全面考察应当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揭发中得出的全部结论，因而也未能立即全面考察一切由共产党领导着政权和社会的国家都应当进行的纠正和修改（其中有些纠正和修改还应当是相当深刻的）。
事物的发展并不是到处一样的。在苏联，在揭发之前首先正确地进行了十分重要的纠正，这些纠正由于其内容，因而已经构成一个转折点。当时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发展工农业问题、党的政治领导问题。毫不踌躇地果敢地改变了保安机关的领导和活动。在文化和科学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纠正。在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党一向有着自己的独特的方针，这种方针是适应于这个以新形式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的情况的，而这个国家的党的生活本身是具有从长期英勇斗争——这个斗争密切联系了党和一切劳动人民阶层，并且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中国全体人民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最崇高的化身——中产生的特点的。不过，至少是在某些人民民主国家，人们是肯定地感到意外的，而且也许感到非常意外。这种情况有助于解释在原本应该予以大胆应付和予以扭转的局势中人们何以采取固执态度，有助于解释随后何以产生混乱、涣散，何以未能控制事态发展，以及阶级敌人何以能在这样的情况中插手进行凶恶的阴险的活动——匈牙利悲惨事件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十分重要：在苏联，有人写道：苏联同志的责任不仅是不要反对必不可少的政治方针上和人事上的变化，而且是要积极地提出批评和建议，以求消除抗拒并且促成改变。这正是符合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的逻辑发展的。
曾经有过的延误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新政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的，是原来的反动机构崩溃的结果，所以诞生，又是因为苏联军队的驻扎阻止了后退而且使得以反动为内容的资本主义复辟不能实现。因此，工人阶级政党才得以在人民支持之下来领导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进行革命性改革的广泛运动。欧洲那一地区的面貌就改变了——而在前二十五年中那里曾经是帝国主义特务、战争挑拨者和法西斯分子出没的渊薮。若干世纪中未得解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例如摧毁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建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创造了实行社会政治广泛合作的新经验。
向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由工人阶级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和特点以不同的方式领导进行。
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第一阶段既已顺利度过，就开始向着更具社会主义特性的改造的阶段过渡。就在这时，爆发了冷战，同南斯拉夫的决裂使得情况更加困难。对外自卫和国内保持警惕的任务压倒一切，因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闭关自守——当然并不是各国尽然，程度也有不同。也许就是在这时，开始卑顺地摹仿苏联的榜样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和保卫新政权的问题。而且，当时只有这个榜样；当时只有苏联援助和支持人民民主国家，而西方只是狂呼摧毁新政权，而且支持一切为此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反动势力。
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各国机械地移植苏联的伟大经验，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证明是有害的。引导单独一国——苏联——胜利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严重历史问题的某些原则立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具有普遍价值，过去和现在都不能予以机械抄袭。我想到的是——例如——不惜任何牺牲以求迅速建成重工业的必要性，发展一切基本工业部门的必要性，在不多几年之中把农业人口集体组织起来的广度。在条件十分不同的某些国家机械搬用苏联的这些经验，必然就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难，造成艰苦生活和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并且使得积累过程更为艰难，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得较慢，最后还使得工农群众承受过于沉重的负担。
用没有道理的镇压手段，甚至达到违反法制的地步，来掩盖困难的倾向加剧了局势的恶化。应该加上一句，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没有哪一个工人先锋队在团结一致和道义力量、工作能力和同群众的联系程度上可以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相比。它们缺乏源于民族传统的、能够使议会团结一致的直接民主形式来支持新的政权。同时工会又没有充分的职权可以通过保障劳动者眼前要求的办法来起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不论是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的民主基础都缩小了。
这样，人们宣布了在我们看来具有原则性的立场，即：向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由工人阶级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经济、政治、民族和文化的特点以不同的方式领导进行。
早在1902年，当讨论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时，列宁就肯定说，“俄国的纲领不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纲领一模一样”。后来这个观念始终证实了是正确的，可以说这个观念到了1921年列宁关于意大利问题的演说时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在这篇演说里说：“我们从来不认为在意大利可以抄袭俄国的革命。如果这样想，那是愚蠢的。我们是足够聪明的，足够灵活的，可以避免干这样的笨事。”（列宁：“共产国际”第三二○页）
而且问题不仅仅在于尊重传统和民族情绪。关于尊重传统和民族情绪的问题，我们已在最近的匈牙利事件中知道了若干使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例如匈牙利同志们取消了庆祝1848年革命的节日，这种情况正好像要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人拒绝庆祝“米兰五日”一样。问题主要在于实行一个政治路线来团结工人力量，把城乡各阶层的政治阶级联盟团结在工人力量周围成为一个最广泛最牢固的整体，从而逐渐孤立反革命集团和使这些集团丧失进攻能力，通过广泛的政治行动、而不是仅仅采用保安措施来剥夺这些反革命集团取得任何支持的可能性。这样的政治路线只能在考虑到民族生活的一切特点的情况下才能制定出来和付诸执行。
苏联10月30日声明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正确原则，如果这个声明更早发表就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最尖锐的冷战时期已经结束，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既然确认存在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那末必须根据这种观点并在考虑了代表大会提出的其他一切批评和指责之后来重新考虑新民主主义各国的情况。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应该以承认向社会主义发展原则上可以有不同道路作为基础。这个体系应该是一种独立国家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小国的主权不能由于大国的干涉和压力而受到限制和发生问题。
苏联10月30日发表的声明完全阐明了这一原则，要是这项声明发表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或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那末这项声明就会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而这项声明在当时就可以作为各国和领导这些国家的党的指针，使它们能勇敢地面对方针的改变，使它们能迫使改变方针，而改变方针对某些国家来说尤其是必需的。
相反，发生了怎样的情况呢？发生了——我在这里特别是指匈牙利——这样的情况：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非常有意义的决议和文件固然为党和舆论所认识，这些决议和文件固然推动了人民去思考问题，却没有促使领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来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这种必要的转变是在党的坚定的领导下进行着。因此发生了使波兰局势尖锐化、使匈牙利瓦解的过程。
上层领导人思想闭塞、缺乏远见和顽固抗拒，以致下层不仅放肆地批评，而且展开了对党的领袖和对整个政权进行诽谤的真正的公开宣传。
对于这样的宣传，并没有提出认真的论据去反对，而是仅仅用一种笼统的、公式化的和轻率的判断去抵挡。这样，这种宣传便成了后来的瓦解的主因。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裴多菲俱乐部的煽动创造了反革命的前题，因为阶级敌人和各种敌对分子不可避免地会从这个已经打开了的缺口混进来活动，公开地指出可以通过一个武装起义运动来推翻新政权。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没有苏维埃政权建立得久。旧的反动统治阶级还在这些国家中、特别是在某些国家中，保持着势力和有组织的基础；这些阶级还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无条件的支持，得到以不断号召暴动和给予组织暴动以用物资方式表现出来的支持。
因此，为了对最近的事态发展作出判断，我们首先要强调指出没有及时纠正长期遵循的那些错误政治方针，也要强调指出在党外加以揭露是错误的做法，它摧毁了党本身的团结和力量。
但是，如果仅仅强调这些，因此撇开敌人的存在和干涉不谈，几乎认为使用暴力来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甚至向应该受党领导的群众发出反党荒谬呼吁是有道理的，忘记了敌人不仅仅是美帝国主义者所供给的本身已经足够有效的美元，而且是思想上和实践上都错误的方针在人们意识中所残留下来的影响（因为改变人们的意识比可能作到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改变来得慢），那将是严重的错误。
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成为不可避免，以便堵塞法西斯的道路。苏联已经给了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的援助。
我们就是根据这些不同因素来解释匈牙利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的。匈牙利事件事实上曾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照说能够而且应当同劳动群众紧密联系的政权瓦解了；共产党溃散了；很大一部分人民在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参加了暴乱；而公开的阶级敌人，为了力图操纵这个暴乱，从一开始起就混了进去。于是局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苏联的干涉成为不可避免，成为严酷地必要的，以便堵塞可能引向最糟糕的局面的道路，堵塞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道路，就是说不但尽到阶级责任，而且尽到对一切和平民主力量所负的责任。
事态发展是那样严重，它们提出了一些复杂的政治问题，在那些不能马上认清方向的人们中间还引起了一些涉及良心的问题，面对着这种局面，劳动者中间曾经表现出不安和犹豫，因而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当时和现在都不感到惊讶。这种情况应该消除，而且是可以消除的，只要竭力进行说服，同时集中火力打击企图从中渔利的敌人，打击枉自希望已经找到途径重新抬头的反动势力。
我们现在经历的，的确是我们的运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们并不掩饰这一点，而所以不加掩饰，一方面正是为了能够好好了解问题在哪里，另一方面是为了认真作出必须作的事情。每逢必须纠正前此根深蒂固的错误方针，或者采取由于客观形势变化而必须采取的政策上和行动上的新方针的时候，工人运动在某些国家或国际上都经历过危急关头。今天，上述两个原因都存在，而我们的运动是认识到这一点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揭发，如果予以正确评价，就会在各地为新的发展、为形式各异的独特的多样发展而创造条件。
革新，内部改弦更张，破除束缚飞跃发展的公式和积习，加强同劳动群众的联系，铲除不法行为，取消对民主权利的荒谬限制，接受辩论和公开比较不同的意识形态，使科学和艺术从危险的束缚中得到解放——做到这些，社会主义世界就能加强。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正在以新的方式建立关系。尽管问题并不同我们直接有关，请允许我补充一句：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方面，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在我们看来，这种关系应该在较高的水平上发展。这是势在必行的，既然放弃了机械地、卑顺地摹仿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就。
到目前为止，苏联已经提供了巨大的援助，来帮助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帮助它们克服自己的困难、建设工厂、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成就，包括最现代化的原子设施在内。如果有可能对这种援助的物质价值作一番计算的话，就会得出惊人的数字。
由于这种援助和牺牲，整个工人运动永远感激苏联各族人民。但是已经发现：提供援助的办法也不足解决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建立这样一种经济合作制度：既不丝毫削弱每一个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又能用一种国际分工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进每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往，我们的运动的创始人和大师们，当他们展望未来的时候，所谈的始终是这样一个目标。
现在的情况要求共产主义迅速发展。在共产主义各党之间应建立多种双边关系的体系，组织种种国际会晤，以加强工人运动的团结。
现在的情况要求而且使得共产主义有可能飞速发展。因此，当前的危急关头，并不是一个进行修正和进行无所裨益的思考的时刻，而是要求我们创造性地取得发展，从而确保获得新的胜利。
自然，在这种形势下，也产生了共产主义各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尖锐地以新的形式出现的。共产国际完成了伟大的工作，它使得工人运动具有革命方针，还教育了不止一代的干部。然而，在它的决议中某种程度的宗派主义往往占主要地位；这种宗派主义曾经使得共产党人脱离广大劳动群众，不过后来大力予以消除了，因为当时面对着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劳动者和民主力量的团结有了超乎一切的必要性，成了首要的责任。
在情报局的短暂的零星的行动中，同样也有宗派主义关门倾向，造成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决裂的那个错误决定就证明了这一点。
每个党都必须探求自己争取社会主义的进展和斗争的道路，必须探求自己的内部发展道路，为此，就需要自主地探求和判断，以求把作为我们的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依照各国本国情况加以运用。这些原则本身不是教条。这些原则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我们得以理解现实，使我们的行动适应现实，而且通过行动来发展原则本身，找出创造社会主义世界所依据的新法则，为今日已经成为世界力量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过去从不存在的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找到新的方针和新的路线。始终忠于原则，同时从原则中归纳出我们革新所需的一切方针，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为了好好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运动的一切分支之间的互助、各党的帮助是必需的。因为不再有单独一个组织，从而不再有单独一个指导中心，所以有人曾经想到一种多组合和多中心的体系，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发现也是同每个党的充分自主不相容的，而且把过于重大的责任加诸这些党中的某一个党。多种双边关系的体系是符合自主的需要的。然而，应当依据当前形势来认真地大力实践这种体系。
双边关系因此应该首先体现互相认识和互相尊重，而且应该允许、甚至要求提出友好批评，以便提出问题和促进深入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容许无论哪一方面返回我们已经予以批评和我们已经超越了的体系，不能容许干涉他党的内部问题，不能容许把批评变为破坏信誉、制造混乱和散布凭先入之见的不信任的攻击，不能容许公开地或隐蔽地支持派系斗争，不能容许唆使人们破坏他党内部的团结或我们整个运动的团结。
我们依据这些原则调整了我们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一事实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认为我们从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得到的初步结果对于我们是有所教益的。我们将促进这种友好关系。但是，人们不应当重新坠入会破坏上述原则的错误中去。把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为二，仿佛其中之一在原则上违反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违反了应该从中得出的结论，这种试图，我们认为是危险的、不正确的和虚伪的。相反，存在着的是每个国家为了实现必需的纠正而采取的不同形式。
即使在人民民主国家里，谁要是认为匈牙利形成的局面是它们所共同的，谁要是闭目不看已经取得的进展、已经获得的成就（例如最近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谁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应该实现革新。但是，革新并不意味着分裂；为了使严重的事情不再重演，工人阶级各党的团结和强大是必要的，同时它们也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来加强联系群众，从而使得这种联系牢不可破。
我们大家感到有这样的需要：在我们伟大的国际运动中，各党通过互相接近和交往，使得对于我们在各国往往以不同的方法力求解决的各种问题的相互了解能够更加明确、更加深刻。我们反对返回到任何一种形式的集中组织。但是，我们并不排除，而且我们希望——因为我们认为这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组织有好些党的代表参加的种种国际会晤，以便研究特别重要的问题，以便比较所遵循的各种途径，以便依据不同情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类会晤的目的不是作出约束大家的决定，而是借以说明各自的立场，从而加强运动的团结。非共产主义的、而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或者不同类别的民主主义的组织，只要拒绝听命于反动派参加反共十字军，就可以派遣代表参加这类会晤；这将是克服国际工人运动现存的分裂、或者至少创造条件以便将来予以克服的一个步骤——尽管只是小小的一步。
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就不可能在对外对内政策上有正确的方针。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工人运动有一个根本的责任，就是国际主义的责任，而国际主义应该表现为有效的政治团结，不仅仍在争取掌握政权的各党之间应当这样，已经掌握政权、领导着国家的各党之间也应当这样。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将不可能在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上有正确的方针。这并不是说：我们像虚无主义者一般地对待民族情绪、对待本国责任——就是说，对待民族独立自由问题，对待本国传统问题。
我们诞生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正由于劳动者被迫陷于贫困和被忽视的境地，这种民族虚无主义一度在某些劳动阶层中趋于占据优势。我们曾经在民族解放战争中领导意大利工人阶级争取领导地位，使它高举起民族独立的旗帜，当时，领导阶级却在对外国奴颜谄媚。可能同民族利益相违背的任何情绪、任何义务、任何立场，都是同我们的国际阶级意识格格不入的。相反，我们民族正是从争取社会主义革新的斗争中找到民族自由和主权的最高表现的条件的，找到进步的条件和更好地肯定民族独特优点的条件的。社会主义绝不能从外部输入。它是要从全体人民的努力和斗争中产生的社会改造，当然，同时要依据国际经验，但是，指引斗争的是本民族最优良传统，是革命学说，是人民自己体验出来的、由于自身新的觉悟的形成而找到的经验。
无论从一国来说，还是从国际上说，共产主义运动都应该是一个团结的整体。这种团结可以作两种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来自外部的强迫义务，机械地移植或者卑顺地摹仿他人的方针，这种理解是我们所驳斥的；但是也可以是在各国各自具有独特的不同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团结，是依据互相批评的精神予以发扬、各党自主而予以加强的团结。而我们需要的就是第二种团结。
我们必须是团结的，因为我们共具同一的原则，因为我们共具同一的终极目标。我们的团结，就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各民族享有平等、自由和亲如兄弟的国际社会的雏形。我们必须是团结的，因为只有我们团结一致，全世界无产者才能得到超越国界而互相了解的引路人。我们必须是团结的，因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往往团结起来打击我们。
法国共产党巴黎总部遭到的匪徒袭击，使大家都明白目前的统治阶级中随时可以表现出怎样的意图。看见布达佩斯街道上吊死共产党人和支解其肢体的惨状，反动记者们竟然无耻地大为欣喜，这使得我们清楚地认识统治阶级居然敢谈论“解放”我们今天当政的国家的时候心里实际上在想些什么。法西斯主义和白色恐怖就是他们对待我们的唯一准绳。他们对我们是不会区别对待的。
不管我们怎么作，我们始终是“人类的敌人”、“莫斯科的奴才”、“无信仰者”。对于法西斯分子说来，对于教会人士说来，对于自由党人说来，对于善于咆哮的萨拉盖特说来，对于自吹自擂的马尔法（意大利共和党领袖——译注）说来，对于歇斯底里的杰达（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译注）说来，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努力革新党，力求实现整个共产主义国际运动更密切的团结，不是为了博得他们中间任何人的好感。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破除宗派主义门户之见，是加强我们自己、使我们相互之间和我们同劳动群众更为密切地团结、对抗以至击败一切敌人的最好的办法。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整个工人运动以勇气和鼓舞。意大利共产党人认为，继续十月革命的事业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任务。
有人大事渲染我们对苏联的爱戴、渲染我们归给苏联和领导苏联的党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在这方面从来没有一个人不是在诬蔑和造谣的。
我们已经说过——然而竟然没有人试一试同我们认真地展开辩论——我们对苏联的爱戴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各个紧要关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年代，在法西斯猖狂进攻的时候，后来在战争瀑发的时候以及在战争之中，是苏联给予了启发，作出了行动的榜样，从而正确地提出和解决对于工人和民主运动事关生死存亡的问题。资本主义锁链第一次是在苏联打破的，三十九年来人们在苏联努力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现在屹立着，它是社会主义组织的第一个伟大榜样，是依据新的法则而发展的社会——这些新法则不再是剥削以牟利的法则，而是为增进全民福利服务的生产、技术、文化进步的法则。
反动的社会民主党对于使历史改观的这个伟大创举又能拿出什么来对付呢？它们的行动开始于1914年的叛变，经历了对于1919年斯巴达克革命（德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译注）的血腥镇压，它自夸曾经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和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崩溃而管理过社会。今天，它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党政府最近的光采行为中和对埃及人民的罪恶侵略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天主教统一运动者除掉实现一些完全反动的和法西斯的制度之外，又能拿出什么来对付呢？
十月革命为大家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整个工人运动以勇气和鼓舞。正是苏联的胜利才使法西斯主义消灭，使殖民体系崩溃，使亚洲和非洲成立了一些解放了的新国家。
我们意大利共产党也是在十月革命的照耀之下诞生和成长的。我们要毫不迟疑地说：我们所以工作不停，是为了继续这个革命的事业，而我们在今天还要强调：这是我们的任务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任务。
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世界的轴心和最高的力量。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和经验将照耀着意大利共产党人前进的道路。
从十月革命到现在的三十九年当中，对于苏联来说，有十八年是战争的年头或紧急弥补战争损失的年头。这个国家的很大的一部分居住着曾经处在殖民地制度下的各族人民，而领导他们摆脱这种处境，进行了很昂贵的特殊的经济努力。苏联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他国家的援助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和农业的发展需要巨额的投资，所有这些资金都是来自内部积累，而重担首先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
直至革命爆发，资本主义也没有发展到足以在工业中和农村中建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需要的广泛物质基础。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要全面衡量所取得的成就，要了解为取得这些成就所作出的牺牲，要对某些人在今天想谴责和抛弃的制度有个判断。而所以要予以谴责和抛弃，其理由竟然是这个制度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表明了它能够有力地发现自己的缺点，勇敢地予以批判，而且准备予以纠正。
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斯大林主义”这种说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说法，因为它使人对于一种制度得出一种完全错误的结论，而不是推动我们去深入探究由于某些原因而在积极的经济政治建设、正确的国际关系活动和决定性的胜利中混杂着的那些缺点。硬说这些缺点是不可避免的人，是错了。根据这些缺点来进行一种破坏性的、徒劳无益的批评的人，更是错了。
我们同苏联同志们公开地讨论过这些错误的性质，我们指出它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组织中某些部分的歪曲；我们曾力求就这些歪曲现象的严重性和根源提供我们的见解。我们现在保留着这方面的意见，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苏联同志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很显然，这种分歧一点也不涉及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会上所进行的批评和谴责，我们对这些批评和谴责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而且无论如何都不能够从这些批评和谴责上后退。
关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揭露的错误方针和严重的、不能容忍的、令人痛心的事实的原因的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所关心的，而我们的研究和解答如果更认真、论据更充分，而且考虑到现实的各个方面，那就更容易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而敌人正是想利用这种争论。我仍然相信这种研究特别应该侧重弄清楚经济发展和政治上层建筑——最高级的政治领导机构也是它的一个部分——之间的矛盾和互相的影响。当经济基础的发展已经到达允许而且需要扩大民主生活的地步，这种民主生活的扩大没有能够实现，而且相反地受到了限制和遇到了人为的关门行为。
这里就有一把钥匙，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仅仅是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所表现的经常主动和积极性就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民主性质——民主制度也会在党内外遭受到今天人们所谴责的各种破坏和限制。
然而这个制度也胜利地经受了这个考验。苏联同志们当初有勇气加以揭发，他们现在也有勇气和能力加以纠正。
我们的任务是在下判断之前，首先认识事物和研究事物。同样，必须更好地认识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把这些国家更好地介绍给我们的整个运动认识。不应当隐瞒建设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一些困难和问题。不应当绝口不谈进行这种建设可能有的牺牲。这样将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驳斥敌人的荒谬论调，使我们得以充分地估量苏联所实现的一切的价值以及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获得的历史性的功绩。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是在没有任何先例可资借镜的情况下第一个面对着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社会主义的实际问题的，并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引导全体人民遵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道路。
苏联和领导苏联的党是社会主义世界的轴心和最高的力量，它在社会主义世界所占有的地位是一个被历史所肯定的、不能摧毁的现实。作为带路人的国家，带路人的党是没有的。指引我们的道路的是我们的原则、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的利益、永久保卫和平和民族独立和国际团结的义务。在遵循这样的指南时，我们摸索前进的道路是我们自己的道路，而苏联在过去和现在所完成的巨大任务的榜样和经验将照耀着这条道路。（以上插题是编者加的）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