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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释迦牟尼?槃二千五百周年
汤用彤 任继愈
中印两大民族的友谊是悠久的、深厚的、诚挚的。我们这两大民族的历史记载中，只有亲善和友好，从来没有战争的记录，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十分珍贵的现象。这两个古老而年青的民族中间隔着高山、荒漠和大海，可是高山、荒漠和大海并没有阻断两大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使这两大民族相互了解，彼此尊重的重要桥梁之一是伟大的释迦牟尼和他所创立的佛教。
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中国人民是十分熟悉的。对他熟悉的程度就像我们熟悉自己民族的伟大思想家一样。释迦牟尼的教义曾翻成中国汉、藏各种文字。就以译成汉文的关于释迦牟尼的记载，收集在大藏经中的就不下几十种。最重要的有“普曜经”、“佛所行赞”、“太子瑞应本起经”、“菩萨本起经”、“慧业菩萨问大善权经”、“十二游经”、“佛本行经”等等，此外，散见于“阿含经”和律藏中的关于释迦牟尼生平活动的记载也很多，最详尽的有六十卷的“佛本行集经”。释迦牟尼经历了几十年的辛勤的传教生活，其影响是很巨大的。记载佛涅槃的著作，中译本现存重要的有“游行经”、“佛般泥垣经”、“大般涅槃经”、“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等。据记载，佛涅槃时的姿势是“右胁而卧”，慈爱地、安详地离开了人间。中国各省都有不少的卧佛的造像和壁画，以“卧佛寺”命名的庙宇也几乎各地都有。可见中国人民对佛涅槃这件大事的重视的态度和纪念的诚挚。
中国学者们关于释迦牟尼的传记著作也很多。其中重要的、较早的有梁朝僧佑的“释迦谱”、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唐朝道宣的“释迦氏谱”、宋朝志磐的“佛祖统纪”。宋以后关于释迦牟尼传记的著作历代都有，这里不必细说。
在所有这些古代中、印的著作中，不免有些夸大，记载也有些分歧，但这些著作中都透露出了释迦牟尼的真实形象。从佛教的各种记载中，我们看出释迦牟尼怎样地舍弃了个人的王位，追求他的崇高理想。他痛斥那些专横的剥削者；他无情地攻击那些贪财、自私、伪善的宗教信奉者；他同情那些被践踏、被轻视的所谓下等阶级的奴隶、穷人、负债者、妇女和无依无靠的儿童。他在最基本教义里规定了反对暴力和战争。释迦牟尼以他一生的艰苦卓绝的实践，履行了他的宣扬人人平等、爱好和平的信念。他所收纳的弟子中，固然不拒绝那些肯于抛弃富贵的贵族、富商；但是他也收纳了当时最“低贱”的首陀族优婆离；他也收纳了当时被排斥于宗教门外的女子摩呵波暗波提。释迦牟尼和他创立的佛教，一开始就立下了弘大的誓愿：宣扬平等、反对等级压迫；爱好和平，反对残暴的战争。他之所以获得广大的、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拥戴，被看做“救世真主”，不是偶然的。
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一样，也是具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一贯反对压迫、爱好和平的。在历史上为我们人民所喜爱、所拥护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反对暴力压迫，反对侵略战争的。
由于中印两大民族有这种基本共同的优良传统，所以中印文化的交流好像水乳相融，没有窒碍。只要我们略一回溯一下两大民族文化交往的历史，就会更加增强了我们两大民族今后继续合作的信心。
从汉代开始即有印度僧人迦叶竺摩腾、竺法兰介绍了四十二章经到中国来，此后历代都有大量的印度学者介绍印度学术到中国来，这些例子是举不完的。中国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还有许许多多为中国人民所敬重的求法者，他们为了介绍佛经，不惜犯风涛，涉重洋，历荒漠、经绝域，九死一生，孤行万里。他们在印度的学习和访问，曾给印度人民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著作中，像“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到今天仍然是研究印度四世纪到七世纪时期重要原始资料。这些事实都是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所熟悉的。
中印两大民族文化合作的珍贵记录，莫过于佛经的翻译工作。佛经翻译的工作，一方面促进了中印两大民族的了解，另方面树立了国际学者通力合作、互相帮助的良好榜样。中国流行的佛教经典，很少不是通过中印两国的学者专家共同努力而完成的。翻译时有“译主”、“笔受”、“证义”、“润文”、“正字”等各种分工。随着翻译的进行，同时展开讲解、讨论。他们认真讨论，反复钻研，最后定稿的严格制度，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精神，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其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
中印文化的因缘，还有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就是大藏经的刊印。远在十世纪末，宋太祖开宝年间，中国开始以雕板印行佛教以及佛教有关的丛书——大藏经。此后，经过元、明、清各朝都有所增补。现在“大藏经”和“续藏经”所收集的经典著作在三千六百部以上，共达一万五千六百余卷之多。个别的著作，没有收集的还不在内。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着今天在印度已经失传的许多佛教经典，也包括了中国学者对于佛教原理所作的创造性的阐明。这一部有历史意义的大丛书，本身就是千余年来，中印双方友好合作、文化交流的最忠实的证人。
随着释迦牟尼的思想和佛教的传播，曾使得中印两国古代文化更加丰富多采了。中国古代的雕刻、音乐、文学、数学、医学各方面都留下了中印合作、文化交流的痕迹。这些也是一时说不完的。其中就以艺术、文学来说，南北朝以后的文学家经常不断地从佛教经典中吸取其有价值的东西。佛经中的故事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中国大艺术家顾恺之、吴道子都是以画佛经中动人的故事而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佛教经典中的文学作品也曾经深深地感动了中国历代天才的文学家。佛教经典某些作品中所充满的那种浓烈奔放的情感和摆脱羁绊的幻想，曾在不同程度上开拓了中国文学家的眼界，丰富了创作的内容。
在哲学思想方面，释迦牟尼的学说曾在中国人民中间起过巨大的影响。不容否认，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经常利用佛教作为满足他们自私目的的工具，这只是问题一方面；另方面，中国思想界中曾有不少人士，结合佛教中宣扬平等、爱好和平的精神，向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有些进步的哲学思想家经常利用佛教的反抗压迫的思想，向桎梏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挑战，其中有些人，甚至触怒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因而丧失了性命。像明代的李卓吾、清末的谭嗣同就是较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上，有时候在异族的暴力侵略下，有些爱国人士在佛教的掩护下保持住他们灵魂的纯洁。像这些事实更是指不胜屈。
释迦牟尼和他的思想，在中国人民的心里是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中国人民对他之所以感到熟悉、亲切，首先是由于释迦牟尼所宣扬的平等观念、和平思想不仅体现了印度人民的愿望，它也符合于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这两大民族的共有的优良传统，就是建立两大民族的道义之交的思想基础。
中印两大民族，曾共同经历了光辉的道路，近百年来又都遭受过敌人的侵略，今天又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取得了独立、自由。我们两大民族历经沧桑，亲眼看到多少强暴者曾妄想以压迫代替平等，以屠杀代替和平，但是，他们已经失败了，并且还将继续失败下去。中印两大民族高举着平等、和平的大旗，屹立在天壤间，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民团结一致，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的重要力量。
今天我们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不但珍视我们两大民族的传统友谊，我们还要向着更广阔的前途迈进。中国优良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中国的工人阶级已经把这种优良传统在原有的基础上给以发扬光大。我们今天基本上消灭了几千年来对人民威胁最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我们以六亿人民的力量在保卫和平。中华民族过去的优良传统已不再停留在思想阶段，它已成为六亿人民的政治路线。印度民族也在他的胜利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中印两大民族倡议的“潘查希拉”，已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公认。在今天人民胜利的情况下，展开经济、文化上更友好、更亲密、更巩固的合作，是我们当前的任务。希望我们两大民族的人民进一步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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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新德里举行的佛教座谈会闭幕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参观佛教艺术展览会
新华社新德里电 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工作委员会所举办的历时四天的“佛教对艺术、文学和哲学的贡献”座谈会11月29日下午在新德里闭幕。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都在闭幕会上致词。拥挤的会场里约有听众一千人。
达赖喇嘛讲述了佛教在西藏的发展情况。
达赖喇嘛赞扬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了使小国摆脱帝国主义奴役而作的努力。
班禅额尔德尼说，全世界的佛教徒“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各国之间的关系”。他希望这种国际会议会有助于团结人民和从世界上消除贫困、疾病和恐惧。
班禅额尔德尼说，印度和中国两国宣布了潘查希拉，从而指出了友谊的道路。他说，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维护和加强这个原则。
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工作委员会名誉主席尼赫鲁总理在座谈会上致闭幕词。他说，军备竞赛导致了恶性循环，而不带来安全。
尼赫鲁说，世界上的强暴力量已经变得非常强大，除非把它们制止住，否则罪恶就将吞噬全世界。尼赫鲁认为释迦牟尼的福音可以解除在世界上到处存在的恐惧。
在座谈会结束的时候，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代表团向工作委员会赠送佛像等礼品。
新华社新德里电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11月30日上午参观了正在新德里举行的佛教艺术展览会，并且参观了印度国立物理实验所。
11月29日，他们访问了国会大厦，尼赫鲁总理在那里接待了他们。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对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而举办的佛教艺术展览会有很大的兴趣。他们赞扬展览会印度部分展出的有数百年历史的珍贵的佛教雕塑品。他们也很欣赏其他国家的佛教艺术品。他们十分高兴地参观了展览会中的中国部分，那里展出了他们自己带来的几幅佛教绘画，还展出了中国过去各朝代的佛经手稿，包括第五世纪最古老的佛经手稿在内。
佛教艺术展览会是11月10日在新德里开幕的，许多亚洲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参加了展出。印度总理尼赫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缅甸前总理吴努和现任总理吴巴瑞以及许多佛教学者都参观了这个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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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属学会成立
据新华社讯 中国金属学会成立，在11月30日结束的中国金属学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选出了理事五十六人，组成了中国金属学会的领导机构。
在这次会上，由金属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论文六十多篇。论文包括黑色金属冶炼，烧结和采矿，有色金属冶炼，选矿，金属物理，加工，铸造，以及耐火材料等方面。大会并对这些论文分组进行了讨论。
为了奖励青年金属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和重大改进，会议一致同意设立中国金属学会青年科学技术工作者学术奖金。
中国金属学会自1954年10月就进行学会的筹备工作。在全国的城市和厂矿地区已有了分会组织。中国金属学会包括金属采矿，选矿，冶炼，加工，金属物理和检验，耐火材料，炼焦，以及同金属密切有关的其它专业的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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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多倍体的论文出版
本报讯 多倍体研究者鲍文奎，现已同严育瑞合作，将一度被停止实验的有关水稻、大麦、黑麦和小麦—黑麦杂种等禾谷类作物的多倍体选种工作研究结果，整理成以“禾谷类作物的同源多倍体和双二倍体”为题的论文，由科学出版社印成专册出版。作者指出，用秋水仙硷处理后的多倍体植物，无论在形态上、种子上和生理反应上，都同二倍原种有显著的差异。如四倍体的水稻种子比二倍原种在千粒重量上增加百分之六十，四倍体的大麦则增加重量约一倍左右。作者指出，多倍体的选种工作，对提高农业的生产，有着重大意义，因为这将可使产量大大提高。同时，作者也对存于此项工作中的问题，如结实率低，种子不够饱满等，作了理论性的探讨，并提出了初步解决的办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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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
本报记者 林钢
11月28日下午，在北京饭店六楼会客室里，南斯拉夫电影代表团的同志们同几个记者见了面。我们记下了他们的热情和坦率的谈话。
团长萨穆伊洛·阿玛达伊，是一位精明干练的人。他从事电影事业已经有几十年，在南斯拉夫电影事业中担任过各种领导工作。他用两只手在膝前一摊说：
“到中国短短几天，关于中国，“只能说我们有非常愉快的感觉。观感之类，只好留待下次见面再谈了。”
那末就谈谈南斯拉夫的电影事业吧。在1951年，南斯拉夫的电影事业，进行了一次改革。中国的观众和电影工作者，怀着很大的兴趣，希望知道这次改革的具体内容。
“南斯拉夫的电影企业，过去是由中央领导的，经过1951年的改革，中央领导机构的权限取消了。电影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了企业内部的工人委员会。中央领导机构和企业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工人委员会掌握生产。过去是由中央领导机构来确定影片的全年生产计划，改革以后，各电影制片公司根据自己的条件，如公司的大小、资金和设备的情况，工作人员的多少等等，自己来制定制片计划。他们自负盈亏的责任。电影工作者，包括导演、演员、摄影师、制片主任、录音师、化妆师等各种人员，不再受雇于国家，他们成为自由职业的艺术家，他们有自由权利去同这个或那个制片公司签订合同来拍摄影片。简单说来，1951年的改革就是这样。”阿玛达伊说。
“这个变化使得我们的电影企业必须改进制片过程中的组织工作，提高影片的质量；这个变化也大大激发了电业工作者对影片生产的兴趣。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特长、才能和兴趣，合作拍摄影片。好的电影工作者可以更多的拍到片子，合理地得到更多的报酬；不好的电影工作者得到的报酬就少些。至于那些难得有人请他们拍片子的人，只好去找对于他们合适的其他职业了。
“由于这次改革，过去在部里担任着领导工作的一部分人员，转到了电影企业里来。这些人是有艺术天才和丰富经验的。他们重新得到了机会把自己的创作才能在影片中发挥出来。
“改革对于我国电影事业带来的好处，可以从下面几个事实得到说明：改革以前，南斯拉夫电影事业系统从事创作的人员，大约有一千二百人，而现在只剩下三百五十人左右；过去由于官僚主义的领导，电影系统的行政和技术人员约有二千人，自从把企业交给工人委员会以后，也已相应地减少为七百人左右。人数减少了，然而影片产量却比以前增加了，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过去生产一部影片（平均时间）要一年半，现在只要三个半月到五个月。每部影片的生产成本，由大约六千万基那尔（南币单位）降低为三千万基那尔左右，即降低了50％。”
诙谐的，头发有些花白的格奥尔吉·斯克里京（团员、影片“他俩”的导演），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担任着把南斯拉夫语译成俄语的额外任务。现在他回答“南斯拉夫电影工作者怎样提高影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这个问题。
他向记者们追述了这样一个历史情况：在战争的年月里，艺术家们在党的领导下，作为战士，参加了当时的对敌斗争。斯克里京自己就是在解放祖国的战争中，参加了游击队文工团的。他曾记录了许多最有意义的事件。南斯拉夫的人民电影事业就是由这样一批经过锻炼的人建立起来的。这是重要的前提。
“自然，电影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艺术家的才能有很大关系。这里又要谈到改革了。”斯克里京说：“1951年以前，我国人民对于影片质量不高的情况，表示很不满意。那个时候的电影生产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央领导机构把一切都规定得妥妥当当的：今年要拍多少部影片，什么样的题材要多少，甚至那一部先拍，那一部后拍，拍成什么样子的，都由领导作了固定的安排。这种作法使得那些没有才能的导演和演员很感满意。像药剂师照着药方配药一样，他们根据上级的规定，一部又一部地生产那些公式化的，千篇一律的影片。无论拍得好与坏，无论影片是否受到观众欢迎，他们总是很靠得住的每月得到一定的工资。1951年电影事业的改革使得这些人的稳稳当当的日子受到了影响。没有人或很少有人去同他们签订合同了。有才能的导演和演员扬眉吐气了。他们摆脱了对于艺术创作不应当有的束缚。关于改革以后的成绩，可以谈到今年7月在我国波拉举行的电影节。那次展出的十二部影片是一年中拍摄成的。其中五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我国的影片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好评。这次在中国上映的‘小勇士历险记’，曾经在1952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儿童片一等奖。”
有一位记者请在座的任何一位同志，从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谈谈1951年改革前后，在创作方面的不同的感受。
“旧恨新仇”的导演符拉迪米尔·泡加契奇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1951年以前，我拍过二部影片。剧本是分派给我的。我还被具体地指示说，应当怎么怎么拍。于是我按照‘规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开始工作。这两部影片的成绩是不好的。现在，作为一个导演，我可以选择好的、我认为对我合适的剧本来拍片了。每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的才能。‘旧恨新仇’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这里就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艺术风格。”
团长阿玛达伊这时插话说：“自然，不能这样理解，改革以前我们的影片都是不好的，改革以后都是好的。改革，使我们摆脱了过去从外国搬来的对于电影事业的管理和领导的方法，走上了自己开创的新的道路。”
在谈到党怎样领导电影工作的时候，泡加契奇说：“党的委员会不指定那个党员来担负那个职位。每个党员，按照他自己的能力，担任导演、编剧或其他工作。如果党员担任厂长，他必需是一个有能力领导全厂生产的人。经常不能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在工作中自然受到淘汰。党不允许制作在政治内容上反动的影片。但是党并不规定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在艺术方面，党不干涉。”
美丽的尤利亚·斯塔里奇一直安静地听着经过两道翻译的谈话。当她被一位记者要求介绍她是怎样创造“当机立断”中的女护士这个角色的时候，开始有些腼腆。她轻声地说，在创作方面，她的内心感觉很丰富。她说她很抱歉自己没有讲话的才能，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来。但是她立即慨然答应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请求，为它的听众唱了几支斯洛文尼亚的民歌。用钢丝录音机录的音马上在转盘里放送出来。那低沉的满含感情的歌声，把我们带到了她的遥远的、在潮声激荡中的美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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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冬闲季节消灭钉螺
本报评论员
冬季是大规模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的最好季节。这时候，一方面孳生钉螺的灌溉沟及湖沼地区已变得水干草枯，便于土埋、开垦与火烧；另方面，冬天是一个农闲季节，对于采用上述办法灭螺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问题能够解决，不致于影响生产。各地应当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广泛组织动员群众，在充分做好技术准备的基础上，开展冬季灭螺工作。
土埋灭螺方法，适用于平原区和山区的灌溉沟渠及河流。一年来，各地已广泛应用了这一方法。土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铲除灌溉沟及河道两边有钉螺的土层，将其挖坑深埋打实而闷死钉螺；另一方法是填老沟开新沟，将有钉螺的灌溉沟填平种上庄稼，另开一条新的灌溉沟以代替老沟，这样就能使老沟里的钉螺全部死亡。根据各地实践证明，前一种方法的缺点是不彻底，一次铲草土埋的效果，钉螺只死亡80％左右，而后钉螺密度又逐渐升高，甚至连续多次铲草土埋仍发现有残余钉螺而不能根绝，以致经过多次土埋以后，灌溉沟越铲越宽，侵占了耕地面积，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而后一种灭螺方法可以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应当大力推广。广泛应用填老沟开新沟的方法灭螺，必须结合全面调整水利灌溉系统来进行，即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全部开新沟代替老沟，这样既可以减少原有灌溉沟渠，扩大耕种面积，并使钉螺全都死亡；又可以通过全面规划，使灌溉系统更加合理、更加适用。同时，由于新开沟的弯度少、水流快、无杂草而不利钉螺的生存。因此，农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大力贯彻执行这一既有利于生产，又有利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有效措施。而在实行时，应当先上游后下游，以防止钉螺被冲入新开的沟渠。至于铲除灌溉沟有钉螺的表面土层的办法，对于暂时不能填老沟开新沟或因为地理条件限制而不可能填老沟开新沟的地区，仍然是适用的。但在经过几次土埋仍有残余螺时，可选择适当季节结合以化学药物灭螺，不必因剩下少数钉螺而重复土埋，消耗大量的劳动力。
消灭湖沼地区的钉螺，一向被认为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经过几年来的现场观察研究，已经创造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第一条经验是围堤开垦。例如湖南省洞庭湖的杨林寨国营农场，原是一片荒洲，每年夏天被水淹没，冬天则露出水面极适宜钉螺的孳生繁殖。但自从开辟国营农场围堤垦植以后，钉螺即逐渐死亡。第二条经验是垦而不围。在一些较大面积的荒洲，因为考虑到蓄洪的需要或力量不足而不能围堤者，可以单垦植而不用围堤。例如湖南洞庭湖广兴洲地区，今年岳阳县委发动附近四个高级农业合作社进行垦植，在已垦植的地区，经过检查，钉螺已经大部死亡。再如，湖南省益阳县的石碧湖，每年夏季一片汪洋，秋季则现出一片陆地，尽管年年被水淹没，在已开垦种植冬季作物的地方已无钉螺存在，而在未垦植的地方，钉螺密度很高。因此，单垦植而不围堤的办法也能收到灭螺效果。因为钉螺是两栖动物，它的生存条件，必须要有草和水，冷天喜居陆地，热天喜居水中，根据这一规律，如果采取上述措施，除掉它赖以生存的草和水，改变它赖以生存的适宜环境，而置于干燥和阳光的暴晒之下，钉螺便不能生存而死亡。因此，农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已有的经验，制定具体规划，抓紧冬季农闲季节，组织必要的人力物力，逐步消灭广大湖沼地区的钉螺。
火烧灭螺的效果也较好。这个办法多在湖沼地区采用，但具体烧法各地不一。在湖南省的洞庭湖地区，因为湖草又高又密，不用砍倒湖草，点火烧后，可以烧死90％以上的钉螺；江苏省镇江地区，在芦滩上，将草砍倒后，平均每平方公尺只需两三斤干柴，即能烧死92％—96％的钉螺；据广西省宜山县试验，在山区草多的地区，采用火烧办法，一次也能烧死80％以上的钉螺。至于火烧时，将野草砍倒与否和每平方公尺用草量多少，须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而定（草的种类、地面是否干燥、风向是否合适等都有关系），各地在具体运用这一办法时，应先重点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加以推广。
为了更好地开展灭螺工作，各级防治血吸虫病机构应当通过调查，确切掌握钉螺的分布地区、面积、密度，等等。一年以来，各地基本上是重视这一工作的。但也有些地区对这项工作还重视不够，抓的不紧，未能自上而下有领导有布置的调查，因而未能全面掌握本地钉螺的分布情况。各地应当组织足够力量，在一定期限内，完成钉螺的调查任务，然后据以制定系统的灭螺规划，确定各种不同类型地区的灭螺方法及步骤，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灭螺工作。因为钉螺的分布面积极广，消灭钉螺的步骤，应当首先消灭居民区附近地区的钉螺，而后消灭离居民区较远而危险性较小的地区的钉螺，使灭螺工作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开展冬季灭螺工作，必须充分做好技术准备。在今年春季灭螺工作中，由于事先对技术指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宣传教育不深不透，曾有不少地区的灭螺工作不合规格要求，灭螺效果很差，造成返工补课，浪费了人力物力，甚至有的群众因为赤脚下水操作而感染了血吸虫病，这些偏差在今冬灭螺工作中应当坚决防止。为了做好技术准备工作，应当深入细致地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做好合作社保健员的训练工作，使群众了解消灭钉螺的意义及实际操作方法。同时，可以采取典型示范的方法教育群众，先做出样子，组织群众参观学习，然后全面推广。在灭螺工作中，还应当组织力量巡回进行技术指导，发现偏差即及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