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
陈伯吹
从海滨浴场回来不觉已经迟了。海的美丽风光真叫人留恋。为了赶上开饭的时间，脚步不得不紧些。
在山冈下面一步步迈上坡。猛抬头，望见冈顶上疗养所的红屋顶正沉浸在斜阳的返照中，而小楼上向西的一排玻璃窗却耀出一片银光来。
快走到山径拐弯的地方，迎面看见一个从山冈上跑下来的小女孩子。她驮着几乎比她个儿还大的草篓子，杂草在篓子口探头伸手撒野似的，蓬蓬松松、零零落落地挂下来，因此她的小脸儿给遮得看不清楚了。我一心在追赶时间，急匆匆地从她身旁边跑过去。
“叔叔，您赶着上疗养所吃晚饭吗？”
我给这个突如其来的清脆而又带着稚气的声音愣住了，停步回头一看，身后边正站着一个八、九岁光景的小女孩子。她已经把草篓子放了下来，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我，还露出一排细白的牙齿咧着嘴笑。模样儿很讨人喜欢。看起来，她长得结实，虽然年纪小，却老练。
我被她吸引住了，禁不住和她攀谈起来。“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她眨了眨大眼睛，好像猜中了一个谜语般地快乐。“嗯，我知道的。前天早上，我就看见您从疗养所里跑出来。”
我暗暗佩服她，想不到这样小的女孩子，竟能够这样地留心人。我爱起她来，搭讪着：“可是你在哪儿见到我的，怎么我没见到你呢？”
“喏，我就在您住的房子后面的林子里割草。昨天早上，我还看见您站在阳台上望太平岬。”
我笑出来了：“你的眼力真好。”
她霎着黑宝石般的眼珠，在睫毛下面射出光彩来；给夏天的太阳晒得红里发紫的颊上，露出两个浅浅的笑涡儿。
我又称赞她：“是你妈叫你割这么多的草！喂羊？”
“不是的，没人叫我。我自己要割的。喂社里的羊。”
我的心一动，“这是义务劳动啊！”不觉随口说出来：“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也不是的。老师说要爱劳动。”
“那你干活干得挺好，老师一定喜欢。”
她歪着脖子，头偏着低下去，有点儿害臊的样子。忽然她抬起头来，一本正经地说：“叔叔，你看，我还没呢。”
起初我没听懂，后来我会意了。“你，就会戴上红领巾的。”
她笑了笑，没回答。
“你多大？还没满九岁吗？”我想到该安慰她，鼓励她。
她点点头，想了想，“差两个月十七天。”还怕我弄不清楚，天真地伸出手指头数给我看。
“你家呢？”
“您瞧，西边那个山冈脚下就是。二里地。”
“你驮着这个大篓子走那么远能行吗？”
“我行。家到社还有一里地。”小声音里吐露出英雄气概。
突然地冈顶上当当地响起来。这个机灵的小女孩子非常敏感，抢着说：“叔叔，您快走，食堂里的钟响了，开饭啦。”
“那么，我帮你驮上篓子。”
“叔叔，甭了。”她快手快脚地又抢着自己驮上了。“叔叔，明天见！”
“明天见！”可是我再也走不快了，一步一回头，仿佛在后面丢了什么似的。
这顿晚饭我吃得特别香，因为心里高兴，竟多吃了两个花卷儿。我一边吃，一边老想念着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子。我又想到在祖国和平建设的土地上，几千百万的健壮活拨、勇敢诚实的新一代在成长起来。我喜悦，我骄傲，我又拿起一个花卷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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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妈妈帮忙（木刻） 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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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孝道”和扶养
霍藜
“父要子死，不得不死”的封建主义的“孝道”，是我国封建社会头一条道德标准；现在不同了，现在社会首要的道德标准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是，否定了封建主义的孝道，并不等于取消新社会父子之间的合情合理的关系。这就是现在婚姻法里所规定的父母子女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面，父母必须抚养自己的儿女，另一方面，儿女也必须赡养自己的父母。
10月9日，石家庄日报在题为“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的杂谈里记载着这样一件事：某工厂有一个技术员，待遇很高，生活富裕，父亲双目失明，母亲老病身衰。过去儿子总算不错，每月还接济家里十元二十元的；去年儿子结婚了，儿子的喜庆立刻化为父母的愁苦。儿子再也不寄钱回家了，原因是儿子正计划积钱给爱人买手表，还要买一架收音机和两辆自行车。
这事使我想起今年春天河北农村实现高级合作化时，有个别农民（主要是父子分过家的）不愿养活父母，借口说：从前你有养老地养活你，现在已经实行按劳取酬，谁劳谁吃，你自己去劳动养活自己吧！前几个月，我到高阳，确实也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被儿子遗弃，过着非常孤单凄凉的生活：饮水无人提，烧柴无人拾，全仗着一副老骨头到处张罗。幸而她是“五保”户，粮食由社里照顾。儿子不养活的理由是：早已分居了，自己孩子多。这样就该剩下老婆子去受活罪了。
有一次，一个会议谈论“五保”问题，我听到好几个县的干部都提出农民不满有些干部不寄钱回家养活父母，而要农业生产合作社包起来的现象。据说，有一位区长现在调到某处当科长去了，到职不久，就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接到“任”上，单丢下自己的老母在家，分文不给，却三番五次写信给社和乡里要求“五保”。这些人的理论是：“国家给干部的待遇，干部应该自己享受。”
不扶养父母，而且能提出自己的理论，我真佩服这种人的创造性，但是老百姓都觉得这事不公平，因为人们都记得自己曾受父母亲切辛劳的养育，他们不能昧着良心到父母失掉劳动力的时候抛却父母。
扶养父母既已规定在婚姻法中，那它就已经不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法律责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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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次会见
李纳
吃中饭的时候，妻子偶然讲到住在隔壁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差不多有两年，这老人总是用自己的扫帚替这条长达一里的胡同扫地。遇着刮风，一天扫两次，下雪天几乎终日不停。小孩们在胡同里扔了石头，他便一个一个拣在筐里。有时还帮人扫窗台和院子。所以两年来，这条胡同一直保持着最清洁的荣誉。
丈夫听着妻子的叙述，很有点感动。他说了平常爱说的一句话：
“解放了，人的精神面貌也随着变化了。”他说他想见见这位可敬的人，妻子因为丈夫对自己的话难得这样有兴趣，很高兴，便说：“我去看看，他这时要在扫地，我就把他请来。”妻子出去一会，回去扫兴地说：“他不肯来，说正忙着扫地，没有功夫谈话。”
丈夫很诧异地问妻子：“你是说我请他了吗？”妻子点点头，丈夫更诧异了：“怎么，我请他，他还不肯来？扫地，什么时候不能扫！”
丈夫把大衣领整理一下，出门上班去了。
晚饭后，妻子终于把那位固执的老人找来了。走到门口，妻子便大声告诉丈夫：“你中午要见的那位同志来了！”丈夫正在低着头看报，想不起他中午曾约过什么人来，到门前一看，见一个腿有点跛的老人，双手抱着一把长大的扫帚，才依稀记得他是说过要见这个人的。
丈夫很殷勤地请老人在沙发上坐下，又给他倒了茶，但老人却找了一把椅子坐着。丈夫说：“你和我作了几年的邻居，我还一点不知道，真是抱歉。”老头说：“你们每天工作多忙，那还有功夫管这些闲事。”说着宽厚地笑起来。“你身体还好吗？”“托毛主席的福，浑身上下一点病也没有。”“家里几口人？”
“老伴、一个儿子、一个媳妇、两个孙子。”“这样说，只有一个人挣钱。”“儿子在工厂当钳工。”“听说你天天给这条胡同的人扫地，我找你来，是为了对你表示一点敬意。”老头又宽厚地笑起来：“不要这样说。不瞒你讲，作惯了活，闲不住。闲会让人生病的。大家都忙着为人民服务，我也该为大家尽点力……。”
丈夫没有这份耐心倾听老人的话，他一直看着老人的脚。后来他大声叫妻子：“把床底下我那双鞋送给这位同志，他的鞋破了。”
老人忙站起来说：“同志，我有鞋，我不要……”
丈夫说：“不用客气，带着回去穿，你给我们尽了两年义务，也让我给你尽点义务。”
老人诚恳地说：“同志，同志，我给大家扫地，不是想要报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不管老人说什么，丈夫不再听，站起来找张报纸包起皮鞋塞给老人。老人推开了纸包，大踏步跨出门槛。纸包掉在地下，丈夫茫然地站着，对妻子说：“这个人准是有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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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也谈出版社的多少
颜浩
子冈同志提出北京各种出版社办得太多，黎之同志认为相反，倒是有特色的出版社太少。我的看法是：两种情况都有，都成问题。
现在几乎政府有一个部就有一个出版社，尤以财经、工业、交通方面特别茂盛。君不见：有了财政经济出版社，还有财政、金融、统计三家；有了建筑工程出版社，还有建筑材料工业出版社。又不见：燃料工业部分成三个部以后，燃料工业出版社就一气化三清，分别挂出了煤炭、电力、石油三面招牌。更不见：森林工业部一成立，也赶着申请在林业出版社以外，再建立森林工业出版社。这里有个常识问题值得提出来，就是出版社首先要有著作的队伍。我们现在办了这么许多分工极细的出版社，而且有的规模甚大，究竟对这问题考虑了没有？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搞石油的专业人才，但设想石油工业在我们国家并没有多少年历史，这支队伍一定不会大。就算个个都能写书，是否已经非有一个专业出版社不可了？
缺少著作就靠翻译。但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最近就有个出版社提出：几年来翻译得差不多了，以后怎么办？
我们的建设才只是开始，各种专业队伍刚刚在成长。各种专业的著作力量不能不是极其有限的。但，出版事业却不问“基础”如何，只是一个劲儿细分专业的办起来，难道这不是脱离实际吗？为什么不可以集中一些，只办几个，或者各部都只设编译室，然后交给某一家出版社去印行呢？我看，只够一人办、而一人也办得了的事，却要设三人来办，这种情况就叫做“多”了。
当然，“多”的问题不只财经、工业这一方面。我对才办的戏剧出版社也很怀疑。现在不是“剧本荒”么？难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满足不了剧本的出版要求了么？
有庙就要有和尚，办一个出版社就得有一套人马。结果是下面干部越抽越空，工作越困难；而北京城里的生活，也就越来越紧张。
子冈同志提出“综合”一下，从这方面看，很有道理，值得考虑。
还有些出版社，要怎样办得有特色，不互相重复，的确也是大问题。特别是今年“高潮”以来，大家一窝蜂，挤着走一条胡同。其结果是：同一“养猪”，全国出了四十二种；同一“除四害”，全国出了三十八种。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凑了热闹，各出一套通俗的农业生产知识小丛书。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口称青年朋友，另一个则口称小朋友而已。
以地区分、以对象分的出版社，很容易只从自己一个摊摊来考虑满足读者各方面的需要，忘了不问是上海出的书、重庆出的书，它们在全国流通起来，并无什么严格的界限；而各个出版社的主顾之中，也都有工人和青年。忘了这一条而旁若无人，就会不知不觉地包打天下，处处“求全”，而终于，彼此都办成差不多的面孔。
仅仅说注意对象和地区的特点是不够的。特点这一条，有些书好办，有些书就很难。如若不信，最好是去翻翻三十八种“除四害”，看看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想想究竟能写出多大的不同？
所以，提到特色，就不能不再考虑一下以地区和对象分的一些出版社的分工和办大办小的问题。我看，可以大加调整，明确它们各自出书的重点，缩小一些范围，不要都包揽一大堆。特别要反对以多为胜，在一般化中追求增加品种，和盲目配合共同的任务，甚至明知重复，但也出下去的所谓“表态书”。
诚如黎之同志所说，人们需要的是各有鲜明特色的出版社。像现在这样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一些“综合性”出版社，的确要变一变了。
〔编者附记：副刊上发表了子冈、黎之两位同志的关于出版社的文章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和出版工作者的不同的反应。现刊出颜浩同志的一篇，以作小结，其余就不一一作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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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入团“难关”
他呀历史清楚，
生产积极，这个我也有数；
可就是会耍魔术，
那次晚会上他可耍得精彩。
可是，因此我总有个疑问：
他可能参加过反动道会门。
入团吗？那只好暂时不准！
他吗？表现确是不错，
车间的先进生产者，
大会上他也上台讲过话，
可就是有些美中不足，
爱提意见，是他最大的“缺点”，
批准他入团只是给自己增加麻烦，
他的问题只好再搁几天。
总之我耐心等待着他“转变”，
希望他有一天能有好的“表现”。
他也要入团？
嘿！球迷！
一提起他我就生气！
记得有一次在球场上，
为了我不肯和他一起打球，
他就说我不像个青年团的书记。
这不是打击领导？真是可恨可气！
他的缺点十分严重！
入团申请书只好给他暂时搁起。
张书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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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不能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成
读者董仲如同志来信说：人民日报11月27日社论“人民生活只能逐渐改善”的第十段有这样的话：
“我们经过艰难困苦，完成了两次伟大的革命……”我认为这提法是不恰当的。我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可以说“正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董仲如同志的意见很对，文中“完成”两字应该改为“进行”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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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最好折合成人民币
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外国的货币名称，例如这次我国赠送给埃及二千万瑞士法郎，我们就不知道合多少人民币。我希望报纸在发表这类消息时，最好注明这些外币合多少人民币。
（建筑工程部 苏振瀛）
编者按：本报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今后我们将尽可能地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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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宣传保护古文物的道理
看到11月30日七版上“西岔沟古墓群被掘事件的教训”一文后，我认为应在人民日报上多登载一些宣传爱护古文物的文章。现在不但一般农民不懂得为什么要爱护古文物，不少农村干部对这一点也缺乏足够认识，因此各地常发现类似的事件。在报纸上宣传爱护古文物的道理，很有必要。
（北京 李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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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报道基层体育活动
人民日报的体育新闻专栏，我们很喜爱。但我觉得报道厂矿、工地、机关的体育活动很少，这就削弱了对基层体育活动的指导。如果人民日报能适当报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对指导与帮助全国各地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将起一定作用。
（西安新华印刷厂 郭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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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国际版的“编者注”很好
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五、六版国际新闻中，编者加上两条注解，一条是关于罗马尼亚迎接明年初国民议会选举的，一条是关于印度尼西亚卢比斯被捕的。这样作很好，我们可以从编者的介绍中，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件事情，增加一些国际问题的知识。但12月9日刊载的哥穆尔卡同志的讲话中提到的“比得哥熙事件”“米科拉兹柯先生”，读者不是都了解得很清楚的，也应该加注说明一下。
（陈如舒 郑绍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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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有些文言语句应加注解
人民日报11月8日登载的“语言的光辉”一文的作者，在文中引用了几个文言语句，后面都注有解释，我觉得这样做不算多余。希望作者在不易懂得的文言语句之后，加上必要的注解。 （温广彦）